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的发明，通常是古老民族进行自我叙事的主题。中国人对器的态度，却趋于两端。汉语里有“重器”一词，礼器”等象征江山社稷。从古至今，从权贵阶层到文人士大夫到草根平民，对器具的使用无不讲究至极。同时，中国文人又极其矛盾的回避着器具，孔子曾言“君子不器”。对器皿过于讲究往往是宋、明时期不得志的文人，不得不寻求禅宗、茗茶插画的无奈选择。
　　矛盾的文化纠缠致使我们享受生活美学却又丢失了文化传统，爱好物质却也轻视“玩物丧志”。 事实上，器物的实用、摆放、选择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阶级趣味。我们探讨器物的史学与文明，可以看出器物背后的国家叙事；我们追求现代家居的器物美学，更追求由“小器”而点缀出的生活态度、文化追求。
　　器物的国家叙事：从四大发明到洋务运动
　　中国人对器的态度，郑重起来，可以上升为国家的叙事。
　　汉语里有“重器”一词。比如用来烹煮肉食、食牲祭祀和宴享等各种用途的青铜器鼎。作为礼器，鼎是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力的标志。“一言九鼎”、“三足鼎立”等成语也说明了它的巨大影响。古代社会对用鼎的数目，有相应的制度，称为“列鼎制”。西周时期天子用九鼎，诸侯一般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也有用一鼎的。
　　宗庙里的鼎和玉器，象征着国家威严、江山社稷。秦国统一全国，秦始皇令丞相李斯书其文，孙寿琢其字，将和氏璧制成玉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项羽杀进阿房宫，第一件事便是夺走玉玺这“国之重器”。两国交兵，宗庙器物抢到手，就表示我灭了你的国了，百姓闻之，于是也仰天而叹，改奉新君。
　　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则是中国器物实力的象征。所谓“四大发明”之说，源于英国哲学家培根《工具论》。在这些器物符号里，隐含着征服者的叙事逻辑，喻示着大地的四种方向，为华夏民族信念的建构奠定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基础。称为钦定的政治语词。
　　器物的制造、演变中每个充满趣味的细节，不仅凝塑着古人的智慧和情感，还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唐代“胡瓶”的出现和流行更是对外来器物的直接接受。胡瓶是一种椭圆形器体，较长的细颈，流口作鸟啄形，带盖，口部到腹部有弯曲的把的器物。文献记载它来自东罗马等地，形状奇特。唐代的吐蕃人、安禄山等都向朝廷进献过“胡瓶”。
　　再比如椅子，中国古人原本席地而坐，后来从西域传来一种便于携带的轻便坐具“胡床”，即今天还在使用的轻便的折叠凳，也就是俗称的“马扎儿”。胡床在隋代以后改名为“交床”，又受佛教的垂脚坐式的影响，最终出现了高腿椅子。高背椅子在唐代叫绳床或倚床，唐末木字旁的“椅”字正式出现。宋代以后人们终于改变了跪坐的习惯。
　　到了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更被称为器物之变。当时的地理、社会、个人及其日常生活和器物统统可反映出当世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人口、政治结构、赋税制度等等。甚至可以这么总结：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挑战帝国意识形态之际，“洋务运动”所带来的“器物革命”、工业化国家的制造物，诸如肥皂、香氛、钟表、钢琴、火柴、洋布、烟草、眼镜、火车、自行车、电报、电灯、自来水、煤气灶、抽水马桶等等，早已深刻改造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是比意识形态更为有力的变革，它以器物更替的方式，直接摧毁了旧帝国的形而下根基。
　　杯杯盏盏中的文人雅趣
　　在器物的政治叙事和学术叙事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更为纯粹的文学叙事，它要补充前者的细节性缺环。阿拉伯民间故事《天方夜谭》里的神灯和飞毯，意大利小说家薄伽丘的《十日谈》里的干豆、煎锅、餐巾、绸袍、天鹅绒垫、窗帷、戒指和金币等，都是日常生活的重要道具。器物叙事在文艺复兴时期悄然流行起来。
　　在中国，由国而家，上行下效，则大凡有点身份地位的“钟鸣鼎食”之家，无不有镇家的“重器”，如金杯、银盏、碧玉盘之属；便是寻常人家，也会购置一套像样点的瓷器，在隆重的场合使用。
　　以中国人日常生活最寻常见的茶具为例，中国已有两千年的“小器文明”。据西汉辞赋家王褒《憧约》有“烹茶尽具，酺已盖藏”之说，这是中国最早提到“茶具”的一条史料，到唐代，“茶具”一词在诗里处处可见，诸如唐诗人陆龟蒙《零陵总记》说：“客至不限匝数，竞日执持茶器。”白居易《睡后茶兴忆杨同州诗》“此处置绳床，旁边洗茶器。”
　　茶具按其狭义的范围是指茶杯、茶壶、茶碗、茶盏、茶碟、茶盘等饮茶用具。由于制作材料和产地不同而分为陶土茶具、瓷器茶具、漆器茶具、玻璃茶具、金属茶具、竹木茶具和玉石茶具等几大类。
　　《宋史·礼志》载：“皇帝御紫哀殿，六参官起居北使……是日赐茶器名果”。皇帝将“茶器”作为赐品，可见宋代“茶具”十分名贵，北宋画家文同有“惟携茶具赏幽绝”的诗句。南宋诗人翁卷写有“一轴黄庭看不厌，诗囊茶器每随身”的名句。
　　到了明代，茶不像宋代团茶、草茶，皆须槌碎研碾成末，所以明人改用茶壶容茶，煮沸水冲泡，再注入茶杯饮用。从茶画家宋钱选的《卢仝烹茶图》中可以看到，鬲形三足朱泥茶壶、煮泉风炉、朱泥单柄壶及双层朱泥茶壶等宜兴煮饮器。
　　明代时兴容量较小的茶盅、茶杯饮茶，为观茶色特重白瓷。泡茶茶壶或煮水砂壶，特别是宜兴紫砂或朱泥茶壶，在明代中期以后成为茶器新贵，也是文人、茶人间争相收藏的对象。赏器成为明代文人重要的生活情趣，唐寅、文徵明、祝允明、王问等都留下不少品茶代表作。其中《卢仝烹茶图》画上白衣文士卢仝，座前朱泥鬲形泡茶茗壶，以及红衣赤脚老妪于铜茶炉上以朱泥单柄壶烧水煮茶。
　　席地坐于锦花垫布上，垫布上摆放的小型白瓷茶杯、朱漆茶托亦为明代绘画上常见的成套饮器，从唐寅《煎茶图》、《琴士图》、文徵明《品茶图》、仇英《东林图》、李士达《坐听松风图》，以及丁云鹏茶画，一直都是明代画家笔下描画的通用茶器。此与茶书记载明代“品茶用瓯，白瓷为良”、“纯白为佳”或“洁白如玉、可试茶色”亦相吻合。 　　无独有偶，中国明代小说里的铜镜、宝石、银两、刀剑、丹药、彩缎、骨牌等等，也像蜡烛一样在小说里闪烁，映照着世俗生活的迷人场景。
　　中国器物与匠人危机
　　瓷器、丝绸、漆器等这些传统工艺经过千年传承，但现今它们的生存问题让人困惑。
　　1956年的一则“毛主席指示”对中国的工艺美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瓷器当然是第一位的好东西。自唐宋以来，瓷器就和丝绸一起，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器物。在中古时期，它是构成西方世界中国想象的重要元素。不过令人失望的是，就制造技术的水准而言，进入现代后，中国瓷器已经被西方超越。
　　至于古代瓷器，早已成为了一个财富现象。在香港和内地的拍卖行，瓷器成交价被屡屡刷新。每年苏富比秋拍“中国瓷器工艺品”等专拍成交总额高达数亿。从明清上朔宋元，关于当代瓷器的联想已经是以古物为主。
　　云锦代表着中国器物上的奢侈需求，但前途并不明朗。“云锦是做手艺的，手艺就牵扯到人亡艺绝的问题。第一批老师傅教我们时，有十来个师傅，10年一过，一个都不在了。”云锦艺人们知道，云锦的未来在高档时装上。但在国内，高级时装还是一个刚刚有些苗头的产业，中国服装还没有从廉价商品的泥潭中走出来，因而云锦在当前的市场基础可以说是相当单薄。
　　除了云锦、蓝印花布、瓷器，在中国，散发着器物光辉的“好东西”还有很多。1979年由轻工部评选第一届“中国工艺美术家”，到2012年的第六届评审，至今共评出了四百余名“大师”。“大师艺人”从陶瓷、印染这样的大活儿到剪纸、风筝、面人、糖人这样的小活儿，涉及品类繁多的传统工艺。不过，这一部分高端人才资源已有凋零之象，因为“大师”们的年龄普遍偏大，已有六分之一先后去世。
　　按惯常的思维，一旦有了产业作后盾，民艺的保护就不成问题了。一些民艺产业里确实有这种景象，比如江苏宜兴的紫砂壶。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一批港台商人进入了宜兴投资，紫砂壶备受追捧。在港台商人的刺激下，一批当地人也随之纷纷进入紫砂行业。这一局面持续至今，到目前，丁蜀镇近20万人口中，大约有一半与紫砂行业有关。
　　不过，艺术紫砂与半手工或者工业流水线上的紫砂，它们的二元发展也并非井水不犯河水。受到收藏市场的刺激，那些技艺较高的造假者，纷纷仿制名家制作的紫砂壶，假货甚至销到了海外。
　　艺术是非功利的，纯艺术更多地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态度。以器物为载体的工艺美术需要的是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在价值追求与资源条件之间取得新的平衡。中国器物现在处在一个矛盾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