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伊始,学者们就开始了某种比较性质的研究。开始可能是不自觉的,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自觉的研究也多了起来。各种各样的研究成果不时可以看见。一些普遍化的概括几乎成为常识和定论,譬如,西方人讲“用脑”,中国人讲“用心”;西方人的思维方式重理性和逻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重直观和体悟;西方人讲天人二分,中国人讲天人合一;等等。但是,这些概括有没有充分的支撑呢?有了这些结论之后又怎么样呢?这就涉及比较哲学的方法论问题。
　　实际上,比较哲学的问题相当复杂。到底什么是比较哲学,它与哲学比较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进行比较哲学研究,比较哲学如何可能,如何进行比较哲学研究,谁有资格进行比较哲学研究,比较哲学研究的目标在哪里,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都需要深入的讨论。进行具体的比较研究的学者可能都有自己的方法论,但就我的有限阅读来看,张志伟教授的《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如何可能——简论比较哲学的几个理论问题》第一次对比较哲学的理论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讨论,令人印象深刻;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余纪元教授的《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则为比较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例证,这本书及其作者可以作为一个生动的个案,为比较哲学的上述理论问题提供某种答案。
　　《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英文书名The Ethics of Confucius and Aristotle: Mirror of virtue, 2007年由英国著名学术出版社Routledge出版,中文版2009年3月推出。这本书对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进行了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是怎样进行的呢?书中有一节专门提出了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我把它概括为三个问题:
　　
　　一、 比较研究是否可能
　　
　　把两种东西放在一起比较,前提自然是二者具有可比性,或者关联性。八竿子打不着、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没有比较的必要性。比较研究是否可能的问题,实际与两种哲学或文化是否可以通约的问题相关联。麦金泰尔认为,不同的哲学体系各有其自身解释性与推理性的内在标准,而且也各有自己的哲学心理学、政治学与社会学,因而它们是不可通约的。余纪元认为,不可通约不等于不可比较,文化的差异性不是比较哲学的绊脚石;相反,揭示和认同这些差异正是比较哲学所能提供的最大益处。不同的文化传统有着不同的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通过比较才能够发现其不同的假定和推理模型。
　　至于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二者当然具有可比性。比较二者的最终基础在于人类的基本经验。具体来说,它们二者所考虑的都涉及怎样成为一个好人的问题,以及对于人类自身来说什么是善的。同时,这两个伦理学体系各有其语言与概念体系,各自的文化和社会背景,这些塑造了各自在处理人性共同问题时的差异性视角。这本书要做的就是对诸多差异的饶有兴味的揭示。
　　
　　二、 比较研究的方法和目标
　　
　　比较研究的具体方法有两种:一是相互映照的“镜子法”;二是“拯救现象”法。余纪元对它们进行了阐释。
　　“镜子法”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朋友如镜”论。亚里士多德说,当我们想看清自己的长相时,我们借助镜子来看;当我们想认清自己是怎样的人时,我们通过自己的朋友来了解。朋友是第二个自我,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伦理学可被视为彼此的镜子。我们诚然可以通过阅读他们各自的著述去了解他们的思想,正如一个人没有朋友也可以过活;不过,如同有了朋友可以活得更好一样,通过比较,可以获得对两者的更好理解。具体来说,把他们作为彼此的镜子,可以使我们反思他们各自伦理学的传统根基,考察他们那些未经审查的预设,并解释他们何以用各自的方式构建自己的伦理学。
　　“拯救现象法”是亚里士多德做哲学的典型、常用方法。它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收集和设立现象即各种不同观点和意见;第二步,讨论和分析这些观点之间的冲突和疑难,看看不同的观点各自有什么道理,哪个对、哪个错,在什么意义上对、在什么意义上错,类似于披沙拣金;第三步,保留这些观点中的真理成分。把它运用到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上,则可以这样进行它们的比较工程:首先,由于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都涉及如何成为一个好人(君子),所以它们可以被视为不同传统之下的可比较的现象;其次将二者并置在一起,考察它们的一致与对立的要点;最后,保留住呈现在这些现象中的真理。
　　运用上述两种方法,比较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显现出来。余纪元是这样概括的:比较哲学的目标是镜映双方,以增加自我理解和彼此的相互理解,并发现各种现象中包含的整理因素。换言之,确立一个唯一的胜利者对一种比较研究而言既无必要,也没有益处。
　　
　　三、 谁适合进行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尤其是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的特殊性对研究的主体有较高的要求。
　　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意味着要理解不同语言的文本,“这一理解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中是可能的,各自立场的理论信徒能够去学习其对立面的语言,他们因此尽量地将其他语言作为第二母语”。(麦金泰尔语,转引自该书第10页)这要求研究者对另一种语言不仅能够看懂、听懂,还要能够顺畅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传统之间自由出入。
　　能够满足这样要求的学者人数是少的。当今活跃在学术界的中国人文学者大多懂得外语,有过海外游学经历,甚至有人在英文杂志上发表专业论文。但是,自如地以外语与国外学者讨论学术问题,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学术理路等方面都足以构成与外国学者平等对话的一方,能够达到这种层次的学者就少之又少了。这也是高水平的比较哲学研究著作相当少见的主要原因。由于存在着先天的不足,过去所出版的比较哲学研究成果往往容易形成以下几种缺欠:或者流于肤浅的格义功夫,缺乏问题意识;或者陷于鲁莽的、没有充分依据的普遍化概括;或者把自己的传统强加于对方;或者自说自话,无法与对方传统中的研究者进行交流。
　　本书作者余纪元教授则是有资格做比较研究的人。他在中国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后留学意大利、加拿大,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讲授希腊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发表英文论文和专著多篇(部),对希腊哲学有专门研究,英语对他来说堪称第二母语。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后,相继有几位美国哲学教授写专业书评与他进行讨论,这才称得上“学术交流”。
　　由于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的比较哲学研究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种语言上的要求就不仅仅针对中国学者。作为中国人,我们在希望西方学者学习汉语的同时,应该对自身提出更高的要求:有能力做一个跨文化的研究者。因为我相信,在全球化的时代,需要进行跨文化研究与对话的应该绝不仅仅限于比较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