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继承了白银货币的本位化。但这个继承多少有些窘迫，那就是白银的匮乏。朱元璋洪武年间发行的“大明宝钞”，不许兑换金银货币，难免让人心生疑虑，尤其是一个朝代的初期。当时，鉴于百姓心理上对纸钞的严重不信任，洪武三十年(1398年)三月初一那天，朱元璋干脆下了诏书，明令禁止民间以金银作为货币直接进行交易支付手段。《明实录》有记载：“时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由是钞法阻滞，公私病之，故有是命。”1974年，考古专家从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发现了一张布告，这份布告的内容显示，直到永乐二十年(1422年)，官府仍在重申洪武禁令，对拒收纸钞的“泼皮无籍之徒”严厉处罚。由于白银的紧缺，“银本位”制度的实行仍然只能用官府的强制力，用“纸上谈兵”的方法推行白银的本位化。
　　金融史告诉我们，纸币的发行成功，其背后必须有相应的真金白银和国家强制力的双重手段，仅靠强制力发行的纸币，自然不可能维持太久，朱元璋的纸币——“宝钞”也无法摆脱这样一个定律。于是，不准用金银作为货币支付手段的禁令开始松动了，而且首先出现在京师。政府税收和发放军饷官俸，开始折实变现，以白银支付。《明英宗实录》记载，景泰三年(1452年)七月，京官的官俸准价折银；七年(1456年)二月，户部又因内帑贮钞不多，对京师文武官员上一年度的折俸钞以白银支付。如果说这还可能是“钱荒”而库银存量有余的临时行为，但是从《明史·食货五》看，“京城九门之税……成化以来，折收银，其后复收钱钞”，这显然是因为白银的流通量还不够充足，但是到了“八年(1472年)复收银，遂为定制”，到了正德三年(1508年)，就“以太仓积钱给官俸，十分为率，钱一银九”，即官俸的90％改发现银。到了嘉靖四年(1525年)，索性“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至此，明朝官俸的支付币种出现的变化得以实质性的巩固，中国货币的银本位制度，至此可谓“实至名归”了。
　　但即使在当时，许多官员也看不清银本位制度的沿革。比如，内阁学士、光禄寺卿王鸣盛曾写有《陔余丛考》一书，有这样的考据：“王西庄《十七史商榷》内有‘金银布帛’一条，谓专用银钱为币，直至明中叶始定。此说殊不然。”但另一位叫赵翼的官员在历举了诸朝用银情况，转了一大圈后，得到的结论是：“近乃为一条鞭法，计亩取银，则夏税一概征银，实起于隆庆中。西庄之说亦相合，但系钱粮专征银，而非民间专用银也。”其实，赵翼没有搞懂现代经济学的“银本位”问题。原因在于，国家以银征税，又以银为支付手段，国库储藏也以银为主，民间虽有铜币流行，但币值换算已有定规。实际上“钱已大壅，益专用银”的说法，也是张居正能够实行“一条鞭法”的坚实基础。这个办法初始于嘉靖十年(1533年)，颁布于万历九年(1581年)。《明史·食货志二》介绍其主要内容时说：
　　“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请注意，这里出现的所有货币都是“银”，可谓地地道道的“一切向钱看”了。它的优点在于手续简化，过程透明，摒弃繁琐，现银找齐。由于构成县级财政支柱的“徭役赋贡”都必须“折银变现”，无疑是大大促使了传统经济形态下的社会产品，加速向商品化的方向转变。这次大刀阔斧的财政改革，要害就是“计亩征银”。而“征银”二字，即是“钱已大壅”的最好注解。尽管丈量“计亩”由于张氏的突然死亡而遭物议中止，“一条鞭法”未能彻底实行，但敢于提出这个基于“银本位”的一揽子财政方案，足以说明当时白银流通的程度已是远远高于明朝初期了。
　　那么民间的白银储量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呢?谢肇的《五杂俎·地部二》说：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生，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系，或转贩或窑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
　　如果以此比较一下北宋的“丰亨豫大”那一段时间，当时宋廷岁，入不过一百八十万银两，而到了晚明，徽州的富商巨贾已称得上“富可敌国—了，更不消说早就在一旁算钱玩儿的山西巨商了。当然，这或者只是白银储备量的多寡，并非两个朝代之间整体实力的比较。但不能不说，银本位在明朝推行一条鞭法之时，在国家的经济法律层面得以巩固了。
　　另有两项统计，是田艺蘅《留青日札》及赵翼《廿二史札记》归纳的查抄档案，大致情况分列如下：
　　天顺朝王振有“金银六十余库”；弘治朝李广“文武大臣馈黄、白米各千百石”，隐语谓“黄者金，白者银也”；
　　正德朝刘瑾“金二十四万锭，碎金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元宝五百万锭，零银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赵翼作“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余万两”)；
　　又钱宁“金七十杠共十万五千两，银二千四百九十杠共四百九十八万两”(赵翼作“黄金十余万两，而白金三千箱”)；
　　又江彬“黄金七十杠共一十万五千两，银二千二百杠共四百四十万两”。
　　到了嘉靖朝，严嵩也有“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其子严世蕃则“窖金于地，每百万为一窖，凡十数窖”。田艺蘅这个人是生逢其时，有机会遍查严嵩家产中的珠宝玉器、古玩奇物、刺绣纱罗、房屋田产及其变卖折价情况，并一一条列，在他的《留青日记》中记述甚详，而且说“传闻(江西、北京)二处所抄，不及十四五，盖行赂于权要者十二三，寄顿于亲戚者十三四。”
　　虽然这里边有些记叙有可能出于外人揣摩，未必都是事实，有些数字也不宜作累积看待，应该包括历朝历代的行贿周转。但毫无疑问，黄金与白银的数量相差越来越大，白银数量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也就让人不得不探求一下白银来源为何突然充裕的原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