中国古代商人
　　秘而不宣的经商十诀
　　
　　※ 知地取胜，择地生财
　　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地形对作战之重要，为将者不可不察也。经商如作战，商场如战场，智慧的将帅往往会占据有利的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 时贱而买，时贵而卖
　　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卖，虽贱已贵。强调商人要善于捕捉商机，把握时机，不失时机地买进卖出。商业的利润源于买卖的差价。一旦发现买卖的时机一到，要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当机立断。
　　※ 见端知未，预测生财
　　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雪亡国之耻，终日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得知吴国大旱，遂大量收购吴国粮食。第二年，吴国粮食奇缺，民不聊生，饥民食不裹腹，怨声载道，越国趁机起兵灭了吴国。苦心人，天不负。越王终成霸业，跻身春秋五霸之列。这里越王勾践作的是一桩大买卖，他发的财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个国家和称雄天下的霸业。是商贾之道在政治上运用的成功典范。
　　※ 薄利多销，无敢居贵
　　先秦大商理论家计然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司马迁说过：贪买三元，廉买五元，就是说贪图重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
　　※ 雕红刻翠，留连顾客
　　豪华的装饰，反映一个店铺的实力，于是店堂设计画柱雕梁，古色古香，金碧辉煌，极尽铺陈之能事，以迎合达官巨贾、贵妇名媛追求高雅的消费心理。在服务上进门笑脸相迎，出门点头送行。京师市店，素讲局面，雕红刻翠，锦窗绣户。敬客如神的作法加上高贵典雅的装饰，使众多顾客如坐春风，一见钟情，留连忘返、百顾不厌。
　　※ 以义为利，趋义避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取利，德兴财昌，舍义取利，丧失了义也得不到利，为商者应深以诫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有余殃。如果一个经营者有长期的理性和智慧，他必不会用恶劣、卑鄙之手段去获利；用恶劣的手段去做任何生意，最终将会失去已获的利润。
　　※ 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资金不足，必须善于使用，使用的目的也是获利，唯有资金与商品流通不息，才能使利润滚滚而来。贮藏的货物要完好，腐败而食之货勿留；货币不能滞压，货币和商品流通了，买卖就活了。
　　※ 奇計胜兵，奇谋生财
　　兵家常说：将三军无奇兵，未可与人争利，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书中还列举了卖油脂的雍伯、卖肉制品的浊氏等商人，他们都是掌握一技之长，经营奇物的商品而致富的。后世的张小泉剪刀铺亦然。
　　※ 居安思危，处盈虑方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古人关于经商理财的记载中还有：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则百事废；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由此可见，经商者居安思危，勤俭为尚。处乎其安，不忘乎其危。少一些安乐，多一份忧患，将使经商者进入佳境。
　　※ 择人任势，用人以诚
　　孙子曰：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故善战者，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势。清道光年间的黔商胡荣命在江西经商50余年，由于他以诚待人，童叟无欺，名声大著，晚年罢业回乡，有人要求以重金赁其肆名，他一口回绝，并说：彼果诚实，何籍吾名也！
　　
　　齐鲁商业的
　　历史文化
　　
　　齐鲁商业文化肇始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在此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又有所发展与完善。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地域文化，齐鲁商业文化已成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
　　先秦秦汉时期，齐鲁的商品经济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齐鲁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有关，又同工商管理政策相联。齐鲁之地虽然很早就得以开发，但限于地处丘陵，沙质土壤，农业难以发展起来，而以桑麻、渔盐见长。至西汉司马迁时，齐鲁已出现经营千亩桑麻的专业户。管仲相齐，整顿士、农、工、商的户籍，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和管理。另外还实行“官山海”的政策，对山海之利（主要是盐铁）实行国家控制，以照顾各方利益。晏婴作齐相时，为巩固统治，采取了工商不变，即工商业坚守其业，搞好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工商管理政策，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直至战国，齐国重视发展工商业的传统，使其工商业仍旧十分发达。
　　齐鲁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主要表现在商品种类的众多、货币的通行、城市商业的繁荣及众多商贾的出现等方面。齐鲁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出产的鱼、盐、漆、布、帛等，丰富了商业市场的花色品种。商品的交换促进了货币的发展。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齐鲁经商之人不断增加，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商人。其中，既有众多从事一些“坐列贩卖”之类小本生意的中小商人，也不乏为史书有所记叙的大商人。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商人曾以经商致富，并参政为官，由此就使经商活动获得了端木生涯和陶朱事业的称誉。
　　工商管理政策是统治阶级出于一定的目的，对工商经济进行调控的行动指南，为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私营工商业不加限制地放任发展，就会促使富商大贾大量地分割封建国家和百姓的财富，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其对农民的疯狂盘剥，严重地损害了新兴封建政治的统治基础；另外，经营商业较好的收益，还会诱使农民弃农经商，影响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这些都对兼并战争极为不利。如果说战国以前的工商管理政策使齐国逐渐走向富强的话，那么，战国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则极大地削弱了齐国的综合国力。与之相反，秦国推行商鞅制定的抑工商政策，即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在国家的干预下，有限度地发展商品经济。虽然这种工商管理政策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却增强了秦国的综合国力，促使秦“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战国时期齐、秦两国号称东、西二帝，原本都有统一全国的实力。但不同工商管理政策的采用，加之其它因素，便造成了齐衰秦强的局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商业文化对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作用与影响。
　　战国秦汉时期是齐鲁商人形成经营之道的重要时期。他们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在继承前人，特别是春秋时期自由商人较为丰富的经商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套包括预测分析、经营谋略、业务作风等较为完善的经营之道。这些行之有效的经营方法，不仅为“当世”和后世的人们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提供了参考与指导，还为我国古代商业经营管理理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构成我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子贡就是一个有较强预测分析能力的商人。范蠡在这方面则表现得更为出色。他不仅预见到市场上商品“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变化趋势，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还预见到“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定陶，是经商的好去处。故到那儿经营，取得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的经济效益。对商业经营活动内部关系，要以“能择人”的方式予以解决。良好的业务作风是商业经营活动的保障。其中，吃苦耐劳的精神、热情周到的服务，为商人走向成功铺平了道路。善于处理主仆关系，会充分调动部下的积极性，上下精诚一致获得经营的成功。刁间就喜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奴虏，并大大提高他们的待遇，以致出现了宁做刁氏奴，不为国家自由民的怪现象。由此，刁间积聚起“数千万”的商业资本。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必会在思想领域有所反映，促使各种经济思想的产生。先秦秦汉时期，齐鲁商品经济的较高发展水平，为经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战国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就把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无论是贱利贵义的义利思想、足食足兵的富国思想、轻薄税敛的赋税思想、黜奢崇俭的奢俭思想，还是空前绝后，洋洋洒洒十万言的经济学巨著《管子》，都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构建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我国经济思想以至我国古代经济本身的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
　　
　　王府井商业街
　　
　　王府井大街位于市中心的东长安街北侧，南起长安街，北至灯市西口，东接金鱼胡同，西连东安门，全长一千八百多米，距今已700多年历史。最早是元代中央三大衙署中的枢密院和御史台分布在这条大街上。清代，大街上共建有八座王府和公主府，后来又打出了一口供王府饮用的甜水井，从此将这条大街称为王府井大街。王府井大街最早的商业活动起源于明代，清光绪二十九年在八旗兵神机营废弃的练兵官场上建起了新东安市场，随着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形成，一些为洋人服务的银行、商号落户王府井，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甚至后来居上，一跃成为“京华第一商业街”、“领袖新潮的商业街”。到了光绪29年，东安市场形成，王府井开始向商业街发展，成为北京的四大商业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