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先秦时期，人性问题得到了众多哲学家的关注，不同的人性之说也因此产生，而孟子则是性善论的提出者和辩护者。当时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对的主要有三种人性论：其一是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其二是“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论”，其三则是“有性善有性不善论”。本文将立足于“孟告之辩”的四个环节：杞柳桮棬之辩、以水喻性之辩、何者谓性之辩与仁义内外之辩，探讨孟子之所以取胜的关键所在，以便更全面地理解孟子其人及其性善理论。
　　关键词：人性之辩；性善论；孟子；告子；仁义内外
　　1.一辩：何者谓性之辩
　　孟告两人在此番交锋的胜负之势是彰明较著的。在我看来，这主要归功于两点：首先，孟子在一开始就看到了“生之谓性”这一命题的症结所在，即过分强调人的生物性，必将无法避免混淆人性与其他动物之性的可能性。孟子经由两次转换最终回到了“生之谓性”这一命题的根本问题上来。其次，在反问告子的过程中，孟子选择了“白”这一特殊的对象，白色不仅可以是独立的一种颜色，更可以成为某物的属性。这是其他的对象所不具有的。
　　2.二辩：以水喻性之辩
　　在这一场辩论之中，告子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以“水”喻性，而这一问题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告子将人性的善恶之分以水之东西流向类比。水向东或者向西流动，这对水本身来说并没有根本性的不同，但是人性的善或者不善却是本质上有着天壤之别的。二是，告子只看到了水流有东西方向的现象，却没有看到在这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引力的作用——水本质上是向下流的。
　　孟子反对告子的观点，并不是直接指出告子所用的比喻中的问题，而是顺着告子的说法，挖掘“水”这一喻体更深层次的内容来为自己所用，颇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思，其善辩之能可见一斑。告子只以为所有的方向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没有看到水向下流和向东向西流本质上的差别，一为现象，一為原因，告子不能区别上下和东西的不同，再一次败下阵来。
　　3.三辩：杞柳桮棬之辩
　　以上的两场辩论：何者谓性之辩与以水喻性之辩主要是围绕“人性”这一概念展开的，而剩下的两次交锋则是关涉人性与仁义及其关系的。首先便是杞柳桮棬之辩。
　　抛开孟子论辩中的逻辑问题，从这场论辩可以预想到的后果来说，我们还是应当给予孟子以肯定，承认其对论辩的处理有高明之处，即善于把握舆论的心态。按照孟子回答中连贯的逻辑下来，告子确实难逃“祸仁义”的嫌疑，而这样的字眼带有明显的情感倾向，无疑将使得舆论偏离告子而更倾向于孟子，“人们不明其故，往往以情感色彩代替理论是非，从而以孟子之说为是，以告子之说为非”。
　　4.四辩：仁义内外之辩
　　在公都子的反问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孟子式的论辩思维方式，也可以进一步确定孟子所说的“义”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这就涉及了孟、告在这场论辩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孟子和告子关于“义”的定义的问题。很显然，如前文所说，“义”在告子和孟子那里是不同的涵义，前者基于事实判断，而后者指的是价值选择。对于“义”的理解可谓是这场论辩的基础，但是双方在不同的立场上来表达自己关于“仁义内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这场辩论的针对性，孟子没有深察告子所说“义”字的涵义，按照自己对于义的理解，毫无对象地与告子辩难，这本身是孟子的不是。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告子那里也同样是存在的，因为告子也没有指出这个问题，并且因为这一点而落于论辩的下风——如果告子指出孟子所言之“义”与自己提出的“义”是两个概念的话，相信告子也不至于失去此次论辩的主动权——从这一点上来说，其实孟子还是略胜告子一筹。
　　5.总结：孟子善言性善
　　纵观孟、告人性之辩的四次交锋，我们不难看到，孟子相较告子而言所表现出来的优势及其在论辩上的才能，在整个论辩过程中孰为褒，孰为贬，一目了然。
　　当然，在孟告之辩中，孟子的论辩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总体上来说，孟子的论辩在形式逻辑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我们仍然不能否定孟子在这场辩论中的成功，需要强调的是，孟子与告子辩论，目的并不在于正面阐述自己的性善理论，而是在于驳倒告子的“性无善性无不善论”，为自己的立论争取空间和支持。而孟子对告子言论的质疑，被充分地表达在了孟子的反驳之中，使得告子疲于应付各种各样的诘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与告子的辩论也是成功的。由此也可见孟子在论辩中思维敏捷，随机应变。
　　性善论是孟子哲学的中心思想，是其伦理学思想的基础，也是其仁政主张的哲学依据。而与告子的辩论则是孟子驳倒论敌，为性善论的立论奠定基础的重要环节，孟子在其中所变现出来的善辩，成为了决定辩论的成败的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杨泽波.孟子性善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