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说起中国的铜器，人们自然会远想到三代的青铜器（亦称为“彝器”），近想到明代的宣德铜炉。尤其是宣德铜炉，几百年来，名声赫赫，尽人皆知，似乎它就是中国制铜工艺的最后绝响。至于清代铜器，几乎无声无息，似乎在各种工艺美术都很兴盛的清代，制铜工艺退出了历史舞台，无所作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文献和实物证明，在清代，无论宫廷还是民间均有铜器制造。尤其是宫廷，曾大量制造铜器，它与前代相比，种类不断扩大，功用不断延伸，在工艺特点上也是风格独具，是清廷众多工艺美术中重要的一支。本文主要以制作最盛的雍、乾二朝为例，依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它是清宫造办处各作坊的制造实录，清宫各类工艺品制造均祥记在案，铜器亦在其中。以下引用均简称“清档”）和《内务府奏销档》，并参考其他文献，以及流传下来的实物，分析和认识清宫铜器制造的规模、种类、特点及工艺方面的特点和成就。
一、清官铜器作坊的
设置与制造程序（一）铜器作坊的设置
清宫造办处属下各作坊，是根据内廷的需要，按照皇帝的旨意而建立的。数百年问它们有初建、增设、合并或消减等变化。按《钦定大清会典》记载，康熙朝设立武英殿造办处，下设十四作，其中就有“铸炉处”与“铜鋄作”（《钦定大清会典》册1，页994。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六十五年十月初版）。康熙朝官款铜器仍有遗存多件，可证明当时确有制造（故宫博物院存有康熙款铜炉6件，形制有鱼耳圈足炉、冲耳乳足炉、戟耳圈足炉、四方炉。铭文有“康熙年制”“大清康熙年制”“大清康熙六十年制”，是可靠的物证）（图一）。
雍正朝铜器作坊的设置，从“清档”制造记录来看，雍正元年至四年只有铜作和鋄作，当时铸造的如意、铜炉、兽形镇纸、佛像等均由铜作完成。到雍正五年铸炉作（有时也叫铸炉处、铸作或炉作）又出现，从此，铸炉作、铜作、鋄作三作并存，至乾隆二十二年造办处各作坊合并，将铜作、鋄作合并为铜鋄作，之后铸炉作与铜鋄作一直延续至清末（据不同文献记载，造办处各作坊合并在乾隆二十年或二十三年，但从“清档”看，铜作、鋄作合并在乾隆二十二年）。
同为一种材质的制造工艺却设置三个作坊，这在造办处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从“清档”所记皇帝给每个作坊下达的任务中，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是有明确分工的，尽管时有混淆，但侧重明显。
鋄作：从“清档”记载分析，它是一个铜器、铁器兼做的作坊，且大都做小件器物。它制造的铜器主要有镇纸、云头钉、各种器物配件等。制造的铁器有火镰、小刀、镊子等。乾隆二十二年以后，它与铜作合并为“铜鋄作”，从此承担原来两个作坊的任务。
铜作：它的任务比较多，主要制造的有暧砚、蜡台、如意、铜模子以及殿阁上悬挂的匾对等。这些器物，多是用红铜板材进行冷加工，表面錾刻纹图，其中也有少量是先铸造成形，再錾刻加工的作品。
铸炉处：从名称上看，似乎是专做铜炉的作坊，其实不然。实际是大凡用失蜡法或翻砂法铸造的器物，尤其是大形器，均命它来承造，是三作中任务最繁重的作坊。乾隆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皇帝曾有一道指令：“铸炉处钱粮（费用）甚大，着怡亲王等即派能料理之员，明日就奏”。之后怡亲王上奏拟派员外郎西宁，皇帝见奏不准，说西宁要办织造之事。之后改派员外郎溥惠和催总五十八，专司铸炉处钱粮活计等事务（“清档”册16，“记事录”，页213）。一个作坊派一名员外郎和一名催总专门管理，这在造办处也是仅见的，这不但说明皇帝对它的重视程度，更说明铸炉作任务繁重，耗费巨大。
“清档”记录说明，清宫铜器制造数量大，器物种类繁多，形制变化多样，体量大小悬殊，故而需要多种技法方能完成，因此需要细致分工，各司其职，所以三个作坊的设置不无道理。
制铜的技艺人员来自何方，所见记载很少，不似其他作坊那么明确。现知见于记载的先后共有五人，一是雍正四年进铜作的佛保。二是乾隆十四年进炉作的烧古匠龙呈瑞。三是此前招募的刻板匠方亦瓒（“清档”册17，“记事录”，页175）。四是乾隆五十六年前的烧古匠龙正义。五是顶补龙正义的从苏州织造拣选应役来的甘耀成（“清档”册52，“记事录”，页624-625）。其中佛保是一位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关键人物。雍正四年十月五日，“郎中海望奉怡亲王谕：武备院伞上人佛保，奏准着在养心殿造办处行走，烧炉试看，遵此”。于十月三十日“堂阿佛保做得寿山鼎炉连座一件，栢合欢寿带炉连座一件，旧铜炉连座三件”。又于十二月三十日“做得钵盂炉连座一件、金斑鳅耳炉连座一件、小乳炉连座一件、三元吉庆炉连座一件、平安如意炉连座一件、金斑小乳炉连座一件、文带炉连座一件、洒金斑大乳炉连座一件、黑乳炉连座一件、小乳炉一件，怡亲王呈进讫”（“清档”册2，“铜作”，页400）。以上15件铜器，就是佛保刚进炉作时接受考试的作品，也应该是他自行设计、亲手制作的“答卷”。这些作品很令皇帝满意，旋即佛保即成为炉作的主要技术骨干。“清档”中明确说明，佛保是武备院伞上人。据分析，这“伞上人”是皇帝出行时要穿黄马褂的近随，是从旗人中选拔出来的既聪明能干，又信得过之人。至于佛保是在何时何地学会制造铜器技艺的，目前还未考证清楚，但可以肯定他在此前掌握了该项技艺，并被怡亲王或皇帝发现，才调他到炉作供职的。据“清档”记载，雍正四年佛保调进的是铜作，雍正五年初造办处就增设了铸炉作，并命其为主管。再者，从“清档”中的诸多记录分析，佛保不同于其他作坊中的所谓“南匠”，他初到铜作时称他为“栢唐阿”，后来称他为“郎中”。据此推断，他与督陶官唐英相似，是宫廷培养的、有一定艺术修养的技术形官员。皇帝对佛保的熟悉和了解程度，也是与众不同的。例如皇帝命做某种工艺的器物，一般都是传与相应的作坊，而雍正、乾隆帝命做铜器时，经常是不指出作坊，而直接下令“佛保奉旨”“着佛保做”等。从雍正四年到乾隆中期，佛保的名字频繁出现，由此推断，他在铸炉作供职30余年，由此还可以说清宫中铸造的铜器，大部分是他亲手设计制造或在他的指导下制造完成的。又康熙四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两广总督赵弘灿等奏折中，有“养心殿监造笔帖式佛保为西洋人事务到广随蒙传旨……”的记载。这个“佛保”与“清档”中的“佛保”是否为同一个人，尚未考证清楚（查自《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页643。档案出版社。1984年）。 （二）铜器制造的程序
铜器的制造程序，从“清档”记录可以看出，与其他各作大致相同，可分为“命活”和“节活”两种。
所谓“命活”即皇帝交派的任务（首见夏更起：《玻璃胎画珐琅考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3期，页18-19）。这种“命活”，随传随做，做什么，做多少，做何样式，饰何种花纹，均按旨完成。因“命活”是皇帝御旨，一般都要先画纸样，有的还要做成立体的蜡样或木样呈给皇帝审查。皇帝对“命活”的要求很严格，对呈上来的画样或木样，经常会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再画再审，直至皇帝说“准作”，方可施工。有时皇帝会要求画很多器样呈上，以便从中做出比较和筛选。
还有一种命活，不是出自皇帝的旨意，而是造办处的主要官员根据宫廷的需要，也有权下令制做器物。如雍正时期的怡亲王、乾隆时期的海望，均有这种权力。
所谓“节活”，就是宫内四大节日（端午、中秋、万寿、元旦）时专为皇帝制作的礼物（首见夏更起：《玻璃胎画珐琅考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3期，页19）。“节活”始于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内务府大臣监管造办处事务的怡亲王允祥，在端阳节前给造办处下一项指令：“……嗣后中秋节、万寿节（皇帝生日）、年节下，俱预备做些活计呈进。其应做何活计，尔等酌量料理”（“清档”册1，“杂活作”，页328-329）。“清档”显示，此后它基本成为定例，一直延续到清末。由于这种“节活”是各作坊自行设计制造，节日时呈献给皇帝欣赏把玩的，故而在“清档”中并不像“命活”那样详记在案。因此每节各作做或不做，做多少，做何种器物，是模糊不清的，只有偶遇皇帝或造办处主管官员催做“节活”，才能见到记录。或是节后，皇帝看中了节日呈上来的某些器物，传命做匣、或放置某处、或传旨照样再造，才能见到它们的品名。如乾隆元年五月二日，“太监毛团传旨：端阳节所进活计内铜烧古鎏金双有花插甚好，再照样大小不等烧造些”（“清档”册7，“铸炉作”，页274）。类似这种记录，在雍、乾二朝时而有之，可见铜器三作与其他工艺作坊一样，也照样做“节活”。
我们可以想象，这种专为取悦皇帝而制的“节活”作品，应该是精心设计制造出来的，往往会出现一些新奇又别致的精品。节活里若出现皇帝看重的“好作品”，其设计人员及工匠也同样会获得奖赏。如乾隆二年八月十一日，皇帝看了万寿节所贡的铜器后传旨：“今日所进活计内，铜烧古鎏金压纸九件，款式甚好，再做时收小些做些，将监看人员并匠役，俱着内大臣海望拟赏，钦此”（“清档”册7，“铸炉处”，页826）。在故宫现藏铜器中，就有诸多较小的器物，如笔筒、葫芦瓶、磬式盒（图二）等，它们造型新颖，做工精致，但在“清档”中就不见命造记录，它们很有可能就是为节日而特制的作品。这种“节活”铜器，都做过些什么器物，做了多少件，已无法统计和知晓，但可以推想，每年四节，七十余年间，其数量也会十分可观，可能数以千计。
二、清宫所造铜器的种类
从“清档”中的大量记载分析，雍乾二帝对铜器制造很热心、很重视，几乎每年都下命制造各种不同的器物，以满足皇家的大量需求。从“清档”的记录和现存的实物来看，主要分为四大类，下面分类简要说明，并附表格体现。
（一）匾额对联
铜匾额对联虽然不能称之为“器”，但它在宫廷制铜工艺中是重要的一项，不但制造量较大，蕴含的内容也很丰富，反映着宫廷中的政治活动与文化思想。这些匾对按其内容与用途可分为三大类，即赏赐匾对、宫殿匾对、寺庙匾对。
“清档”显示，赏赐匾对主要集中在雍正朝，既有赏给文臣的，如张廷玉，也有赐给武将的，如年羹尧。它们既显示出雍正皇帝的文采、书法，同时也表现出帝王笼络文臣武将的政治手段，同时还能起到宣示群臣、效忠皇帝的作用。
宫殿、寺庙匾对在雍正朝和乾隆早期都有制作，从“清档”记录来看，乾隆十六年以后不再制作铜质匾对。
匾对主要是交铜作完成的。它是将御书做成铜字，同时还多做有九龙纹的装饰边框。其工艺是利用红铜良好的延展性能，经锤揲、錾刻、镀金而成。它的技艺难度有两点，一是所做铜字要与皇帝的书体一致，不能走样。二是匾对的边框狭窄，却要錾刻出对称、清晰的九条龙纹，这对技艺是个考验，决非一般工匠能为，必须具有高超的水平才能胜任。这种庄严又富丽的匾对，曾遍布于京城的宫殿、苑囿、庙宇、牌楼，形成了清代建筑上一大特色，可惜的是几乎无存。
（二）陈设品
陈设品是宫廷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不仅显示着帝王的身份和地位，也体现着它们的精神需求。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博雅好古，文化修养、艺术鉴赏水平非常高，不但喜爱色彩鲜艳的瓷器、富丽堂皇的珐琅器，晶莹剔透的玻璃器，对具有古韵的铜器也同样钟情。他们在位期间，曾频频下命制造。从“清档”记载分析，雍正、乾隆二朝制造的铜质陈设器，数量大得惊人，约占所造全部铜器的三分之二左右。其中既有室内陈设，也有庭院陈设。
1.室内陈设铜器
“清档”显示，雍正四年之前，除如意外，几乎未做过铜质陈设品，只是在雍正三年九月，皇帝命做珐琅炉，太监却错传给了铜作，故而铸造成了烧古铜炉两件（“清档”册1，“铜作”，页658）。这也说明，此时虽然没有炉作而只有铜作，但也有铸造技艺。而大量制造铜质陈设品出现于雍正五年，也就是佛保调进之后，亦即恢复了康熙朝已有的铸炉作。以雍正五年为例，皇帝五次下命给铸炉作，共造陈设品及供器120件，但因无具体品名，所以都有何种样式，无法详知，然而可以想象，它们的形制和装饰应该是多样的。同年内，内务府大臣兼管造办处事务的怡亲王允祥，为给皇帝寿辰“恭进”贺礼，还给铸炉作下命做“禹贡九鼎”一份九件，并声明“未用官钱粮”，是他自费“恭进”的（“清档”册2，“铸炉作”，页695）。其后雍正六至十三年问又命造了较多陈设品，如各式炉、瓶、如意等。
乾隆帝对铜器陈设品的制作更加关注和热心，因此审查更细致，要求更严格。经常是先下令画样多张，然后从中进行甄选制造。如乾隆四年五月八日，传旨做烧古铜瓶一件，要“先画样呈览，准时再做”。六月二十二看了呈上来的十张画样后，选中其中的七种，准其各造一件。它们是：汉河清海燕四喜瓶、水硠古厂口观音瓶、仿汉飞脊花尊、祥云献寿双友花插、仿汉双友花觚、仿汉双友花插、三多花插（“清档”册9，“铸炉处”，页69）。乾隆帝还十分稚好仿古，因此经常命令制作仿古铜器，有的还反复进行制作，如乾隆八年制造的博山炉就是一例，它是仿汉造型，头部为镂空的山形，底部设圆盘肜座，中部以圆形柱支撑，浑厚古朴。这种博山炉故宫至今仍藏有近十件，造型一致，只在体量上略有差别，均刻有“乾隆年制”铭文（图三）。 2.庭院陈设铜器
庭院陈设是指与建筑互为映衬的景观性器物，它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但在清代以前，种类少而且多为石质，清代皇家不但种类大增，且大量用铜制造。“清档”与“奏销档”显示，弘历御极之后，对大型铜器极为重视，频频下令制造，或为内廷，或为园囿、或为寺庙。这些作品品种多，体量大，重则数百斤甚至上万斤。铸造用时从几个月至几年，在铜器制造史上，称得上是空前绝后的盛世工程，所幸的是部分作品安设后至今仍在原处，引众人观瞻。叮惜的是相当一部分被移动、劫走或损毁，
内廷中依然保留并能与“清档”对应上的主要有太和殿月台上的铜烧古龟、鹤各一对（图四），御花园天一门前的铜烧古大鼎一件（图五），宁寿门前铜镀金狮子一对（图六），重华宫院内的铜烧古仙鹤鼎四件等（图七）。
园囿中依然保留的主要是颐和园东门外的烧古铜狮一对（图八），昆明湖东南岸的铜牛（《国朝通志》卷115中只简略记录其事，“御制金牛铭乾隆二十年篆书昆明湖”，但在“清档”中未查到相关制造记录。三通馆总裁嵇璜等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上海图书集成局，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图九）等。
在景观性铜器中，乾隆十五年至四十七年为长春园西洋楼景区所造的众多铜兽，是特殊的一类。园中的谐奇趣、海宴堂、远瀛观三组建筑，其前部均建有水法，也就是喷泉。西洋楼和水法均由服务于清廷的欧洲人郎世宁、蒋友仁设计，水法景观多由各种铜兽组成，所以铜兽均是写实性的动物。
前几年在拍卖行上陆续出现的铜兽首，就是海宴堂水法两侧设置的人身十二属相的铜兽头。其中的牛首、虎首、猴首前后被保利艺术博物馆购买收藏，而其他众多铜兽，下落不明。据《昔日的夏宫——圆明园》中记载，水法中还有铜质的虾、鹅、羊、猫、鸭、鱼、猴、梅花鹿、猎狗、仙鹤（刘阳：《昔日的夏宫——颐和园》页1416。学院出版社，2005年1（）月）等。从面世的几件兽首可以看出，它们均无我国传统的写意特点，而是形象写实的作品，由此也可窥见其他未面世动物之样貌。
寺庙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雍和宫大殿前的铜烧古大鼎。它与内廷天一门前的那一件，均是乾隆六年同时下命制造，造型尺寸均相同，每件都经过四年多的时间才完成。所不同的是御花园鼎的铭文为“大清乾隆拾年造”，与完工时间正相吻合。雍和宫内鼎的铭文为“大清乾隆十二年造”，而“清档”中明确记录“……于乾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郎中佛保将做得铜烧古大鼎一件安设在雍和宫大殿前讫”（“清档”册10，“铸炉处”，页40）。铭文上的纪年比完工时间晚了一个年头。笔者分析，这是因为铭文是做模时预作的年款，但却提前完工。其实提前完工的时间也并不多，只一个多月，这对于耗时长达四五年的工程，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差，是不足为奇的。
此二件作品的造型很奇特，虽然档案中叫它为“鼎”，但它与青铜器中的鼎相去甚远。实际上是把鼎式朝冠耳炉与建筑中的六角亭相结合，再加一个底座，组成了挺拔雄伟的新器形。它挺拔气派，与富丽的宫殿相得益彰，它应该是清代的创新器型。制造该鼎虽用铜量巨大，但此后还曾依样进行过仿制，说明其深受乾隆皇帝的青睐。
3.铜质文房用具
今天我们见到的清代宫廷文县，多是玻璃、珐琅、彩瓷、玉石、象牙、彩漆等材质，其实铜质文县也一直在制造和使用。“清档”记载显示，雍、乾二朝铜质文具，以暧砚和压纸（即镇纸）为多。在使用毛笔书写的古代，压纸是文房必备的工县，所以使用量较大。制作最多的一次是雍正三年八月，一次下令就制作了“黄铜烧古寿字压纸一百八十件”（“清档”册1，“铜作”，页657）。故宫藏有传世镇纸多件，但均无款识。“清档”记录显示，雍、乾二朝，命造暧砚数上次，总数在百件左右。在制作中，皂帝曾明令要求“刻大清乾隆年制款，要古篆字”（“清档”册18，“铜作”，页44）。故宫藏有铜镀金八方暧砚、长方形暖砚若干件，均在盖内阴刻“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图十、图十一）。
此外，炉作和铜作所作的“节活”也多有文具一项。如乾隆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怡亲王内大臣海望传各作，将小式活计做些，以备万寿（节）呈进”，之后做得“各式烧古鎏金压纸九件，各式烧古鎏金水盛九件”（“清档”册9，“记事录”，页528—529）。似这种按例制造的“节活”很少有记载，此次是因内大臣海望催做，才留下了记录。
在故宫现存文具实物中，还有乾隆款的文具多种，如铜烧古阴刻戗金山水人物图笔筒、岁寒三友图笔筒（图十二），铜鎏金錾刻海兽纹五峰笔架（图十三）、水丞等（图十四），它们造型规整，做工精细，属典型的乾隆风格。但它们却不见命造记录，也应该出自这种“节活”。
4.铜质供器
有清一代，宫廷的宗教活动频繁，加之祭祀天地、祖先等，因此就需要大量的各式各样的供器。从“清档”记录看，铜质供器制造得相当多。在此需说明的是，炉作依命所造佛像众多，对此，研究宗教的专家已有专著详细论述，故而这里只谈其他供器的制造情况。
“清档”记录中制造的供器种类较多，如七珍、八宝、海灯、靶苓（多见收拾，未见制造）、铃杵、五供、塔、人物等器，它们多被反复制造。
“清档”记载，为宫外的坛庙做铜祭器，也是常有之事。制造最多的记录是在奏销档中。乾隆十三年为文庙造铜祭器190件、为各坛庙造铜祭器登鋓簠簋爵豆尊等器共器2168件。由于数量大，宫内的炉作应付不了，改在雍和宫办造铜器处办造（奏折《奏为成造各坛庙祭器向广储司支用银两事》。责任者：总管内务府。成文时间：乾隆十三年五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此档还证明乾隆时期在雍和宫也设有铜器作坊。
以上所述四大类铜器，因反复制造，数量大，故而分类举例说明。然而它们还不是铜器的全部。从“清档”记录看，还零星做过其他铜器。每一种制造数量有多有少，同一种有大有小，在装饰上也有差别，如各式炭盆、冠架、斋戒牌、唾盂、熨斗、手炉、合符、带头、戳灯、点心模子、烘被暖球、仿古铜镜、钟、铜磬、铜版画以及赏用的各种铜刀等。此外还时而制作寸许的掌中珍玩，如小鼎、小瓶、小兽等，多纳入到百什件中收藏。它们以实用器为主，也兼有观赏器，同样反映着宫廷的生活与文化，是清宫铜器的组成部分。但由于不是主要作品，所以未纳入所列类别。
（责任编辑：阮富春）
一、清官铜器作坊的
设置与制造程序（一）铜器作坊的设置
清宫造办处属下各作坊，是根据内廷的需要，按照皇帝的旨意而建立的。数百年问它们有初建、增设、合并或消减等变化。按《钦定大清会典》记载，康熙朝设立武英殿造办处，下设十四作，其中就有“铸炉处”与“铜鋄作”（《钦定大清会典》册1，页994。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六十五年十月初版）。康熙朝官款铜器仍有遗存多件，可证明当时确有制造（故宫博物院存有康熙款铜炉6件，形制有鱼耳圈足炉、冲耳乳足炉、戟耳圈足炉、四方炉。铭文有“康熙年制”“大清康熙年制”“大清康熙六十年制”，是可靠的物证）（图一）。
雍正朝铜器作坊的设置，从“清档”制造记录来看，雍正元年至四年只有铜作和鋄作，当时铸造的如意、铜炉、兽形镇纸、佛像等均由铜作完成。到雍正五年铸炉作（有时也叫铸炉处、铸作或炉作）又出现，从此，铸炉作、铜作、鋄作三作并存，至乾隆二十二年造办处各作坊合并，将铜作、鋄作合并为铜鋄作，之后铸炉作与铜鋄作一直延续至清末（据不同文献记载，造办处各作坊合并在乾隆二十年或二十三年，但从“清档”看，铜作、鋄作合并在乾隆二十二年）。
同为一种材质的制造工艺却设置三个作坊，这在造办处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从“清档”所记皇帝给每个作坊下达的任务中，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是有明确分工的，尽管时有混淆，但侧重明显。
鋄作：从“清档”记载分析，它是一个铜器、铁器兼做的作坊，且大都做小件器物。它制造的铜器主要有镇纸、云头钉、各种器物配件等。制造的铁器有火镰、小刀、镊子等。乾隆二十二年以后，它与铜作合并为“铜鋄作”，从此承担原来两个作坊的任务。
铜作：它的任务比较多，主要制造的有暧砚、蜡台、如意、铜模子以及殿阁上悬挂的匾对等。这些器物，多是用红铜板材进行冷加工，表面錾刻纹图，其中也有少量是先铸造成形，再錾刻加工的作品。
铸炉处：从名称上看，似乎是专做铜炉的作坊，其实不然。实际是大凡用失蜡法或翻砂法铸造的器物，尤其是大形器，均命它来承造，是三作中任务最繁重的作坊。乾隆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皇帝曾有一道指令：“铸炉处钱粮（费用）甚大，着怡亲王等即派能料理之员，明日就奏”。之后怡亲王上奏拟派员外郎西宁，皇帝见奏不准，说西宁要办织造之事。之后改派员外郎溥惠和催总五十八，专司铸炉处钱粮活计等事务（“清档”册16，“记事录”，页213）。一个作坊派一名员外郎和一名催总专门管理，这在造办处也是仅见的，这不但说明皇帝对它的重视程度，更说明铸炉作任务繁重，耗费巨大。
“清档”记录说明，清宫铜器制造数量大，器物种类繁多，形制变化多样，体量大小悬殊，故而需要多种技法方能完成，因此需要细致分工，各司其职，所以三个作坊的设置不无道理。
制铜的技艺人员来自何方，所见记载很少，不似其他作坊那么明确。现知见于记载的先后共有五人，一是雍正四年进铜作的佛保。二是乾隆十四年进炉作的烧古匠龙呈瑞。三是此前招募的刻板匠方亦瓒（“清档”册17，“记事录”，页175）。四是乾隆五十六年前的烧古匠龙正义。五是顶补龙正义的从苏州织造拣选应役来的甘耀成（“清档”册52，“记事录”，页624-625）。其中佛保是一位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关键人物。雍正四年十月五日，“郎中海望奉怡亲王谕：武备院伞上人佛保，奏准着在养心殿造办处行走，烧炉试看，遵此”。于十月三十日“堂阿佛保做得寿山鼎炉连座一件，栢合欢寿带炉连座一件，旧铜炉连座三件”。又于十二月三十日“做得钵盂炉连座一件、金斑鳅耳炉连座一件、小乳炉连座一件、三元吉庆炉连座一件、平安如意炉连座一件、金斑小乳炉连座一件、文带炉连座一件、洒金斑大乳炉连座一件、黑乳炉连座一件、小乳炉一件，怡亲王呈进讫”（“清档”册2，“铜作”，页400）。以上15件铜器，就是佛保刚进炉作时接受考试的作品，也应该是他自行设计、亲手制作的“答卷”。这些作品很令皇帝满意，旋即佛保即成为炉作的主要技术骨干。“清档”中明确说明，佛保是武备院伞上人。据分析，这“伞上人”是皇帝出行时要穿黄马褂的近随，是从旗人中选拔出来的既聪明能干，又信得过之人。至于佛保是在何时何地学会制造铜器技艺的，目前还未考证清楚，但可以肯定他在此前掌握了该项技艺，并被怡亲王或皇帝发现，才调他到炉作供职的。据“清档”记载，雍正四年佛保调进的是铜作，雍正五年初造办处就增设了铸炉作，并命其为主管。再者，从“清档”中的诸多记录分析，佛保不同于其他作坊中的所谓“南匠”，他初到铜作时称他为“栢唐阿”，后来称他为“郎中”。据此推断，他与督陶官唐英相似，是宫廷培养的、有一定艺术修养的技术形官员。皇帝对佛保的熟悉和了解程度，也是与众不同的。例如皇帝命做某种工艺的器物，一般都是传与相应的作坊，而雍正、乾隆帝命做铜器时，经常是不指出作坊，而直接下令“佛保奉旨”“着佛保做”等。从雍正四年到乾隆中期，佛保的名字频繁出现，由此推断，他在铸炉作供职30余年，由此还可以说清宫中铸造的铜器，大部分是他亲手设计制造或在他的指导下制造完成的。又康熙四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两广总督赵弘灿等奏折中，有“养心殿监造笔帖式佛保为西洋人事务到广随蒙传旨……”的记载。这个“佛保”与“清档”中的“佛保”是否为同一个人，尚未考证清楚（查自《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页643。档案出版社。1984年）。 （二）铜器制造的程序
铜器的制造程序，从“清档”记录可以看出，与其他各作大致相同，可分为“命活”和“节活”两种。
所谓“命活”即皇帝交派的任务（首见夏更起：《玻璃胎画珐琅考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3期，页18-19）。这种“命活”，随传随做，做什么，做多少，做何样式，饰何种花纹，均按旨完成。因“命活”是皇帝御旨，一般都要先画纸样，有的还要做成立体的蜡样或木样呈给皇帝审查。皇帝对“命活”的要求很严格，对呈上来的画样或木样，经常会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再画再审，直至皇帝说“准作”，方可施工。有时皇帝会要求画很多器样呈上，以便从中做出比较和筛选。
还有一种命活，不是出自皇帝的旨意，而是造办处的主要官员根据宫廷的需要，也有权下令制做器物。如雍正时期的怡亲王、乾隆时期的海望，均有这种权力。
所谓“节活”，就是宫内四大节日（端午、中秋、万寿、元旦）时专为皇帝制作的礼物（首见夏更起：《玻璃胎画珐琅考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3期，页19）。“节活”始于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内务府大臣监管造办处事务的怡亲王允祥，在端阳节前给造办处下一项指令：“……嗣后中秋节、万寿节（皇帝生日）、年节下，俱预备做些活计呈进。其应做何活计，尔等酌量料理”（“清档”册1，“杂活作”，页328-329）。“清档”显示，此后它基本成为定例，一直延续到清末。由于这种“节活”是各作坊自行设计制造，节日时呈献给皇帝欣赏把玩的，故而在“清档”中并不像“命活”那样详记在案。因此每节各作做或不做，做多少，做何种器物，是模糊不清的，只有偶遇皇帝或造办处主管官员催做“节活”，才能见到记录。或是节后，皇帝看中了节日呈上来的某些器物，传命做匣、或放置某处、或传旨照样再造，才能见到它们的品名。如乾隆元年五月二日，“太监毛团传旨：端阳节所进活计内铜烧古鎏金双有花插甚好，再照样大小不等烧造些”（“清档”册7，“铸炉作”，页274）。类似这种记录，在雍、乾二朝时而有之，可见铜器三作与其他工艺作坊一样，也照样做“节活”。
我们可以想象，这种专为取悦皇帝而制的“节活”作品，应该是精心设计制造出来的，往往会出现一些新奇又别致的精品。节活里若出现皇帝看重的“好作品”，其设计人员及工匠也同样会获得奖赏。如乾隆二年八月十一日，皇帝看了万寿节所贡的铜器后传旨：“今日所进活计内，铜烧古鎏金压纸九件，款式甚好，再做时收小些做些，将监看人员并匠役，俱着内大臣海望拟赏，钦此”（“清档”册7，“铸炉处”，页826）。在故宫现藏铜器中，就有诸多较小的器物，如笔筒、葫芦瓶、磬式盒（图二）等，它们造型新颖，做工精致，但在“清档”中就不见命造记录，它们很有可能就是为节日而特制的作品。这种“节活”铜器，都做过些什么器物，做了多少件，已无法统计和知晓，但可以推想，每年四节，七十余年间，其数量也会十分可观，可能数以千计。
二、清宫所造铜器的种类
从“清档”中的大量记载分析，雍乾二帝对铜器制造很热心、很重视，几乎每年都下命制造各种不同的器物，以满足皇家的大量需求。从“清档”的记录和现存的实物来看，主要分为四大类，下面分类简要说明，并附表格体现。
（一）匾额对联
铜匾额对联虽然不能称之为“器”，但它在宫廷制铜工艺中是重要的一项，不但制造量较大，蕴含的内容也很丰富，反映着宫廷中的政治活动与文化思想。这些匾对按其内容与用途可分为三大类，即赏赐匾对、宫殿匾对、寺庙匾对。
“清档”显示，赏赐匾对主要集中在雍正朝，既有赏给文臣的，如张廷玉，也有赐给武将的，如年羹尧。它们既显示出雍正皇帝的文采、书法，同时也表现出帝王笼络文臣武将的政治手段，同时还能起到宣示群臣、效忠皇帝的作用。
宫殿、寺庙匾对在雍正朝和乾隆早期都有制作，从“清档”记录来看，乾隆十六年以后不再制作铜质匾对。
匾对主要是交铜作完成的。它是将御书做成铜字，同时还多做有九龙纹的装饰边框。其工艺是利用红铜良好的延展性能，经锤揲、錾刻、镀金而成。它的技艺难度有两点，一是所做铜字要与皇帝的书体一致，不能走样。二是匾对的边框狭窄，却要錾刻出对称、清晰的九条龙纹，这对技艺是个考验，决非一般工匠能为，必须具有高超的水平才能胜任。这种庄严又富丽的匾对，曾遍布于京城的宫殿、苑囿、庙宇、牌楼，形成了清代建筑上一大特色，可惜的是几乎无存。
（二）陈设品
陈设品是宫廷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不仅显示着帝王的身份和地位，也体现着它们的精神需求。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博雅好古，文化修养、艺术鉴赏水平非常高，不但喜爱色彩鲜艳的瓷器、富丽堂皇的珐琅器，晶莹剔透的玻璃器，对具有古韵的铜器也同样钟情。他们在位期间，曾频频下命制造。从“清档”记载分析，雍正、乾隆二朝制造的铜质陈设器，数量大得惊人，约占所造全部铜器的三分之二左右。其中既有室内陈设，也有庭院陈设。
1.室内陈设铜器
“清档”显示，雍正四年之前，除如意外，几乎未做过铜质陈设品，只是在雍正三年九月，皇帝命做珐琅炉，太监却错传给了铜作，故而铸造成了烧古铜炉两件（“清档”册1，“铜作”，页658）。这也说明，此时虽然没有炉作而只有铜作，但也有铸造技艺。而大量制造铜质陈设品出现于雍正五年，也就是佛保调进之后，亦即恢复了康熙朝已有的铸炉作。以雍正五年为例，皇帝五次下命给铸炉作，共造陈设品及供器120件，但因无具体品名，所以都有何种样式，无法详知，然而可以想象，它们的形制和装饰应该是多样的。同年内，内务府大臣兼管造办处事务的怡亲王允祥，为给皇帝寿辰“恭进”贺礼，还给铸炉作下命做“禹贡九鼎”一份九件，并声明“未用官钱粮”，是他自费“恭进”的（“清档”册2，“铸炉作”，页695）。其后雍正六至十三年问又命造了较多陈设品，如各式炉、瓶、如意等。
乾隆帝对铜器陈设品的制作更加关注和热心，因此审查更细致，要求更严格。经常是先下令画样多张，然后从中进行甄选制造。如乾隆四年五月八日，传旨做烧古铜瓶一件，要“先画样呈览，准时再做”。六月二十二看了呈上来的十张画样后，选中其中的七种，准其各造一件。它们是：汉河清海燕四喜瓶、水硠古厂口观音瓶、仿汉飞脊花尊、祥云献寿双友花插、仿汉双友花觚、仿汉双友花插、三多花插（“清档”册9，“铸炉处”，页69）。乾隆帝还十分稚好仿古，因此经常命令制作仿古铜器，有的还反复进行制作，如乾隆八年制造的博山炉就是一例，它是仿汉造型，头部为镂空的山形，底部设圆盘肜座，中部以圆形柱支撑，浑厚古朴。这种博山炉故宫至今仍藏有近十件，造型一致，只在体量上略有差别，均刻有“乾隆年制”铭文（图三）。 2.庭院陈设铜器
庭院陈设是指与建筑互为映衬的景观性器物，它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但在清代以前，种类少而且多为石质，清代皇家不但种类大增，且大量用铜制造。“清档”与“奏销档”显示，弘历御极之后，对大型铜器极为重视，频频下令制造，或为内廷，或为园囿、或为寺庙。这些作品品种多，体量大，重则数百斤甚至上万斤。铸造用时从几个月至几年，在铜器制造史上，称得上是空前绝后的盛世工程，所幸的是部分作品安设后至今仍在原处，引众人观瞻。叮惜的是相当一部分被移动、劫走或损毁，
内廷中依然保留并能与“清档”对应上的主要有太和殿月台上的铜烧古龟、鹤各一对（图四），御花园天一门前的铜烧古大鼎一件（图五），宁寿门前铜镀金狮子一对（图六），重华宫院内的铜烧古仙鹤鼎四件等（图七）。
园囿中依然保留的主要是颐和园东门外的烧古铜狮一对（图八），昆明湖东南岸的铜牛（《国朝通志》卷115中只简略记录其事，“御制金牛铭乾隆二十年篆书昆明湖”，但在“清档”中未查到相关制造记录。三通馆总裁嵇璜等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上海图书集成局，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图九）等。
在景观性铜器中，乾隆十五年至四十七年为长春园西洋楼景区所造的众多铜兽，是特殊的一类。园中的谐奇趣、海宴堂、远瀛观三组建筑，其前部均建有水法，也就是喷泉。西洋楼和水法均由服务于清廷的欧洲人郎世宁、蒋友仁设计，水法景观多由各种铜兽组成，所以铜兽均是写实性的动物。
前几年在拍卖行上陆续出现的铜兽首，就是海宴堂水法两侧设置的人身十二属相的铜兽头。其中的牛首、虎首、猴首前后被保利艺术博物馆购买收藏，而其他众多铜兽，下落不明。据《昔日的夏宫——圆明园》中记载，水法中还有铜质的虾、鹅、羊、猫、鸭、鱼、猴、梅花鹿、猎狗、仙鹤（刘阳：《昔日的夏宫——颐和园》页1416。学院出版社，2005年1（）月）等。从面世的几件兽首可以看出，它们均无我国传统的写意特点，而是形象写实的作品，由此也可窥见其他未面世动物之样貌。
寺庙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雍和宫大殿前的铜烧古大鼎。它与内廷天一门前的那一件，均是乾隆六年同时下命制造，造型尺寸均相同，每件都经过四年多的时间才完成。所不同的是御花园鼎的铭文为“大清乾隆拾年造”，与完工时间正相吻合。雍和宫内鼎的铭文为“大清乾隆十二年造”，而“清档”中明确记录“……于乾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郎中佛保将做得铜烧古大鼎一件安设在雍和宫大殿前讫”（“清档”册10，“铸炉处”，页40）。铭文上的纪年比完工时间晚了一个年头。笔者分析，这是因为铭文是做模时预作的年款，但却提前完工。其实提前完工的时间也并不多，只一个多月，这对于耗时长达四五年的工程，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差，是不足为奇的。
此二件作品的造型很奇特，虽然档案中叫它为“鼎”，但它与青铜器中的鼎相去甚远。实际上是把鼎式朝冠耳炉与建筑中的六角亭相结合，再加一个底座，组成了挺拔雄伟的新器形。它挺拔气派，与富丽的宫殿相得益彰，它应该是清代的创新器型。制造该鼎虽用铜量巨大，但此后还曾依样进行过仿制，说明其深受乾隆皇帝的青睐。
3.铜质文房用具
今天我们见到的清代宫廷文县，多是玻璃、珐琅、彩瓷、玉石、象牙、彩漆等材质，其实铜质文县也一直在制造和使用。“清档”记载显示，雍、乾二朝铜质文具，以暧砚和压纸（即镇纸）为多。在使用毛笔书写的古代，压纸是文房必备的工县，所以使用量较大。制作最多的一次是雍正三年八月，一次下令就制作了“黄铜烧古寿字压纸一百八十件”（“清档”册1，“铜作”，页657）。故宫藏有传世镇纸多件，但均无款识。“清档”记录显示，雍、乾二朝，命造暧砚数上次，总数在百件左右。在制作中，皂帝曾明令要求“刻大清乾隆年制款，要古篆字”（“清档”册18，“铜作”，页44）。故宫藏有铜镀金八方暧砚、长方形暖砚若干件，均在盖内阴刻“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图十、图十一）。
此外，炉作和铜作所作的“节活”也多有文具一项。如乾隆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怡亲王内大臣海望传各作，将小式活计做些，以备万寿（节）呈进”，之后做得“各式烧古鎏金压纸九件，各式烧古鎏金水盛九件”（“清档”册9，“记事录”，页528—529）。似这种按例制造的“节活”很少有记载，此次是因内大臣海望催做，才留下了记录。
在故宫现存文具实物中，还有乾隆款的文具多种，如铜烧古阴刻戗金山水人物图笔筒、岁寒三友图笔筒（图十二），铜鎏金錾刻海兽纹五峰笔架（图十三）、水丞等（图十四），它们造型规整，做工精细，属典型的乾隆风格。但它们却不见命造记录，也应该出自这种“节活”。
4.铜质供器
有清一代，宫廷的宗教活动频繁，加之祭祀天地、祖先等，因此就需要大量的各式各样的供器。从“清档”记录看，铜质供器制造得相当多。在此需说明的是，炉作依命所造佛像众多，对此，研究宗教的专家已有专著详细论述，故而这里只谈其他供器的制造情况。
“清档”记录中制造的供器种类较多，如七珍、八宝、海灯、靶苓（多见收拾，未见制造）、铃杵、五供、塔、人物等器，它们多被反复制造。
“清档”记载，为宫外的坛庙做铜祭器，也是常有之事。制造最多的记录是在奏销档中。乾隆十三年为文庙造铜祭器190件、为各坛庙造铜祭器登鋓簠簋爵豆尊等器共器2168件。由于数量大，宫内的炉作应付不了，改在雍和宫办造铜器处办造（奏折《奏为成造各坛庙祭器向广储司支用银两事》。责任者：总管内务府。成文时间：乾隆十三年五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此档还证明乾隆时期在雍和宫也设有铜器作坊。
以上所述四大类铜器，因反复制造，数量大，故而分类举例说明。然而它们还不是铜器的全部。从“清档”记录看，还零星做过其他铜器。每一种制造数量有多有少，同一种有大有小，在装饰上也有差别，如各式炭盆、冠架、斋戒牌、唾盂、熨斗、手炉、合符、带头、戳灯、点心模子、烘被暖球、仿古铜镜、钟、铜磬、铜版画以及赏用的各种铜刀等。此外还时而制作寸许的掌中珍玩，如小鼎、小瓶、小兽等，多纳入到百什件中收藏。它们以实用器为主，也兼有观赏器，同样反映着宫廷的生活与文化，是清宫铜器的组成部分。但由于不是主要作品，所以未纳入所列类别。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