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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唐时期混乱黑暗的现实使文人从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末世的衰落与悲凉之感,他们不再象前辈诗人那样，虽处于贫贱之中，却仍具有崇高的理想和强烈的自信心，积极的参与意识、强烈的功名心、自信心逐渐萎缩，而代之以自伤自怜的女性化心态。
关键词：晚唐；文人心态
晚唐时期，朝政的混乱黑暗达到了极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种种矛盾愈演愈烈，最高封建统治者——晚唐的几个皇帝也更加昏庸、腐朽、穷奢极欲，这样的社会现实使文人的处境极为凶险，因而晚唐文人有着与他们的前辈们不同的心态特征。
处于乱世中的晚唐文人没有了忧国忧民、拯时济世的胸襟和气魄，由于连自己的命运也无法掌握，因而精神上幻灭的、把握不定的成分往往占很大比重，他们的心理状态不同于心志坚强、将主观世界都看做是可以把握的盛唐诗人。宦途倦游的绝望以及自身命运的难卜使他们自怨自艾，自伤自怜，呈现出明显的女性化心态。
晚唐之时，由于朝廷不象初盛唐时期那样广开贤路，科举几乎成了寒门知识分子唯一入仕之路，他们苦苦追求，有些人几乎终生奔趋于求第途中。然而晚唐士子对科试的坚守既缺乏盛唐文人炽热追求理想的精神价值，又缺乏中唐士子矢志载道的道德意义，而是蒙上了世俗的悲凉与凄惨。进士及第是晚唐文人外在现实利益的依托，又是其文化心理惯性的精神维持：不做官便无以为生，便会沦为赤贫；作为士人，传统的本性已不安于田亩。因此科举求仕成了他们生活中最现实、最具体的唯一追逐目标，这座独木桥也就显得愈发狭窄。每年几千举子云集长安，但被录取者只占百分之一、二，绝大多数人连年不第，加之各派政治势力结党营私，请托行贿之风盛行，才德之士往往难以胜出。“金榜前头无是非，平人分得一枝归”（赵嘏《李先辈擢第东归有赠送》）不过是文人的梦想而已。为了生存与发展，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权贵的见怜和赏识。晚唐人大都写有篇幅较长的陈情献诗，自叙贫病失据的窘况，请求垂怜提拔，有些不惜过分地吹捧对方恩德名望。干谒请托本是唐代士林风气，但到唐末，盛唐干谒诗中逞才济世的豪情和自负已荡然无存。许棠困于举场三十年，深感干谒无门：“僻寺居将遍，权门到绝因。行藏如此辈，何以谓谋身。”（《长安书情》）而这种孤立无援的处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孤立皆难进，非关命独违。”（《寄江上弟妹》）尽管有着这一清醒的认识，诗人在干谒时还是不得不发出违心之论：“无才副至公，岂是命难通。”（《下第东归留别郑侍郎》）。喻坦之为了“从兹便提携，云路自生荣”，求人时极可怜，先自诉“贡乏雄文献，归无瘠土耕”的艰难处境以求恻隐，接着自我贬抑“意纵求知切，才惟惧鉴精。五言非琢玉，十载看迁莺”，又以身心交瘁之哀婉凄凉博人怜悯：“取进心甘钝，伤嗟骨每惊。尘襟痕积泪，客鬓白新茎”，最后还歌功颂德，表达自己的感恩戴德之情：“顾盼身堪教，吹嘘羽觉生。依门情转切，荷德力须倾。奖善犹怜贡，垂恩必不轻。”其可怜之状令人叹之惋之。“进乏梯媒退又难，强随豪贵殢长安”（罗隐《西京崇德里居》），是晚唐应举士子共同的心结。
晚唐诗人的女性化心态还表现在诗人们干谒有成或无成后的反应上。曹邺在《杏园即席上同年》中绘形绘色地抒写了自己内心的感受和精神状态：“匆匆出九衢，僮仆颜色异。故衣未及换，尚有去年泪。”“对酒时忽惊，犹疑梦中事。”面对突然而来的喜讯，诗人竟有精神恍惚不能自持的感觉。许棠“自得一第，稍觉筋骨轻健，愈于少年，则知一名乃孤进之还丹也”[1]，正反映了地位微贱而完全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读书人在偶交好运时那种虽曰可喜实则可悲的心态。这种心态与中唐诗人那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的轻松洒脱不同，与盛唐诗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别南陵儿童入京》）的强烈自信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同是在困厄中，李白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三首》其二），如疾雷破山，狂飙震壑。杜甫的感愤则如重锤击鼓，情绪深沉：“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相比之下，晚唐诗人则没有愤激抗争的呼喊。无论多么失意，晚唐诗人的诗中却少见愤世嫉俗之语，只有寻寻觅觅、黯然神伤的低吟：“才薄命如此，自嗟兼自疑”（李昌符《下第后蒙侍郎示意指于新先辈宣恩感谢》），“欲吟先落泪，多是怨途穷”（许棠《客行》）。不平则鸣、大声疾呼的士人勇气已被晚唐社会消蚀殆尽，他们表现于诗中的，不是英雄末路的壮怀激烈，而是文人落魄的哀婉穷愁。杜荀鹤有“眼前何事不伤神”（《登城有作》）的感喟，韦庄有“伤时伤事更伤心”（《长安里》）的哀叹，李商隐说杜牧“刻意伤春复伤别”……这种伤春伤别、伤时伤事是晚唐诗坛的普遍倾向，是诗人内心深处伤感的外在体现。
晚唐诗人战战兢兢、无法自主的“臣妾”处境以及难以入仕的“美人迟暮”之感与作为弱者的女性处境极为相似，他们在诗中也多借女性形象为自己代言：“蓬门未識绮罗香，拟托良媒意自伤”（秦韬玉《贫女》）；“有容谁将托，无媒窃自怜”（温庭筠《感旧陈情五十韵谢淮南李仆射》）；“歌声入青云，所痛无良媒”（李商隐《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杜荀鹤《春宫怨》）……字里行间充溢着无奈、无助、哀怨和绝望。李商隐的《无题》中那位“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钗。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的聪慧美丽又勤奋的女孩，正是诗人自身的写照：“五年诵经书，七年弄笔砚”（李商隐《上崔华州书》［２］），“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李商隐《樊南甲集序》［３］）。女孩“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的忧伤愁苦的待嫁心理，也正表现了诗人对仕途的渴望和对未卜前途的忧虑。刘驾在《送友人下第游雁门》诗中勉励友人“若不化女子，功名岂无期”，似乎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然而缺乏底气的慰勉与孱弱的文气都表明，晚唐文人的心态实在已经女性化了。因而末世之诗阳刚之气不足，就连最能体现男儿豪情的边塞诗，也充满了浓浓的感伤和凄凉的色彩。
综上所述，尽管晚唐文人也曾具有由仕途进身图建功业的热望，士大夫传统的忧患意识使得一些诗人于追求形式美乃至追求声色之乐的同时不乏剥非补失、指陈时事之作，如杜牧有“谁知我亦轻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闻庆州赵纵使君与党项战中箭身死辄书长句》）的感喟，李商隐有“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叩头出鲜血，滂沱污紫宸”（《行次西郊一百韵》）的赤诚，高骈有“三边犹未静，何敢便休官”（《言怀》）的责任感，以创作侧艳之词著称的温庭筠早年亦不乏豪迈情志：“劝君莫惜金樽酒，年少须臾如覆手……驽马锤头抢暝尘，骅骝一日行千里。”（《醉歌》）晚年自悟“禅心如可学，不借鲁阳戈”（《晨自竹径至龙兴寺崇隐上人院》）的许浑也曾写出“长剑高歌换素衣，君恩未报不言归”、“莫向尊前更惆怅，古来投笔尽封侯”（《赠河东虞押衙二首》）的豪壮诗句，但大唐帝国毕竟已如日落西山,无可挽回。腐败堕落的黑暗现实,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无法把握的个人命运,使晚唐文人从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末世的衰落与悲凉之感,他们不再象前辈诗人那样，虽处于贫贱之中，却仍具有崇高的理想和强烈的自信心，积极的参与意识、强烈的功名心、自信心逐渐萎缩，而代之以自伤自怜的女性化心态。
参考文献：
[1]《唐才子传校笺》（四）p22 傅璇琮主编 中华书局1990年版.
[2]《樊南文集》（上）p441李商隐著冯浩详注钱振伦 钱振常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
[3]《樊南文集》（上）p426李商隐著冯浩详注钱振伦 钱振常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
关键词：晚唐；文人心态
晚唐时期，朝政的混乱黑暗达到了极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种种矛盾愈演愈烈，最高封建统治者——晚唐的几个皇帝也更加昏庸、腐朽、穷奢极欲，这样的社会现实使文人的处境极为凶险，因而晚唐文人有着与他们的前辈们不同的心态特征。
处于乱世中的晚唐文人没有了忧国忧民、拯时济世的胸襟和气魄，由于连自己的命运也无法掌握，因而精神上幻灭的、把握不定的成分往往占很大比重，他们的心理状态不同于心志坚强、将主观世界都看做是可以把握的盛唐诗人。宦途倦游的绝望以及自身命运的难卜使他们自怨自艾，自伤自怜，呈现出明显的女性化心态。
晚唐之时，由于朝廷不象初盛唐时期那样广开贤路，科举几乎成了寒门知识分子唯一入仕之路，他们苦苦追求，有些人几乎终生奔趋于求第途中。然而晚唐士子对科试的坚守既缺乏盛唐文人炽热追求理想的精神价值，又缺乏中唐士子矢志载道的道德意义，而是蒙上了世俗的悲凉与凄惨。进士及第是晚唐文人外在现实利益的依托，又是其文化心理惯性的精神维持：不做官便无以为生，便会沦为赤贫；作为士人，传统的本性已不安于田亩。因此科举求仕成了他们生活中最现实、最具体的唯一追逐目标，这座独木桥也就显得愈发狭窄。每年几千举子云集长安，但被录取者只占百分之一、二，绝大多数人连年不第，加之各派政治势力结党营私，请托行贿之风盛行，才德之士往往难以胜出。“金榜前头无是非，平人分得一枝归”（赵嘏《李先辈擢第东归有赠送》）不过是文人的梦想而已。为了生存与发展，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权贵的见怜和赏识。晚唐人大都写有篇幅较长的陈情献诗，自叙贫病失据的窘况，请求垂怜提拔，有些不惜过分地吹捧对方恩德名望。干谒请托本是唐代士林风气，但到唐末，盛唐干谒诗中逞才济世的豪情和自负已荡然无存。许棠困于举场三十年，深感干谒无门：“僻寺居将遍，权门到绝因。行藏如此辈，何以谓谋身。”（《长安书情》）而这种孤立无援的处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孤立皆难进，非关命独违。”（《寄江上弟妹》）尽管有着这一清醒的认识，诗人在干谒时还是不得不发出违心之论：“无才副至公，岂是命难通。”（《下第东归留别郑侍郎》）。喻坦之为了“从兹便提携，云路自生荣”，求人时极可怜，先自诉“贡乏雄文献，归无瘠土耕”的艰难处境以求恻隐，接着自我贬抑“意纵求知切，才惟惧鉴精。五言非琢玉，十载看迁莺”，又以身心交瘁之哀婉凄凉博人怜悯：“取进心甘钝，伤嗟骨每惊。尘襟痕积泪，客鬓白新茎”，最后还歌功颂德，表达自己的感恩戴德之情：“顾盼身堪教，吹嘘羽觉生。依门情转切，荷德力须倾。奖善犹怜贡，垂恩必不轻。”其可怜之状令人叹之惋之。“进乏梯媒退又难，强随豪贵殢长安”（罗隐《西京崇德里居》），是晚唐应举士子共同的心结。
晚唐诗人的女性化心态还表现在诗人们干谒有成或无成后的反应上。曹邺在《杏园即席上同年》中绘形绘色地抒写了自己内心的感受和精神状态：“匆匆出九衢，僮仆颜色异。故衣未及换，尚有去年泪。”“对酒时忽惊，犹疑梦中事。”面对突然而来的喜讯，诗人竟有精神恍惚不能自持的感觉。许棠“自得一第，稍觉筋骨轻健，愈于少年，则知一名乃孤进之还丹也”[1]，正反映了地位微贱而完全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读书人在偶交好运时那种虽曰可喜实则可悲的心态。这种心态与中唐诗人那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的轻松洒脱不同，与盛唐诗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别南陵儿童入京》）的强烈自信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同是在困厄中，李白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三首》其二），如疾雷破山，狂飙震壑。杜甫的感愤则如重锤击鼓，情绪深沉：“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相比之下，晚唐诗人则没有愤激抗争的呼喊。无论多么失意，晚唐诗人的诗中却少见愤世嫉俗之语，只有寻寻觅觅、黯然神伤的低吟：“才薄命如此，自嗟兼自疑”（李昌符《下第后蒙侍郎示意指于新先辈宣恩感谢》），“欲吟先落泪，多是怨途穷”（许棠《客行》）。不平则鸣、大声疾呼的士人勇气已被晚唐社会消蚀殆尽，他们表现于诗中的，不是英雄末路的壮怀激烈，而是文人落魄的哀婉穷愁。杜荀鹤有“眼前何事不伤神”（《登城有作》）的感喟，韦庄有“伤时伤事更伤心”（《长安里》）的哀叹，李商隐说杜牧“刻意伤春复伤别”……这种伤春伤别、伤时伤事是晚唐诗坛的普遍倾向，是诗人内心深处伤感的外在体现。
晚唐诗人战战兢兢、无法自主的“臣妾”处境以及难以入仕的“美人迟暮”之感与作为弱者的女性处境极为相似，他们在诗中也多借女性形象为自己代言：“蓬门未識绮罗香，拟托良媒意自伤”（秦韬玉《贫女》）；“有容谁将托，无媒窃自怜”（温庭筠《感旧陈情五十韵谢淮南李仆射》）；“歌声入青云，所痛无良媒”（李商隐《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杜荀鹤《春宫怨》）……字里行间充溢着无奈、无助、哀怨和绝望。李商隐的《无题》中那位“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钗。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的聪慧美丽又勤奋的女孩，正是诗人自身的写照：“五年诵经书，七年弄笔砚”（李商隐《上崔华州书》［２］），“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李商隐《樊南甲集序》［３］）。女孩“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的忧伤愁苦的待嫁心理，也正表现了诗人对仕途的渴望和对未卜前途的忧虑。刘驾在《送友人下第游雁门》诗中勉励友人“若不化女子，功名岂无期”，似乎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然而缺乏底气的慰勉与孱弱的文气都表明，晚唐文人的心态实在已经女性化了。因而末世之诗阳刚之气不足，就连最能体现男儿豪情的边塞诗，也充满了浓浓的感伤和凄凉的色彩。
综上所述，尽管晚唐文人也曾具有由仕途进身图建功业的热望，士大夫传统的忧患意识使得一些诗人于追求形式美乃至追求声色之乐的同时不乏剥非补失、指陈时事之作，如杜牧有“谁知我亦轻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闻庆州赵纵使君与党项战中箭身死辄书长句》）的感喟，李商隐有“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叩头出鲜血，滂沱污紫宸”（《行次西郊一百韵》）的赤诚，高骈有“三边犹未静，何敢便休官”（《言怀》）的责任感，以创作侧艳之词著称的温庭筠早年亦不乏豪迈情志：“劝君莫惜金樽酒，年少须臾如覆手……驽马锤头抢暝尘，骅骝一日行千里。”（《醉歌》）晚年自悟“禅心如可学，不借鲁阳戈”（《晨自竹径至龙兴寺崇隐上人院》）的许浑也曾写出“长剑高歌换素衣，君恩未报不言归”、“莫向尊前更惆怅，古来投笔尽封侯”（《赠河东虞押衙二首》）的豪壮诗句，但大唐帝国毕竟已如日落西山,无可挽回。腐败堕落的黑暗现实,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无法把握的个人命运,使晚唐文人从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末世的衰落与悲凉之感,他们不再象前辈诗人那样，虽处于贫贱之中，却仍具有崇高的理想和强烈的自信心，积极的参与意识、强烈的功名心、自信心逐渐萎缩，而代之以自伤自怜的女性化心态。
参考文献：
[1]《唐才子传校笺》（四）p22 傅璇琮主编 中华书局1990年版.
[2]《樊南文集》（上）p441李商隐著冯浩详注钱振伦 钱振常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
[3]《樊南文集》（上）p426李商隐著冯浩详注钱振伦 钱振常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