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的俄国社会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原初的理论起点，但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严重忽视了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特殊性。20世纪初，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具体条件结合起来，完成了对俄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构建。列宁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早期进程的同时也留下了严重教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俄国化 进程 教训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3-0183-05
“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在苏共的理论中始终没有得到正面的肯定和提升，只能以扭曲的方式存在，并最终导致苏共的意识形态处于内在的深刻矛盾中。从一定意义上说，苏共的亡党丧权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失败的结果。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视角研究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发展进程，对于从历史和理论的源头上总结苏联社会主义的教训有重要的意义。
一、从“跨越论”到“世俗民族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俄国社会发展观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时，欧洲之外的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处在孕育之中，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非但没有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反而是社会发展的进步形式。因此，如何认识落后国家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发展就成为马克思革命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主要是围绕着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展开的。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随之也出现了以保存俄国公社残余并以此为基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民粹社会主义思想。针对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在阐述其思想主张时对《资本论》的广泛引证，1877年10—11月，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警告说，不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因为“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但马克思并没有忽视俄国公社问题，在此后的几年中他对俄国公社和俄国革命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881年2—3月，马克思在给查苏里奇复信的草稿中通过对俄国公社的深刻分析指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但是，在给查苏里奇的正式复信中，马克思并没有提到这个被后来人们概括为“跨越论”的论点，而只是简单地说：“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起点。”这表明，在马克思看来，俄国革命和社会发展能否实现跨越在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可能性上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1882年，在普列汉诺夫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公布了对俄国革命问题思索的新结果：“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个论点既包含了俄国实现跨越的可能性，同时又高度强调了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制约条件。
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在新技术革命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俄国试图在保存公社的基础上向社会主义跨越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恩格斯在1892年3月15日写给俄国民粹派思想家丹尼尔逊的一封信中说：“恐怕我们将不得不把公社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梦幻，将来不得不考虑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俄国。毫无疑问，这样将会失去一个大好机会，但对经济事实是无可奈何的。”。1893年2月24日，恩格斯在给丹尼尔逊等人的信中再次重申了这一点：“如果在西方，我们在自己的经济发展方面走得更快一点，如果我们在大约十年或二十年以前就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俄国也许还来得及切断它自己向资本主义演变的趋势”，“但这种机会正在逐年减少”。在1894年1月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则系统阐述了关于俄国革命的新认识：“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产物。”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恩格斯这里讲得已经非常清楚，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要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充分的理论和政治准备，只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能把俄国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来。而民粹派思想家“至今还相信那种自发的共产主义使命，似乎这种使命把俄罗斯、真正神圣的俄罗斯同其他世俗民族区别开来”。因此，在俄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与民粹派思想界划清界线。
从“跨越论”到“世俗民族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不断变化的条件分析俄国社会发展形成的成熟认识。恩格斯的“世俗民族论”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有双重影响：一是它对民粹社会主义的批判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提供了必需的理论前提。二是它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的论述又约束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行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发展进程。当然，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无意代替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去探索俄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如何在俄国的历史环境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践的结合，就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肩负的历史任务。
二、普列汉诺夫的“二次革命论”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最初尝试的失败
1883年，劳动解放社创立后，马克思主义逐渐开始占据俄国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构建符合俄国实际的革命理论就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首要的基本问题。作为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普列汉诺夫尝试着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结合起来，但他的“二次革命论”却并没有完成推动“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和构建俄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任务。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已经是一个客观趋势，俄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必须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俄国公社和农民的基础之上，因为资本主义“第一次创造了解放劳动人民的客观和主观的可能性。资本主义扩大了工人的世界观，打破了他们从旧社会承受下来的一切成见；它推动了他们去斗争，是在增加他们的人数和提供给他 们以组织劳动王国的经济可能而保证了他们的胜利”。当资本主义还是俄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革命性因素时，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首先必须要放弃立即夺取政权的策略，承认现阶段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普列汉诺夫指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完全不相信俄国最近有社会主义政府的可能。”即便是通过有利的条件夺取了政权，俄国社会主义政党也将“不得不承担这样一种为它力所不胜和理解不够的‘组织’工作。一切条件都会结合在一起来击败它”。因此，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重心应该放到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实现政治自由上，如果社会主义政党“还在幼小的时候，就促进了专制制度的倾覆和政治自由的胜利，它也将能在其他政党中间争得荣誉的地位”。其次，在推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政党应该致力于教育无产阶级，推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以为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条件，否则“为自由资产阶级争得言论和活动自由的社会主义政党本身，可能落到‘特别’的情况中，如像现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一样”。第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着一个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时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胜利不能同专制制度的崩溃同时并举。这两个时刻之间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间隔互相分离开来”。无产阶级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这个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间隔”期劳动与资本矛盾冲突的产物。
普列汉诺夫的“二次革命论”在逻辑上拥有强大的优势，但同时也潜伏了两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是，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俄国的资本主义会不会在增加对自身基本矛盾调控能力的基础上把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体制化?二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俄国无产阶级所形成的“阶级意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不会转而去统率历史的发展，而不是机械地等待正常资本主义终结后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问题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普列汉诺夫“二次革命论”的历史无效性。尽管普列汉诺夫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这部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就提出不能停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上，但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并没有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没有建构起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形态。普列汉诺夫“二次革命论”的核心论点其实是对恩格斯1894年《“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的引申。如果深入到普列汉诺夫“二次革命论”背后的文化观念形态来看，一定意义上这是他在多年侨居西欧的生活中显现出来的“西方人”这一个性特征在思想理论层面的展现，或者说，这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表露出来的是自俄国工业化启动以来使俄国社会西化的思想趋势。这样，当普列汉诺夫在比对着欧洲社会发展的框架来展开对俄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设计时被忽视的恰恰是俄国自身的发展特殊性，即在一个帝国主义正在成型的时代，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束缚中的俄国还会不会产生一场经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政治、经济和道德各个方面都很软弱的俄国自由资产阶级有没有能力领导这样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还会不会产生一个如同欧洲一样的经典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三、列宁与俄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构建
20世纪初期，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对时代发展和俄国革命的研究中立足于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围绕着“要不要革命、如何革命”这一根本问题，构建起了布尔什维主义这一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这一理论的创新点在于确立起了对三个重大问题的全新理解。
第一，无产阶级和民主革命的关系得到了全新的理解。从马克思、恩格斯、第二国际理论家到普列汉诺夫，他们基本上都把资产阶级与民主革命、无产阶级与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但这却无法解释在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中资产阶级由于天然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根本无法领导彻底完成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和实现俄国的政治自由。这样，历史就为俄国革命提供了一个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无产阶级的解放和未来的社会主义需要一场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本身却无法完成这场革命。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路径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0所谓的“扩展”，就是在反对沙皇专制主义和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由无产阶级和农民排挤资产阶级，并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政权，为俄国革命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提供政治桥梁。列宁的这一新型民主革命理论既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同时又把二者历史地联系在了一起，内在地契合了俄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二，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作用得到了全新的理解。19世纪80年代后，欧美各国的无产阶级相继建党，政党逐渐成为欧美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组织基础。但在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作用的问题上，第二国际理论家和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则着重强调党对自己所代表的阶级的政治教育和组织训练，而忽视了党本身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一个强大的自觉的政治因素。在俄国这样一个既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的国家中，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不存在无产阶级政党合法斗争的持续政治环境，因此，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坚定革命家组织必须要把自身与其他工人组织相区别，在民主革命及其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进程中扮演先锋队的政治作用，用自觉性来引导和克服自发性。“道理很简单，我们如果从扎扎实实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我们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定性”，否则就会“由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而败坏了俄国革命家的威信”。依据这一理论，布尔什维克把自己建设成为了一个以党的中央委员会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秘密职业革命家组织。列宁的这一建党理论遭到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猛烈批判，像卢森堡这样激进的理论家也认为列宁的这一思想是一再跟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开玩笑的主观主义”。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在用抽象的民主观念来批判列宁的政党理论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特殊社会和革命条件相结合的产物，支撑这一理论的与其说是抽象的逻辑力量，不如说是具体的历史力量。
第三，落后国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得到了全新的理解。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历史产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那么，要在俄国这样一个社会经济落后的国家把社会主义的问题提上日程，必须要使落后国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得到新的理解。其实，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说过，对于产生革命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马克思的这个论点为理解落后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历史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列宁的帝国 主义和世界革命理论则大大扩展了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在帝国主义时代，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使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整个世界已经处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夜。虽然帝国主义作为金融资本支配下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态，使资本主义国家在划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过程中把本国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转移到落后的国家和区域，从而把革命从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区引向外围地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国家所面对的本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压力，但却形成了像俄国这样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俄国的无产阶级将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角色，通过俄国革命“点燃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胜利了的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将会转而弥补俄国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基础。不管人们今天如何联系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评价列宁的这一理论，但在当时，列宁通过这一理论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放置到了帝国主义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来认识，使布尔什维克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暂时摆脱了对落后生产力的担心，从而在契合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政治心理需要的基础上为十月革命提供了必不可缺少的观念前提。
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理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符合了俄国革命的特殊历史环境，同时也渗含着探索真理王国的弥赛亚精神、对自身发展特殊道路的信仰、对私有观念的排斥、集体主义精神等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客观上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俄罗斯化或东方化发生了”。十月革命的成功则进一步表明，对俄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构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正确的，但从十月革命后整个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曲折发展回头去看，列宁在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进程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教训。
第一个教训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客观进程与主观认识的脱离。布尔什维主义和十月革命客观上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理论和政治产物，但在主观认识上，列宁和整个布尔什维克并没有自觉认识到通往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一条“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道路。相反，“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思想逻辑被掩盖在与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强烈理论和政治斗争之中。“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客观进程与主观认识的脱离使得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把在自身具体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观念形态上升到马克思主义一般的理论高度，认为“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展示了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发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极重大的事情”。相应地，其他国家的具体特点只是在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意义上才被提及。从对后来苏联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来看，“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客观进程与主观认识的分离导致了“三个扩大”的严重后果：把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道路和苏维埃的政权形式看作为唯一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并通过共产国际把这一道路扩大到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中；把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建党模式看作为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党建模式并在执政后把这一模式扩大到整个国家层面；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结论扩大为认识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性结论，并确立为党和国家外交理论的基石。这三个后果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客观进程与主观认识的脱离。
第二个教训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核心理论命题的内在逻辑缺陷。19世纪80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形成时就面对一个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基本理论课题，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不要革命、如何革命，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革命后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普列汉诺夫试图依据欧洲社会的发展框架来解决第一个层次的问题，这就从理论的起点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客观要求。而布尔什维克在客观上正确解决了第一个层次问题的同时却严重忽视了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从十月革命前撰写的《国家与革命》所描绘的社会主义蓝图来看，列宁完全没有意识到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特殊性，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并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落后国家夺取政权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新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尽管在1917年《四月提纲》到十月革命之间列宁反复强调并不打算立即实现社会主义，但一旦在革命胜利后面对已经对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许诺失望的俄国劳苦大众自发形成的激进情绪和行动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便依据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开始把社会主义付诸于俄国的历史实践。实践中开始突破过去坚持的关于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理论，而对俄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这种社会主义又缺少系统深刻的思考，这样客观上就清晰地呈现出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基本理论命题的内在逻辑缺陷，在“要不要革命、如何革命”与“革命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思想断裂。
第三个教训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不分民族的无产阶级一般利益的理论特质和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很多都是适应资产阶级的目的，都是想要拿它作为革命社会主义的替代物’”，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着对民族主义的批判。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形成时，俄国仍然处于罗曼诺夫王朝的国家结构之中。从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既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发展的过程，也是俄国的国家结构从王朝国家到近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总体上看，民族主义在俄国仍然是一股积极的政治力量。实际上，布尔什维克能够在十月革命中赢得政权，并在十月革命后的苦难考验中生存下来，其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支撑就是民族主义，即十月革命使“一战”后的俄国避免了像奥匈帝国和土耳其那样的民族解体。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驾驭民族主义的过程，即在承认民族主义理性作用的同时抑制民族主义的非理性作用，而只有“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这一命题才能将俄国革命中的民族性与国际性统合在一起。可是，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由于布尔什维主义所强调的世界革命图式而被严重地忽视了。对于俄国这样一个存在着厚重帝国心态历史积淀的落后国家来说，忽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只能导致民族主义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存在和发展。
从上述这些教训来看，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仍然是一个尚没有明确并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1921年初，在国内战争时期不断强化的军事共产主义陷入了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之中，俄国开始向新经济政策转型。新经济政策客观上突显出了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特殊性，为布尔什维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问题提供了一次珍贵的历史机遇。列宁晚年认识到，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俄国革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列宁这一认识的形成为“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理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支撑点，但这一认识却没有能够在列宁去世后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提升。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经历了激烈的理论和政治斗争后，以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和持续性政治暴力支撑起来的斯大林模式以一种体制性的力量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早期进程中遗留的问题凝固起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严重挫折。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42—343页。
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6页，第269页。
1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1页，第115—11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06页。
6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95页，第394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503页。
9 10 13 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6--47页，第67页，第67—68页。
11 12 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68页，第287页。
14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26页。
15 张光明《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11页。
16 17 《列宁选集》第3版第l卷第558页，第400页。
19 [俄]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
20 22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133页，第690页。
21 [英]拉尔夫·密利班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1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俄国化 进程 教训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3-0183-05
“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在苏共的理论中始终没有得到正面的肯定和提升，只能以扭曲的方式存在，并最终导致苏共的意识形态处于内在的深刻矛盾中。从一定意义上说，苏共的亡党丧权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失败的结果。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视角研究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发展进程，对于从历史和理论的源头上总结苏联社会主义的教训有重要的意义。
一、从“跨越论”到“世俗民族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俄国社会发展观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时，欧洲之外的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处在孕育之中，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非但没有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反而是社会发展的进步形式。因此，如何认识落后国家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发展就成为马克思革命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主要是围绕着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展开的。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随之也出现了以保存俄国公社残余并以此为基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民粹社会主义思想。针对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在阐述其思想主张时对《资本论》的广泛引证，1877年10—11月，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警告说，不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因为“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但马克思并没有忽视俄国公社问题，在此后的几年中他对俄国公社和俄国革命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881年2—3月，马克思在给查苏里奇复信的草稿中通过对俄国公社的深刻分析指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但是，在给查苏里奇的正式复信中，马克思并没有提到这个被后来人们概括为“跨越论”的论点，而只是简单地说：“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起点。”这表明，在马克思看来，俄国革命和社会发展能否实现跨越在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可能性上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1882年，在普列汉诺夫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公布了对俄国革命问题思索的新结果：“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个论点既包含了俄国实现跨越的可能性，同时又高度强调了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制约条件。
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在新技术革命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俄国试图在保存公社的基础上向社会主义跨越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恩格斯在1892年3月15日写给俄国民粹派思想家丹尼尔逊的一封信中说：“恐怕我们将不得不把公社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梦幻，将来不得不考虑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俄国。毫无疑问，这样将会失去一个大好机会，但对经济事实是无可奈何的。”。1893年2月24日，恩格斯在给丹尼尔逊等人的信中再次重申了这一点：“如果在西方，我们在自己的经济发展方面走得更快一点，如果我们在大约十年或二十年以前就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俄国也许还来得及切断它自己向资本主义演变的趋势”，“但这种机会正在逐年减少”。在1894年1月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则系统阐述了关于俄国革命的新认识：“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产物。”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恩格斯这里讲得已经非常清楚，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要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充分的理论和政治准备，只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能把俄国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来。而民粹派思想家“至今还相信那种自发的共产主义使命，似乎这种使命把俄罗斯、真正神圣的俄罗斯同其他世俗民族区别开来”。因此，在俄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与民粹派思想界划清界线。
从“跨越论”到“世俗民族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不断变化的条件分析俄国社会发展形成的成熟认识。恩格斯的“世俗民族论”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有双重影响：一是它对民粹社会主义的批判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提供了必需的理论前提。二是它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的论述又约束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行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发展进程。当然，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无意代替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去探索俄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如何在俄国的历史环境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践的结合，就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肩负的历史任务。
二、普列汉诺夫的“二次革命论”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最初尝试的失败
1883年，劳动解放社创立后，马克思主义逐渐开始占据俄国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构建符合俄国实际的革命理论就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首要的基本问题。作为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普列汉诺夫尝试着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结合起来，但他的“二次革命论”却并没有完成推动“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和构建俄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任务。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已经是一个客观趋势，俄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必须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俄国公社和农民的基础之上，因为资本主义“第一次创造了解放劳动人民的客观和主观的可能性。资本主义扩大了工人的世界观，打破了他们从旧社会承受下来的一切成见；它推动了他们去斗争，是在增加他们的人数和提供给他 们以组织劳动王国的经济可能而保证了他们的胜利”。当资本主义还是俄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革命性因素时，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首先必须要放弃立即夺取政权的策略，承认现阶段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普列汉诺夫指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完全不相信俄国最近有社会主义政府的可能。”即便是通过有利的条件夺取了政权，俄国社会主义政党也将“不得不承担这样一种为它力所不胜和理解不够的‘组织’工作。一切条件都会结合在一起来击败它”。因此，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重心应该放到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实现政治自由上，如果社会主义政党“还在幼小的时候，就促进了专制制度的倾覆和政治自由的胜利，它也将能在其他政党中间争得荣誉的地位”。其次，在推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政党应该致力于教育无产阶级，推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以为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条件，否则“为自由资产阶级争得言论和活动自由的社会主义政党本身，可能落到‘特别’的情况中，如像现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一样”。第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着一个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时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胜利不能同专制制度的崩溃同时并举。这两个时刻之间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间隔互相分离开来”。无产阶级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这个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间隔”期劳动与资本矛盾冲突的产物。
普列汉诺夫的“二次革命论”在逻辑上拥有强大的优势，但同时也潜伏了两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是，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俄国的资本主义会不会在增加对自身基本矛盾调控能力的基础上把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体制化?二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俄国无产阶级所形成的“阶级意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不会转而去统率历史的发展，而不是机械地等待正常资本主义终结后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问题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普列汉诺夫“二次革命论”的历史无效性。尽管普列汉诺夫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这部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就提出不能停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上，但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并没有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没有建构起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形态。普列汉诺夫“二次革命论”的核心论点其实是对恩格斯1894年《“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的引申。如果深入到普列汉诺夫“二次革命论”背后的文化观念形态来看，一定意义上这是他在多年侨居西欧的生活中显现出来的“西方人”这一个性特征在思想理论层面的展现，或者说，这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表露出来的是自俄国工业化启动以来使俄国社会西化的思想趋势。这样，当普列汉诺夫在比对着欧洲社会发展的框架来展开对俄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设计时被忽视的恰恰是俄国自身的发展特殊性，即在一个帝国主义正在成型的时代，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束缚中的俄国还会不会产生一场经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政治、经济和道德各个方面都很软弱的俄国自由资产阶级有没有能力领导这样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还会不会产生一个如同欧洲一样的经典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三、列宁与俄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构建
20世纪初期，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对时代发展和俄国革命的研究中立足于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围绕着“要不要革命、如何革命”这一根本问题，构建起了布尔什维主义这一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这一理论的创新点在于确立起了对三个重大问题的全新理解。
第一，无产阶级和民主革命的关系得到了全新的理解。从马克思、恩格斯、第二国际理论家到普列汉诺夫，他们基本上都把资产阶级与民主革命、无产阶级与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但这却无法解释在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中资产阶级由于天然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根本无法领导彻底完成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和实现俄国的政治自由。这样，历史就为俄国革命提供了一个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无产阶级的解放和未来的社会主义需要一场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本身却无法完成这场革命。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路径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0所谓的“扩展”，就是在反对沙皇专制主义和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由无产阶级和农民排挤资产阶级，并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政权，为俄国革命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提供政治桥梁。列宁的这一新型民主革命理论既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同时又把二者历史地联系在了一起，内在地契合了俄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二，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作用得到了全新的理解。19世纪80年代后，欧美各国的无产阶级相继建党，政党逐渐成为欧美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组织基础。但在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作用的问题上，第二国际理论家和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则着重强调党对自己所代表的阶级的政治教育和组织训练，而忽视了党本身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一个强大的自觉的政治因素。在俄国这样一个既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的国家中，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不存在无产阶级政党合法斗争的持续政治环境，因此，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坚定革命家组织必须要把自身与其他工人组织相区别，在民主革命及其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进程中扮演先锋队的政治作用，用自觉性来引导和克服自发性。“道理很简单，我们如果从扎扎实实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我们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定性”，否则就会“由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而败坏了俄国革命家的威信”。依据这一理论，布尔什维克把自己建设成为了一个以党的中央委员会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秘密职业革命家组织。列宁的这一建党理论遭到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猛烈批判，像卢森堡这样激进的理论家也认为列宁的这一思想是一再跟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开玩笑的主观主义”。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在用抽象的民主观念来批判列宁的政党理论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特殊社会和革命条件相结合的产物，支撑这一理论的与其说是抽象的逻辑力量，不如说是具体的历史力量。
第三，落后国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得到了全新的理解。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历史产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那么，要在俄国这样一个社会经济落后的国家把社会主义的问题提上日程，必须要使落后国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得到新的理解。其实，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说过，对于产生革命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马克思的这个论点为理解落后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历史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列宁的帝国 主义和世界革命理论则大大扩展了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在帝国主义时代，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使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整个世界已经处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夜。虽然帝国主义作为金融资本支配下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态，使资本主义国家在划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过程中把本国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转移到落后的国家和区域，从而把革命从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区引向外围地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国家所面对的本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压力，但却形成了像俄国这样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俄国的无产阶级将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角色，通过俄国革命“点燃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胜利了的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将会转而弥补俄国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基础。不管人们今天如何联系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评价列宁的这一理论，但在当时，列宁通过这一理论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放置到了帝国主义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来认识，使布尔什维克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暂时摆脱了对落后生产力的担心，从而在契合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政治心理需要的基础上为十月革命提供了必不可缺少的观念前提。
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理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符合了俄国革命的特殊历史环境，同时也渗含着探索真理王国的弥赛亚精神、对自身发展特殊道路的信仰、对私有观念的排斥、集体主义精神等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客观上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俄罗斯化或东方化发生了”。十月革命的成功则进一步表明，对俄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构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正确的，但从十月革命后整个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曲折发展回头去看，列宁在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进程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教训。
第一个教训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客观进程与主观认识的脱离。布尔什维主义和十月革命客观上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理论和政治产物，但在主观认识上，列宁和整个布尔什维克并没有自觉认识到通往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一条“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道路。相反，“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思想逻辑被掩盖在与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强烈理论和政治斗争之中。“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客观进程与主观认识的脱离使得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把在自身具体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观念形态上升到马克思主义一般的理论高度，认为“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展示了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发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极重大的事情”。相应地，其他国家的具体特点只是在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意义上才被提及。从对后来苏联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来看，“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客观进程与主观认识的分离导致了“三个扩大”的严重后果：把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道路和苏维埃的政权形式看作为唯一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并通过共产国际把这一道路扩大到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中；把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建党模式看作为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党建模式并在执政后把这一模式扩大到整个国家层面；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结论扩大为认识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性结论，并确立为党和国家外交理论的基石。这三个后果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客观进程与主观认识的脱离。
第二个教训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核心理论命题的内在逻辑缺陷。19世纪80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形成时就面对一个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基本理论课题，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不要革命、如何革命，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革命后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普列汉诺夫试图依据欧洲社会的发展框架来解决第一个层次的问题，这就从理论的起点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客观要求。而布尔什维克在客观上正确解决了第一个层次问题的同时却严重忽视了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从十月革命前撰写的《国家与革命》所描绘的社会主义蓝图来看，列宁完全没有意识到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特殊性，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并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落后国家夺取政权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新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尽管在1917年《四月提纲》到十月革命之间列宁反复强调并不打算立即实现社会主义，但一旦在革命胜利后面对已经对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许诺失望的俄国劳苦大众自发形成的激进情绪和行动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便依据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开始把社会主义付诸于俄国的历史实践。实践中开始突破过去坚持的关于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理论，而对俄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这种社会主义又缺少系统深刻的思考，这样客观上就清晰地呈现出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基本理论命题的内在逻辑缺陷，在“要不要革命、如何革命”与“革命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思想断裂。
第三个教训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不分民族的无产阶级一般利益的理论特质和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很多都是适应资产阶级的目的，都是想要拿它作为革命社会主义的替代物’”，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着对民族主义的批判。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形成时，俄国仍然处于罗曼诺夫王朝的国家结构之中。从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既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发展的过程，也是俄国的国家结构从王朝国家到近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总体上看，民族主义在俄国仍然是一股积极的政治力量。实际上，布尔什维克能够在十月革命中赢得政权，并在十月革命后的苦难考验中生存下来，其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支撑就是民族主义，即十月革命使“一战”后的俄国避免了像奥匈帝国和土耳其那样的民族解体。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驾驭民族主义的过程，即在承认民族主义理性作用的同时抑制民族主义的非理性作用，而只有“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这一命题才能将俄国革命中的民族性与国际性统合在一起。可是，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由于布尔什维主义所强调的世界革命图式而被严重地忽视了。对于俄国这样一个存在着厚重帝国心态历史积淀的落后国家来说，忽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只能导致民族主义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存在和发展。
从上述这些教训来看，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仍然是一个尚没有明确并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1921年初，在国内战争时期不断强化的军事共产主义陷入了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之中，俄国开始向新经济政策转型。新经济政策客观上突显出了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特殊性，为布尔什维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问题提供了一次珍贵的历史机遇。列宁晚年认识到，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俄国革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列宁这一认识的形成为“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理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支撑点，但这一认识却没有能够在列宁去世后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提升。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经历了激烈的理论和政治斗争后，以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和持续性政治暴力支撑起来的斯大林模式以一种体制性的力量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早期进程中遗留的问题凝固起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严重挫折。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42—343页。
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6页，第269页。
1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1页，第115—11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06页。
6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95页，第394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503页。
9 10 13 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6--47页，第67页，第67—68页。
11 12 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68页，第287页。
14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26页。
15 张光明《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11页。
16 17 《列宁选集》第3版第l卷第558页，第400页。
19 [俄]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
20 22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133页，第690页。
21 [英]拉尔夫·密利班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