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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塑造英雄形象,不仅是“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自觉追求,也是评价这些作品的重要依据。“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对英雄形象的塑造仍然呈现了鲜明的阶段性,并普遍存在将英雄抽象化、神圣化的倾向,从而导致了英雄形象缺乏内在心灵的丰富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激动人心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英雄形象 抽象化 消解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对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是十七年文学的重要使命,对于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来说尤其如此。塑造英雄形象,不仅是“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自觉追求,也是评价这些作品的重要依据。遗憾的是,“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普遍存在将英雄抽象化、神圣化的倾向,导致了英雄形象缺乏内在心灵的丰富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激动人心的艺术魅力。
一
考察“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不难发现,在十七年这样一个短暂的历史过程中,这些小说对英雄形象的塑造仍然呈现了鲜明的阶段性,依次表现为儿女英雄、传奇英雄和阶级英雄,其审美形态也变得越来越崇高。
在建国初期出现的一些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英雄人物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描写的,如《新儿女英雄传》中的牛大水、杨小梅,《风云初记》中的芒种、春儿、李佩钟等。他们原本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在国难当头之际,或主动或被动地投入到救亡图存的潮流中,并在革命中逐渐成熟。牛大水和杨小梅,在小说中刚出场时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他们甚至不知道国家形势正在发生着的重大变化,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自身的爱情。但他们显然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杨小梅被迫嫁给了家境不错却具有浓厚流氓习气的张金龙,牛大水对此也显得无能为力。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他们也被卷入了民族救亡的潮流之中。正是在革命队伍中,他们受到了教育,也得到了锻炼。可以说,他们在追求民族解放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的解放。最后,他们不仅能够左右个人的命运,也能拿起枪来勇敢地保卫家乡,成为坚定勇敢的抗日战士。这些形象,从审美形态上看,都显得比较朴素,是千千万万祖国英雄儿女中普通的一员,就他们本人而言,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他们被看作英雄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在追求民族解放的过程中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作家对这些人物的描写,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感。而在随后出现的正面描写革命战争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英雄人物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刘洪、彭亮(《铁道游击队》)、周大勇、王老虎(《保卫延安》)、杨晓东、金环、(《野火春风斗古城》)、少剑波、杨子荣(《林海雪原》)以及石东根、杨军(《红日》)等,他们都被放在敌我斗争的尖锐矛盾冲突中去塑造,并在对敌斗争中建立了非凡的英雄业绩。作家在塑造这些形象时,着意渲染他们超出常人的本领和胆识,如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能够爬上奔驰的火车;杨晓东敢于只身深入虎穴和伪省长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林海雪原》中小分队的战士则每个人都有一身非凡的本领。正是凭借超出常人的本领和胆识,英雄们才建立了不平凡的业绩。这些英雄形象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传奇色彩的战斗本领和英雄业绩,但是,这些英雄任务在获得传奇性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真实感。第三个阶段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塑造了更为高大的英雄形象,朱老忠(《红旗谱》)、林道静(《青春之歌》)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阶级的典型,而卢嘉川、林红(《青春之歌》)、许云峰、江姐(《红岩》)则是更完美无瑕的共产主义英雄的形象。这些人物成为英雄的条件不仅是外在的英雄业绩,更主要的是他们具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和坚定的阶级立场,以及为革命而牺牲自己的崇高精神。可以说,“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英雄人物,经历了一个由凡人到超人再到圣人的历史过程。
随着英雄人物审美形态逐渐由人向神的演变,《红旗谱》、《青春之歌》、《红岩》都被誉为是史诗性的作品,并在当时得到了极高的评价。今天,重读这些作品,我们发现,随着英雄形象由凡人到圣人的演变,人性的内容被逐渐抽空,人物形象也变得越来越抽象,最后完全演变成单向度的人。在最初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牛大水、杨小梅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是非常个人化的,牛大水的父亲曾竭力反对儿子参加革命,直到看到儿子参加革命并没有使自己经济上受损失后才不再坚持;芒种给高庆山当警卫员后,因为高庆山不够“排场”而有后悔之心,这些内容被作家真实地写入作品中,增强了人物的真实感。而到了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第二个阶段,人物参加革命的原因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是因为残酷的阶级剥削,参加革命后都对敌人怀着强烈的仇恨,对敌人的强烈的仇恨成为他们革命的巨大动力,促使他们取得了传奇般的业绩。这时候,英雄们的仇恨已经超越了个人的具体内容而变为所谓的阶级仇恨,因此,很难从中触摸到个人的心灵。英雄的内心世界,常常通过他们的缺点或错误而为读者感知。比如《铁道游击队》中的主要英雄刘洪会因对敌人压抑不住的仇恨而不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和鬼子进行正面的战斗,以致给队伍带来损失;《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东会因为感情的冲动而冒险和伪省长吴赞东会面;《红日》中的石东根会轻信敌人而给战士带来牺牲。这些描写都不同程度地给英雄人物增添了个性的内容。但是,他们的错误都是因为对敌人的仇恨和对革命的忠诚引起的冲动,完全是可以原谅的。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成熟的英雄不仅已经完全没有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且也完全没有缺点和错误。在《红岩》中,当江姐在城头看到爱人的头颅时,她内心的悲痛在一瞬间便被理智压服,让人在敬佩英雄钢铁般神经的同时,也隐隐感觉到人物内心的冷漠,从而使这位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最为著名的英雄虽然显得可敬,却实在不够亲切。同样,许晓峰在决定牺牲自己,将生存的机会留给同志们时,内心似乎也没有丝毫的犹豫。作者唯恐人物内心的犹豫会损害了英雄们高大的形象,但是,缺乏对英雄内心世界的开掘,虽然使得这些形象确实显得高大,但却不够真实,也就很难产生动人的艺术魅力,更不用说成为能够穿越时空的文学典型了。
事实上,英雄形象从凡人到超人再到圣人的过程,正是人性内涵逐渐被抽空,英雄形象被本质化,最终演变为单向度的人的过程,虽然这些作品作为共产主义教科书在那个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脱离了泛革命化的历史语境后,却很难被今天的读者所接受。
二
“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英雄形象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作家的想象空间遭到不断挤压,被迫放弃独立思考的结果。很难想象,缺乏作家独立思考和新颖的审美发现的人物形象,能够成为具有持久艺术魅力的形象。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十七年文学的生产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有些学者注意到,“十七年”时期,许多作家在进入写作以前,都有一个通过学习政策和文件,提高对生活的认识和加深对生活的理解的过程,其实,这一过程也是作家对生活认识规范化的过程,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立思考被改变的过程。柳青曾说:
“我不能想象一个人经常不看报,不细读社论,不看与自己面对的生活有关的报道、论文和通讯,闷头深入生活的结果能写出好作品。”
梁斌也说:
“开始长篇创作的时候,我熟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时刻刻在想念着,怎样才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把那些伟大的品质写出来。”
对于历史和人物形象规范的、标准的叙述方式,是经过文艺界一系列的辩论和斗争,形成并灌输进作家的头脑的。上世纪50年代对人性论的批判和关于能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缺点的讨论,对于英雄形象的塑造发生了重大影响。这些讨论,形成了关于塑造英雄人物的一套体系严密、覆盖面广的理论话语,而对路翎等作家作品的批判又赋予了这些话语以强制力量,违背这些规范的作家,则很可能在创作和现实中触礁。在这个意义上,孙先科对《风云初记》中李佩钟的分析是极为精彩的,他认为:
“在对这一形象的想象与创造过程中,孙犁明显地受到了一种禁忌性的力量的干扰与抑制,那就是已经教条化的阶级意识与阶级观念作为一种强势的意识形态力量的参与。”
最后,作家不得不让人物意外死亡,从而在人物形象上留下了人为的伤残。基于同样的原因,杨沫在再版《青春之歌》时迫于郭开等大批判的压力,不顾茅盾等老一辈作家的意见,而坚持在小说中加上了林道静与工农相结合的内容,尽管这些内容完全游离作品本身的需求,而且杨沫对这些生活也完全缺乏体验。更为极端的例子是《红岩》,作家罗广斌、杨益言在写作过程中曾经接受经过自上而下、从组织到个人的“启发”、“引导”和“参与”,使“作品终于摆脱了低沉压抑的气氛,出现了较为高昂的基调”。江姐这一英雄形象就是反复“启发”、“引导”的结果。但是,这一形象也使作家的感受和思考丧失殆尽,从而很难成为具有丰富审美内涵的艺术形象。当然,作家被迫放弃个人的感受和思考是极为痛苦的。对于五六十年代的作家来说,他们绝大部分人不可能冲破时代设置的重重禁区,只能以曲折、阴晦的方式,从缝隙中透露出一些自己对生活个人化的感受和思考。
事实上,英雄人物形象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当时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和不满,他们也根据自己的思考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例如,冯雪峰就从英雄人物和群众的关系,从典型化和理想化的关系方面指出:
“我们不应该把人物和他的环境加以‘理想化’。……集中、概括、夸张,都不是违背真实,而恰恰是为了显露真实;但‘理想化’是违背真实的,结果是要使人看不见真实,以致脱离现实的。”
在冯雪峰看来,把萌芽描写成大树,就是不真实的,也是不现实的。巴人则从人性真实方面表达了自己的相关思考,他提倡写英雄人物内心的“复杂性”,他说:
“文艺作品的对象,是‘人’。而‘人’的内心世界,就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每一个的灵魂里,有他的阶级烙印;但他还是人,也有人类的共同性。”
“作家对人物的塑造,只有从他们的全面复杂性中显出最基本的、最主要的特点来,而不是删去这些复杂性。”
此外,陈企霞、丁玲、胡风、王西彦等也都从不同的出发点提出过相同或相似的主张。但遗憾的是,这些主张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对当时的文学创作,都没有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当时,英雄人物塑造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成了一个难以治愈的疴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时代偏颇的理论要求剪裁了作家的独立思考,使人物形象丧失了鲜活的生命色彩。
时代对作家的限制当然不仅仅表现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上,当时创作中存在诸多的禁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于作家很难保持对历史、生活的独立思考,作家自己的经验、感受、思索和独特的感悟往往被斫伤或扭曲,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难以得到充分描写,人的复杂性、丰富性更成为一个无法触及的敏感话题,自然会导致公式化、概念化,使作品留下无法回避的时代的局限,从而限制了这批作品的总体成就。
注:本文系200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7BZW04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柳青:《回答〈文艺学习〉编辑部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 梁斌:《我怎样创作了〈红旗谱〉》,《梁斌文集》(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孙先科:《作家的主体间性与小说创作中的间性形象》,《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4] 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过程学习的过程——略谈〈红岩〉的写作》,《重庆日报》,1963年5月17日。
[5] 冯雪峰:《英雄和群众及其它》,洪子诚编:《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 巴人:《文学论稿》,洪子诚编:《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张舟子,男,1969—,河南灵宝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新闻学,工作单位:商丘师范学院。
关键词:英雄形象 抽象化 消解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对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是十七年文学的重要使命,对于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来说尤其如此。塑造英雄形象,不仅是“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自觉追求,也是评价这些作品的重要依据。遗憾的是,“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普遍存在将英雄抽象化、神圣化的倾向,导致了英雄形象缺乏内在心灵的丰富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激动人心的艺术魅力。
一
考察“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不难发现,在十七年这样一个短暂的历史过程中,这些小说对英雄形象的塑造仍然呈现了鲜明的阶段性,依次表现为儿女英雄、传奇英雄和阶级英雄,其审美形态也变得越来越崇高。
在建国初期出现的一些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英雄人物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描写的,如《新儿女英雄传》中的牛大水、杨小梅,《风云初记》中的芒种、春儿、李佩钟等。他们原本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在国难当头之际,或主动或被动地投入到救亡图存的潮流中,并在革命中逐渐成熟。牛大水和杨小梅,在小说中刚出场时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他们甚至不知道国家形势正在发生着的重大变化,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自身的爱情。但他们显然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杨小梅被迫嫁给了家境不错却具有浓厚流氓习气的张金龙,牛大水对此也显得无能为力。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他们也被卷入了民族救亡的潮流之中。正是在革命队伍中,他们受到了教育,也得到了锻炼。可以说,他们在追求民族解放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的解放。最后,他们不仅能够左右个人的命运,也能拿起枪来勇敢地保卫家乡,成为坚定勇敢的抗日战士。这些形象,从审美形态上看,都显得比较朴素,是千千万万祖国英雄儿女中普通的一员,就他们本人而言,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他们被看作英雄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在追求民族解放的过程中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作家对这些人物的描写,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感。而在随后出现的正面描写革命战争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英雄人物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刘洪、彭亮(《铁道游击队》)、周大勇、王老虎(《保卫延安》)、杨晓东、金环、(《野火春风斗古城》)、少剑波、杨子荣(《林海雪原》)以及石东根、杨军(《红日》)等,他们都被放在敌我斗争的尖锐矛盾冲突中去塑造,并在对敌斗争中建立了非凡的英雄业绩。作家在塑造这些形象时,着意渲染他们超出常人的本领和胆识,如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能够爬上奔驰的火车;杨晓东敢于只身深入虎穴和伪省长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林海雪原》中小分队的战士则每个人都有一身非凡的本领。正是凭借超出常人的本领和胆识,英雄们才建立了不平凡的业绩。这些英雄形象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传奇色彩的战斗本领和英雄业绩,但是,这些英雄任务在获得传奇性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真实感。第三个阶段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塑造了更为高大的英雄形象,朱老忠(《红旗谱》)、林道静(《青春之歌》)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阶级的典型,而卢嘉川、林红(《青春之歌》)、许云峰、江姐(《红岩》)则是更完美无瑕的共产主义英雄的形象。这些人物成为英雄的条件不仅是外在的英雄业绩,更主要的是他们具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和坚定的阶级立场,以及为革命而牺牲自己的崇高精神。可以说,“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英雄人物,经历了一个由凡人到超人再到圣人的历史过程。
随着英雄人物审美形态逐渐由人向神的演变,《红旗谱》、《青春之歌》、《红岩》都被誉为是史诗性的作品,并在当时得到了极高的评价。今天,重读这些作品,我们发现,随着英雄形象由凡人到圣人的演变,人性的内容被逐渐抽空,人物形象也变得越来越抽象,最后完全演变成单向度的人。在最初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牛大水、杨小梅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是非常个人化的,牛大水的父亲曾竭力反对儿子参加革命,直到看到儿子参加革命并没有使自己经济上受损失后才不再坚持;芒种给高庆山当警卫员后,因为高庆山不够“排场”而有后悔之心,这些内容被作家真实地写入作品中,增强了人物的真实感。而到了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第二个阶段,人物参加革命的原因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是因为残酷的阶级剥削,参加革命后都对敌人怀着强烈的仇恨,对敌人的强烈的仇恨成为他们革命的巨大动力,促使他们取得了传奇般的业绩。这时候,英雄们的仇恨已经超越了个人的具体内容而变为所谓的阶级仇恨,因此,很难从中触摸到个人的心灵。英雄的内心世界,常常通过他们的缺点或错误而为读者感知。比如《铁道游击队》中的主要英雄刘洪会因对敌人压抑不住的仇恨而不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和鬼子进行正面的战斗,以致给队伍带来损失;《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东会因为感情的冲动而冒险和伪省长吴赞东会面;《红日》中的石东根会轻信敌人而给战士带来牺牲。这些描写都不同程度地给英雄人物增添了个性的内容。但是,他们的错误都是因为对敌人的仇恨和对革命的忠诚引起的冲动,完全是可以原谅的。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成熟的英雄不仅已经完全没有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且也完全没有缺点和错误。在《红岩》中,当江姐在城头看到爱人的头颅时,她内心的悲痛在一瞬间便被理智压服,让人在敬佩英雄钢铁般神经的同时,也隐隐感觉到人物内心的冷漠,从而使这位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最为著名的英雄虽然显得可敬,却实在不够亲切。同样,许晓峰在决定牺牲自己,将生存的机会留给同志们时,内心似乎也没有丝毫的犹豫。作者唯恐人物内心的犹豫会损害了英雄们高大的形象,但是,缺乏对英雄内心世界的开掘,虽然使得这些形象确实显得高大,但却不够真实,也就很难产生动人的艺术魅力,更不用说成为能够穿越时空的文学典型了。
事实上,英雄形象从凡人到超人再到圣人的过程,正是人性内涵逐渐被抽空,英雄形象被本质化,最终演变为单向度的人的过程,虽然这些作品作为共产主义教科书在那个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脱离了泛革命化的历史语境后,却很难被今天的读者所接受。
二
“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英雄形象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作家的想象空间遭到不断挤压,被迫放弃独立思考的结果。很难想象,缺乏作家独立思考和新颖的审美发现的人物形象,能够成为具有持久艺术魅力的形象。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十七年文学的生产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有些学者注意到,“十七年”时期,许多作家在进入写作以前,都有一个通过学习政策和文件,提高对生活的认识和加深对生活的理解的过程,其实,这一过程也是作家对生活认识规范化的过程,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立思考被改变的过程。柳青曾说:
“我不能想象一个人经常不看报,不细读社论,不看与自己面对的生活有关的报道、论文和通讯,闷头深入生活的结果能写出好作品。”
梁斌也说:
“开始长篇创作的时候,我熟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时刻刻在想念着,怎样才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把那些伟大的品质写出来。”
对于历史和人物形象规范的、标准的叙述方式,是经过文艺界一系列的辩论和斗争,形成并灌输进作家的头脑的。上世纪50年代对人性论的批判和关于能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缺点的讨论,对于英雄形象的塑造发生了重大影响。这些讨论,形成了关于塑造英雄人物的一套体系严密、覆盖面广的理论话语,而对路翎等作家作品的批判又赋予了这些话语以强制力量,违背这些规范的作家,则很可能在创作和现实中触礁。在这个意义上,孙先科对《风云初记》中李佩钟的分析是极为精彩的,他认为:
“在对这一形象的想象与创造过程中,孙犁明显地受到了一种禁忌性的力量的干扰与抑制,那就是已经教条化的阶级意识与阶级观念作为一种强势的意识形态力量的参与。”
最后,作家不得不让人物意外死亡,从而在人物形象上留下了人为的伤残。基于同样的原因,杨沫在再版《青春之歌》时迫于郭开等大批判的压力,不顾茅盾等老一辈作家的意见,而坚持在小说中加上了林道静与工农相结合的内容,尽管这些内容完全游离作品本身的需求,而且杨沫对这些生活也完全缺乏体验。更为极端的例子是《红岩》,作家罗广斌、杨益言在写作过程中曾经接受经过自上而下、从组织到个人的“启发”、“引导”和“参与”,使“作品终于摆脱了低沉压抑的气氛,出现了较为高昂的基调”。江姐这一英雄形象就是反复“启发”、“引导”的结果。但是,这一形象也使作家的感受和思考丧失殆尽,从而很难成为具有丰富审美内涵的艺术形象。当然,作家被迫放弃个人的感受和思考是极为痛苦的。对于五六十年代的作家来说,他们绝大部分人不可能冲破时代设置的重重禁区,只能以曲折、阴晦的方式,从缝隙中透露出一些自己对生活个人化的感受和思考。
事实上,英雄人物形象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当时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和不满,他们也根据自己的思考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例如,冯雪峰就从英雄人物和群众的关系,从典型化和理想化的关系方面指出:
“我们不应该把人物和他的环境加以‘理想化’。……集中、概括、夸张,都不是违背真实,而恰恰是为了显露真实;但‘理想化’是违背真实的,结果是要使人看不见真实,以致脱离现实的。”
在冯雪峰看来,把萌芽描写成大树,就是不真实的,也是不现实的。巴人则从人性真实方面表达了自己的相关思考,他提倡写英雄人物内心的“复杂性”,他说:
“文艺作品的对象,是‘人’。而‘人’的内心世界,就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每一个的灵魂里,有他的阶级烙印;但他还是人,也有人类的共同性。”
“作家对人物的塑造,只有从他们的全面复杂性中显出最基本的、最主要的特点来,而不是删去这些复杂性。”
此外,陈企霞、丁玲、胡风、王西彦等也都从不同的出发点提出过相同或相似的主张。但遗憾的是,这些主张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对当时的文学创作,都没有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当时,英雄人物塑造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成了一个难以治愈的疴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时代偏颇的理论要求剪裁了作家的独立思考,使人物形象丧失了鲜活的生命色彩。
时代对作家的限制当然不仅仅表现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上,当时创作中存在诸多的禁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于作家很难保持对历史、生活的独立思考,作家自己的经验、感受、思索和独特的感悟往往被斫伤或扭曲,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难以得到充分描写,人的复杂性、丰富性更成为一个无法触及的敏感话题,自然会导致公式化、概念化,使作品留下无法回避的时代的局限,从而限制了这批作品的总体成就。
注:本文系200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7BZW04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柳青:《回答〈文艺学习〉编辑部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 梁斌:《我怎样创作了〈红旗谱〉》,《梁斌文集》(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孙先科:《作家的主体间性与小说创作中的间性形象》,《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4] 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过程学习的过程——略谈〈红岩〉的写作》,《重庆日报》,1963年5月17日。
[5] 冯雪峰:《英雄和群众及其它》,洪子诚编:《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 巴人:《文学论稿》,洪子诚编:《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张舟子,男,1969—,河南灵宝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新闻学,工作单位:商丘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