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世界任何其他政党，它的存在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内生的现象，无疑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它的非凡成就在于其能够在100年的历史中，找到一种将巨大改革能力与中国社会和文化深刻结合的方法。可以说，中国在经历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之后，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重要性无与伦比。
　　在理解中国共产党这件事上，西方做得极其失败。这种无知在2016年后又达到新的高度。中国共产党被等同于苏联共产党。但是它们几乎没有共同之处。苏共在历史上的失败是灾难性的，而中共无疑是过去100年中最成功的政党。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是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早在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本土化了。而且，中国共产党植根于儒家思想，或者可以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混合体。中国共产党是与中华文明同样复杂，并由中华文明塑造的产物。

　　西方坚信一党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其欠缺内在的改革动力。但这并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相较于世界任何其他政党，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卓越的改革能力。例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坚定地推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进行了社會主义市场经济探索，并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这种发展路线的根本变革只能是一个深深植根于社会并拥有强大自信的政党才能执行的。中国共产党立足实事求是，在改革开放期间坚持该原则，眼下种种更是实事求是这种精神的展现。专业主义、经验主义和科学方法是中国治理的标志。
　　西方对于国家治理的关注大多着眼于选举民主，国家能力则被放在了次要位置。而中国则将国家能力放在首要地位。这种情况在历史和当下都与精英治国紧密相关。在中国，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力量，社会就无法运转，这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传统。但中国的核心精神在于，有能力在全新的时代重新构建、重新定义中国。两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中国治理的超凡竞争力：一是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二是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成功。

　　因为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巨大体量，中国是独特的，它从未将自己视为别国治理的榜样。中国从来没有要求其他国家要变得跟自己一样。与美国、英国或者苏联不同，中国共产党从不认为其政治制度可以成为别国的模板。中国的崛起也没有改变这一点。但长远来看，我们应当意识到，随着中国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其他国家可能在不同方面将中国视为范本，比如经济政策、疫情应对、科技创新、治理能力或者气候变化应对。
　　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在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大约30年后的事。在这之前，大家只能推测中国能够到达的地方和达到的高度。中国很有可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体，两倍或三倍于美国的体量，国民将享有极高的生活水平，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旅行所需的时间将大大减少。
　　届时，中国大部分人口是2000年之后出生的，他们未曾经历过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换句话说，人们的期待将大为不同。治理和领导一个持续变化的国家，将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内在的变革。将务实与从长计议的中国传统结合在一起是非常好的立足点。可以肯定的是：基于过往的成绩、治理能力和变革能力，中国共产党仍将是中国的领路人和设计者。
　　（本文英文稿原发《环球时报》英文版，中文稿经作者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