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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形声字是现代汉字的主体，而“左形右声”类又是形声字的主体。本文以人类“从左向右”的视觉习惯入手，解释“左形右声”形声字成为主体的原因。进一步分析得知，眼球转动的特点造成了人“从左向右”的视觉习惯，左右大脑的分工不同又是眼球转动特点的成因。最终得出：左右大脑分工的不同，造成 “左形右声”形声字大量产生。
关键词： 左形右声 视觉习惯 大脑
汉字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屹立在世界文字之林。汉字的艺术性、方块性、形声性等特征都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巨大空间。本文对形声字形声性的一个方面——大量“左形右声”字的形成进行探讨。“卜辞里已经有大批的形声文字”[1]；到小篆时形声字占当时所有文字的80％还多；今天，90％以上的汉字是形声字。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汉字的“形声化”。汉字只有“形声化”，才能比较容易大量生成新字，声符表示读音，形符揭示意义类别，可以减轻人们的记忆负担。然而还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这些形声字里，“左形右声”与“右形左声”“上形下声”“内形外声”“外形内声”等形声字相比，比例最大，这又是为什么？
我们结合大脑分工的不同和眼睛的转动等生理特点对大量“左形右声”形声字的成因进行探讨。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左形右声概况
先看一下形声字在汉字中的分布情况：
黄侃先生说：“《说文解字》列字九千，而形声居其八九。”[2]
刘又辛先生把汉字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叫做形声字阶段，从秦汉到现在，汉字以形声字为主，成为定型。”[3]
据台湾学者李孝定先生的统计，“在殷商甲骨文中，形声字约占27.24%，在小篆中则猛增至81.24%，（据清代王筠《文字蒙求》统计为82.3%，据李国英先生统计87.39%），在宋代楷书中占90%。现代汉字中形声字的比例在90%以上。”[4]
由此可以看出，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发展到小篆，逐渐成为以形声字为主体的文字系统，隶变以后，汉字以形声字为主体的特点完全确立。其中“左形右声”的形声字在形声字体系中又是最多的一类。 这一特点宋代人已经发现。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四）：“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之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5]为声旁多数位于字的右边，所以研究这种文字现象的学说，就称作右文说。[6]
裘锡圭先生认为：古文字的偏旁位置很不固定。在形声字里，这种现象尤其突出。汉字发展到成熟的楷书时，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形旁和声旁有多种配置方式的形声字虽然还有，但是已经不多了。不过，从全部形声字来看，形旁和声旁的配置方式仍然是多种多样的。“粗分一下，大概有八种类型……在上述八种类型中，最常见的是左形右声。”[7]
李丰娟学长对《银雀山汉墓竹简（一）》696个普通形声字进行统计。其中“左形右声”325个，占全部形声字的47.3％；右形左声67个，占9.2％。上形下声，97个，占12.21％；下形上声97个，占13.94％。声占一角，62个，占8.9％；形占一角31个，占4.45％；形外声内20个，占2.87％；声外形内8个，占1.15％。“《银雀山汉墓竹简（一）》的造字是以‘左形右声’为常见类型。”[8]
笔者对《现代汉字形声字字汇》的左形右声字的统计结果如下：
《现代汉字形声字字汇》共有形声字7441个，其中“左形右声”4823个，占全部形声字的64.8%。“右形左声”“上形下声”“下形上声”“形外声内”“声外形内”“声占一角”“形占一角”等七种类型占全部形声字的35.2%。
由此可见，汉字基本上是以“左形右声”的形声字为主的文字系统。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里面蕴藏着深刻的汉字构字理据。
二、汉字先读音，还是先审意
论述之前，我们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看到汉字，首先考虑的是字的读音，还是字的意义？我们认为是意义。
（一）汉字的造字目的
《周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9]先民一开始是用结绳记录事情。后代有所发展，就用刻画图形和符号来记事，并不考虑图形和符号的读音。
姚孝遂把文字的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表意文字文字画——图绘文字。
表音文字音节文字——音素文字。
姚先生说：“‘文字画’并未形成为符号，更说不上固定读音。它基本上未能脱离图画的范畴。‘图绘文字’虽然还没有形成固定的读音，但已经逐渐向符号的方面发展。‘图绘文字’的资料我们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铭刻中往往可以见到。这种文字主要是通过其形体本身表达概念，还没有固定的读音，这是名副其实的表意文字。”[10]
所有成熟的表意文字体系，无论古埃及文字，甲骨文，还是云南纳西族的“东巴文”等，都不约而同地采用“画成其物”的手法创造最初的视觉记号。[11]
汉字是名副其实的表意文字。造字的时候，通过“画成其物”的方法记录当时的事物。汉字是通过其形体表达某种意义的。
汉字发展，其象形化程度逐渐减退。一些字不能直接通过观察其形体得出意义，我们就开始借助其读音来推求字意。“借音求意”现象，甲骨文时期就已经普遍出现。在甲骨文时期和小篆时期之间，“借音求意”的方法大量使用，从《说文解字》记录的小篆可以看出，这种方法当时已经处于主导地位。
李圃把阅读汉字分成两种程序：①“语音编码”；②“形态编码”。
“阅读汉字时要在头脑中经过语音处理（发音或听觉表象）这个中间环节，才能了解词义，这就是‘语音编码’。看到汉字后，只根据审视字形，而不经过语音处理就直接了解词义，这就是‘形态编码’。”[12]
他告诉我们，辩识汉字有两条途径，第一：“形→音→义”；第二：“形→义”。
他还认为，这里所说的“形－音－义”途径，只是就思维流程而言的，在对文字使用熟练以后，中间的“音”这一环节就可以省去。[13]
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造汉字之初，还是用字熟练以后，都是由形求义的。所以，从造字目的出发，我们看到汉字，首先想到的是审查它的意义。
（二）汉字记录语言
学界普遍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所以，看到汉字，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它所记录的语言。语言是音义结合体，是由声音承载意义的。看到汉字，进一步想到它代表的语言的读音。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个结论是根据西方语言学理论推导而得出的。西方的文字，主要是表音文字。表音文字与这一理论是合拍的。然而，汉字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表意文字，完全用这一理论来套汉字，就有点“拉郎配”的感觉。汉字是有其相对独立性的。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同西方文字与西方语言有着不同之处。
我们认为：随着汉字的逐渐成熟，记录语言只是汉字新增的一项功能。《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这样定义文字：“语言的书写符号，人与人之间交流信息的约定俗成的视觉信号系统。”[14]这是功能定义法，说出了文字的两种功能。
Ｂ.Ａ.伊斯特林指出：“文字与有声语言不同，它经常使用符号和图像，不是通过听觉，而是通过视觉被接受的。”[15]汉字是象形文字直接演变过来的，所以，它的图形性就更强一些，其视觉符号表意性更明显。李敏生先生认为，文字是记录人的思维、意识的书写符号系统，而不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16]
汉字记录汉语时，最终想展现的是语言要传达的意义。现在，汉字成了形、音、义的结合体。看到这个结合体的形，我们首先和最终想得到的也是形代表的意义。通过审形不能直接得出意义，就借助音的中介，最终来实现其表达意义的目的。应该说这也是一个思维流程，完全熟练化之后，音的阶段可以省略。
三、视觉习惯与“左形右声”形声字的产生
曾昭聪先生这样解释“左形右声”形声字的形成：“表现于文字形体，则是终于以左形右声的形声字为主，从而达到‘见形知意’的境界。从认知心理而言，左形右声这样的结构最符合汉民族的思维习惯。”[17]他的提法有启发意义，但说法笼统。符合什么样的思维习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习惯？我们还是不清楚。
前文说到，看到汉字首先想到意义。那么想到意义跟“左形右声”有什么关系？看到汉字，首先想要得到的是意义，所以在视觉上的表现就是先看汉字表示意义的部分。由于形声字由形旁和声旁组成。看到一个形声字，首先考虑它的意义，而形旁主要提示意义，这就需要在视觉上突出表现出来。因此，造字的时候，形旁就会被安置在首先被看到的位置上。
（一）视觉习惯
摄影师拍照时会注意到人的视觉习惯，把照片主题安排在左右侧黄金分割点上，让人视觉上能有个缓冲，最后达到主体形象的全面摄取。绘画构图时大部分都是从左向右展开的。欣赏图画一般来讲也是从左向右审视。图书馆右边拐角处总是被踩得亮亮的；商店里拐角处，右边的通道顾客会多一些，因此店铺生意就好。
我们看书的习惯更是如此。我国古书从右向左行文排，这是古人尚右的反映，但这种方式实在有违于视觉习惯，最终还是改为今天的从左向右排。其实，即使在从右向左的时代，人们书写单个汉字时，仍然是从左向右下笔。
这些实际生活中的例子表现了我们的视觉习惯——从左向右。
既然我们看到汉字首要的是希望得到它的意义，所以造字时会尽量把表示意义的部分放在整个汉字的显眼位置。而我们的视觉习惯又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所以汉字的形旁就会放在字的左半部分或者上半部分。当然汉字造字时还要考虑到汉字的审美、稳定协调等因素，所以“右形左声”“下形上声”等类型的形声字还有一定的数量。
（二）眼球的转动解释视觉习惯的形成
“左形右声”占形声字的主体，是我们的视觉习惯决定的，人的视觉习惯是由我们的眼球转动造成的。
眼球运动，科学界一般分为三种方式：眼睛的注视，眼睛的追踪，眼睛的跳跃。眼球的追踪运动是具有方向选择性的，如阅读从左到右编辑的书报很容易，而阅读从右至左的文章就较难。我国古代书籍的文字往往是从上到下排列的，阅读起来又是一番情景。阅读速度最慢的当数阅读从下往上编辑的文字。所以，“目前全世界大多数文字都采用从左至右的排列方式，我国台湾的某些书报及阿拉伯文等则采用从右到左的编辑方式。”[18]
“实验证明，眼睛水平（左右）方向的运动快于垂直（上下）方向的运动，”[19]因此我们可以推论，汉字的横排是优于直排的。
从眼球转动习惯推断，先人造汉字时优先考虑造左边部分。故造形声字，一般情况先确定左边代表意义的形旁，然后再确定右边代表声音的声旁。不过，加形字有所例外，形旁是后来加上的构件，但其形旁的位置仍然要放在显要处。
（三）左右脑不同的分工
眼球的运动与大脑的运作又是紧密相连的。
一般地说，左脑的主要功能是语言、书写、分析、逻辑推理、数学运算、抽象思维、形成概念等。右脑的主要功能是空间方位辨别、几何图形识别、形象思维、音乐、美术、舞蹈、情感与情绪、创造性和综合活动等。人类将左脑称为理性脑，将右脑称为感情脑。[20]
“语言‘单侧化’与手的活动有关。左右两侧大脑对躯体和手脚的指挥有交叉关系，即左脑指挥右手及右侧身体，右脑指挥左手及左侧身体。因此，调查统计发现，90％以上右利手（以右手操作为主）者的语言中枢在左脑。由于绝大多数人都是右利手，所以，语言中枢一般都在左脑。”[21]
由于右脑负责图形的辨别，同时指挥左手和左侧身体，因此，辨别图形时，眼睛就从左侧开始追踪到右侧。因为汉字是直接从图画文字发展而来的，至今仍然保留了大量图形痕迹，所以，审视汉字时也是从左侧开始。这和大脑的运作规律是一致的。
王财贵等学者的“学习汉字有利于开发右脑”的论断大概就是以“汉字确实图形性强，辨认汉字的工作主要有右脑承担”为依据的。
当今科学界流传着一种观点：传统教育观念只重左脑功能，不利于右脑发展。因此科研人员经常开玩笑说：“人们长期生活在左脑社会中。”右脑弱化使人的智能受到巨大损失，很多科学家呼吁：左脑与右脑要均衡发展。学习汉字又多了一项功能——均衡左右脑。
当然，汉字的声旁也有示意功能，为什么“形旁”和“声旁”同时表示意义，而把“形旁”放在前面？形旁和声旁表示的意义是不同的。形旁表示的是类属意义，而声旁表示的是细分意义。“人类的思维从模糊逐渐走向清晰。认识事物也是从笼统走向具体的。”[22]释读汉字也是从笼统义（类义）到具体义（细分义），逐步清晰化。形旁表示的是显性义，声旁表示的是隐性义。显性义靠视觉传递意义，能见而识之；隐性义，靠大脑搜索意义，是思而得之。显性的形旁最易于被感知，也需要被感知，把它放在前面无疑是合理的。
如看到“浅”字， 我们首先想到它的义类，跟水有关系，然后再细分具体意义，“戋”是小的意思，总起来讲就是小水。
总之，左右脑的分工不同造成了偏向性的眼球的追踪运动，偏向性的眼球追踪造成了“从左向右”的视觉习惯，“从左向右”的视觉习惯促成了大量“左形右声”形声字的形成。
注释：
[1]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56页。
[2]黄侃，黄焯.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
[3]徐志奇.汉语文字学概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96页。
[4][12][13][17]曾昭聪.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述论.黄山书社，2002年7月版，第38-39页。
[5][6][7]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05年8月第11次印刷，第165—166页，第177页。
[8]李丰娟.形声字研究.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硕士论文2007年6月。
[9]十三经注疏（上册）·周易·系辞.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年11版，第75页。
[10]姚孝遂.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发展阶段《古文字研究》（第4辑），1979年。
[11]刘德秦.汉字造字新解.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12页。
[14]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9月版。
[15]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18]李敏生.汉字哲学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3页。
[19]章海军.视觉及其应用技术.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60页。
[20]荆其诚，焦书兰，纪桂萍.人类的视觉.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96页。
[21]吴馥梅.脑活动的内幕.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
12月版，第154页。
[22]“语言与思维课”，西南大学文献所李海霞老师的观点。
参考文献：
[1]倪海曙．现代汉字形声字字汇[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2.
[2]孔祥卿，史建伟，孙易.文字学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
[4]何九盈．汉字文化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晁胜杰，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关键词： 左形右声 视觉习惯 大脑
汉字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屹立在世界文字之林。汉字的艺术性、方块性、形声性等特征都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巨大空间。本文对形声字形声性的一个方面——大量“左形右声”字的形成进行探讨。“卜辞里已经有大批的形声文字”[1]；到小篆时形声字占当时所有文字的80％还多；今天，90％以上的汉字是形声字。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汉字的“形声化”。汉字只有“形声化”，才能比较容易大量生成新字，声符表示读音，形符揭示意义类别，可以减轻人们的记忆负担。然而还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这些形声字里，“左形右声”与“右形左声”“上形下声”“内形外声”“外形内声”等形声字相比，比例最大，这又是为什么？
我们结合大脑分工的不同和眼睛的转动等生理特点对大量“左形右声”形声字的成因进行探讨。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左形右声概况
先看一下形声字在汉字中的分布情况：
黄侃先生说：“《说文解字》列字九千，而形声居其八九。”[2]
刘又辛先生把汉字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叫做形声字阶段，从秦汉到现在，汉字以形声字为主，成为定型。”[3]
据台湾学者李孝定先生的统计，“在殷商甲骨文中，形声字约占27.24%，在小篆中则猛增至81.24%，（据清代王筠《文字蒙求》统计为82.3%，据李国英先生统计87.39%），在宋代楷书中占90%。现代汉字中形声字的比例在90%以上。”[4]
由此可以看出，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发展到小篆，逐渐成为以形声字为主体的文字系统，隶变以后，汉字以形声字为主体的特点完全确立。其中“左形右声”的形声字在形声字体系中又是最多的一类。 这一特点宋代人已经发现。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四）：“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之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5]为声旁多数位于字的右边，所以研究这种文字现象的学说，就称作右文说。[6]
裘锡圭先生认为：古文字的偏旁位置很不固定。在形声字里，这种现象尤其突出。汉字发展到成熟的楷书时，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形旁和声旁有多种配置方式的形声字虽然还有，但是已经不多了。不过，从全部形声字来看，形旁和声旁的配置方式仍然是多种多样的。“粗分一下，大概有八种类型……在上述八种类型中，最常见的是左形右声。”[7]
李丰娟学长对《银雀山汉墓竹简（一）》696个普通形声字进行统计。其中“左形右声”325个，占全部形声字的47.3％；右形左声67个，占9.2％。上形下声，97个，占12.21％；下形上声97个，占13.94％。声占一角，62个，占8.9％；形占一角31个，占4.45％；形外声内20个，占2.87％；声外形内8个，占1.15％。“《银雀山汉墓竹简（一）》的造字是以‘左形右声’为常见类型。”[8]
笔者对《现代汉字形声字字汇》的左形右声字的统计结果如下：
《现代汉字形声字字汇》共有形声字7441个，其中“左形右声”4823个，占全部形声字的64.8%。“右形左声”“上形下声”“下形上声”“形外声内”“声外形内”“声占一角”“形占一角”等七种类型占全部形声字的35.2%。
由此可见，汉字基本上是以“左形右声”的形声字为主的文字系统。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里面蕴藏着深刻的汉字构字理据。
二、汉字先读音，还是先审意
论述之前，我们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看到汉字，首先考虑的是字的读音，还是字的意义？我们认为是意义。
（一）汉字的造字目的
《周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9]先民一开始是用结绳记录事情。后代有所发展，就用刻画图形和符号来记事，并不考虑图形和符号的读音。
姚孝遂把文字的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表意文字文字画——图绘文字。
表音文字音节文字——音素文字。
姚先生说：“‘文字画’并未形成为符号，更说不上固定读音。它基本上未能脱离图画的范畴。‘图绘文字’虽然还没有形成固定的读音，但已经逐渐向符号的方面发展。‘图绘文字’的资料我们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铭刻中往往可以见到。这种文字主要是通过其形体本身表达概念，还没有固定的读音，这是名副其实的表意文字。”[10]
所有成熟的表意文字体系，无论古埃及文字，甲骨文，还是云南纳西族的“东巴文”等，都不约而同地采用“画成其物”的手法创造最初的视觉记号。[11]
汉字是名副其实的表意文字。造字的时候，通过“画成其物”的方法记录当时的事物。汉字是通过其形体表达某种意义的。
汉字发展，其象形化程度逐渐减退。一些字不能直接通过观察其形体得出意义，我们就开始借助其读音来推求字意。“借音求意”现象，甲骨文时期就已经普遍出现。在甲骨文时期和小篆时期之间，“借音求意”的方法大量使用，从《说文解字》记录的小篆可以看出，这种方法当时已经处于主导地位。
李圃把阅读汉字分成两种程序：①“语音编码”；②“形态编码”。
“阅读汉字时要在头脑中经过语音处理（发音或听觉表象）这个中间环节，才能了解词义，这就是‘语音编码’。看到汉字后，只根据审视字形，而不经过语音处理就直接了解词义，这就是‘形态编码’。”[12]
他告诉我们，辩识汉字有两条途径，第一：“形→音→义”；第二：“形→义”。
他还认为，这里所说的“形－音－义”途径，只是就思维流程而言的，在对文字使用熟练以后，中间的“音”这一环节就可以省去。[13]
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造汉字之初，还是用字熟练以后，都是由形求义的。所以，从造字目的出发，我们看到汉字，首先想到的是审查它的意义。
（二）汉字记录语言
学界普遍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所以，看到汉字，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它所记录的语言。语言是音义结合体，是由声音承载意义的。看到汉字，进一步想到它代表的语言的读音。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个结论是根据西方语言学理论推导而得出的。西方的文字，主要是表音文字。表音文字与这一理论是合拍的。然而，汉字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表意文字，完全用这一理论来套汉字，就有点“拉郎配”的感觉。汉字是有其相对独立性的。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同西方文字与西方语言有着不同之处。
我们认为：随着汉字的逐渐成熟，记录语言只是汉字新增的一项功能。《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这样定义文字：“语言的书写符号，人与人之间交流信息的约定俗成的视觉信号系统。”[14]这是功能定义法，说出了文字的两种功能。
Ｂ.Ａ.伊斯特林指出：“文字与有声语言不同，它经常使用符号和图像，不是通过听觉，而是通过视觉被接受的。”[15]汉字是象形文字直接演变过来的，所以，它的图形性就更强一些，其视觉符号表意性更明显。李敏生先生认为，文字是记录人的思维、意识的书写符号系统，而不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16]
汉字记录汉语时，最终想展现的是语言要传达的意义。现在，汉字成了形、音、义的结合体。看到这个结合体的形，我们首先和最终想得到的也是形代表的意义。通过审形不能直接得出意义，就借助音的中介，最终来实现其表达意义的目的。应该说这也是一个思维流程，完全熟练化之后，音的阶段可以省略。
三、视觉习惯与“左形右声”形声字的产生
曾昭聪先生这样解释“左形右声”形声字的形成：“表现于文字形体，则是终于以左形右声的形声字为主，从而达到‘见形知意’的境界。从认知心理而言，左形右声这样的结构最符合汉民族的思维习惯。”[17]他的提法有启发意义，但说法笼统。符合什么样的思维习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习惯？我们还是不清楚。
前文说到，看到汉字首先想到意义。那么想到意义跟“左形右声”有什么关系？看到汉字，首先想要得到的是意义，所以在视觉上的表现就是先看汉字表示意义的部分。由于形声字由形旁和声旁组成。看到一个形声字，首先考虑它的意义，而形旁主要提示意义，这就需要在视觉上突出表现出来。因此，造字的时候，形旁就会被安置在首先被看到的位置上。
（一）视觉习惯
摄影师拍照时会注意到人的视觉习惯，把照片主题安排在左右侧黄金分割点上，让人视觉上能有个缓冲，最后达到主体形象的全面摄取。绘画构图时大部分都是从左向右展开的。欣赏图画一般来讲也是从左向右审视。图书馆右边拐角处总是被踩得亮亮的；商店里拐角处，右边的通道顾客会多一些，因此店铺生意就好。
我们看书的习惯更是如此。我国古书从右向左行文排，这是古人尚右的反映，但这种方式实在有违于视觉习惯，最终还是改为今天的从左向右排。其实，即使在从右向左的时代，人们书写单个汉字时，仍然是从左向右下笔。
这些实际生活中的例子表现了我们的视觉习惯——从左向右。
既然我们看到汉字首要的是希望得到它的意义，所以造字时会尽量把表示意义的部分放在整个汉字的显眼位置。而我们的视觉习惯又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所以汉字的形旁就会放在字的左半部分或者上半部分。当然汉字造字时还要考虑到汉字的审美、稳定协调等因素，所以“右形左声”“下形上声”等类型的形声字还有一定的数量。
（二）眼球的转动解释视觉习惯的形成
“左形右声”占形声字的主体，是我们的视觉习惯决定的，人的视觉习惯是由我们的眼球转动造成的。
眼球运动，科学界一般分为三种方式：眼睛的注视，眼睛的追踪，眼睛的跳跃。眼球的追踪运动是具有方向选择性的，如阅读从左到右编辑的书报很容易，而阅读从右至左的文章就较难。我国古代书籍的文字往往是从上到下排列的，阅读起来又是一番情景。阅读速度最慢的当数阅读从下往上编辑的文字。所以，“目前全世界大多数文字都采用从左至右的排列方式，我国台湾的某些书报及阿拉伯文等则采用从右到左的编辑方式。”[18]
“实验证明，眼睛水平（左右）方向的运动快于垂直（上下）方向的运动，”[19]因此我们可以推论，汉字的横排是优于直排的。
从眼球转动习惯推断，先人造汉字时优先考虑造左边部分。故造形声字，一般情况先确定左边代表意义的形旁，然后再确定右边代表声音的声旁。不过，加形字有所例外，形旁是后来加上的构件，但其形旁的位置仍然要放在显要处。
（三）左右脑不同的分工
眼球的运动与大脑的运作又是紧密相连的。
一般地说，左脑的主要功能是语言、书写、分析、逻辑推理、数学运算、抽象思维、形成概念等。右脑的主要功能是空间方位辨别、几何图形识别、形象思维、音乐、美术、舞蹈、情感与情绪、创造性和综合活动等。人类将左脑称为理性脑，将右脑称为感情脑。[20]
“语言‘单侧化’与手的活动有关。左右两侧大脑对躯体和手脚的指挥有交叉关系，即左脑指挥右手及右侧身体，右脑指挥左手及左侧身体。因此，调查统计发现，90％以上右利手（以右手操作为主）者的语言中枢在左脑。由于绝大多数人都是右利手，所以，语言中枢一般都在左脑。”[21]
由于右脑负责图形的辨别，同时指挥左手和左侧身体，因此，辨别图形时，眼睛就从左侧开始追踪到右侧。因为汉字是直接从图画文字发展而来的，至今仍然保留了大量图形痕迹，所以，审视汉字时也是从左侧开始。这和大脑的运作规律是一致的。
王财贵等学者的“学习汉字有利于开发右脑”的论断大概就是以“汉字确实图形性强，辨认汉字的工作主要有右脑承担”为依据的。
当今科学界流传着一种观点：传统教育观念只重左脑功能，不利于右脑发展。因此科研人员经常开玩笑说：“人们长期生活在左脑社会中。”右脑弱化使人的智能受到巨大损失，很多科学家呼吁：左脑与右脑要均衡发展。学习汉字又多了一项功能——均衡左右脑。
当然，汉字的声旁也有示意功能，为什么“形旁”和“声旁”同时表示意义，而把“形旁”放在前面？形旁和声旁表示的意义是不同的。形旁表示的是类属意义，而声旁表示的是细分意义。“人类的思维从模糊逐渐走向清晰。认识事物也是从笼统走向具体的。”[22]释读汉字也是从笼统义（类义）到具体义（细分义），逐步清晰化。形旁表示的是显性义，声旁表示的是隐性义。显性义靠视觉传递意义，能见而识之；隐性义，靠大脑搜索意义，是思而得之。显性的形旁最易于被感知，也需要被感知，把它放在前面无疑是合理的。
如看到“浅”字， 我们首先想到它的义类，跟水有关系，然后再细分具体意义，“戋”是小的意思，总起来讲就是小水。
总之，左右脑的分工不同造成了偏向性的眼球的追踪运动，偏向性的眼球追踪造成了“从左向右”的视觉习惯，“从左向右”的视觉习惯促成了大量“左形右声”形声字的形成。
注释：
[1]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56页。
[2]黄侃，黄焯.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
[3]徐志奇.汉语文字学概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96页。
[4][12][13][17]曾昭聪.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述论.黄山书社，2002年7月版，第38-39页。
[5][6][7]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05年8月第11次印刷，第165—166页，第177页。
[8]李丰娟.形声字研究.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硕士论文2007年6月。
[9]十三经注疏（上册）·周易·系辞.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年11版，第75页。
[10]姚孝遂.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发展阶段《古文字研究》（第4辑），1979年。
[11]刘德秦.汉字造字新解.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12页。
[14]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9月版。
[15]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18]李敏生.汉字哲学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3页。
[19]章海军.视觉及其应用技术.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60页。
[20]荆其诚，焦书兰，纪桂萍.人类的视觉.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96页。
[21]吴馥梅.脑活动的内幕.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
12月版，第154页。
[22]“语言与思维课”，西南大学文献所李海霞老师的观点。
参考文献：
[1]倪海曙．现代汉字形声字字汇[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2.
[2]孔祥卿，史建伟，孙易.文字学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
[4]何九盈．汉字文化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晁胜杰，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