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民法典》时代,我国法律对于担保财产的描述规则主要采取特定化的立法模式。资本的流动与担保的运用具有一定的共生性,繁荣的金融依赖于信赖保障,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原有的担保财产描述规则显然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步入《民法典》时代,原有的担保法律体系被打破,形成以典型担保和非典型担保的基本担保分类。尤其是对非典型担保中应收账款、融资租赁、所有权保留的担保功能确立,实践中对担保财产的描述需求日臻加强。为回应实践,《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一改往日担保财产的描述规则。一方面,借鉴《美国统一商法典》及其他国家的立法模式采取以“名称+数量”的宽缓化基本描述规则。另一方面,我国在完善担保登记规则,简化登记事项,统一登记机关等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变革。但担保改革的渐进性决定了,当下我国担保财产描述规则仍然存在缺陷。由于我国民事立法延续了粗放的立法路径,具体的落地实施依赖于配套措施的完善。此外,我国的担保登记制度虽有所改变,但依旧存在不健全之处。正因为动产担保描述规则的不完善,从而造成司法实践中认定担保效力的问题突出。此外,宽缓化制度的变革导致的与特定化的协调难题也长期困扰着实践。本文主要讨论《民法典》时代我国担保财产描述规则的宽缓化趋势,对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讨论,通过梳理宽缓化产生的原因背景、二者原理中物权的根基性与债权的流动性的冲突、司法裁判混乱等问题进行分析。借鉴英国浮动抵押制度创新的担保登记形式及内容、《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编的新型担保物权制度、日本对企业财产的限制认定等经验,与我国实践对比梳理,意图加快出台担保财产宽缓化相关司法解释、统一完善担保财产登记制度。通过比较研究,对目前突出问题从立法论与解释论的视角进行解决路径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