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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固然不能没有法律，但仅有法律的社会却是完全不可能的；法律的冰冷和尖锐无法替代人性的柔软与温润，惩戒也不可能取代感化
冉阿让盗窃卞福汝主教的银器，被警察抓获。当警察将冉阿让带到主教面前取证时，主教却问冉阿让，那两个银烛台也是送给他的，为什么不拿走？等到警察走后，主教对冉阿让说：“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您允诺过我，您用这些银子是为了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冉阿让回忆不起他曾允诺过什么话，他呆着不能开口。主教说，那些话是一字一字叮嘱的。他又郑重地说：“冉阿让，我的兄弟，您现在已不是恶一方面的人了，您是在善的一面了。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救出来，交还给上帝。”
这是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中一个情节。在后来漫长的一生中，冉阿让在万般艰难中依然坚持做一个诚实、善良的人，充满慈悲心的人，从最初的囚犯成为一个最终的伟人，这一过程都可以从上述情节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冉阿让终其一生始终记得卞福汝主教的留别赠言。
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仅仅是小说，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实际上，在现实中如此以德报怨之事绝非虚幻。且不说《悲惨世界》中的这位卞福汝主教确有其人，就是我们周围，也存在这样的人。
近来被广为传播的李建华勇斗歹徒并救助歹徒事件，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李建华的事迹也并非孤案。去年，济南市出租车司机刘彦友在制服劫车歹徒后，主动替歹徒缴纳住院押金，也曾引起巨大反响。
与卞福汝主教一样，李建华、刘彦友救助的不仅仅是罪犯们的身体，还拯救他们的灵魂。
为社会带来秩序的，一般而言，是法律和道德。法律对人们的约束，主要集中在明显、严重损害个人权利、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行为；而道德对人们的规范，主要集中在一般性社会交往中的行为。在私德领域，它主要是用来自律的；只有在涉及公德时，道德对人的普遍约束力才会发生作用。
法律与道德有许多交叉的内容，尤其涉及公德方面的行为，常常是与法律相关的。一个法律应当制止的行为，一般而言，也是公德所谴责的行为；但一个公德所谴责的行为，未必是需要动用法律的。
一个人的行为触犯了刑法，法律制度就会启动，对这个罪犯惩以刑罚，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校正性正义。这种依靠刑法和刑罚所调整的秩序，这种所谓的校正性正义，在其本质上，不是对当事损害的挽救，而是对当事损害的终止，对施害者的惩戒，对受害者的安抚，以及对其他未来可能损害的震慑。
施害者在强力之下被迫接受惩罚，因此，所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法律既不需要罪犯的忏悔，也无力逼迫其忏悔，它难以直指人心，触及施害者的灵魂，令其幡然醒悟。至于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罪犯在接受法律惩戒时，常有悔悟表现，这往往是综合原因的结果，例如父母之爱、爱人之爱以及社会关怀、社会谴责等等。仅仅是刑罚很难达到令罪犯悔悟的觉醒。
在此事件的报道中，有这样一个关键细节：李建华平息了心中的恐惧，对歹徒说：“你跟我儿子年纪差不多，父母养你这么大不容易，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你，你干吗要干这种事？现在你走吧，我不报警，要么咱们去医院。”受到触动的丁某喊了声“妈”。
李建华女士的这一行动超越了法律的尖锐与冰冷，动之以人性中最柔软、也是最人性的力量——母爱的力量，她感动了抢劫者丁某，触动了他内心深处最渴望的母爱需求——他毕竟只是一个19岁的孩子，虽然已是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
我们无从探究这位入室抢劫者丁某的家庭背景，也不知道他在学校教育中得到了什么，更无从了解他十几年来都与哪些外界的朋友交往，但从这一声发自肺腑的“妈”中，我们听到了他对爱的呼唤，听到了他内心中隐含着的酸楚。
当一个罪犯被投入监狱，他首先失去了自由；其次，他将混迹于更多的罪犯之中，与更多的罪犯们共度几年、几十年的时光。当他出狱的时候，他的心中会填满什么？仇恨、绝望、卑鄙还是爱、希望、高尚？确实，人和人不同，我们无法具体判断每个服刑者会是怎样的状态，但在通常情况下，恐怕是前者的概率更高一些，尤其是狱政管理方面如果严重非人性的话。
罪犯出狱后如果没有继续犯罪，一般是因为尝试了铁窗之苦，不敢再犯罪——确实犯罪的成本太高；而那些继续犯罪的出狱者，往往是因为在监狱的环境中，接受吸收了更多的恶，受恶人恶行耳濡目染，以至于在接下来的犯罪中，往往手段更加恶劣，心肠更加歹毒。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大转型时代，伦理道德也处于急剧的变迁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与家庭内部常常产生恶性互动。旧的道德伦理体系受到极大冲击的同时，新的伦理体系尚未确立，即使那些在人类历史上本该永葆青春的道德标准——例如善良、正直、诚实、勇敢、宽容等，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因此，在新的伦理道德体系确立的过程中，首先是要稳固和促进那些千古不变的道德力量。李建华事件中出现的某些负面评价，正是这些固有道德涣散的明证。
我们固然不必要求所有遭到罪犯伤害的人都去以德报怨，如孔子所言，以直报怨可也，但这仅仅是对人的底线要求而已。人并不都是在底线道德状态下生活的，现实生活中就是有很多人按照较高的道德标准生活，或者按照较低道德标准生活。如果没有损害他人，没有损及公德，社会一方面应当允许人拥有“堕落”的自由，这是基本的宽容；另一方面，社会也要鼓励人们按照较高的道德水准生活，这是正常的期待。
李建华女士以德报怨，在受到赞扬的同时，却也遭到一些非议，这是典型的是非扭曲。一个健康的社会固然不该以过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别人，但是当一个高尚的行为出现的时候，却当报以掌声、资以鼓励，而不是喝倒彩、说风凉话。
任何社会都一样，法律有它鞭长莫及之处。社会固然不能没有法律，但仅有法律的社会是完全不可能的。法律的冰冷和尖锐无法替代人性的柔软与温润，惩戒也不可能取代感化。一个健康而美好的社会，正是靠着千千万万人，以种种高于法律、超越正义的爱的姿态和行动，去面对纷纭世事，去抚慰人生旅途上失足者的心灵。
这样的社会，法律的根基才会是稳固的，法律也才会达到其本来的目的。
作者为本刊首席法律顾问
冉阿让盗窃卞福汝主教的银器，被警察抓获。当警察将冉阿让带到主教面前取证时，主教却问冉阿让，那两个银烛台也是送给他的，为什么不拿走？等到警察走后，主教对冉阿让说：“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您允诺过我，您用这些银子是为了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冉阿让回忆不起他曾允诺过什么话，他呆着不能开口。主教说，那些话是一字一字叮嘱的。他又郑重地说：“冉阿让，我的兄弟，您现在已不是恶一方面的人了，您是在善的一面了。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救出来，交还给上帝。”
这是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中一个情节。在后来漫长的一生中，冉阿让在万般艰难中依然坚持做一个诚实、善良的人，充满慈悲心的人，从最初的囚犯成为一个最终的伟人，这一过程都可以从上述情节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冉阿让终其一生始终记得卞福汝主教的留别赠言。
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仅仅是小说，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实际上，在现实中如此以德报怨之事绝非虚幻。且不说《悲惨世界》中的这位卞福汝主教确有其人，就是我们周围，也存在这样的人。
近来被广为传播的李建华勇斗歹徒并救助歹徒事件，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李建华的事迹也并非孤案。去年，济南市出租车司机刘彦友在制服劫车歹徒后，主动替歹徒缴纳住院押金，也曾引起巨大反响。
与卞福汝主教一样，李建华、刘彦友救助的不仅仅是罪犯们的身体，还拯救他们的灵魂。
为社会带来秩序的，一般而言，是法律和道德。法律对人们的约束，主要集中在明显、严重损害个人权利、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行为；而道德对人们的规范，主要集中在一般性社会交往中的行为。在私德领域，它主要是用来自律的；只有在涉及公德时，道德对人的普遍约束力才会发生作用。
法律与道德有许多交叉的内容，尤其涉及公德方面的行为，常常是与法律相关的。一个法律应当制止的行为，一般而言，也是公德所谴责的行为；但一个公德所谴责的行为，未必是需要动用法律的。
一个人的行为触犯了刑法，法律制度就会启动，对这个罪犯惩以刑罚，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校正性正义。这种依靠刑法和刑罚所调整的秩序，这种所谓的校正性正义，在其本质上，不是对当事损害的挽救，而是对当事损害的终止，对施害者的惩戒，对受害者的安抚，以及对其他未来可能损害的震慑。
施害者在强力之下被迫接受惩罚，因此，所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法律既不需要罪犯的忏悔，也无力逼迫其忏悔，它难以直指人心，触及施害者的灵魂，令其幡然醒悟。至于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罪犯在接受法律惩戒时，常有悔悟表现，这往往是综合原因的结果，例如父母之爱、爱人之爱以及社会关怀、社会谴责等等。仅仅是刑罚很难达到令罪犯悔悟的觉醒。
在此事件的报道中，有这样一个关键细节：李建华平息了心中的恐惧，对歹徒说：“你跟我儿子年纪差不多，父母养你这么大不容易，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你，你干吗要干这种事？现在你走吧，我不报警，要么咱们去医院。”受到触动的丁某喊了声“妈”。
李建华女士的这一行动超越了法律的尖锐与冰冷，动之以人性中最柔软、也是最人性的力量——母爱的力量，她感动了抢劫者丁某，触动了他内心深处最渴望的母爱需求——他毕竟只是一个19岁的孩子，虽然已是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
我们无从探究这位入室抢劫者丁某的家庭背景，也不知道他在学校教育中得到了什么，更无从了解他十几年来都与哪些外界的朋友交往，但从这一声发自肺腑的“妈”中，我们听到了他对爱的呼唤，听到了他内心中隐含着的酸楚。
当一个罪犯被投入监狱，他首先失去了自由；其次，他将混迹于更多的罪犯之中，与更多的罪犯们共度几年、几十年的时光。当他出狱的时候，他的心中会填满什么？仇恨、绝望、卑鄙还是爱、希望、高尚？确实，人和人不同，我们无法具体判断每个服刑者会是怎样的状态，但在通常情况下，恐怕是前者的概率更高一些，尤其是狱政管理方面如果严重非人性的话。
罪犯出狱后如果没有继续犯罪，一般是因为尝试了铁窗之苦，不敢再犯罪——确实犯罪的成本太高；而那些继续犯罪的出狱者，往往是因为在监狱的环境中，接受吸收了更多的恶，受恶人恶行耳濡目染，以至于在接下来的犯罪中，往往手段更加恶劣，心肠更加歹毒。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大转型时代，伦理道德也处于急剧的变迁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与家庭内部常常产生恶性互动。旧的道德伦理体系受到极大冲击的同时，新的伦理体系尚未确立，即使那些在人类历史上本该永葆青春的道德标准——例如善良、正直、诚实、勇敢、宽容等，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因此，在新的伦理道德体系确立的过程中，首先是要稳固和促进那些千古不变的道德力量。李建华事件中出现的某些负面评价，正是这些固有道德涣散的明证。
我们固然不必要求所有遭到罪犯伤害的人都去以德报怨，如孔子所言，以直报怨可也，但这仅仅是对人的底线要求而已。人并不都是在底线道德状态下生活的，现实生活中就是有很多人按照较高的道德标准生活，或者按照较低道德标准生活。如果没有损害他人，没有损及公德，社会一方面应当允许人拥有“堕落”的自由，这是基本的宽容；另一方面，社会也要鼓励人们按照较高的道德水准生活，这是正常的期待。
李建华女士以德报怨，在受到赞扬的同时，却也遭到一些非议，这是典型的是非扭曲。一个健康的社会固然不该以过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别人，但是当一个高尚的行为出现的时候，却当报以掌声、资以鼓励，而不是喝倒彩、说风凉话。
任何社会都一样，法律有它鞭长莫及之处。社会固然不能没有法律，但仅有法律的社会是完全不可能的。法律的冰冷和尖锐无法替代人性的柔软与温润，惩戒也不可能取代感化。一个健康而美好的社会，正是靠着千千万万人，以种种高于法律、超越正义的爱的姿态和行动，去面对纷纭世事，去抚慰人生旅途上失足者的心灵。
这样的社会，法律的根基才会是稳固的，法律也才会达到其本来的目的。
作者为本刊首席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