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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与农民工相比,教育程度高中偏低、职业期望值相对偏高、消费观不够合理、工作耐受力相对偏低、自我价值实现愿望相对强烈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性。新生代农民工孝道实现困境表现在:(1)家庭经济贡献值低,物质层孝道难以实现;(2)“德育”教育缺失,精神层孝道实现困难;(3)强烈的“城市”情节,行为层孝道成为空壳。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孝道观 特性 困境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发布。其中一大亮点就是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高度关切。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的人数已超过1亿人。
一、概念区分及其逻辑演绎
(一)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
“农民工”的出现是国家实施户籍管理制度的结果,城乡户籍的不同使得“农民工”这一专有名词得以诞生。广义上讲“农民工”就是指进城务工人员,目前对于“农民工”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界定,但涵盖的内容基本一致。
有人认为,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而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它兼有农民与工人二者的双重身份,主要指在第二、第三产业中务工的农民,其特征有三:一是持有农村户口,但在城市、乡镇企事业单位工作;二是拥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以在城镇务工所得为主要谋生手段及生活来源;三是工作生活居所不稳定具有流动性,其生活工作居住总是随着务工场所的变化而改变。
有人认为,农民工,通常简称民工,是中国大陆特有词汇,属于具有对具有农民和工人双重身份人的称呼,指从农村进入城市,依靠替雇主打工作为谋生手段的社会群体。并对农民工产生的原因做过分析,认为由于中国大陆由于以往遗留的户籍制度的存在,导致各种不同人群在社会福利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农民工”是这一制度下的特殊名词之一。随着中国大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原本从事农业的农民进入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成为产业工人,进入城市,往往他们的子女也随着他们背井离乡到了他们工作的地方。通常他们是中国大陆收入最低、劳动条件最差的主要阶层。
百度百科里面关于农民工是这样定义的:农民工是有农村户口,有承包土地,但离开户籍所在地,主要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在异地从事农业代耕。视为代耕户。代耕城市展中被丢荒的闲置农田。)。“农民工”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自相矛盾的称谓,但深刻反映了他们的“边缘人”状态。他们在农村有地,但离开了;他们在城市工作,但没有城市户口,不享受社会保障;他们为城市贡献巨大,向往城市,但不被城市接纳,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
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指的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青年农民工。也有人人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包括大专院校的毕业生。这两个概念界定似乎过宽。“80后”有许多人已经成为了白领,有了固定了工资,有的已经购置了房产,如果统统把他们归纳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他们显然不能接受。李国祥认为,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指父母本身就在城市打工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大都是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第二代农民工。李国祥的观点具有一定的概括性,但似乎概念界定过窄,对于他的观点可以推为“新生代农民工就是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其父母本身就在城市打工的新一代农民工”。按照他的定义,如果父母没有在城市打工过的新一代农民工就不能定性为新生代农民工,显然有失偏颇。
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系持有农村户口,不论其父母是否为农民工,离开户籍所在地,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青年务工人员,主要系指“85后”和“90后”。
(二)孝、孝道与孝道观。
孝,源自于子女对父母的敬爱之意,所谓“事亲”即为此意。伴随着历史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逐渐的丰富、深化,涵盖的内容也更为殷实,比如尊祖敬宗,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也被认为是孝的体现。现代意义上的“孝”基本上传承了以前的内核部分,即善事父母。只是以前更为积极的表现为道德的自律,而现代偶尔需要借助于法律的他律方可实现。
“道”指的是规律性,孝道是孝的规律化、理论化、系统化的孝知、孝情、孝信、孝意、孝行耦合协调而形成的伦理道德体系的总称。孝道观,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周围环境和他人言行举止的影响下而形成的关于孝道的态度、观点和看法。有健康积极的孝道观,也有病态消极的孝道观。
二、新生代农民工特性解析
新生代农民工出身于20世纪80、90年代的世纪之交,经历着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给社会带来的深刻变革,其思想、心理、态度、情感等内隐因素异常复杂,由思想支配的行为这一外显因素也略显张扬。与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除了具备农民工的特质外,还有其独有的特性。
(一)受教育程度高中偏低。
“外出务工前,新生代农民工受过更好的学校教育,平均文化程度较高,而且接受过相对较多的职业培训。”新生代农民工一般都具备初中及以上文化水平,在初中阶段,他们处于青春发育期,思想上比较叛逆,行为上比较大胆,头脑发热,不够冷静,不能深入的思考世间百态。初中毕业后就远离父母进入社会,失去了家庭教育的机会,而在社会中没有专门的监护人对其进行继续教育,加之社会对金钱弱势群体的歧视,有些新生代农民工本身就是留守儿童长大,思想更加叛逆。受教育程度虽然与农民工相比有了提高,但仍然是初级水平。这一方面是他们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如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不满,另一方面却缺乏理性的思索,不能对自己的社会关系进行梳理,因而常常以个人为中心。
(二)职业期望值相对偏高。
“‘新生代农民工’在寻找工作时,并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单纯出于养家糊口的目的,他们更多地是在寻找适合自身发展和提高自身技能的工作。”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职业时更倾向于选择第三产业的服务业,这一产业工作相对轻松,工资报酬也不会很低,而对于艰苦的、脏累的工作则极少考虑。他们不会根据社会需求去选择职业,而是根据自己的主观职业期望去选择工作机会,这种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相脱节的状况直接导致用人单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评价普遍不高。新生代农民工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
(三)消费观不够合理。
据广东省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09年第二季度,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月挣钱873元,只交回老家232元,即将近八成的工资收入被自己花掉了,或者自己留着了。新生代农民工理财概念缺失,他们对于自己的工资不善于做用途规划,而是处于“月光族”的行列中。本来工资就不是很高,但是却喜欢购买高消费高档次的电子产品,追求新潮流,如品牌手机、MP5、品牌衣服等时尚新宠,以凸显自己的身份,从而不让别人看不起。他们几乎形成了一种默认的消费观——“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因而,他们中有一部分人的工资根本不能在外面养活自己,有时还得让家里给寄钱过去花。笔者曾经接触过一些“90后”农民工,发现他们行为张扬,抽好烟,用好打火机,佩戴首饰,烫头发,喜欢摆阔攀比。这些都是消费观不合理引起的,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将会诱发社会危机。
(四)工作耐受力相对偏低。
新生代农民工吃苦耐劳的精神日益缺乏,工作任务稍微繁重,就抱怨、不满,不愿意承担劳动强度大的工作。以前的建筑工人、泥瓦匠、收废品劳动者等等都是由农民工挑大梁,而如今,很少在这些行业中找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影,他们觉得从事这样的职业没有面子,丢形象。怕累怕脏的他们宁可待业在家也不愿去从事他们认为的“低贱”的工作。这极易造成他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与社会对立对抗,严重者会报复社会或者危害社会治安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五)自我价值实现愿望相对强烈。
进入农民工V2.0的时代,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被关注,其自我意识也比较强烈。他们过多的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将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分裂,重索取轻奉献。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迫切希望尽快的找到他们在社会中的定位,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从而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中得到满足。由于他们的学历在社会中竞争力弱,又没有一项专长的技能,常常在工厂里以普工为生,自我价值的实现常常与理想中的状态相去甚远。但是他们中的部分会努力学习,掌握技能,朝着自己的理想去努力,也有部分会有“怀才不遇”的心理,从而破罐子破摔,随波逐流。
三、新生代农民工孝道实现困境分析
笔者认为,孝道实现分为三个层面——物质层、精神层和行为层。物质层包括对父母的赡养,满足父母的物质生活基本需要;精神层包括:(1)尊重父母,不以恶言相对。(2)成就父母对子女的期待。(3)满足父母情感慰藉需要;行为层包括在父母身边帮助父母完成部分事务。
新生代农民工孝道实现困境主要表现在:
(一)家庭经济贡献值低,物质层孝道难以实现。从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性分析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期望值高、工作耐受力低、消费观不合理。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从内心深处想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属于发展型农民工,较不缺吃穿,进入城市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想一心脱离“农门”入“城门”,因而他们在城市里可以为了自己心中体面的工作去花时间等待机会,最终的结果是有些新生代农民工得向家里伸手要钱在城市里生活。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经济上不独立或者不能完全独立是他们家庭经济贡献值低的核心原因。消费观不合理使得他们沦为“日光族”或者“月光族”,这是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经济贡献值低的重要原因。家庭经济贡献值低导致不能改善父母原有的生活方式,更不用说让父母的生活更上一个层次,物质层的孝道的实现便成为泡影。
(二)“德育”教育缺失,精神层孝道实现困难。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中偏低一方面使得他们学校德育缺失,另一方面导致家庭德育却又不够。在这种背景下长大的新生代农民工对父母的关心甚少,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极少给予父母情感慰藉。据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吴鹏森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是两类情况,一类是被滞留农村的“留守儿童”;一类是在城市出生或成长起来的“城中村儿童”。“留守儿童”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社会化机制的缺损,家庭对于许多留守儿童来说,是有名无实的,缺少家庭这个最关键的社会化机构,人的社会化过程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其中问题之一笔者认为就是代际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子女不理解父母,父母不了解子女。对子女德育引导不够导致父母和子女之间越走越远,代际关系冷漠。
(三)强烈的“城市”情节,行为层孝道成为空壳。李弘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更渴望融入城市,也不可能再延续父辈的生活方式了,如果说他们的父辈是“候鸟型农民工”,他们则是“移民型农民工”,是要扎根城市的。因而,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是更需要市民化也是更容易市民化的群体。他们更加渴望城市的文明,意识和行为已接近于城市人,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执著,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外出的经历更让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他们才发出了“死也要死在城市”的心声。这种强烈的“城市”情节的纠缠,让他们在城市的时间远远超过在家的时间,因而也就没有在行为上行孝道的“人”的条件,行为层孝道的实现也便缺少了核心要素。
参考文献:
[1]http://baike.baidu.com/view/919899.htm
[2]王兴周.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性探析-以珠江三角洲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7).
[3]陆海华.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探讨[J].经济理论研究.
作者简介:
任 拓(1985—),男(汉族),湖南常德人,硕士研究生,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实践。
胡志群(1986—),男(汉族),湖北红湖人,硕士研究生,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生态。
张雨涵(1987—),女(汉族),湖南益阳人,硕士研究生,方向:国际关系。
此文属于中南大学政治学院“思源杯”大学生创新项目课题成果。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孝道观 特性 困境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发布。其中一大亮点就是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高度关切。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的人数已超过1亿人。
一、概念区分及其逻辑演绎
(一)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
“农民工”的出现是国家实施户籍管理制度的结果,城乡户籍的不同使得“农民工”这一专有名词得以诞生。广义上讲“农民工”就是指进城务工人员,目前对于“农民工”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界定,但涵盖的内容基本一致。
有人认为,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而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它兼有农民与工人二者的双重身份,主要指在第二、第三产业中务工的农民,其特征有三:一是持有农村户口,但在城市、乡镇企事业单位工作;二是拥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以在城镇务工所得为主要谋生手段及生活来源;三是工作生活居所不稳定具有流动性,其生活工作居住总是随着务工场所的变化而改变。
有人认为,农民工,通常简称民工,是中国大陆特有词汇,属于具有对具有农民和工人双重身份人的称呼,指从农村进入城市,依靠替雇主打工作为谋生手段的社会群体。并对农民工产生的原因做过分析,认为由于中国大陆由于以往遗留的户籍制度的存在,导致各种不同人群在社会福利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农民工”是这一制度下的特殊名词之一。随着中国大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原本从事农业的农民进入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成为产业工人,进入城市,往往他们的子女也随着他们背井离乡到了他们工作的地方。通常他们是中国大陆收入最低、劳动条件最差的主要阶层。
百度百科里面关于农民工是这样定义的:农民工是有农村户口,有承包土地,但离开户籍所在地,主要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在异地从事农业代耕。视为代耕户。代耕城市展中被丢荒的闲置农田。)。“农民工”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自相矛盾的称谓,但深刻反映了他们的“边缘人”状态。他们在农村有地,但离开了;他们在城市工作,但没有城市户口,不享受社会保障;他们为城市贡献巨大,向往城市,但不被城市接纳,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
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指的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青年农民工。也有人人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包括大专院校的毕业生。这两个概念界定似乎过宽。“80后”有许多人已经成为了白领,有了固定了工资,有的已经购置了房产,如果统统把他们归纳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他们显然不能接受。李国祥认为,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指父母本身就在城市打工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大都是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第二代农民工。李国祥的观点具有一定的概括性,但似乎概念界定过窄,对于他的观点可以推为“新生代农民工就是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其父母本身就在城市打工的新一代农民工”。按照他的定义,如果父母没有在城市打工过的新一代农民工就不能定性为新生代农民工,显然有失偏颇。
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系持有农村户口,不论其父母是否为农民工,离开户籍所在地,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青年务工人员,主要系指“85后”和“90后”。
(二)孝、孝道与孝道观。
孝,源自于子女对父母的敬爱之意,所谓“事亲”即为此意。伴随着历史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逐渐的丰富、深化,涵盖的内容也更为殷实,比如尊祖敬宗,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也被认为是孝的体现。现代意义上的“孝”基本上传承了以前的内核部分,即善事父母。只是以前更为积极的表现为道德的自律,而现代偶尔需要借助于法律的他律方可实现。
“道”指的是规律性,孝道是孝的规律化、理论化、系统化的孝知、孝情、孝信、孝意、孝行耦合协调而形成的伦理道德体系的总称。孝道观,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周围环境和他人言行举止的影响下而形成的关于孝道的态度、观点和看法。有健康积极的孝道观,也有病态消极的孝道观。
二、新生代农民工特性解析
新生代农民工出身于20世纪80、90年代的世纪之交,经历着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给社会带来的深刻变革,其思想、心理、态度、情感等内隐因素异常复杂,由思想支配的行为这一外显因素也略显张扬。与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除了具备农民工的特质外,还有其独有的特性。
(一)受教育程度高中偏低。
“外出务工前,新生代农民工受过更好的学校教育,平均文化程度较高,而且接受过相对较多的职业培训。”新生代农民工一般都具备初中及以上文化水平,在初中阶段,他们处于青春发育期,思想上比较叛逆,行为上比较大胆,头脑发热,不够冷静,不能深入的思考世间百态。初中毕业后就远离父母进入社会,失去了家庭教育的机会,而在社会中没有专门的监护人对其进行继续教育,加之社会对金钱弱势群体的歧视,有些新生代农民工本身就是留守儿童长大,思想更加叛逆。受教育程度虽然与农民工相比有了提高,但仍然是初级水平。这一方面是他们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如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不满,另一方面却缺乏理性的思索,不能对自己的社会关系进行梳理,因而常常以个人为中心。
(二)职业期望值相对偏高。
“‘新生代农民工’在寻找工作时,并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单纯出于养家糊口的目的,他们更多地是在寻找适合自身发展和提高自身技能的工作。”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职业时更倾向于选择第三产业的服务业,这一产业工作相对轻松,工资报酬也不会很低,而对于艰苦的、脏累的工作则极少考虑。他们不会根据社会需求去选择职业,而是根据自己的主观职业期望去选择工作机会,这种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相脱节的状况直接导致用人单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评价普遍不高。新生代农民工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
(三)消费观不够合理。
据广东省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09年第二季度,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月挣钱873元,只交回老家232元,即将近八成的工资收入被自己花掉了,或者自己留着了。新生代农民工理财概念缺失,他们对于自己的工资不善于做用途规划,而是处于“月光族”的行列中。本来工资就不是很高,但是却喜欢购买高消费高档次的电子产品,追求新潮流,如品牌手机、MP5、品牌衣服等时尚新宠,以凸显自己的身份,从而不让别人看不起。他们几乎形成了一种默认的消费观——“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因而,他们中有一部分人的工资根本不能在外面养活自己,有时还得让家里给寄钱过去花。笔者曾经接触过一些“90后”农民工,发现他们行为张扬,抽好烟,用好打火机,佩戴首饰,烫头发,喜欢摆阔攀比。这些都是消费观不合理引起的,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将会诱发社会危机。
(四)工作耐受力相对偏低。
新生代农民工吃苦耐劳的精神日益缺乏,工作任务稍微繁重,就抱怨、不满,不愿意承担劳动强度大的工作。以前的建筑工人、泥瓦匠、收废品劳动者等等都是由农民工挑大梁,而如今,很少在这些行业中找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影,他们觉得从事这样的职业没有面子,丢形象。怕累怕脏的他们宁可待业在家也不愿去从事他们认为的“低贱”的工作。这极易造成他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与社会对立对抗,严重者会报复社会或者危害社会治安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五)自我价值实现愿望相对强烈。
进入农民工V2.0的时代,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被关注,其自我意识也比较强烈。他们过多的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将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分裂,重索取轻奉献。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迫切希望尽快的找到他们在社会中的定位,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从而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中得到满足。由于他们的学历在社会中竞争力弱,又没有一项专长的技能,常常在工厂里以普工为生,自我价值的实现常常与理想中的状态相去甚远。但是他们中的部分会努力学习,掌握技能,朝着自己的理想去努力,也有部分会有“怀才不遇”的心理,从而破罐子破摔,随波逐流。
三、新生代农民工孝道实现困境分析
笔者认为,孝道实现分为三个层面——物质层、精神层和行为层。物质层包括对父母的赡养,满足父母的物质生活基本需要;精神层包括:(1)尊重父母,不以恶言相对。(2)成就父母对子女的期待。(3)满足父母情感慰藉需要;行为层包括在父母身边帮助父母完成部分事务。
新生代农民工孝道实现困境主要表现在:
(一)家庭经济贡献值低,物质层孝道难以实现。从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性分析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期望值高、工作耐受力低、消费观不合理。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从内心深处想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属于发展型农民工,较不缺吃穿,进入城市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想一心脱离“农门”入“城门”,因而他们在城市里可以为了自己心中体面的工作去花时间等待机会,最终的结果是有些新生代农民工得向家里伸手要钱在城市里生活。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经济上不独立或者不能完全独立是他们家庭经济贡献值低的核心原因。消费观不合理使得他们沦为“日光族”或者“月光族”,这是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经济贡献值低的重要原因。家庭经济贡献值低导致不能改善父母原有的生活方式,更不用说让父母的生活更上一个层次,物质层的孝道的实现便成为泡影。
(二)“德育”教育缺失,精神层孝道实现困难。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中偏低一方面使得他们学校德育缺失,另一方面导致家庭德育却又不够。在这种背景下长大的新生代农民工对父母的关心甚少,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极少给予父母情感慰藉。据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吴鹏森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是两类情况,一类是被滞留农村的“留守儿童”;一类是在城市出生或成长起来的“城中村儿童”。“留守儿童”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社会化机制的缺损,家庭对于许多留守儿童来说,是有名无实的,缺少家庭这个最关键的社会化机构,人的社会化过程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其中问题之一笔者认为就是代际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子女不理解父母,父母不了解子女。对子女德育引导不够导致父母和子女之间越走越远,代际关系冷漠。
(三)强烈的“城市”情节,行为层孝道成为空壳。李弘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更渴望融入城市,也不可能再延续父辈的生活方式了,如果说他们的父辈是“候鸟型农民工”,他们则是“移民型农民工”,是要扎根城市的。因而,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是更需要市民化也是更容易市民化的群体。他们更加渴望城市的文明,意识和行为已接近于城市人,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执著,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外出的经历更让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他们才发出了“死也要死在城市”的心声。这种强烈的“城市”情节的纠缠,让他们在城市的时间远远超过在家的时间,因而也就没有在行为上行孝道的“人”的条件,行为层孝道的实现也便缺少了核心要素。
参考文献:
[1]http://baike.baidu.com/view/919899.htm
[2]王兴周.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性探析-以珠江三角洲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7).
[3]陆海华.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探讨[J].经济理论研究.
作者简介:
任 拓(1985—),男(汉族),湖南常德人,硕士研究生,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实践。
胡志群(1986—),男(汉族),湖北红湖人,硕士研究生,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生态。
张雨涵(1987—),女(汉族),湖南益阳人,硕士研究生,方向:国际关系。
此文属于中南大学政治学院“思源杯”大学生创新项目课题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