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布拉格之恋》基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而改编，特殊的出身决定了它特殊的命运——观众总是习惯性地将它与原著相对比，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来比照，或许会发现更多有价值的问题，文学与电影改编的互文性，为我们解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布拉格之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关键词]《布拉格之恋》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小说叙事 电影叙事 互文
　　
　　1984年法籍捷克裔作家米兰·昆德拉出版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1988年美国导演菲利普·考夫曼拍摄影片《布拉格之恋》；前者是昆德拉作品中最负盛名的一部，后者上映后获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布拉格之恋》基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而改编，特殊的出身决定了它特殊的命运——观众总是习惯性地将它与原著相对比，试图寻找小说文本当中的哲理与隐喻，而当这种审美诉求不能得到完全满足时，人们开始抱怨改编电影总是不能传达小说的深奥与意蕴。
　　假使我们将这部小说和基于此改编的电影，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来比照，或许会发现更多有价值的问题。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在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提出“互文性”概念，这为我们的假设提供了存在的可能性。所谓互文性，意指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它的意义在与其它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因此，倒可文本都是一种互文，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而文学与电影具有很强的互文性，它们的共同点是叙事，前者通过文字叙事，后者借助镜头叙事。文学具有电影的空间视觉性，只是要通过想象实现；电影也具有文学的时间流逝性，只是通过活动的视觉画面表现。文学与电影改编的互文性，为我们解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布拉格之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小说与电影有着共同的叙事性，但在叙事策略上却各有优长。欣赏《布拉格之恋》，先要读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而要读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先要理解昆德拉的小说理念。他把小说分为叙事的小说、描绘的小说、思索的小说这样三种。传统意义的小说如巴尔扎克、福楼拜的作品就属于前两种，而他自己的小说则归入第三种。在“思索的小说”中，叙事者不只是讲故事、推动叙事进程、下达叙事指令的人，更是提出问题、思索问题的人，整部小说的叙事都服从于这种问题和思索的过程本身。这一叙事策略直接取消了小说人物、情节、故事存在的传统审美。
　　由此我们看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开始就有叙事者存在，“我”在小说第一句提出“永恒轮回”的哲学命题，旨在为小说中的人物托马斯设置一个规定情境，即关于轻与重的存在编码。昆德拉曾说，在写作这部小说时，他意识到人物的存在编码是由若干个关键词组成的。对于特蕾莎，它们是肉体、灵魂、晕眩、软弱、田园诗、天堂：对于托马斯，它们是轻与重。正是这些关键词支撑起了每个人物的生存状态，标志着每个人物的不同可能性的侧面，最后也正是这些词构筑起整部小说的框架。比如为什么“肉体”、“灵魂”是特蕾莎的关键词呢?因为昆德拉试图在她身上探讨灵与肉是否统一这个古老的命题。特蕾莎全身心地爱着托马斯，她相信爱情是灵与肉的统一。而托马斯却一再告诉她这是两回事，自己与其他女人的性友谊并不妨碍在灵魂深处爱着特蕾莎，他关于爱情的唯一的诗性记忆是留给特蕾莎的。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的理想主义者面临的最大的困扰就是无法判断生活中被给定的伴侣是否是他的另一半。而从根本上说，这另外的一半永远是以可能性的方式存在的，它永远不可能变成现实性。托马斯看似轻盈的性爱脚步，实则是一种执著的沉重：用存在的“可能性”对抗着生命的不可抗拒的“一次性”。在对轻与重、灵与肉一系列哲学问题的探索中，人物、情节、故事都不再是阅读的主体，读者在不断被间离的同时，也以思考的形式加入对小说理解的建构中。
　　导演考夫曼很擅长从小说中提炼出最值得宣传的电影主题，他的作品《情迷六月花》主打“爱与欲”，《鹅毛笔》顷情“灵与肉”。在《布拉格之恋》中，考夫曼选择用托马斯与特蕾莎之间长久而如战争的爱情主线，来为观众诗意地表现轻与重这个哲学命题。电影开头是这样描述的：“在布拉格，有位医生——”缓慢的旁白，进入电影的叙事时空。接着便是支撑电影的五个大的部分：托马斯去特蕾莎的小镇与之相遇；托马斯和萨宾娜；布拉格政变：流亡瑞士的特蕾莎和萨宾娜：最后是回归田园的托马斯和特蕾莎。诸多属于电影语言的美，在若有若无的音乐背景下，伴随长时间的人物面部表情定格，模糊的背景，那些真实的历史事件——这构筑影片人物命运的主线，反而显得苍白而不重要。影片精致而耐人寻味，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算得上名至实归。
　　当托马斯第一次出现在公寓的窗台前，就是从“沉重”这一情境中产生出来的。那一刻，他正面临着一个两难境遇。十年前与妻子离婚后，托马斯一直与众多女人保持性友谊，却不曾认真考虑过爱情与婚姻；然而女招待特蕾莎的到来，打破了他的宁静。对他来说，是独居还是与特蕾莎结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爱情选择问题，而是关系到他对存在的可能性的理解。他对特蕾莎的爱像是一个被比喻决定的命运，当他感到“特蕾莎是个被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篮里顺水漂来的孩子”，他头脑中唯一的这个“诗性记忆”使得特蕾莎与他生命中诸多实践“可能性”的女人相区别开来。这个诗性记忆是小说中被昆德拉无数次重复的经典细节，电影中当然也不会忽略。观众看到，特蕾莎在一个室内泳池里游泳，水是碧蓝的，一些疗养的病人头浮出水面在下象棋，棋盘漂在水面上微微起伏，特蕾莎像一条美人鱼翩然游过，棋盘一阵颠簸然后翻掉，身着泳衣的特蕾莎爬上岸，一旁的托马斯为之惊艳，马上追随她而去。这一场景的镜头感是很强烈的，充满诗意和想象力。然而这一意象的设置达到的效果却不尽相同。当特蕾莎从泳池里跃身而出时，她的令人惊艳唤起的是男性的激情与征服欲，它的深层情感未必是耐得捉摸的爱，所以这是一种轻；而小说中“草篮里顺水漂来的孩子”的意象，没有电影里男人窥视的色情目光，它突现的是特蕾莎的无助、孤独、可怜，而赋予托马斯的情感则是怜悯。正是这种从特蕾莎身上体验到的爱怜，使她有别于托马斯所有的其他性伙伴。更重要的是，在托马斯的，情感中这一诗性想象是与神话传说世界，即摩西的故事、俄狄浦斯的故事和弃儿的故事相关联，这便有了不可逃避的重。显然在这一点上，文本的想象比电影演绎的更有张力，这是审美的空间所决定的。
　　特蕾莎对于托马斯的感觉，起初只是单纯的爱和依赖。但在战火的冲突以及瑞士的变故后，她惊醒了。当发现丈夫又与情人在日内瓦相会后，她带着小狗毅然地离开了托马斯，留给托马斯的信里这样写到：“我知道我应该尽力来帮助你，但是我现在做不到了，不但没有成为你的支持，我还成了你的负担，生活 对我来说正是如此的沉重，而对你来说却是那么的轻松，我的生命无法承受这种轻，这种自由!”这段特蕾莎独自式的话语，也很清楚地点明了电影的主题：什么才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在特蕾莎看来，她生命的轻就是托马斯对性的放纵。对特蕾莎而言，肉体的纠缠就是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种轻是在托马斯行为表层的轻，这轻砸在了特蕾莎人生的最脆弱处。特蕾莎与工程师的苟且之欢让她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恐慌又后悔的她孤立地站在雾蒙蒙的小河边，整个布拉格在她眼里都成了一片朦胧，她的眼角还残留着泪水，美丽的脸容上呈现出无尽的悔恨与委屈之情，一颗心恍如被人狠狠鞭来抽去一般的痛苦。电影处理得非常感性，把特蕾莎在灵与肉之间挣扎的痛苦演绎得十分动人。
　　《布拉格之恋》也许只是米兰·昆德拉小说里的一小部分，但就是这一小部分，化成影像呈现在我们面前时，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就像电影中层出不穷的镜子一样触手可及但又冰凉袭人。电影的结尾，托马斯与特蕾莎和他们的朋友来到小店喝酒跳舞，他们并不知晓生命将在第二天早上结束，他们在最后狂欢着，喝着酒，跳着舞，电影中最迷人的一个镜头出现了，特蕾莎似乎移动着有点带醉的舞步走向托马斯，她那充满爱意的眼神，幸福的爱意写在脸上，托马斯拥抱着她走向旅馆的房间，6号，正好对应电影开头两人在小镇的机缘。电影比小说多了一个长镜头，却是最具抒情性的部分：天下着雨，一片浅绿色的背景中，里奥斯的音乐如泣如诉，回家的小路在车轮下无限延伸，没有尽头。在越来越缓慢的推进中，特蕾莎甜蜜地看着托马斯，托马斯微笑着看了一眼特蕾莎，她在他耳边轻语地问，你在想什么?托马斯继续他迷人的微笑，只是淡淡地望向远方，一言不发。影片结束在汽车一直向景深处开去的画面上。可以说，从萨宾娜接到报丧信的那一刻起，观众就笼罩在一种怅惘的感受之中，被淹没在我们对未来认识的伤感之中。昆德拉在小说中抛弃了悬念的设置，却让读者体认到一种强烈的命运感：悲凉意味着我们处在最后一站，快乐意味着我们在一起；悲凉是形式，快乐是内容，快乐注入悲凉之中。而电影的结尾让观众感受到，两人并非踏上宿命之旅，而是走向一种永恒，而轻与重、灵与肉在两个人的死亡中化合为一。在这一点上，小说与电影真的堪称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