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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师》：美国大学招生目前有何困境？
罗宾森：成本问题是目前美国高校招生所面临的巨大的挑战。即使在联邦政府资助下，低收入家庭依然负担不起学费，因此学生不得不贷款。然而美国目前失业率较高，许多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无法偿还贷款，因此许多学生望而却步。同时在过去十年里美国高校费用支出不断上涨，是所有公共事业支出中最为庞大的一项，超过汽车、医疗等领域的支出。公立大学会得到州政府的大部分资金补助，但是由于州政府的税收减少，使得其对大学的资助也不断在减少，在过去的5年里减少了30%。因此即使是州立大学，其学费对于那些低收入家庭而言也是十分昂贵的。目前面对大学成本高的问题，联邦政府有两种解决思路。一是建立大学成本问责制。大学需每年向联邦政府汇报其费用增长情况，如果增长速度过快，大学将没有资格获得联邦政府的学生贷款，从而使大学重视成本控制问题。二是建立投入—回报机制。联邦政府要求大学追踪毕业生的去向及工资报酬，并且将其贷款成本与回报进行对比，从而以更加明确的方式让学生抉择是否要接受高等教育以及专业选择问题。在美国，一些不需要受高等教育背景的工作例如护士、社工等都可以得到较高的报酬。反而教师这一职业须经过大学四年的培训，然而毕业生却在劳动力市场中仍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因为美国正值经济萧条期，数以千计的教师被辞退，教师岗位被取消。因此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不得不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在可接受的投入与回报比例范围中，作出适当的抉择。
《中国教师》：如何看待大学招生公平问题？
罗宾森：美国大学招生不公平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资金资助不公平，二是学生质量不均衡。高等教育一直被认为是为公众提供平等机会、实现社会流动的机制，而政府的作用则是保障这一公平性。美国自19世纪中期开始关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问题，随即出台一系列法案保障中下层阶级子女、退伍军人、少数族裔及妇女、中低收入家庭后代和残疾青少年等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例如1862—1890年的赠地学院法案（Morrill Land Grant College Act）、1944年的G.I.人权法案（G.I. Bill of Rights）和1972年的联邦佩尔助学金计划（Federal Pell Grant Program）。但是进入20世纪以来，政府和高校资助逐渐由助学金（以需求为主导）转变为奖学金（以能力为主导），这一举措使得低收入家庭子女进入高等教育的数量大大减少。1995—2000年期间，家庭年均收入低于4万美元、获得奖学金资助的学生数量增长幅度为22%，而家庭年均收入高于10万美元、获得奖学金资助的学生数量增长幅度却达到145%。大量的财政资助给予了那些原本有能力支付学费的学生，而不是贫困学生。2000—2013年期间，联邦政府、州政府和高校纷纷出台政策将关注点由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转向提高毕业率。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发表了美国2020年高校毕业率目标宣言，即截至2020年，社区学院毕业生将达到1 000万，四年制大学毕业生将达到200万，为全世界培养最具竞争力的优秀人才。随后19个州纷纷出台提高大学毕业率计划，29个州先后加入华盛顿非营利组织“完成美国大学教育”组织（Complete College America），以此履行美国高校不断减少招生数量，特别是来自弱势群体、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数量之承诺，从而提高生源质量来保证较高的毕业率。然而，这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并不是在能力上有所缺陷，而是因为没有接受过较高质量的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没有教授他们为进入大学所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因此相比那些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他们暂时有所落后，即使进入大学也会发生辍学、被辞退等问题，而学校也不愿意投入额外的资金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为此他们受到大学的冷落。纵观过去的几十年，美国高等教育在质量与公平的博弈中，不断倾向于质量而淡化公平问题，为此招致众多非议。但是大学作为高深学问的研究机构保证高质量的教学水平也无可厚非，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保障生源质量的均衡，如何保障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接受优质的中等教育则显得更为重要。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责任编辑：林静）
罗宾森：成本问题是目前美国高校招生所面临的巨大的挑战。即使在联邦政府资助下，低收入家庭依然负担不起学费，因此学生不得不贷款。然而美国目前失业率较高，许多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无法偿还贷款，因此许多学生望而却步。同时在过去十年里美国高校费用支出不断上涨，是所有公共事业支出中最为庞大的一项，超过汽车、医疗等领域的支出。公立大学会得到州政府的大部分资金补助，但是由于州政府的税收减少，使得其对大学的资助也不断在减少，在过去的5年里减少了30%。因此即使是州立大学，其学费对于那些低收入家庭而言也是十分昂贵的。目前面对大学成本高的问题，联邦政府有两种解决思路。一是建立大学成本问责制。大学需每年向联邦政府汇报其费用增长情况，如果增长速度过快，大学将没有资格获得联邦政府的学生贷款，从而使大学重视成本控制问题。二是建立投入—回报机制。联邦政府要求大学追踪毕业生的去向及工资报酬，并且将其贷款成本与回报进行对比，从而以更加明确的方式让学生抉择是否要接受高等教育以及专业选择问题。在美国，一些不需要受高等教育背景的工作例如护士、社工等都可以得到较高的报酬。反而教师这一职业须经过大学四年的培训，然而毕业生却在劳动力市场中仍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因为美国正值经济萧条期，数以千计的教师被辞退，教师岗位被取消。因此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不得不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在可接受的投入与回报比例范围中，作出适当的抉择。
《中国教师》：如何看待大学招生公平问题？
罗宾森：美国大学招生不公平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资金资助不公平，二是学生质量不均衡。高等教育一直被认为是为公众提供平等机会、实现社会流动的机制，而政府的作用则是保障这一公平性。美国自19世纪中期开始关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问题，随即出台一系列法案保障中下层阶级子女、退伍军人、少数族裔及妇女、中低收入家庭后代和残疾青少年等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例如1862—1890年的赠地学院法案（Morrill Land Grant College Act）、1944年的G.I.人权法案（G.I. Bill of Rights）和1972年的联邦佩尔助学金计划（Federal Pell Grant Program）。但是进入20世纪以来，政府和高校资助逐渐由助学金（以需求为主导）转变为奖学金（以能力为主导），这一举措使得低收入家庭子女进入高等教育的数量大大减少。1995—2000年期间，家庭年均收入低于4万美元、获得奖学金资助的学生数量增长幅度为22%，而家庭年均收入高于10万美元、获得奖学金资助的学生数量增长幅度却达到145%。大量的财政资助给予了那些原本有能力支付学费的学生，而不是贫困学生。2000—2013年期间，联邦政府、州政府和高校纷纷出台政策将关注点由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转向提高毕业率。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发表了美国2020年高校毕业率目标宣言，即截至2020年，社区学院毕业生将达到1 000万，四年制大学毕业生将达到200万，为全世界培养最具竞争力的优秀人才。随后19个州纷纷出台提高大学毕业率计划，29个州先后加入华盛顿非营利组织“完成美国大学教育”组织（Complete College America），以此履行美国高校不断减少招生数量，特别是来自弱势群体、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数量之承诺，从而提高生源质量来保证较高的毕业率。然而，这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并不是在能力上有所缺陷，而是因为没有接受过较高质量的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没有教授他们为进入大学所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因此相比那些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他们暂时有所落后，即使进入大学也会发生辍学、被辞退等问题，而学校也不愿意投入额外的资金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为此他们受到大学的冷落。纵观过去的几十年，美国高等教育在质量与公平的博弈中，不断倾向于质量而淡化公平问题，为此招致众多非议。但是大学作为高深学问的研究机构保证高质量的教学水平也无可厚非，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保障生源质量的均衡，如何保障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接受优质的中等教育则显得更为重要。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责任编辑：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