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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琉璃厂老铺，缘于对近代铜刻文房的收藏。老铺早已不在了，可当年出版的书籍、制售的物件还有遗存，被收藏者珍视，于是关于老铺的话题时常被提起。荣录堂是琉璃厂最悠久的老店铺之一，是最有名的老搢绅铺。搢绅（也作缙绅），指有官职的或做过官的人。《搢绅录》（图1、图2）（又称《爵秩全函》《中枢备览》等）是记录全国范围官员名册一类的专书，详细记载清朝职官制度的基本情况和任职官员的履历，制度方面登载内外职官品级、赴任凭限、驿站路程、职官总目、官员相见礼仪等，可略窥清代的官职设置和官员构成。此类书在清代官场流行，除官刻本外，坊刻属京都琉璃厂荣录堂所刻最多。荣录堂大约在民国年间就已消失，近百年后这冷僻的掌故还能引起共鸣的，还是在古籍、笺纸、墨盒收藏的圈子里，知晓和喜爱这三样琉璃厂名物的，还是大有人在的。
一、《荣录堂起首搢绅老铺记》释读
荣录堂原来的名字是荣禄堂，是由“禄”改为“錄”的，在繁体字里，只改了一个偏旁部首，字异音同，改动是极小的。这在当时，对生意的影响是很小的，音没有变，言谈话语、口口相传中没有差别。但是招牌变了。和文字招牌相关的，如店招、书籍笺纸牌记、墨盒底铭等都要变，还是有些差别，那么，好好的“荣禄堂”，为什么要改名“荣录堂”呢？
荣录堂改名的原因，按通行的说法，那就是避讳，为了避清代同光年间的重臣荣禄的名讳。
徐珂《清稗类钞》中有《爵秩类》 篇，首页有《爵秩全函》 节，内容为：
京外大小文武百官之职掌、姓名、出身、籍贯、字号，有记载之专书，曰《爵秩全函》，一曰《搢绅全函》，又曰《搢绅录》，略同于明之《同官录》，日本之《职员录》。盖京师琉璃厂南纸铺中人，就吏、兵二部之胥吏，详查档册，汇而成编者也。有爵者亦记之。别有专载武职之单行本，曰《中枢备览》。岁出四版，分春夏秋冬四季。其书以红纸为面，黄纸为签，绨锦为帙。官吏之入都也，辄买之，归以遗戚友。
此书版权，初为吏部书吏某所专有，盖在乾隆末造和珅当国时，某以数千金贿珅，始禁止他人发行。久之而为各南纸铺所效尤，其最初者为荣禄斋，旋以荣禄二字嫌于僭，乃改禄为录。
徐珂文中，“久之而为各南纸铺所效尤，其最初者为荣禄斋，旋以荣禄二字嫌于僭，乃改禄为录”，这种说法不仅仅是文献记载，还有实物可证，这便是如今所见《搢绅录》中多有夹订的两页红印小纸——“荣录堂”自印的“更名启事”——《荣录堂起首搢绅老铺记》。
图3、图4所示是不同年份的《搢绅录》中夹订这两页纸的大致情形。其文字内容是一样的，录文如下：
荣录堂起首搢绅老铺记
本堂原名荣禄，历有年矣。继思列棘槐而载籍，固足为荣;售梨枣以谋生，何敢言禄？且饰三间门额辄悬一品之封衔，虽壮观瞻，终虞僭妄，爰更为“录”，存钞胥之实也。乃有店属张新名。惟窃旧掌故之搜罗未遍，牙慧则拾取为工;细参渡豕之讹，自识饮羊之伪;音同意异，岂如鸟篆之难详;别户分门，未必鱼珠之可混。特镌告白，尚幸垂青于斯，是为记。京都琉璃厂东北园对过便是。
相信对这篇文字，爱好琉璃厂名物的收藏者是感兴趣的。这页红印小纸的文字风格和清盒铭文很类似，概是当时琉璃厂的流行语风，是常逛琉璃厂的文人、士子们熟悉和喜闻乐见的。
实物犹在，原汁原味，它所给予我们的信息量超过文字本身。荣录堂出版的搢绅录在各大图书馆和古籍市场略有存量，从这份夹订的红色广告纸不难看出，而实物、图片比单纯的文字要有趣味得多。当然，即使单纯释读文本，也很有话题可讨论。
“荣录堂起首搢绅老铺记”，“起首”是最早、创立的意思。“本堂原名榮禄，历有年矣”，荣禄堂有很悠久的历史，这在后文中还要谈到。“继思列棘槐而载籍，固足为荣;售梨枣以谋生，何敢言禄”，是说继而想来和公卿同列书籍，固然足够荣耀;买卖书籍赚钱糊口，怎能和朝廷俸禄相提并论？“且饰三间门额辄悬一品之封衔，虽壮观瞻，终虞僭妄，爰更为录，存钞胥之实也。乃有店属张新名。”是说三间店铺的门额上挂着一品大员的名号，虽然看着气派，但终归是有僭越狂妄的顾虑，所以把“禄”改为“录”，保留本店专业抄写的事实，于是把店铺悬挂新的名字。这段话容易懂，但也有几点信息值得深究。比如“三间门额”，说明当时荣录堂是面阔三间的门脸，这在寸土寸金的琉璃厂，不是小店。“一品之封衔”，指的是“荣禄”。皇公贵族在琉璃厂玩票开店，这在当时是有的，比如“赏奇斋”“笔彩斋”等，但这家“荣禄堂”恰恰不是，它是一家老店，和官运亨通、如日中天的荣禄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荣禄（1836—1903），字仲华，号略园，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出身于世代军官家庭，以荫生晋工部员外郎，后任内务府大臣、工部尚书，出为西安将军。因为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留京任步军统领、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辛酉政变后，为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赏识，官至总管内务府大臣，加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光绪二十九年卒，赠太傅，谥文忠，晋一等男爵。
学者张玉芬有《论晚清重臣荣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一文称，荣禄是同治七年（1868）八月加身一品顶戴的（原文是“同治七年，捻军大败清军的围追堵截纵横驰骋于直隶、山东、河南数省。为防堵捻军，荣禄受命随同奕亲王訢襄办巡防事，授右翼镇总兵。捻军起义被镇压后，清廷论功行赏，赏荣禄头品顶戴”）。刘蔷著《清华园里读旧书》（岳麓书社2010年1月出版）中，有《荣录堂与清代搢绅录之出版》（第187-202页）一文，提到同治九年庚午夏季、光绪二十年甲午秋季、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夏季荣录堂刻本《搢绅全书》第一册中，就已夹订了红印的《荣录堂起首搢绅老铺记》广告纸。同治九年（1870）庚午夏季的《搢绅录》已夹订有这更名广告红印小纸，说明至少1870年荣录堂已经更名。
我们继续来读这红印小纸上的文字内容：
“惟窃旧掌故之搜罗未遍，牙慧则拾取为工;细参渡豕之讹，自识饮羊之伪;音同意异，岂如鸟篆之难详;别户分门，未必鱼珠之可混。”紧接着的这段话，虽然用了僻典，但字面意思还是能理解。笔者对这段话的解读是：“只是私下搜罗历来资料不敢说无遗漏，照搬照抄还是很卖力;只要仔细鉴别审核，是知道羊喝饱水是冒充分量的;音没变意思变了，哪像鸟虫篆书那么不容易认;另立门户，不一定就可以鱼目混珠。” 笔者素对古文有学习的兴趣，但资质愚钝，对这段话的理解，不知有没有大的错讹。古文写作自有规律，日常的练习称为“制艺”，讲究惜墨如金，字必有意。古文无标点符号，断句的关键，即在文言虚词的运用和句法的内在呼应。但就这段文字来说，语气很重且暗含机锋，尤其“别户分门，未必鱼珠之可混”之言，让人颇生猜测。广告文字要力求简洁精炼，因要多次刷印装订，为节约纸张人力计，也要务实避虚。在笔者看来，假如真是为了有虞僭越而改名，这篇红印小纸上的文字，去掉后面这段话，也是可以的。要知道，去掉这段话，一页纸刷印足矣，而我们目前看到的，都是两页红印。为什么还要说拾人牙慧、渡豕之讹、饮羊之伪、别户分门、鱼目混珠之类的话呢？以琉璃厂资深商家的做派，此类商业说明文字冗言务去，绝没有故意掉书袋、卖弄文采的必要，除非是另有所指。
那么，荣录堂当年更名，除了避讳虞僭之外，是否还有别的、难以明说的原因呢？是否当时又新出了一家“荣禄堂”店铺，于是一条街上就有了新老两个“荣禄堂”，二者或者没有关系，或者关系不睦，于是老店索性更名（素有更名之念）以撇清关系？假如真是这样，文章中的别户分门、鱼目混珠之谈，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二、文献中关于琉璃厂荣禄堂、荣录堂的记载
考据最忌讳以今人之思维度古人之行迹，还是要有实物或文献的证据。我们穿越回同光年间的琉璃厂是不可能的，但一些历史文献帮助我们实现了部分的琉璃厂原景重现。
我们现在所谈的，是150多年前的琉璃厂。那是现代工商业的启蒙时期，品牌意识、商标意识还处于萌芽时期，虽有类似行业公会的组织存在，但并不像如今的工商局那样具有公信和权力。在一条街上，出现重名的有关系或没有关系的店铺，是常有的事。就像著名的王麻子剪刀店，由于多有重名，便有了“老王麻子”“老老王麻子”说法。在琉璃厂，在几乎同一时期，有两个“荣禄堂”也是可能的。
描述琉璃厂书铺的文献，重要的有李文藻《琉璃厂书铺记》、缪荃孙《琉璃厂书铺后记》和孫殿起《琉璃厂书铺三记》，均载于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
孙殿起《琉璃厂书肆三记》开篇说：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益都李南涧作琉璃厂书肆记，越一百四十二年，江阴缪筱珊续撰琉璃厂书肆后记。李氏在京之日，正值四库开馆，举天下之书群集京师;缪氏虽晚出，而亦是士林讲究版本，争先恐后之时，蓋均为琉璃厂书肆业务繁昌时代。清末以至今日，又二十余年，北京书业变化万端，予厕身其间，见闻所及，辄为笔述，因作三记;非敢冀作李缪两记之续，聊资后来撰书林之参考云尔。
李文藻文作于乾隆己丑（1769），文中并未出现荣禄堂;缪荃孙之文作于鼎革之际，是在1911年，文中提到了荣录堂，“路南有有益堂丁氏、荣录（疑为禄）堂丁氏、松筠阁刘氏、槐荫山房马氏......”，惜文词简略，未能详谙。孙殿起文虽年代较后（约写在1930年），但内容详细，可资深考。
孙殿起述及琉璃厂路南书铺，由东向西，起自蔚文堂，十四家店后，有列“荣禄堂”（注意禄字为福禄之禄）：“丁福毓，字蕴卿，束鹿县人，于光绪十年开设。至民国易梅俊卿经理，后俊卿侄兰洲承其业。凡经营四十余年歇。近易博文斋文玩铺。”
又十五家店后（已近琉璃厂中部），有列“荣录堂”（这是我们要说的荣录堂）：“荣录堂，刘姓，山西人，于光绪某年开设南纸铺，代售搢绅录。经营四十余年歇。近易复盛斋文玩铺、醴泉阁字画铺。”
《琉璃厂小志》中，另有《记厂肆坊刊本书籍》一文，为孙殿起、雷梦水合著，谈及“荣录堂刊书”，列有《朝市丛载八卷》（李虹若辑，光绪十二年刊，袖珍本）等六种书籍。在该文“发售搢绅各店”一节中，列有“荣录堂”，并注明“荣录堂（刘会岫，山西人）”。
除了《琉璃厂小志》之外，还有一份史料，值得重视。这便是清代著名学者王仁俊所作《海王村所见金石书画记》。这份史料十分稀见，其并未出版过，只存稿本（存国家图书馆）。这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二十一日至八月十六日王仁俊在京师公干期间、所撰写的一部有关琉璃厂的文献合集，包括书目一部、书肆和古玩店表二篇及日记一部。这是一部实地调查的资料稿本，记录了庚子之变之后的1905年琉璃厂的情况，早于缪荃孙《琉璃厂书肆后记》（1911年），其中的资料并未被孙殿起撰写《琉璃厂小志》所引录，想来是未见此稿本（因为是稿本并未印行）。其中日记部分写到：
（七月）十一日，至厂观书碑，拟考察书铺，撰表。
（七月）二十八日，游琉璃厂，凡厂肆东西头书铺碑铺古玩铺无论大小，不到者寡矣。嘱谭笃生细细考察，余遂撰一表。盖以庚子后，文献已渐不足征矣。欲如乾隆己丑时李文藻所为琉璃厂买书记之盛，已有白头宫人说天宝遗事之概焉。
谭笃生为琉璃厂书贾，开有正文斋书铺。有其协助，加上王仁俊的亲自走访，其所撰的《琉璃厂书铺表》和《琉璃厂古玩铺表》可以认为是真实可靠。
在王仁俊《琉璃厂书铺表》中，亦同时列有“荣录堂”和“荣禄堂”书铺：
路南 自东 铺名 铺主（姓名籍贯） 售书大概
一 蔚文堂广版书籍又殿本
七 荣禄堂 丁韵卿 搢绅石印 南书发兑
十四 荣录堂 刘老西 精搢绅南纸张
由王仁俊所列表可以看出，至少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这个时间节点上，琉璃厂不足一里路的同一条街上，是“荣录堂”“荣禄堂”并存的，而荣录堂改名之前叫“荣禄堂”，结合孙殿起关于两店起于光绪某年、光绪十年的记载，两个荣禄堂是有可能在某一时期是并存的。
需要明确的是，荣录堂（原名荣禄堂）是老店，所在的位置是“琉璃厂中间路南”，店主是刘会岫，山西人，王仁俊表中“刘老西”，即是刘姓山西人的意思，这在琉璃厂是通行叫法;业务是“精搢绅”，指木版印刷《搢绅录》。而后起的荣禄堂，店主是丁韵卿（孙殿起写作丁蕴卿），河北束鹿县人，所在的位置是琉璃厂东头路南;业务是搢绅石印、南书发兑。石印是舶来技术，是对木版印刷有冲击的新技术，因此丁氏荣禄堂是新店。 荣录堂的改名，除了有虞僭越的原因，极有可能是琉璃厂有了两个荣禄堂。而刘氏《荣录堂起首搢绅老铺记》后面一段近于夹枪带棒、含沙射影的话，或许就是针对丁氏的。这一观点，就笔者目力所及的琉璃厂文献中，从未见有人提及。
三、荣录堂悠久的历史和更名的时间
“本堂原名荣禄，历有年矣”，荣禄堂历史的悠久，从搢绅录的收藏可见端倪。
刘蔷《荣录堂与清代搢绅录之出版》文中有“搢绅老铺荣录堂”一节，说：
李文藻称荣录堂开设于光绪年间，实则此书铺的前身荣禄堂早在道光年间就已出现，目前看到荣禄堂所刻搢绅录，最早有道光十四年冬季、道光十九年至三十年全年四季诸种，可见“荣录堂起首搢绅老铺记”中“历有年矣”并非虚言。荣录堂刊刻搢绅录的历史，至少从道光年间开始，盛于同光两朝，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前后80余年。
刘文此论，除了首句行文失检（李文藻是乾隆时人，怎会预知光绪年事？文中两次提到《琉璃厂书肆三记》，皆归于李文藻名下，有误，实为孙殿起续作），大抵是符合事实的。而学者张英宇有《清代搢绅录略考》（载于《文献》杂志1984年第一期）一文，把知见荣禄堂刊刻搢绅录的最早时间，提前到了康熙年间：
北京地区图书馆所藏最多的，是光绪、宣统两朝的荣录堂刻本。它原名荣禄堂，所见康熙二年夏季的“大清搢绅全书叙”，末尾所属就是这个堂号。而光绪十年后，荣录堂刻本叙称从荣禄堂改名。直到民国六年秋季它还印售过搢绅全书，前后达二百五十余年。
荣禄堂改名荣录堂，以前一般认为始自光绪五年（1879），但有证据证明实际要更早。
刘蔷《荣录堂与清代搢绅录之出版》一文中称同治九年庚午夏季、光绪二十年甲午秋季、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夏季荣录堂刻本《搢绅全书》第一册中，都各夹订了一页红印的《荣录堂起首搢绅老铺记》广告纸，说明至少在同治九年（1870），荣禄堂即已改名“荣录堂”。我们前文提到过，荣禄是同治七年（1868）八月加身一品顶戴的，而《荣录堂起首老铺记》中又有“三间门额辄悬一品之封衔”之字样，结合搢绅录的出版情况，我们把荣禄堂改名的时间，推定为同治九年（1870）左右较为合理。
四、从《朝市丛载》看荣录堂的经营范围
荣录堂是刊刻搢绅录的老铺，我们见到墨盒底铭有“荣录”字样的，至少有三种（图5），分别是“荣录选置”“荣录堂”和“荣录”。也有寅生刻真品墨盒底铭为“荣录”的，可见陈寅生也在这家店里挂单。那么我们要问，出书的荣录堂和出售墨盒的荣录堂是一家店吗？或者说，荣录堂除了刊刻发售搢绅录外，其经营范围还有什么呢？
荣录堂是老牌书店，以编辑刻售《搢绅录》闻名，因此也叫“搢绅铺”，其代售墨盒等文具也有文献可稽。如光绪丁亥（1887）年的一本《朝市丛载》（图6）书中就有相应的记录。这是一部清代光绪年间多次再版、广为流传的北京旅行指南，记述清时京师都城、衙署、厂肆、人物、文物、掌故等的书籍。此书“板存荣录堂”，可理解成是荣录堂刻板发行的，因此在介绍琉璃厂的店铺时，说到别家则简而又简，说到自家就尽可能的详细。在列了店名、地址后，在“专办”中，即列有下述经营范围：进呈搢绅红黄绫纸奏折装订黄册各种新例、万寿贺本正副表文、赤金冷金喜寿围屏、湖笔徽墨泥金颜料、古锦荷包八宝印泥、精刻银铜墨盒文具。这里说“精刻银铜墨盒文具”，墨盒文具即除了墨盒还有镇尺、笔架等其他，“精刻”是说这都是有刻工的，“银铜”是说材质，有银有铜，当然也可能是说白铜赛银。
五、荣录堂主人刘会岫
荣录堂所出笺纸也是收藏爱好者喜爱的文房品类，其精品赏心悦目，令人爱不釋手。图7、图8所示是荣录堂早期笺纸。
郑振铎《访笺杂记》中说：
静文斋的附近，路南，有荣录堂，规模似很大，却已衰颓不堪，久已不印笺。亦有笺样簿，却零星散乱，尘土封之，似久已无人顾问及之。循样以求笺，十不得一。即得之，亦都暗败变色，盖搁置架上已不知若干年，纸都用舶来之薄而透明的一种，色彩偏重于浓红深绿，似意在迎合光、宣时代市人们的口味。肆主人须发皆白，年已七十余，惟精神尚矍铄。与谈往事，袅袅可听。但搜求将一小时，所得仅缦卿作的数笺。于暮色苍茫中，和这古肆告别，情怀殊不胜其凄怆。
郑振铎《访笺杂记》作于1933年11月。以郑文所记，荣录堂“肆主人须发皆白，年已七十余，惟精神尚矍铄。与谈往事，袅袅可听”。此人也许就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王仁俊列表中的刘老西，按孙殿起的记载，他的名字是刘会岫，山西人。从年龄上推算，王仁俊到店时刘会岫如果四十多岁，到了郑振铎来访时“年已七十余”，还是说得过去的。这个刘会岫，也许就是荣录堂改名时（1870年）店主人的后人，果真如是的话，估计是孙子辈的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当年经营精刻搢绅录的“荣禄堂”，大约在同治九年（1870）左右更名为“荣录堂”。其改名的原因，除了店名与一品大员荣禄重名，有僭越狂妄之虞，或许还与琉璃厂上有一家新开重名的店铺（店主丁姓，店名荣禄堂）有关。荣录堂经营搢绅录，从事书籍出版，也经营墨盒等文具。此论主要以《荣录堂起首搢绅老铺记》（红印更名广告纸）的文本为依据，以琉璃厂文献和墨盒实物等为佐证。由于笔者资料有限，见识谫陋，信为抛砖之语，讹误之处，乞望博雅诸君不吝教正。
一、《荣录堂起首搢绅老铺记》释读
荣录堂原来的名字是荣禄堂，是由“禄”改为“錄”的，在繁体字里，只改了一个偏旁部首，字异音同，改动是极小的。这在当时，对生意的影响是很小的，音没有变，言谈话语、口口相传中没有差别。但是招牌变了。和文字招牌相关的，如店招、书籍笺纸牌记、墨盒底铭等都要变，还是有些差别，那么，好好的“荣禄堂”，为什么要改名“荣录堂”呢？
荣录堂改名的原因，按通行的说法，那就是避讳，为了避清代同光年间的重臣荣禄的名讳。
徐珂《清稗类钞》中有《爵秩类》 篇，首页有《爵秩全函》 节，内容为：
京外大小文武百官之职掌、姓名、出身、籍贯、字号，有记载之专书，曰《爵秩全函》，一曰《搢绅全函》，又曰《搢绅录》，略同于明之《同官录》，日本之《职员录》。盖京师琉璃厂南纸铺中人，就吏、兵二部之胥吏，详查档册，汇而成编者也。有爵者亦记之。别有专载武职之单行本，曰《中枢备览》。岁出四版，分春夏秋冬四季。其书以红纸为面，黄纸为签，绨锦为帙。官吏之入都也，辄买之，归以遗戚友。
此书版权，初为吏部书吏某所专有，盖在乾隆末造和珅当国时，某以数千金贿珅，始禁止他人发行。久之而为各南纸铺所效尤，其最初者为荣禄斋，旋以荣禄二字嫌于僭，乃改禄为录。
徐珂文中，“久之而为各南纸铺所效尤，其最初者为荣禄斋，旋以荣禄二字嫌于僭，乃改禄为录”，这种说法不仅仅是文献记载，还有实物可证，这便是如今所见《搢绅录》中多有夹订的两页红印小纸——“荣录堂”自印的“更名启事”——《荣录堂起首搢绅老铺记》。
图3、图4所示是不同年份的《搢绅录》中夹订这两页纸的大致情形。其文字内容是一样的，录文如下：
荣录堂起首搢绅老铺记
本堂原名荣禄，历有年矣。继思列棘槐而载籍，固足为荣;售梨枣以谋生，何敢言禄？且饰三间门额辄悬一品之封衔，虽壮观瞻，终虞僭妄，爰更为“录”，存钞胥之实也。乃有店属张新名。惟窃旧掌故之搜罗未遍，牙慧则拾取为工;细参渡豕之讹，自识饮羊之伪;音同意异，岂如鸟篆之难详;别户分门，未必鱼珠之可混。特镌告白，尚幸垂青于斯，是为记。京都琉璃厂东北园对过便是。
相信对这篇文字，爱好琉璃厂名物的收藏者是感兴趣的。这页红印小纸的文字风格和清盒铭文很类似，概是当时琉璃厂的流行语风，是常逛琉璃厂的文人、士子们熟悉和喜闻乐见的。
实物犹在，原汁原味，它所给予我们的信息量超过文字本身。荣录堂出版的搢绅录在各大图书馆和古籍市场略有存量，从这份夹订的红色广告纸不难看出，而实物、图片比单纯的文字要有趣味得多。当然，即使单纯释读文本，也很有话题可讨论。
“荣录堂起首搢绅老铺记”，“起首”是最早、创立的意思。“本堂原名榮禄，历有年矣”，荣禄堂有很悠久的历史，这在后文中还要谈到。“继思列棘槐而载籍，固足为荣;售梨枣以谋生，何敢言禄”，是说继而想来和公卿同列书籍，固然足够荣耀;买卖书籍赚钱糊口，怎能和朝廷俸禄相提并论？“且饰三间门额辄悬一品之封衔，虽壮观瞻，终虞僭妄，爰更为录，存钞胥之实也。乃有店属张新名。”是说三间店铺的门额上挂着一品大员的名号，虽然看着气派，但终归是有僭越狂妄的顾虑，所以把“禄”改为“录”，保留本店专业抄写的事实，于是把店铺悬挂新的名字。这段话容易懂，但也有几点信息值得深究。比如“三间门额”，说明当时荣录堂是面阔三间的门脸，这在寸土寸金的琉璃厂，不是小店。“一品之封衔”，指的是“荣禄”。皇公贵族在琉璃厂玩票开店，这在当时是有的，比如“赏奇斋”“笔彩斋”等，但这家“荣禄堂”恰恰不是，它是一家老店，和官运亨通、如日中天的荣禄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荣禄（1836—1903），字仲华，号略园，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出身于世代军官家庭，以荫生晋工部员外郎，后任内务府大臣、工部尚书，出为西安将军。因为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留京任步军统领、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辛酉政变后，为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赏识，官至总管内务府大臣，加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光绪二十九年卒，赠太傅，谥文忠，晋一等男爵。
学者张玉芬有《论晚清重臣荣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一文称，荣禄是同治七年（1868）八月加身一品顶戴的（原文是“同治七年，捻军大败清军的围追堵截纵横驰骋于直隶、山东、河南数省。为防堵捻军，荣禄受命随同奕亲王訢襄办巡防事，授右翼镇总兵。捻军起义被镇压后，清廷论功行赏，赏荣禄头品顶戴”）。刘蔷著《清华园里读旧书》（岳麓书社2010年1月出版）中，有《荣录堂与清代搢绅录之出版》（第187-202页）一文，提到同治九年庚午夏季、光绪二十年甲午秋季、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夏季荣录堂刻本《搢绅全书》第一册中，就已夹订了红印的《荣录堂起首搢绅老铺记》广告纸。同治九年（1870）庚午夏季的《搢绅录》已夹订有这更名广告红印小纸，说明至少1870年荣录堂已经更名。
我们继续来读这红印小纸上的文字内容：
“惟窃旧掌故之搜罗未遍，牙慧则拾取为工;细参渡豕之讹，自识饮羊之伪;音同意异，岂如鸟篆之难详;别户分门，未必鱼珠之可混。”紧接着的这段话，虽然用了僻典，但字面意思还是能理解。笔者对这段话的解读是：“只是私下搜罗历来资料不敢说无遗漏，照搬照抄还是很卖力;只要仔细鉴别审核，是知道羊喝饱水是冒充分量的;音没变意思变了，哪像鸟虫篆书那么不容易认;另立门户，不一定就可以鱼目混珠。” 笔者素对古文有学习的兴趣，但资质愚钝，对这段话的理解，不知有没有大的错讹。古文写作自有规律，日常的练习称为“制艺”，讲究惜墨如金，字必有意。古文无标点符号，断句的关键，即在文言虚词的运用和句法的内在呼应。但就这段文字来说，语气很重且暗含机锋，尤其“别户分门，未必鱼珠之可混”之言，让人颇生猜测。广告文字要力求简洁精炼，因要多次刷印装订，为节约纸张人力计，也要务实避虚。在笔者看来，假如真是为了有虞僭越而改名，这篇红印小纸上的文字，去掉后面这段话，也是可以的。要知道，去掉这段话，一页纸刷印足矣，而我们目前看到的，都是两页红印。为什么还要说拾人牙慧、渡豕之讹、饮羊之伪、别户分门、鱼目混珠之类的话呢？以琉璃厂资深商家的做派，此类商业说明文字冗言务去，绝没有故意掉书袋、卖弄文采的必要，除非是另有所指。
那么，荣录堂当年更名，除了避讳虞僭之外，是否还有别的、难以明说的原因呢？是否当时又新出了一家“荣禄堂”店铺，于是一条街上就有了新老两个“荣禄堂”，二者或者没有关系，或者关系不睦，于是老店索性更名（素有更名之念）以撇清关系？假如真是这样，文章中的别户分门、鱼目混珠之谈，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二、文献中关于琉璃厂荣禄堂、荣录堂的记载
考据最忌讳以今人之思维度古人之行迹，还是要有实物或文献的证据。我们穿越回同光年间的琉璃厂是不可能的，但一些历史文献帮助我们实现了部分的琉璃厂原景重现。
我们现在所谈的，是150多年前的琉璃厂。那是现代工商业的启蒙时期，品牌意识、商标意识还处于萌芽时期，虽有类似行业公会的组织存在，但并不像如今的工商局那样具有公信和权力。在一条街上，出现重名的有关系或没有关系的店铺，是常有的事。就像著名的王麻子剪刀店，由于多有重名，便有了“老王麻子”“老老王麻子”说法。在琉璃厂，在几乎同一时期，有两个“荣禄堂”也是可能的。
描述琉璃厂书铺的文献，重要的有李文藻《琉璃厂书铺记》、缪荃孙《琉璃厂书铺后记》和孫殿起《琉璃厂书铺三记》，均载于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
孙殿起《琉璃厂书肆三记》开篇说：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益都李南涧作琉璃厂书肆记，越一百四十二年，江阴缪筱珊续撰琉璃厂书肆后记。李氏在京之日，正值四库开馆，举天下之书群集京师;缪氏虽晚出，而亦是士林讲究版本，争先恐后之时，蓋均为琉璃厂书肆业务繁昌时代。清末以至今日，又二十余年，北京书业变化万端，予厕身其间，见闻所及，辄为笔述，因作三记;非敢冀作李缪两记之续，聊资后来撰书林之参考云尔。
李文藻文作于乾隆己丑（1769），文中并未出现荣禄堂;缪荃孙之文作于鼎革之际，是在1911年，文中提到了荣录堂，“路南有有益堂丁氏、荣录（疑为禄）堂丁氏、松筠阁刘氏、槐荫山房马氏......”，惜文词简略，未能详谙。孙殿起文虽年代较后（约写在1930年），但内容详细，可资深考。
孙殿起述及琉璃厂路南书铺，由东向西，起自蔚文堂，十四家店后，有列“荣禄堂”（注意禄字为福禄之禄）：“丁福毓，字蕴卿，束鹿县人，于光绪十年开设。至民国易梅俊卿经理，后俊卿侄兰洲承其业。凡经营四十余年歇。近易博文斋文玩铺。”
又十五家店后（已近琉璃厂中部），有列“荣录堂”（这是我们要说的荣录堂）：“荣录堂，刘姓，山西人，于光绪某年开设南纸铺，代售搢绅录。经营四十余年歇。近易复盛斋文玩铺、醴泉阁字画铺。”
《琉璃厂小志》中，另有《记厂肆坊刊本书籍》一文，为孙殿起、雷梦水合著，谈及“荣录堂刊书”，列有《朝市丛载八卷》（李虹若辑，光绪十二年刊，袖珍本）等六种书籍。在该文“发售搢绅各店”一节中，列有“荣录堂”，并注明“荣录堂（刘会岫，山西人）”。
除了《琉璃厂小志》之外，还有一份史料，值得重视。这便是清代著名学者王仁俊所作《海王村所见金石书画记》。这份史料十分稀见，其并未出版过，只存稿本（存国家图书馆）。这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二十一日至八月十六日王仁俊在京师公干期间、所撰写的一部有关琉璃厂的文献合集，包括书目一部、书肆和古玩店表二篇及日记一部。这是一部实地调查的资料稿本，记录了庚子之变之后的1905年琉璃厂的情况，早于缪荃孙《琉璃厂书肆后记》（1911年），其中的资料并未被孙殿起撰写《琉璃厂小志》所引录，想来是未见此稿本（因为是稿本并未印行）。其中日记部分写到：
（七月）十一日，至厂观书碑，拟考察书铺，撰表。
（七月）二十八日，游琉璃厂，凡厂肆东西头书铺碑铺古玩铺无论大小，不到者寡矣。嘱谭笃生细细考察，余遂撰一表。盖以庚子后，文献已渐不足征矣。欲如乾隆己丑时李文藻所为琉璃厂买书记之盛，已有白头宫人说天宝遗事之概焉。
谭笃生为琉璃厂书贾，开有正文斋书铺。有其协助，加上王仁俊的亲自走访，其所撰的《琉璃厂书铺表》和《琉璃厂古玩铺表》可以认为是真实可靠。
在王仁俊《琉璃厂书铺表》中，亦同时列有“荣录堂”和“荣禄堂”书铺：
路南 自东 铺名 铺主（姓名籍贯） 售书大概
一 蔚文堂广版书籍又殿本
七 荣禄堂 丁韵卿 搢绅石印 南书发兑
十四 荣录堂 刘老西 精搢绅南纸张
由王仁俊所列表可以看出，至少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这个时间节点上，琉璃厂不足一里路的同一条街上，是“荣录堂”“荣禄堂”并存的，而荣录堂改名之前叫“荣禄堂”，结合孙殿起关于两店起于光绪某年、光绪十年的记载，两个荣禄堂是有可能在某一时期是并存的。
需要明确的是，荣录堂（原名荣禄堂）是老店，所在的位置是“琉璃厂中间路南”，店主是刘会岫，山西人，王仁俊表中“刘老西”，即是刘姓山西人的意思，这在琉璃厂是通行叫法;业务是“精搢绅”，指木版印刷《搢绅录》。而后起的荣禄堂，店主是丁韵卿（孙殿起写作丁蕴卿），河北束鹿县人，所在的位置是琉璃厂东头路南;业务是搢绅石印、南书发兑。石印是舶来技术，是对木版印刷有冲击的新技术，因此丁氏荣禄堂是新店。 荣录堂的改名，除了有虞僭越的原因，极有可能是琉璃厂有了两个荣禄堂。而刘氏《荣录堂起首搢绅老铺记》后面一段近于夹枪带棒、含沙射影的话，或许就是针对丁氏的。这一观点，就笔者目力所及的琉璃厂文献中，从未见有人提及。
三、荣录堂悠久的历史和更名的时间
“本堂原名荣禄，历有年矣”，荣禄堂历史的悠久，从搢绅录的收藏可见端倪。
刘蔷《荣录堂与清代搢绅录之出版》文中有“搢绅老铺荣录堂”一节，说：
李文藻称荣录堂开设于光绪年间，实则此书铺的前身荣禄堂早在道光年间就已出现，目前看到荣禄堂所刻搢绅录，最早有道光十四年冬季、道光十九年至三十年全年四季诸种，可见“荣录堂起首搢绅老铺记”中“历有年矣”并非虚言。荣录堂刊刻搢绅录的历史，至少从道光年间开始，盛于同光两朝，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前后80余年。
刘文此论，除了首句行文失检（李文藻是乾隆时人，怎会预知光绪年事？文中两次提到《琉璃厂书肆三记》，皆归于李文藻名下，有误，实为孙殿起续作），大抵是符合事实的。而学者张英宇有《清代搢绅录略考》（载于《文献》杂志1984年第一期）一文，把知见荣禄堂刊刻搢绅录的最早时间，提前到了康熙年间：
北京地区图书馆所藏最多的，是光绪、宣统两朝的荣录堂刻本。它原名荣禄堂，所见康熙二年夏季的“大清搢绅全书叙”，末尾所属就是这个堂号。而光绪十年后，荣录堂刻本叙称从荣禄堂改名。直到民国六年秋季它还印售过搢绅全书，前后达二百五十余年。
荣禄堂改名荣录堂，以前一般认为始自光绪五年（1879），但有证据证明实际要更早。
刘蔷《荣录堂与清代搢绅录之出版》一文中称同治九年庚午夏季、光绪二十年甲午秋季、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夏季荣录堂刻本《搢绅全书》第一册中，都各夹订了一页红印的《荣录堂起首搢绅老铺记》广告纸，说明至少在同治九年（1870），荣禄堂即已改名“荣录堂”。我们前文提到过，荣禄是同治七年（1868）八月加身一品顶戴的，而《荣录堂起首老铺记》中又有“三间门额辄悬一品之封衔”之字样，结合搢绅录的出版情况，我们把荣禄堂改名的时间，推定为同治九年（1870）左右较为合理。
四、从《朝市丛载》看荣录堂的经营范围
荣录堂是刊刻搢绅录的老铺，我们见到墨盒底铭有“荣录”字样的，至少有三种（图5），分别是“荣录选置”“荣录堂”和“荣录”。也有寅生刻真品墨盒底铭为“荣录”的，可见陈寅生也在这家店里挂单。那么我们要问，出书的荣录堂和出售墨盒的荣录堂是一家店吗？或者说，荣录堂除了刊刻发售搢绅录外，其经营范围还有什么呢？
荣录堂是老牌书店，以编辑刻售《搢绅录》闻名，因此也叫“搢绅铺”，其代售墨盒等文具也有文献可稽。如光绪丁亥（1887）年的一本《朝市丛载》（图6）书中就有相应的记录。这是一部清代光绪年间多次再版、广为流传的北京旅行指南，记述清时京师都城、衙署、厂肆、人物、文物、掌故等的书籍。此书“板存荣录堂”，可理解成是荣录堂刻板发行的，因此在介绍琉璃厂的店铺时，说到别家则简而又简，说到自家就尽可能的详细。在列了店名、地址后，在“专办”中，即列有下述经营范围：进呈搢绅红黄绫纸奏折装订黄册各种新例、万寿贺本正副表文、赤金冷金喜寿围屏、湖笔徽墨泥金颜料、古锦荷包八宝印泥、精刻银铜墨盒文具。这里说“精刻银铜墨盒文具”，墨盒文具即除了墨盒还有镇尺、笔架等其他，“精刻”是说这都是有刻工的，“银铜”是说材质，有银有铜，当然也可能是说白铜赛银。
五、荣录堂主人刘会岫
荣录堂所出笺纸也是收藏爱好者喜爱的文房品类，其精品赏心悦目，令人爱不釋手。图7、图8所示是荣录堂早期笺纸。
郑振铎《访笺杂记》中说：
静文斋的附近，路南，有荣录堂，规模似很大，却已衰颓不堪，久已不印笺。亦有笺样簿，却零星散乱，尘土封之，似久已无人顾问及之。循样以求笺，十不得一。即得之，亦都暗败变色，盖搁置架上已不知若干年，纸都用舶来之薄而透明的一种，色彩偏重于浓红深绿，似意在迎合光、宣时代市人们的口味。肆主人须发皆白，年已七十余，惟精神尚矍铄。与谈往事，袅袅可听。但搜求将一小时，所得仅缦卿作的数笺。于暮色苍茫中，和这古肆告别，情怀殊不胜其凄怆。
郑振铎《访笺杂记》作于1933年11月。以郑文所记，荣录堂“肆主人须发皆白，年已七十余，惟精神尚矍铄。与谈往事，袅袅可听”。此人也许就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王仁俊列表中的刘老西，按孙殿起的记载，他的名字是刘会岫，山西人。从年龄上推算，王仁俊到店时刘会岫如果四十多岁，到了郑振铎来访时“年已七十余”，还是说得过去的。这个刘会岫，也许就是荣录堂改名时（1870年）店主人的后人，果真如是的话，估计是孙子辈的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当年经营精刻搢绅录的“荣禄堂”，大约在同治九年（1870）左右更名为“荣录堂”。其改名的原因，除了店名与一品大员荣禄重名，有僭越狂妄之虞，或许还与琉璃厂上有一家新开重名的店铺（店主丁姓，店名荣禄堂）有关。荣录堂经营搢绅录，从事书籍出版，也经营墨盒等文具。此论主要以《荣录堂起首搢绅老铺记》（红印更名广告纸）的文本为依据，以琉璃厂文献和墨盒实物等为佐证。由于笔者资料有限，见识谫陋，信为抛砖之语，讹误之处，乞望博雅诸君不吝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