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规划师眼中的西安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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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古都在数十年间遭遇到的历史和现实的纠葛,韩骥一言蔽之:中国值得惋惜的事太多。
  
  韩骥,西安市城市总规划师,古城保护与城市建设身体力行的矛盾协调者,一方面他继承梁思成的城保思路,为西安城努力延续了一些历史符号。而另一方面,面对各方时时涌起的经济冲动,他说,“我也只是一个打鸣的公鸡。”
  
  国家历史:“梁陈方案”具体对西安的城市规划有哪些影响?
  韩骥:跟你开个玩笑,规划师就像打鸣的公鸡。公鸡等太阳出来的时候才叫,“梁陈方案”是属于半夜鸡叫,太超前了。当时刚建国,朝鲜战争还在进行,国家根本没有力量操办。我感觉梁陈方案与如今的皇城复兴规划有异曲同工之处,就是读书人要报国,就提了一个建设方案,没有受到当权者的赞成。道理是这样,不同的城市发展阶段决定取舍,梁先生的方案,我们作为他的学生,也专门讨论过,他的成功与失败。
  当然,现在谁都知道梁思成的“新旧分城”好。但说老实话,在当初中国干什么事情都要看北京,北京怎么说,地方就要怎么做。北京已经批判了建新城,别的地方自然再不敢提了。
  “梁陈方案”对西安的影响举足轻重,如果没有梁先生的古城保护思路,就没有如今的西安城。当时在北京,他提这个方案的时候,曾经写了好几篇文章,这其中实际上把古城保护的一些要素和方针已经提出来了。
  比如,他提出来古城的轮廓,中国城是方的,有一个强烈的中轴线,标志性建筑都是布置在轴线的节点上。他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保护了这个城市格局上的重要节点,比如今天我们看到的鼓楼、钟楼,再比如城墙,保护好了这些标志性建筑,即使其它建筑都不存在了,还是会给人们一个很强烈的历史感。于是西安就学他的思想,我们八十年代一上手就保护西安城墙,保护西安城门。这几个东西都保护住了,别的东西再变也丢不了精神,这就和下围棋一样,布局很重要。
  
  国家历史:历次城市规划中,西安城是如何处理古城保护和建设的关系?
  韩骥:城市规划,虽然考虑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如果我们从城市发展的历史上看,它还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每一个阶段的城市规划,都有它的主要任务。现在回头来看值得一提的唯有建国初期,西安城的那个规划。
  当年的城市规划主要任务是为工业化服务,因为那个时候国家选定了8个城市作为工业基地来建设,西安就是其中之一。这个规划是按照当时苏联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完成的。
  那么西安当时解决的问题就是作为关中地区,乃至整个中国战略布局上一颗重要的棋子。西安主要布置的是军事工业,当时军事工业都是男工,为了保持平衡,又搞了纺织厂,都是女工,比例上也很合适。
  西安当时总规划的负责人是李富春,国家计委的主任。具体的操作人是周干峙,现在的两院院士。当时支持这个规划的专家,苏联就有两个,都是苏联的大牌城市规划专家。一个是莫斯科建筑学院的院长,另一个是列宁格勒设计院的院长,应该说在当时的苏联规划界他们俩是老大。梁思成的思想对周干峙影响很大。西安的万幸就在于,当时做这个规划的人都是中国和苏联很权威的专家。
  所以西安50年代的规划是做得非常好的。既有中国传统的简洁,又有现代城市的功能。东边工业区,西边工业区,北边是文物保护区,南边是科研文教区,一个旧城搁置在中间,也就是说新区的发展跟旧城的矛盾并不是太大。就是一大块,但是里头分区很好,简洁明了。
  现在看这个城市除了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比较乱一点,从总体上,没有乱。原来的基础非常好。现代西安整个布局风格,还是井字型的格局。既有欧洲的广场,又有中国的精华。
  实际上,这些中国风都是民国时候建设陪都时期留下的基础。可以这么说,国民政府,在城市规划上,依仗的专家要比我们建国后的专家强得多,人数也多,质量也高。
  
  国家历史:西安的旧城改造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呢?
  韩骥:应该说从解放以后一直在改造,但是改造的高潮呢,应该说有两个阶段,一个是1954年到1958年。文革中停止了。然后,改革开放的初期,房地产商进城。
  国家历史:80年代西安搞旧城改造的时候,遇到的冲突和矛盾多么?
  韩骥:我觉得不多。西安的老城从明朝开始,可以说是破旧不堪了。旧城道路的状况也不好。排水供应也不好。原来等于是个大农村。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一些危旧的房屋拆除了,盖一些三层楼四层楼,那是敲锣打鼓地欢迎。另外一个,是体制上的原因。比如说去意大利,许多民房为什么保护得很好,它本身就是私有制,当然保护得很好。而在中国所有的大宅院都是公家的。红卫兵是有破坏作用,但主要还是后来的住户破坏的。另外,西安跟北京上海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北京上海房子质量好,一个是那两个地方的文化人太多。那些文化人,有的还是很清高的。跟我们这里不一样,拆了有时候还敲锣打鼓。
  
  国家历史:现在西安城内,有历史价值的民居还有吗?
  韩骥:没有了,最好的都拆掉了,最好的都是大院。最好的都在南院门,还有西安的西南角,大宅院都是商人住的地方。那些好房子一些是1954年以后拆了一大批,另一些全部毁于改革开放后的地产商进城。因为那些宅院经过这么多运动,已经不归私人了,归房地局。既然是公家的房子,房地局一挥手,旧城就都成了楼房,多解决人的居住问题嘛。
  
  国家历史:有评论说西安现在只是一座唯剩城墙的古城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韩骥:这个中国的历史,我们作为规划工作者,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这个阶段,也许还没有意识到哪些东西是需要加强保护,另一个,在中国特定意识形态冲击上,现代化建设里,也有诸多的学派,有时候他们也是破坏的,只不过这些现代派在中国成为主流了。
  要说惋惜,中国值得惋惜的事情太多了。但是个人而言,我作为梁先生的学生,我很庆幸,不管怎么样,保留了一点东西。要说跟欧洲比,我们真是不肖子孙。现在呢,我搞规划,只能宏观控制,以后我们可以做的空间仍然很大。中国古城保护刚刚开始。中国古城保护的精华,我们现在有一半还没有抓到手。真正中国古城的精华是什么,中国的风水学,中国的古建筑跟山川的关系,这些是现在都没搬走的。
  站在城门上,看看渭河,看看南山,好好研究中间的逻辑关系,就会发现我们中华民族是多么的伟大,就不会因为拆一两栋房而悲哀了。你就能够意识到,早在5千年前,我们就已经知道人类和自然是什么关系。而世界上到现在才提出来人与环境的融合。可是这些东西,我们如今还在批判,说这是迷信。
  
  国家历史:回头看如今的城墙内,还有哪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关键节点至今保存完好?
  韩骥:城墙四门,钟楼、鼓楼,清真寺,城隍庙,就这些点。旧城里边列为文物的基本上都保护下来,没有遭到破坏。我们国家文物界对问题的认识太落后,1960年颁布的《文物法》还停留在发达国家19世纪30年代的水平。人家到了20世纪的时候,文物保护就已经四大块了:古城的保护,古建筑的保护,历史街区的保护,无形遗产的保护。人家从上世纪30年代就逐渐意识到了这些护。我们解放以后的保护,仅有一个古建筑、古遗址的保护,后来增加了一个馆藏文物的保护,就是这些。一直到了21世纪初,我们国家才提出古城保护和历史街区的保护。 H
  
  1950年2月,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 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设》,史称“梁陈方案”。 本着“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原则,梁、陈两位先生 对新中国的首都作了科学的规划,一方面,从整体保护的构思出发,建议把 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为未来北京城的可持续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避免 大规模拆迁的发生,降低经济成本,自然延续城市社会结构及文化生态;另 一方面,提出平衡发展城市的原则,增进城市各个部分居住与就业的统一, 防止跨区域交通的发生。众所周知的原因,“梁陈方案”没有被采纳。
  
  第一个城市规划(1958年——1980年)
  五十年代,西安作为全国重点建设工业城市,当时的西安规划变迁是完全围绕工业布局展开的。
  第一个城市规划提出依托旧城,不动旧城,利用旧城发展城市。布局主要分布在东西两边,形成了西郊电工城、东郊纺织城、南郊文化城的基本格局。
  
  第二个城市规划(1980年——2000年)
  改革开放以来,西安修编完成了第二部城市总体规划。
  规划提出要把西安建成在保护历史古都风貌的基础上,以机械、轻纺工业为主的城市。首次提出了保护古都风貌。这个规划里也第一次把环城建设的理念渗透其中。当时提到具体保护古城,就是要保护明城的基本格局,要显示隋唐长安的宏大规模,保护四大遗址这三项基本内容。
  
  第三个城市规划(1995年——2010年)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增大,西安市之前的城市规划已经不能满足城市发展,在此基础上西安编制报批了第三部城市总体规划。
  这个规划,第一次提出外围组团的城市发展目标。对城市发展来说,它的空间大了,在外部规划了11个卫星城。总体规模达到了310万人,275平方公里。在这个规划里,西安市第一次提出建设世界文明的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全国的科研、高新教育的技术基地,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陕西省的省会。
  
  第四个城市规划(2005年——2020年)
  进入新世纪,“新旧混合”型城市规划已经不能适应这个城市的发展。
  第四个城市规划提出,行政中心北迁,逐渐弱化和分离老城的行政、交通、居住等功能,而旅游观光、文化交流功能将会得到强化。计划到2050年时,老城区的人口将由现在的42万多降低到25万,老城原则上“只拆不建、多拆少建”;老城内以公共交通为主要交通方式,自行车和步行交通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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