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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民主政治发展状况与交往手段和交往方式密切相关，社会交往手段和交往方式的变革必然带来政治生活和政治体制的新变化。具体考察和深入分析当代社会交往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征，特别是当代交往革命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和冲击，对于我们迎接信息时代的挑战、促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交往革命 民主政治 信息化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3-0155-04
民主政治发展状况与交往手段和交往方式密切相关，社会交往手段和交往方式的变革必然带来政治生活和政治体制的新变化。在口语交往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社会舆论具有众口铄金的力量，政治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必须注重人言对于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歪曲、拔高等社会后果。在印刷时代，文字交往具有改造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力量，中外历代政治统治者无不重视对于知识分子的控制和劝勉。进入网络交往时代，各种政治信息被数字化、网络化改造，作为政治常识的编码更具有权威性和广泛性，它以广泛的社会接受和参与度成为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建构的直接社会基础。具体考察和深入分析当代社会交往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征，特别是当代交往革命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和冲击，对于我们迎接信息时代的挑战、促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当代以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主要标志的交往革命
人们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信息革命，特别是70年代开始的微机革命和90年代开始的网络革命，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或者说由工业时代步入信息时代。从哲学历史观角度看，信息时代人类的交往手段和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人类的交往手段和方式已经实现了信息化，信息化的交往活动方式已日渐成为信息时代占主导地位的人类交往活动方式。
当代交往手段和方式的信息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交往信息处理的计算机化。任何交往，无论是物质交往还是精神交往，归根到底都包括或直接就是人们之间的信息或意义的传递和共享活动。然而，不管人们从事任何活动，“善假于物”始终是人的本性，交往活动也不例外。因此，自古以来，人们在从事交往活动的过程中，通常都会借助于一定的物质手段来进行。从古代社会人们的结绳记事、甲骨刻文、烽火传讯、串简成册、钉纸成书、邮递书信，到近现代社会人们运用电报、电话、电影、传真和录像等一系列传媒，不断地提高着人类交往的信息储存和加工处理水平，从而不断地提高着人类的交往水平和交往效率。但是在现代意义上的电子计算机发明以前，人们交往中对信息的采集和加工处理基本上一直是依靠人工直接操作某些简单的辅助工具来进行的。这些简单的交往辅助工具不仅不能脱离人脑和人手而相对独立地进行信息采集和处理活动，而且即使这些简单工具与人相结合，也只能进行一些相对简单的信息处理活动，一旦面对稍微复杂的信息处理工作便难以顺利完成，甚至根本无法完成。现代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使交往中信息的储存和处理加工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真正实现了信息的自动化处理。电子计算机与人们所创造和使用的其他一般性工具的最大区别在于，它能作为相对独立的主体，根据人的意图自动、快速地进行信息和知识的采集、存储和加工处理活动，从而使人们开始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充分、及时地在全球范围内汲取新的知识，广泛开展经济文化的交流、合作与竞争。如今，在信息产业发达和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们的一切社会交往活动，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和精神文化的交往活动，甚至人们的日常交往活动，都与计算机和网络发生了密切联系。第二，交往信息传输的网络化。交往是人们之间的实物和信息或意义的传递和共享活动。利用一台台独立存在的电子计算机存储信息和加工处理信息，虽然会极大地提高信息存储的容量与加工处理的速度和准确性，从而会极大地提高人的交往水平和交往效率，然而这还只是交往手段信息化的初级阶段。只有利用互联网络，把分散布置的一台台计算机“信息孤岛”通过“信息高度公路”联成遍布全球的互联网络，才会真正使人的交往实现信息化。如同汽车需要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一样，信息也需要畅通无阻、四通八达的线路来高速传递。事实上，正是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联姻”才使信息时代真正到来，从而才真正实现了人的交往的信息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通过电脑互联网络来处理和传递信息，这使交往的信息化进入了高一级的阶段，也是信息化交往手段和交往活动的最主要表征。
人类交往手段的信息化使得现实的交往主体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强大的交往力量，同时，交往的客体域(即活动域)也相应地得到了多维度的拓展与延伸，并且由于交往中介手段的根本变化，交往的主客体相关联的时空结构以及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必然会积极地影响人和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
二、当代交往革命与公民政治权利
基于当代交往革命的知识与信息的数字网络化不仅仅是社会和政治的各种“改装形式”，也不再是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交往的外部支持手段，而越来越作为社会政治生活和交往“内在的事件”。当网络技术不仅作为一种高新专业技术，也作为一种用途广泛、价格相对低廉的交往工具出现时，似乎天生就适应于现代社会崇尚民主的环境。加拿大传播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曾预言，某些电子媒介能够把地球变成一个村落，“信息的即索即得(能)创造(出)更深层次的民主”。“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美国社会预测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也说：“由于在瞬息间即可共享信息”，“代议民主制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了”，代议民主制转向共同参与民主制。从某种意义上讲，民主化进程的快慢及其形式将取决于人们之间的交往手段、联系方式的先进与落后。
可以从公众和政府两个方面来理解当代交往革命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从公众角度看，当代交往革命有利于公民政治权利的有效保障和扩大。具体表现在：第一，它提高了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扩大了政治生活的社会参与度。在传统交往方式下，个体的人际交往往往囿于实际生活的狭小圈子内，难免受种种约束和限制。而网络交往却可以让人们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网络提供了一个人人可以畅所欲言、事事可以尽发感慨的绝好空间，提供了一个“理想化的言语情境”。在理想化言语情境的诱惑下，人们把网络设想为一个“电子民主广场”。这种平等宽松的沟通氛围，对于充分发扬民主精神，提高个体主体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网络 还实现了政治知识和政治信息无障碍的交流、沟通和共享，公共政治信息的数字网络化传递直接形成一个易扩散、易接受、易分配的政治组织建构新模式。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可以将政治生活与广大社会需求相结合，破除了资本精英、官僚精英和知识精英对政治生活的控制，大大提高了政治生活的社会参与度，扩展了政治与社会相互融合的程度。
第二，它改善了政治参与的方式和手段，提高了人们政治参与的能力。民主政治的关键是民众的参与，而民众的参与又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除了民主的制度，还有相应的技术手段。没有快捷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手段，是谈不上什么民主的。在以语言、文字交往为主要交往形式的前现代社会，要想实现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直接沟通，在技术手段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如若要采取直接民主制，便只能在一种人口不很多的非常小的城邦中。它要求社会成员的数量要少到足以能进行有效的互相监督。而在一个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中，建立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曾被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视为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在拥有了电话、电报和现代交通等新的交往媒介和技术手段以后，尽管扩大了政治交流和沟通的渠道，政治沟通进一步畅通，但实行直接民主制仍然是不现实的，只能实行代表民主制。因为，电报、电话仍不能实现民众与政府之间快捷而有效的互动，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公众对政府的有效监督。互联网技术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一方面，在网络中，比特(bit)能以光速无障碍传播这一特质，结合网络非中心化的设计原则，开创了信息多元传递和言论自由的全新局面，政府审查制度在网络上形同虚设；同时，有了计算机，更多的人可以获取他们平常难以触及的信息，可以形成对事物全面公正的判断，因而也就具备了参与社会事务的“发言权”。而且，传播成本的相对低廉，也使得财力有限的组织和个人通过网络广泛传播其思想的能力大大增强，完全受大众传媒控制的状况得以改观。另一方面，当电脑被广泛应用于连线政治后，其极大的沟通和互动效应必然带来民众与政府的直接对话。人们设想，一个连线的、一拨即可通达的议会，每一项议案都可能引来大量电子邮件，政治家们可以立刻看到对民众意见的调查，民众的情绪会影响政治决策，左右政治方向。直接民主论者把这种电子时代的直接民主称为“电子民主”。新技术开辟了直接民主的无限可能性，新的直接民主的时代正在到来。
当然，绝对的、无限制的政治参与并不一概都是积极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的公式说明，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化还不够成熟时，失去控制的政治参与只能导致政治动乱的来临。因此，不同国家均应根据自己的不同国情，把民众的政治参与限定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
三、当代交往革命与政府组织管理
当代交往革命不仅有利于有效保障和扩大公民的政治权利，同时也有助于创立一个民主、高效、廉洁的政府。《美国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行动计划》强调：“国家信息基础结构的好处远远超过经济增长。诚如公民网络中心所述：‘一个国家能灵活自如，其政府高效、节俭，并由识广、明达的社会舆论所引导；能创造优质职位并造就出相应人才去担任此等职务；能促进终身学习、社会生活以及社区文化生活。这就是国家信息基础结构的承诺所在。”
当代交往革命对于政府组织管理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带来政治权力由集中到分散的转变。互联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交流与沟通媒介，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扩大了社群的分化。网络的异步传输与交互式沟通特点，使得个人能够更加从容、主动地选择和吸纳信息，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度搜索高度个人的讯息。它弱化了个人对于社团的相对依附性，把权力分散到了更多的人和群体当中。二是促进了交流的平等。顺畅通达的电子访问大大削弱了严格的科层制等级观念，一个平民通过网络访问总统变得比从前容易了许多，身处偏僻乡野的孩子也可能与城市富裕的子弟获取同样的知识，无中心散布式的网络结构使平等自由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网络的分权和平等特征，对于信息垄断和由此衍生的集权控制具有潜在的颠覆作用，因而天然地符合民主精神。
第二，导致政府组织结构的变革。这恐怕是当代交往革命对政府组织带来的最大冲击。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减少了组织管理的层次，扩大了组织管理的范围和幅度，使组织结构从多层少点的金字塔型向层少点多的扁平结构演变。正如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生动地描绘的：未来社会中，政治领域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将被摧毁，信息的自由流动改变了过去层层传递的模式，“有了计算机的帮助，我们可以用平行联系的方法重新设计我们的组织结构”。独立、开放、主动、变化是网络时代政府组织结构与传统政府组织结构相区别的鲜明特点。
第三，带来政府管理模式的改变。政府管理模式的改变集中体现在“电子化政府”的建立及其功能上。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和因特网的建立，为建立一个“电子化政府”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和可能。“电子化政府”不是简单的政府上网，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技术改造。它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政府管理模式或政治互动模式的建立。“这种模式一方面保证政府在以因特网为核心的虚拟空间中，积极回应公民的需要，跨越时空障碍执行公务；另一方面给公民参与政治事务、表达利益和压力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便捷的手段。”“电子化政府”“可以从三个方面改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1)政府自身要高效、节俭、能干和负责；(2)政府能广泛地听取民众的意见。‘由识广、明达的社会舆论所导引’；(3)政府能竭尽全力增进公共利益，不断改进为公众服务的质量并能节约费用”。而事实上，它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总之，无论从政府的角度还是公众的角度，都可以看出，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当代交往革命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有利于政府和民众之间信息的自由流动，增加了政府行为的透明度，便于人民参与和监督；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有利于发挥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作用，从而大大加速了社会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四、强权政治与阶层差距
技术在任何社会都偏爱有权势者。从理论上讲，信息意味着更多的公开性，而公开性意味着更多的民主。但是，由于交往手段、交往工具占有的不平衡，也就使得这种公开性和民主性难以保证和实现。西奥多·罗斯扎克在他的《信息崇拜》一书中指出：“官僚主义的经理、公司精英、军事当局、安全和监视系统都可以利用计算机里的数据来制造混乱、散布神话、进行恫吓和控制别人。他们掌握了绝大部分的信息源和计算机，公众对于信息的崇拜又给他们的优势地位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他们有效利用手头信息的原因是很明显的。这些社会集团有很多利益，信息要为这些利益服务，计划也要根据这些利益制订。他们手里 有一张明确而简洁的日程表：把更多的利润和权力集中到那些已经拥有利润和权力的人的手中。”。罗马俱乐部成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顾问、系统哲学家E.拉兹洛在1992年提交给罗马俱乐部的一份报告中也认为：“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规定世界上权力与财富性质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权力不再以诸如某个办公室或某个组织的权威之类的传统标准为基础，财富的含义正在从诸如黄金、货币和土地之类有形的东西转移开去。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无形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正在形成。这个新基础以思想、技术和通信占优势为标志，一句话，以‘信息’为标志。”。
从世界范围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凭借其网络优势和话语霸权，获取了在工业革命时代所没有的技术能力和控制能力，对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外交进行操纵和渗透，积极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利用网络进行直接的政治攻击和政治离间是他们首要的手段。尽管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上也竭力进行反击，但由于技术和话语上的劣势地位，人们看到的结果只能是单方面的网络干涉主义者的影子。总之，正如阿尔温·托夫勒在他的《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所说，世界已经离开了依靠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利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事实确实如此。由于交往手段、交往工具占有的不平等，已经占据技术制高点的国家、地区或个人就可以凭借这一优势，构筑起自己的网络霸权，不仅获得更多的经济利润，而且在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也都处于主导和控制地位。
在一国内部，交往资料占有的不平衡和英语的霸权也在把人群迅速分化为技术精英和普通大众。这两种人在获取和支配信息方面的能力是完全不平等的，人数不多的前者获得了信息霸权和更多的政治特权。一方面，穷人购买计算机的比例毕竟不大，上网的可能性也极小。这种信息获得方面的差别本身是不民主的，这使非因特网用户变成了二等公民。现行的技术有利于权势阶层或利益集团，却使普通民众感到失望和厌倦。另一方面，除经济因素之外，网络对英语的绝对依赖构成了普通人入网的最大障碍。网络文化用英语来判定你是否有资格进入电脑化空间。多样化的对话和各种各样的人类视角被强行纳入有限的英语中。英语在电脑网络上的霸权地位和绝对统治，在电脑和非电脑语言之间规定了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与现存世界秩序中的等级制度是一致的，甚至比在现实世界中更为有害。为了哪怕是在网上发出一点点自己的声音，人们不得不使用准英语表达方式来阐述准西方话题。由此，怎样使选民普遍获得权利，通过更直接的代表制建立更民主的政体就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就必然会出现政治上的两极分化：越容易获得信息的人越有政治发言权，而缺乏获取信息手段的人无形中就被剥夺了发言权。
托夫勒指出：各个高技术国家的政府所面临的一种潜在的可怕威胁来自于国民分裂成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两部分。下层阶级与主流社会之间的鸿沟实际是随着新的传媒系统的普及而扩大了。这条信息鸿沟最终会威胁到民主。由此可见，走向真正民主和平等的道路并不那么笔直和平坦，其中布满荆棘和陷阱。
注释：
①转引自金枝《虚拟生存》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
②马歇尔·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页。
③参见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164页。
④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1页。
⑤国家科委科技信息司等编《美国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行动计划》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⑥刘文富《网络政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72页。
⑦金吾伦《塑造未来——信息高速公路通向新社会》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⑧转引自胡泳《另类空间——网络胡话之一》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⑨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21世纪的生存抉择》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页。
[关键词]交往革命 民主政治 信息化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3-0155-04
民主政治发展状况与交往手段和交往方式密切相关，社会交往手段和交往方式的变革必然带来政治生活和政治体制的新变化。在口语交往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社会舆论具有众口铄金的力量，政治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必须注重人言对于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歪曲、拔高等社会后果。在印刷时代，文字交往具有改造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力量，中外历代政治统治者无不重视对于知识分子的控制和劝勉。进入网络交往时代，各种政治信息被数字化、网络化改造，作为政治常识的编码更具有权威性和广泛性，它以广泛的社会接受和参与度成为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建构的直接社会基础。具体考察和深入分析当代社会交往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征，特别是当代交往革命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和冲击，对于我们迎接信息时代的挑战、促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当代以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主要标志的交往革命
人们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信息革命，特别是70年代开始的微机革命和90年代开始的网络革命，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或者说由工业时代步入信息时代。从哲学历史观角度看，信息时代人类的交往手段和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人类的交往手段和方式已经实现了信息化，信息化的交往活动方式已日渐成为信息时代占主导地位的人类交往活动方式。
当代交往手段和方式的信息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交往信息处理的计算机化。任何交往，无论是物质交往还是精神交往，归根到底都包括或直接就是人们之间的信息或意义的传递和共享活动。然而，不管人们从事任何活动，“善假于物”始终是人的本性，交往活动也不例外。因此，自古以来，人们在从事交往活动的过程中，通常都会借助于一定的物质手段来进行。从古代社会人们的结绳记事、甲骨刻文、烽火传讯、串简成册、钉纸成书、邮递书信，到近现代社会人们运用电报、电话、电影、传真和录像等一系列传媒，不断地提高着人类交往的信息储存和加工处理水平，从而不断地提高着人类的交往水平和交往效率。但是在现代意义上的电子计算机发明以前，人们交往中对信息的采集和加工处理基本上一直是依靠人工直接操作某些简单的辅助工具来进行的。这些简单的交往辅助工具不仅不能脱离人脑和人手而相对独立地进行信息采集和处理活动，而且即使这些简单工具与人相结合，也只能进行一些相对简单的信息处理活动，一旦面对稍微复杂的信息处理工作便难以顺利完成，甚至根本无法完成。现代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使交往中信息的储存和处理加工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真正实现了信息的自动化处理。电子计算机与人们所创造和使用的其他一般性工具的最大区别在于，它能作为相对独立的主体，根据人的意图自动、快速地进行信息和知识的采集、存储和加工处理活动，从而使人们开始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充分、及时地在全球范围内汲取新的知识，广泛开展经济文化的交流、合作与竞争。如今，在信息产业发达和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们的一切社会交往活动，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和精神文化的交往活动，甚至人们的日常交往活动，都与计算机和网络发生了密切联系。第二，交往信息传输的网络化。交往是人们之间的实物和信息或意义的传递和共享活动。利用一台台独立存在的电子计算机存储信息和加工处理信息，虽然会极大地提高信息存储的容量与加工处理的速度和准确性，从而会极大地提高人的交往水平和交往效率，然而这还只是交往手段信息化的初级阶段。只有利用互联网络，把分散布置的一台台计算机“信息孤岛”通过“信息高度公路”联成遍布全球的互联网络，才会真正使人的交往实现信息化。如同汽车需要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一样，信息也需要畅通无阻、四通八达的线路来高速传递。事实上，正是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联姻”才使信息时代真正到来，从而才真正实现了人的交往的信息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通过电脑互联网络来处理和传递信息，这使交往的信息化进入了高一级的阶段，也是信息化交往手段和交往活动的最主要表征。
人类交往手段的信息化使得现实的交往主体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强大的交往力量，同时，交往的客体域(即活动域)也相应地得到了多维度的拓展与延伸，并且由于交往中介手段的根本变化，交往的主客体相关联的时空结构以及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必然会积极地影响人和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
二、当代交往革命与公民政治权利
基于当代交往革命的知识与信息的数字网络化不仅仅是社会和政治的各种“改装形式”，也不再是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交往的外部支持手段，而越来越作为社会政治生活和交往“内在的事件”。当网络技术不仅作为一种高新专业技术，也作为一种用途广泛、价格相对低廉的交往工具出现时，似乎天生就适应于现代社会崇尚民主的环境。加拿大传播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曾预言，某些电子媒介能够把地球变成一个村落，“信息的即索即得(能)创造(出)更深层次的民主”。“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美国社会预测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也说：“由于在瞬息间即可共享信息”，“代议民主制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了”，代议民主制转向共同参与民主制。从某种意义上讲，民主化进程的快慢及其形式将取决于人们之间的交往手段、联系方式的先进与落后。
可以从公众和政府两个方面来理解当代交往革命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从公众角度看，当代交往革命有利于公民政治权利的有效保障和扩大。具体表现在：第一，它提高了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扩大了政治生活的社会参与度。在传统交往方式下，个体的人际交往往往囿于实际生活的狭小圈子内，难免受种种约束和限制。而网络交往却可以让人们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网络提供了一个人人可以畅所欲言、事事可以尽发感慨的绝好空间，提供了一个“理想化的言语情境”。在理想化言语情境的诱惑下，人们把网络设想为一个“电子民主广场”。这种平等宽松的沟通氛围，对于充分发扬民主精神，提高个体主体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网络 还实现了政治知识和政治信息无障碍的交流、沟通和共享，公共政治信息的数字网络化传递直接形成一个易扩散、易接受、易分配的政治组织建构新模式。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可以将政治生活与广大社会需求相结合，破除了资本精英、官僚精英和知识精英对政治生活的控制，大大提高了政治生活的社会参与度，扩展了政治与社会相互融合的程度。
第二，它改善了政治参与的方式和手段，提高了人们政治参与的能力。民主政治的关键是民众的参与，而民众的参与又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除了民主的制度，还有相应的技术手段。没有快捷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手段，是谈不上什么民主的。在以语言、文字交往为主要交往形式的前现代社会，要想实现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直接沟通，在技术手段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如若要采取直接民主制，便只能在一种人口不很多的非常小的城邦中。它要求社会成员的数量要少到足以能进行有效的互相监督。而在一个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中，建立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曾被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视为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在拥有了电话、电报和现代交通等新的交往媒介和技术手段以后，尽管扩大了政治交流和沟通的渠道，政治沟通进一步畅通，但实行直接民主制仍然是不现实的，只能实行代表民主制。因为，电报、电话仍不能实现民众与政府之间快捷而有效的互动，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公众对政府的有效监督。互联网技术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一方面，在网络中，比特(bit)能以光速无障碍传播这一特质，结合网络非中心化的设计原则，开创了信息多元传递和言论自由的全新局面，政府审查制度在网络上形同虚设；同时，有了计算机，更多的人可以获取他们平常难以触及的信息，可以形成对事物全面公正的判断，因而也就具备了参与社会事务的“发言权”。而且，传播成本的相对低廉，也使得财力有限的组织和个人通过网络广泛传播其思想的能力大大增强，完全受大众传媒控制的状况得以改观。另一方面，当电脑被广泛应用于连线政治后，其极大的沟通和互动效应必然带来民众与政府的直接对话。人们设想，一个连线的、一拨即可通达的议会，每一项议案都可能引来大量电子邮件，政治家们可以立刻看到对民众意见的调查，民众的情绪会影响政治决策，左右政治方向。直接民主论者把这种电子时代的直接民主称为“电子民主”。新技术开辟了直接民主的无限可能性，新的直接民主的时代正在到来。
当然，绝对的、无限制的政治参与并不一概都是积极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的公式说明，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化还不够成熟时，失去控制的政治参与只能导致政治动乱的来临。因此，不同国家均应根据自己的不同国情，把民众的政治参与限定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
三、当代交往革命与政府组织管理
当代交往革命不仅有利于有效保障和扩大公民的政治权利，同时也有助于创立一个民主、高效、廉洁的政府。《美国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行动计划》强调：“国家信息基础结构的好处远远超过经济增长。诚如公民网络中心所述：‘一个国家能灵活自如，其政府高效、节俭，并由识广、明达的社会舆论所引导；能创造优质职位并造就出相应人才去担任此等职务；能促进终身学习、社会生活以及社区文化生活。这就是国家信息基础结构的承诺所在。”
当代交往革命对于政府组织管理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带来政治权力由集中到分散的转变。互联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交流与沟通媒介，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扩大了社群的分化。网络的异步传输与交互式沟通特点，使得个人能够更加从容、主动地选择和吸纳信息，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度搜索高度个人的讯息。它弱化了个人对于社团的相对依附性，把权力分散到了更多的人和群体当中。二是促进了交流的平等。顺畅通达的电子访问大大削弱了严格的科层制等级观念，一个平民通过网络访问总统变得比从前容易了许多，身处偏僻乡野的孩子也可能与城市富裕的子弟获取同样的知识，无中心散布式的网络结构使平等自由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网络的分权和平等特征，对于信息垄断和由此衍生的集权控制具有潜在的颠覆作用，因而天然地符合民主精神。
第二，导致政府组织结构的变革。这恐怕是当代交往革命对政府组织带来的最大冲击。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减少了组织管理的层次，扩大了组织管理的范围和幅度，使组织结构从多层少点的金字塔型向层少点多的扁平结构演变。正如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生动地描绘的：未来社会中，政治领域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将被摧毁，信息的自由流动改变了过去层层传递的模式，“有了计算机的帮助，我们可以用平行联系的方法重新设计我们的组织结构”。独立、开放、主动、变化是网络时代政府组织结构与传统政府组织结构相区别的鲜明特点。
第三，带来政府管理模式的改变。政府管理模式的改变集中体现在“电子化政府”的建立及其功能上。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和因特网的建立，为建立一个“电子化政府”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和可能。“电子化政府”不是简单的政府上网，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技术改造。它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政府管理模式或政治互动模式的建立。“这种模式一方面保证政府在以因特网为核心的虚拟空间中，积极回应公民的需要，跨越时空障碍执行公务；另一方面给公民参与政治事务、表达利益和压力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便捷的手段。”“电子化政府”“可以从三个方面改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1)政府自身要高效、节俭、能干和负责；(2)政府能广泛地听取民众的意见。‘由识广、明达的社会舆论所导引’；(3)政府能竭尽全力增进公共利益，不断改进为公众服务的质量并能节约费用”。而事实上，它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总之，无论从政府的角度还是公众的角度，都可以看出，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当代交往革命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有利于政府和民众之间信息的自由流动，增加了政府行为的透明度，便于人民参与和监督；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有利于发挥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作用，从而大大加速了社会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四、强权政治与阶层差距
技术在任何社会都偏爱有权势者。从理论上讲，信息意味着更多的公开性，而公开性意味着更多的民主。但是，由于交往手段、交往工具占有的不平衡，也就使得这种公开性和民主性难以保证和实现。西奥多·罗斯扎克在他的《信息崇拜》一书中指出：“官僚主义的经理、公司精英、军事当局、安全和监视系统都可以利用计算机里的数据来制造混乱、散布神话、进行恫吓和控制别人。他们掌握了绝大部分的信息源和计算机，公众对于信息的崇拜又给他们的优势地位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他们有效利用手头信息的原因是很明显的。这些社会集团有很多利益，信息要为这些利益服务，计划也要根据这些利益制订。他们手里 有一张明确而简洁的日程表：把更多的利润和权力集中到那些已经拥有利润和权力的人的手中。”。罗马俱乐部成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顾问、系统哲学家E.拉兹洛在1992年提交给罗马俱乐部的一份报告中也认为：“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规定世界上权力与财富性质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权力不再以诸如某个办公室或某个组织的权威之类的传统标准为基础，财富的含义正在从诸如黄金、货币和土地之类有形的东西转移开去。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无形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正在形成。这个新基础以思想、技术和通信占优势为标志，一句话，以‘信息’为标志。”。
从世界范围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凭借其网络优势和话语霸权，获取了在工业革命时代所没有的技术能力和控制能力，对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外交进行操纵和渗透，积极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利用网络进行直接的政治攻击和政治离间是他们首要的手段。尽管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上也竭力进行反击，但由于技术和话语上的劣势地位，人们看到的结果只能是单方面的网络干涉主义者的影子。总之，正如阿尔温·托夫勒在他的《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所说，世界已经离开了依靠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利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事实确实如此。由于交往手段、交往工具占有的不平等，已经占据技术制高点的国家、地区或个人就可以凭借这一优势，构筑起自己的网络霸权，不仅获得更多的经济利润，而且在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也都处于主导和控制地位。
在一国内部，交往资料占有的不平衡和英语的霸权也在把人群迅速分化为技术精英和普通大众。这两种人在获取和支配信息方面的能力是完全不平等的，人数不多的前者获得了信息霸权和更多的政治特权。一方面，穷人购买计算机的比例毕竟不大，上网的可能性也极小。这种信息获得方面的差别本身是不民主的，这使非因特网用户变成了二等公民。现行的技术有利于权势阶层或利益集团，却使普通民众感到失望和厌倦。另一方面，除经济因素之外，网络对英语的绝对依赖构成了普通人入网的最大障碍。网络文化用英语来判定你是否有资格进入电脑化空间。多样化的对话和各种各样的人类视角被强行纳入有限的英语中。英语在电脑网络上的霸权地位和绝对统治，在电脑和非电脑语言之间规定了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与现存世界秩序中的等级制度是一致的，甚至比在现实世界中更为有害。为了哪怕是在网上发出一点点自己的声音，人们不得不使用准英语表达方式来阐述准西方话题。由此，怎样使选民普遍获得权利，通过更直接的代表制建立更民主的政体就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就必然会出现政治上的两极分化：越容易获得信息的人越有政治发言权，而缺乏获取信息手段的人无形中就被剥夺了发言权。
托夫勒指出：各个高技术国家的政府所面临的一种潜在的可怕威胁来自于国民分裂成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两部分。下层阶级与主流社会之间的鸿沟实际是随着新的传媒系统的普及而扩大了。这条信息鸿沟最终会威胁到民主。由此可见，走向真正民主和平等的道路并不那么笔直和平坦，其中布满荆棘和陷阱。
注释：
①转引自金枝《虚拟生存》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
②马歇尔·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页。
③参见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164页。
④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1页。
⑤国家科委科技信息司等编《美国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行动计划》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⑥刘文富《网络政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72页。
⑦金吾伦《塑造未来——信息高速公路通向新社会》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⑧转引自胡泳《另类空间——网络胡话之一》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⑨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21世纪的生存抉择》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