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主讲/木心
笔录/陈丹青
整理/本刊编辑部
中国古代历史,一上来就是文学,已经写得极其完美。我想钻空子,没法钻,写得太好。
《左传》《国语》《战国策》的文学成就绝不下于《史记》,更高古奇拔。司马迁会写实,像是画油画。
古代之所以有这光荣现象,因为文学家、史家、哲学家都是贯通的。现代知识分工大势所趋,一分工,智慧分开。
古代文化的总和性现象,一定出华而又实的大人物。现代分工,是投机取巧。现代的新趋向,还是要求知识的统合。希望将来知识统合成功,人类又开始新纪元。
◎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
古代历史学家文章写得之好,功力奇妙!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莫不如此。
老子精练奥妙,庄子汪洋恣肆,孟子庄严雄辩,墨子质朴生动,韩非子犀利明畅,荀子严密透辟,孔子圆融周到——孔子调皮、滑头,话从不说死。
他们的用字,用比喻,都成专利,别人冒充不得。
这是文学遗产(狭义),是文化遗产(广义)。养育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五四”的健将,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
近代没有了,断了汉文化的血脉。
一个巨大的断层。几乎没有一个当代文学家中能够看到这些古代的影响,好像现代的中国人不是古代的中国人的子孙,大悲哀。国穷民穷,或可转富,精神文化一失,再也回不来。
我结结巴巴还是想要继承汉文化、古文化。绘画也一样,可以直追秦汉。文化遗产的继承,是佳法,是任其自然,不可自觉继承。一自觉,就模仿、搬弄,反而败坏家风。近代人笔下没有古人光彩,最最自然地浸淫其中,自然有成。道理和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一样,继承也无为继承。
中国最古的古书,不是《左传》,也不是《国语》或《战国策》,乃是《尚书》。《中国文学史》的编著者把《尚书》列入,我认为不对。编著者着眼于“渊源”,而忘了编的是“文学史”。《尚书》可不是文学著作,是历史资料、档案(如皇帝的报告、打仗的宣言),是古代文诰誓语的汇编。文笔简练,内容烦琐,总之不是文学。如果你们以后碰到学问家,谈及《尚书》,你们就把责任推在我身上好了,说“因为木心先生讲世界文学史时,把《尚书》排除在外,所以我没有研究过《尚书》。”
所以,今天不谈《尚书》。《尚书》之后,还有一部史书:《春秋》。作者不一定是孔子。《春秋》,也不能算是文学作品。但补充一下,其文笔简练到极点。例:
郑伯克段于鄢。(《春秋》鲁隐公元年)
史实呢,是郑国之君,有弟名共叔段,谋反,兄打败了弟——《春秋》作者认为郑国之君没有把弟弟教育好,失了做哥哥的责任,所以故意点名他不配做哥哥,降称之为郑伯。而共叔段呢,要抢王位,有亏弟弟敬事兄长的本分,故不配称弟,只叫他段。两者之斗争,情况类如两个国君交战,故名为克——这样,讥笑了哥哥,责备了弟弟,而且批评他们自己的家事弄到像两国交战。这种高度的简括,态度、立场、观点的毫不假借,就叫作“春秋笔法”。
王安石批评《春秋》为“断烂朝报”,我还是肯定《春秋》的文学价值。《左传》《公羊传》等,都以《春秋》为师。所以虽然不是文学作品,但却属文学的源流。
左丘明著《左传》。盲者,生平不可考。从前的人真是大派,不写回忆录。这是大自然的作风。只留作品,不留作者。他是第一个以文学水平写史书的人。
《国语》作者谁?也不可考。有说仍是左丘明写,有说《左传》以年代先后分,《国语》以国家分代,故不是左丘明所写。我以为左丘明之才,完全可以一变,以国分代,有可能是他写的。
《战国策》上继春秋,下至楚汉,记当时谋士的策略和言论,资料丰富,文笔大刀阔斧,有莎士比亚之风。作者不可考,一说为多人所作。可能。
《公羊传》《榖梁传》。战国四君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各人有三千食客,真是豪华世纪。西方没有这样的派头养食客。
可考的作者,司马迁。他是“以不死殉道”的伟大先驱。他为李陵说项,遭宫刑,成《史记》。他是真的强者。
大家恐怕有个错觉,以为当时的史家执有褒贬生杀之权,名高位尊——所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其实古时候的史官,地位极低,与算命、相士、戏子、歌伎同等级,不赐爵、不封功。中国专制帝王向来蔑视知识分子,可是中国少数几位最高的知识分子,非常看得起自己。
孔子自封圣人,似乎早就知道后世会给他塑像,屈原也明白但丁可以和他排排坐。司马迁《史记》自序,直截了当“表态”——我真为他捏一把汗——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简直大声疾呼,可爱透顶,难得难得!这等气派才叫是真正的“难得糊涂”啊!我推想,司马迁是《史记》全部定稿才写下这篇中气十足的序言。
中国文化是阴性的,以阴柔达到阳刚——西方是直截了当的阳刚(耶和华、丘比特、宙斯,是西方至高的神,中国人的始祖和保护神,则是女娲、王母娘娘、妈祖、观世音菩萨)——这样子看看,司马迁是古人中最阳刚的,给中国文化史扬眉吐气。
◎中国历代大人物的自我期许
这里不妨稍许谈谈中国历代大人物的自我期许,自我评价——现代话叫做“自我推销”,古话叫作“言志”——统体看,我以为魏晋人士言志最好,好在狂而得体,本身确有那点分量,不肉麻,而能诗意洋溢。
陶渊明,平淡到不在乎说。他非常明白他的诗同代没有读者,倒也心地放宽了。
回头看孔丘。孔丘多重人格,表面一套,心里一套,标榜“君子泰而不骄”,却又熬不住,说出来: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明明指说周文王以后就是他孔丘了。
孟子更是摆明了直讲:“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再来看看后世文学家如何一个个夸海口。
南朝谢灵运:“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一斗。”
李白:“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
杜甫:“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
欧阳修说:“吾诗《庐山高》,今人莫能为。唯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唯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唯吾能之也。”
你们看,就是这样子!可是从儒家到文学家,再到宋代的理学家,越来越不像话了。
陆象山说:“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事。”
王阳明说:“人本与天地一般大,只是自小耳。”
◎《史记》之伟大
再看司马迁那篇序,我奇怪的是,当时竟没人指责他狂妄。一部《史记》,总算落落大方,丈夫气概。我从小熟读司马迁,读到最近,起了怪想法:
如果司马迁不全持孔丘立场,而用李耳的宇宙观治史,以他的天才,《史记》这才真正伟大。但是再想想,不开心了,因为不可能——中国文化五千年、三千年,论面积和体量,不好和西方比。几乎没有哲学家,没有正式的大自然科学家。诸子百家是热心于王、霸的伦理学家、权术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哲学吗?
兵家、法家、杂家,都在权术范畴。
什么是哲学?是思考宇宙,思考人在宇宙的位置,思考生命意义,无功利可言。忠、孝、仁、义、信,则规定人际关系。伦理学在中国,就是人际关系学,纯粹着眼功利。
尼采怀疑此前的所有哲学,后世哲学家无人不在尼采的光照中。中国可悲,出不了尼采,也接受不了尼采。以司马迁的人格、才华,最有条件接受尼采,但他不会抛开儒家。
或曰,时代相距太远,司马迁不可与尼采并论。是的。可是司马迁读过老子,为何不认同、不发挥?如果他能抛开孔丘,足可接受老庄——老庄和尼采通。
魏晋高士倒是和尼采通,因为魏晋人通老庄,行为风格易与西方近代精神通。再一例:鲁迅早年受尼采启示,他的才华品格也合乎尼采,后来半途而废,晚年鲁迅,尼采的影响完全消失。
为什么?儒家思想势力太大。
司马迁不接受老子,鲁迅放弃尼采。司马迁的最高价值是安邦治国,他们不会认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小事,不是大事。
无论什么人物都得有个基本的哲学态度,一个以宇宙为对象的思考基础。对此视所有古往今来的大人物,概莫能外。非自宇宙观开始、以宇宙观结束的大人物,我还没见过。否则,都是小人物。
读《史记》,当司马迁写出人物、忘掉儒家时,是他最精彩的部分。写屈原,以儒家精神写,不佳;写到“鸿门宴”人物,忘了儒家,大好!
古时候不写商人,不写流氓,司马迁才气大,胆魄大,皆入文章,写得出了神,忘了儒家的训诫。以下是我以为司马迁最精彩的篇章:《项羽本纪》《管晏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刺客列传》《李将军传》。
编辑/林青雨
笔录/陈丹青
整理/本刊编辑部
中国古代历史,一上来就是文学,已经写得极其完美。我想钻空子,没法钻,写得太好。
《左传》《国语》《战国策》的文学成就绝不下于《史记》,更高古奇拔。司马迁会写实,像是画油画。
古代之所以有这光荣现象,因为文学家、史家、哲学家都是贯通的。现代知识分工大势所趋,一分工,智慧分开。
古代文化的总和性现象,一定出华而又实的大人物。现代分工,是投机取巧。现代的新趋向,还是要求知识的统合。希望将来知识统合成功,人类又开始新纪元。
◎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
古代历史学家文章写得之好,功力奇妙!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莫不如此。
老子精练奥妙,庄子汪洋恣肆,孟子庄严雄辩,墨子质朴生动,韩非子犀利明畅,荀子严密透辟,孔子圆融周到——孔子调皮、滑头,话从不说死。
他们的用字,用比喻,都成专利,别人冒充不得。
这是文学遗产(狭义),是文化遗产(广义)。养育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五四”的健将,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
近代没有了,断了汉文化的血脉。
一个巨大的断层。几乎没有一个当代文学家中能够看到这些古代的影响,好像现代的中国人不是古代的中国人的子孙,大悲哀。国穷民穷,或可转富,精神文化一失,再也回不来。
我结结巴巴还是想要继承汉文化、古文化。绘画也一样,可以直追秦汉。文化遗产的继承,是佳法,是任其自然,不可自觉继承。一自觉,就模仿、搬弄,反而败坏家风。近代人笔下没有古人光彩,最最自然地浸淫其中,自然有成。道理和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一样,继承也无为继承。
中国最古的古书,不是《左传》,也不是《国语》或《战国策》,乃是《尚书》。《中国文学史》的编著者把《尚书》列入,我认为不对。编著者着眼于“渊源”,而忘了编的是“文学史”。《尚书》可不是文学著作,是历史资料、档案(如皇帝的报告、打仗的宣言),是古代文诰誓语的汇编。文笔简练,内容烦琐,总之不是文学。如果你们以后碰到学问家,谈及《尚书》,你们就把责任推在我身上好了,说“因为木心先生讲世界文学史时,把《尚书》排除在外,所以我没有研究过《尚书》。”
所以,今天不谈《尚书》。《尚书》之后,还有一部史书:《春秋》。作者不一定是孔子。《春秋》,也不能算是文学作品。但补充一下,其文笔简练到极点。例:
郑伯克段于鄢。(《春秋》鲁隐公元年)
史实呢,是郑国之君,有弟名共叔段,谋反,兄打败了弟——《春秋》作者认为郑国之君没有把弟弟教育好,失了做哥哥的责任,所以故意点名他不配做哥哥,降称之为郑伯。而共叔段呢,要抢王位,有亏弟弟敬事兄长的本分,故不配称弟,只叫他段。两者之斗争,情况类如两个国君交战,故名为克——这样,讥笑了哥哥,责备了弟弟,而且批评他们自己的家事弄到像两国交战。这种高度的简括,态度、立场、观点的毫不假借,就叫作“春秋笔法”。
王安石批评《春秋》为“断烂朝报”,我还是肯定《春秋》的文学价值。《左传》《公羊传》等,都以《春秋》为师。所以虽然不是文学作品,但却属文学的源流。
左丘明著《左传》。盲者,生平不可考。从前的人真是大派,不写回忆录。这是大自然的作风。只留作品,不留作者。他是第一个以文学水平写史书的人。
《国语》作者谁?也不可考。有说仍是左丘明写,有说《左传》以年代先后分,《国语》以国家分代,故不是左丘明所写。我以为左丘明之才,完全可以一变,以国分代,有可能是他写的。
《战国策》上继春秋,下至楚汉,记当时谋士的策略和言论,资料丰富,文笔大刀阔斧,有莎士比亚之风。作者不可考,一说为多人所作。可能。
《公羊传》《榖梁传》。战国四君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各人有三千食客,真是豪华世纪。西方没有这样的派头养食客。
可考的作者,司马迁。他是“以不死殉道”的伟大先驱。他为李陵说项,遭宫刑,成《史记》。他是真的强者。
大家恐怕有个错觉,以为当时的史家执有褒贬生杀之权,名高位尊——所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其实古时候的史官,地位极低,与算命、相士、戏子、歌伎同等级,不赐爵、不封功。中国专制帝王向来蔑视知识分子,可是中国少数几位最高的知识分子,非常看得起自己。
孔子自封圣人,似乎早就知道后世会给他塑像,屈原也明白但丁可以和他排排坐。司马迁《史记》自序,直截了当“表态”——我真为他捏一把汗——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简直大声疾呼,可爱透顶,难得难得!这等气派才叫是真正的“难得糊涂”啊!我推想,司马迁是《史记》全部定稿才写下这篇中气十足的序言。
中国文化是阴性的,以阴柔达到阳刚——西方是直截了当的阳刚(耶和华、丘比特、宙斯,是西方至高的神,中国人的始祖和保护神,则是女娲、王母娘娘、妈祖、观世音菩萨)——这样子看看,司马迁是古人中最阳刚的,给中国文化史扬眉吐气。
◎中国历代大人物的自我期许
这里不妨稍许谈谈中国历代大人物的自我期许,自我评价——现代话叫做“自我推销”,古话叫作“言志”——统体看,我以为魏晋人士言志最好,好在狂而得体,本身确有那点分量,不肉麻,而能诗意洋溢。
陶渊明,平淡到不在乎说。他非常明白他的诗同代没有读者,倒也心地放宽了。
回头看孔丘。孔丘多重人格,表面一套,心里一套,标榜“君子泰而不骄”,却又熬不住,说出来: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明明指说周文王以后就是他孔丘了。
孟子更是摆明了直讲:“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再来看看后世文学家如何一个个夸海口。
南朝谢灵运:“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一斗。”
李白:“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
杜甫:“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
欧阳修说:“吾诗《庐山高》,今人莫能为。唯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唯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唯吾能之也。”
你们看,就是这样子!可是从儒家到文学家,再到宋代的理学家,越来越不像话了。
陆象山说:“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事。”
王阳明说:“人本与天地一般大,只是自小耳。”
◎《史记》之伟大
再看司马迁那篇序,我奇怪的是,当时竟没人指责他狂妄。一部《史记》,总算落落大方,丈夫气概。我从小熟读司马迁,读到最近,起了怪想法:
如果司马迁不全持孔丘立场,而用李耳的宇宙观治史,以他的天才,《史记》这才真正伟大。但是再想想,不开心了,因为不可能——中国文化五千年、三千年,论面积和体量,不好和西方比。几乎没有哲学家,没有正式的大自然科学家。诸子百家是热心于王、霸的伦理学家、权术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哲学吗?
兵家、法家、杂家,都在权术范畴。
什么是哲学?是思考宇宙,思考人在宇宙的位置,思考生命意义,无功利可言。忠、孝、仁、义、信,则规定人际关系。伦理学在中国,就是人际关系学,纯粹着眼功利。
尼采怀疑此前的所有哲学,后世哲学家无人不在尼采的光照中。中国可悲,出不了尼采,也接受不了尼采。以司马迁的人格、才华,最有条件接受尼采,但他不会抛开儒家。
或曰,时代相距太远,司马迁不可与尼采并论。是的。可是司马迁读过老子,为何不认同、不发挥?如果他能抛开孔丘,足可接受老庄——老庄和尼采通。
魏晋高士倒是和尼采通,因为魏晋人通老庄,行为风格易与西方近代精神通。再一例:鲁迅早年受尼采启示,他的才华品格也合乎尼采,后来半途而废,晚年鲁迅,尼采的影响完全消失。
为什么?儒家思想势力太大。
司马迁不接受老子,鲁迅放弃尼采。司马迁的最高价值是安邦治国,他们不会认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小事,不是大事。
无论什么人物都得有个基本的哲学态度,一个以宇宙为对象的思考基础。对此视所有古往今来的大人物,概莫能外。非自宇宙观开始、以宇宙观结束的大人物,我还没见过。否则,都是小人物。
读《史记》,当司马迁写出人物、忘掉儒家时,是他最精彩的部分。写屈原,以儒家精神写,不佳;写到“鸿门宴”人物,忘了儒家,大好!
古时候不写商人,不写流氓,司马迁才气大,胆魄大,皆入文章,写得出了神,忘了儒家的训诫。以下是我以为司马迁最精彩的篇章:《项羽本纪》《管晏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刺客列传》《李将军传》。
编辑/林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