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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戏班十年》终于在江西高校出版社顺利出版了，得知消息的那刻我五味杂陈。作为一名钢琴老师，写一部与本职工作无半点瓜葛的书，我走过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
一
2005年秋，我考入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跟随外聘的上海音乐学院汤亚汀教授攻读音乐人类学硕士。由于本专业极为重视田野调查，且资料收集时间长，所以入学几个月后，汤教授便对我提出论文选题范围要求。出于安全和经济考虑，他建议学生首选“家门口的音乐学”，或者上海，或者老家。
我顿时想到了我的老家—江西省樟树市的地方戏。还在少年时，我偶然参加了一次当时还叫清江采茶剧团的招生，通过目测、初试，最后闯入到复试，而后参加了剧团为期两周的专业培训。虽然最终我没能成为剧团的一员，但地方戏的种子已经落在我的心里，终于有一天我让它生根发芽。
选择家乡地方戏做研究对象还有一个原因，我家的亲戚杨美容阿姨正是采茶戏表演专家。她对樟树艺术界人士上下都非常熟悉，其中包括《戏班十年》的研究对象—樟树经楼采茶剧团的团长白根保和白凤梅夫妻，这给我的采访带来极大的便利。
我最初并不是把民间戏班直接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而是先从普查开始。2006年春节期间，我利用返乡过年的时间，先后走访了已经更名为樟树市艺术团的留守演员和部分退休的演员，以及相关的文化干部，和正在乡间非常活跃的樟树经楼采茶剧团（或称戏班，下文中民营剧团与戏班概念相同）。
在对他们的采访中，我发现，若是把研究重点放在清江采茶戏，势必只有过去，没有现在和未来。尽管清江采茶戏也曾有过明媚的春天，但近几十年由于各类因素它已经停滞不前，甚至相关书面资料都很难找寻。
我曾经一度将目光投向我的出生地郭村的庙会戏，那里每年农历七月都会举办演剧活动。在连续几年的采访中我发现，每次来庙会演出的戏班都不同，且均来自“戏窝”高安。他们都对樟树经楼戏班交口称赞，认为自己所在的戏班根本无法与之相比。是什么让这个非高安土生土长的民间戏班，能够具有如此影响力？
二
只有全面进入到民间戏班后，我才知道自己正在挖掘一个聚宝盆。经楼戏班史就是一部活态的民间戏班史。从它的身上，我看到了不同时期民间戏班的生存状态。著名作家奈保尔说：真实地书写当下，便是准确地预测未来。
我对经楼戏班的田野调查分十年前和十年后，以2007年为界限。《戏班十年》的书名正是取自这个考量。全书前后经过十多年深入细致的考察，以一个跨地域经营的民间戏班为原点，发散到一些相关戏班以及高安市采茶剧团，对宜春市及周遭县市的乡村演剧活动进行跟踪式体验，试图勾勒出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所遭遇的命运流转。
自2007年春节起，我先后多次进入经楼戏班，与演员们一起同吃同住同行，甚至同台演出，所获得的体验远远超出我有生以来的叠加，大大拓宽丰富了我的人生经验。这些都构成了我写《戏班十年》的起点。
起初，我并不觉得戏班清苦，因为时间相对短，条件也不是最艰辛。我最后一次花了十余天的时间跟随戏班收集资料时发现，我的生活顿时从21世纪的大都市上海，瞬间退回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江西偏僻农村，巨大落差在我心里掀起了巨浪。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群人乐此不疲地执着于如此动荡苦寒的生活？
在我看来，戏班生活简直在挑战人的生存底线：睡爬满虫子的稻草铺，吃见不到半点油星的饭食，挤只能半夜出发、喘不上气的人货混装的敞篷车;冬天冷得浑身没有一点热气，夏天热得晚上没法睡觉。难怪《戏班十年》的责任编辑李建华老师看到这些场景描述后跟我说，戏班生活是“非人”的。
可就是这样的“非人”生活，根保他们过了一年又一年，我所见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写戏班老在谈论他们如何住和吃，不多说点其他问题？我所写一定是我所思。日常原本相当普通的生活配置到了戏班都是奢侈。生存条件极度恶劣，请允许我用这个词。时隔多年，我还能听见自己在戏班的深夜辗转难眠的哭泣声。
比起1979年起家时的“扁担剧团”，2007年的经楼戏班又在经历一个大变革：幻灯机开始引入，能够通过字幕了解唱词内容，这给对戏曲日益陌生的观众提供了一個良好的中介。同时，戏班正式更名为“高安采茶戏白梅艺术团”，直到今天。这是个市场化的名字，根保为此准备了两块牌子。如果只打“樟树经楼采茶剧团”，全体人员要喝西北风。
这里面有内容值得探讨。当年宜春市下属十个县市的戏曲逐渐被“合并”为高安采茶戏的天下后，焉知高安采茶戏也开始面临大环境的生存逼迫。这是流转空间狭小的地方戏共同的命运。
十年前的田野调查，我跟戏班主要在丰城、靖安、进贤和抚州等地演出。其中对跨地区经营的流动印象深刻，南昌和抚州的观众对于高安采茶戏并不陌生，两地文化互动良好，但生活方面处处举步维艰，矛盾冲突不断。戏班生活比戏更戏！
关于戏班如何运作，以及剧本特征、戏曲音乐特点，我在硕士学位论文里都有详述。考虑读者面的拓宽，我对本书采用了非虚构写作模式，即文学性与社会性相结合，不再只定位于音乐学，而是扩大到社会学、历史学、戏剧学等相关学科。在日记体的基础上把硕士论文改写成更为通俗的表述方式，将音乐本体的内容采用简略或者直接跳过的方式，增加文字的可读性，以期更贴近普通读者。多从文字方面温暖地谈人性，少说干巴巴的学术。文学即人学，音乐也应该是。
江西文化学者陈政老师在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这是一群既“苟且”，又践行着“诗与远方”的人。
舞台下的日常布满尴尬，戏台上的他们却是风流潇洒的才子佳人。一起一落之间造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便是文字记录的空间，也是我认识世界的另一个维度。
写完硕士论文后的几年，我一直关心根保戏班的生存状态，传来的消息也一直说很火很火。只有我深切知道他们这火的背后是如何降低生活要求，来获得每年近两百场的演出。 意犹未尽，2015年底，我将在戏班的日记整理出来，分批发在微信朋友圈里。经转发后，偶然间被当时还在江西高校出版社工作的邱建国老师看见，他建议我对戏班做重访。此时，距离我初次去戏班正好十年。
三
2016年春节前，我又踏上了去戏班的路。
根保和凤梅还在苦苦支撑经楼采茶剧团，跟他们同时代的很多民营剧团起起落落。民间戏班的兴衰速度快得惊人，呼啦啦能很快扯起来，却又飞快沉沦。秘诀便在于人际关系，最终还是利益之争。能否守住艺人该有的底线是戏班经营得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志。当良善被金钱腐蚀双眼时，戏班的“钱”途便在一定程度上丢失了。
戏班十年的变化显而易见，从业人员背景的分化，到物质条件的逐步改善，不变的还是动荡的生活，以及老百姓对于地方戏的狂热喜好。
关于地方戏的狂热喜好，我需要特别指出的地方是高安。
高安是我重访后去得最多的所在地。十年前我并没有跟戏班到高安演出的个案，而十年后，全市几乎过半的乡镇都留有我的足迹，有些甚至是多次。
这块土地上的老百姓对地方戏的狂热令我感动，台上台下能够就一个唱段上下呼应，这在其他还需要看字幕机了解剧情的演出地简直不可想象。
严重依赖字幕机了解剧情看故事的演出点，演出剧目是不能重复的，这也正是戏班记录演剧情况专用本诞生的由来。从时间、地点、剧目到场次，有些甚至还记录了当天发生的细节，目的是为了避免来年再来演出剧目重复。他们大概也没想到，这个已经记录了整整六年的演出记录本，将成为目前活态民间戏班中难得一见的关于自身演剧情况记录的珍贵资料。考虑到书的容量，我将六年的记录忍痛压缩到了三年。
不变的是地铺。十年后我去戏班，半数的演员还睡在地上，依然是稻草铺在简陋的水泥地面，还是老屋，或者刚竣工的新房。遇到好心良善的人家便可以睡在他们多出来的床上。如今能够请戏班的人家，多为乡村殷实的家庭，有实力在城里购买新房。
与十年前我几乎没什么机会抢到床铺相比，十年后我没睡过一次地铺，有赖于樟树市那些演员的帮助。他们给我提供自购折叠床，或者跟她们一起挤在对方提供的屋内。
单身女演员很难在戏班长期生存下去，必须抱团取暖。这话是十年前刘明跟我说的。那时我正是得力于他和凤梅的多方关照，才将调查做下去。
由于来自城市的专业演员的加入，戏班的人员来源多层次，管理变得复杂。戏班创始人白崇贤抱怨道，现在的演员比以前难管多了，哪里像我们当年，说唱就唱。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让我们感到温暖，有时又确实是个负担。何况时代也在变化，到戏班唱戏已经不再是个赚钱的营生，每个人都在操心自己的吃饭问题。
十年后重访，我还将目光聚焦到江西的乡村。乡村是民间戏班最主要的跑马场，也是戏曲的起点和容身之地。与正在变老的剧目和演员一样，我到过的乡村正在变成空心村，村里大多只留下老与小，没有年轻人。当这些老人逝去后，小的一辈长大，也跟着父辈走出村子，没了人气的村落便彻底消亡。
如果没有了乡村，我们拿什么来安放在城市漂泊累了的灵魂？
四
关于传统戏曲的保护问题，赞成派和反对派经常辩论得脸红脖子粗，各说各理。这正是余秋雨所说的大文化抉择的两难问题。古典文化的离去是那么让人不舍，现代文化又远远还没建立起来，转型的难度和代价又是如此之大。
总体来说，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常重视的。以上海为例，凡是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院团，包括上海昆剧团、京剧团、评弹团、沪剧团、淮剧团等，市里都给予事业编制养起来，而将能够通过市场化运作生存下去的歌舞团、杂技团等等变成企业推向社会。
像京剧、越剧这些大剧种自不必说，即便没有国家扶持，在短时间内也不会消亡。但是那些只能在有限空间内活着的地方剧种怎么办？有人预测，未来20年将成为剧种生死存亡的关键点，首先消失的，必定是那些影响力最小的剧种。这话是有依据的。
小剧种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回答是肯定的。哪怕流行地带只有几个县市，它依然是从土里自然生长出来的，经历过几十甚至上百年的生长周期，它对于这块土地的意义独一无二，它构成戏曲大花园里看似不起眼却最为丰富的品种。
民间戏班是戏曲市场的晴雨表。这块土地上的戏班正在变成一个远去的背影，下沉的夕阳如血一般。
民间戏班所暴露的问题正是地方戏的问题。没有了民间戏班参与的地方戏是孤独的，也不可能走太遠。如果说国营剧团是将剧种向上攀爬的主干，民间戏班则是将枝叶向四周扩散的核心。大家相辅相成才是和谐快乐的大家庭。
相比之下，民间戏班过得很苦，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袭来后开不了张的戏班更苦。但有人关心的寒苦就不叫苦了，有了关注的目光，他们行走的道路将不再寂寞。
“山可以改变季节，但高度不会失去”（余秋雨语）。民间戏班的命运就是传统文化的命运。观察和记录戏班的故事，就是唤醒那些深植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印迹。或许在不断的对比中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的文化坐标。
（作者现居上海）
一
2005年秋，我考入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跟随外聘的上海音乐学院汤亚汀教授攻读音乐人类学硕士。由于本专业极为重视田野调查，且资料收集时间长，所以入学几个月后，汤教授便对我提出论文选题范围要求。出于安全和经济考虑，他建议学生首选“家门口的音乐学”，或者上海，或者老家。
我顿时想到了我的老家—江西省樟树市的地方戏。还在少年时，我偶然参加了一次当时还叫清江采茶剧团的招生，通过目测、初试，最后闯入到复试，而后参加了剧团为期两周的专业培训。虽然最终我没能成为剧团的一员，但地方戏的种子已经落在我的心里，终于有一天我让它生根发芽。
选择家乡地方戏做研究对象还有一个原因，我家的亲戚杨美容阿姨正是采茶戏表演专家。她对樟树艺术界人士上下都非常熟悉，其中包括《戏班十年》的研究对象—樟树经楼采茶剧团的团长白根保和白凤梅夫妻，这给我的采访带来极大的便利。
我最初并不是把民间戏班直接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而是先从普查开始。2006年春节期间，我利用返乡过年的时间，先后走访了已经更名为樟树市艺术团的留守演员和部分退休的演员，以及相关的文化干部，和正在乡间非常活跃的樟树经楼采茶剧团（或称戏班，下文中民营剧团与戏班概念相同）。
在对他们的采访中，我发现，若是把研究重点放在清江采茶戏，势必只有过去，没有现在和未来。尽管清江采茶戏也曾有过明媚的春天，但近几十年由于各类因素它已经停滞不前，甚至相关书面资料都很难找寻。
我曾经一度将目光投向我的出生地郭村的庙会戏，那里每年农历七月都会举办演剧活动。在连续几年的采访中我发现，每次来庙会演出的戏班都不同，且均来自“戏窝”高安。他们都对樟树经楼戏班交口称赞，认为自己所在的戏班根本无法与之相比。是什么让这个非高安土生土长的民间戏班，能够具有如此影响力？
二
只有全面进入到民间戏班后，我才知道自己正在挖掘一个聚宝盆。经楼戏班史就是一部活态的民间戏班史。从它的身上，我看到了不同时期民间戏班的生存状态。著名作家奈保尔说：真实地书写当下，便是准确地预测未来。
我对经楼戏班的田野调查分十年前和十年后，以2007年为界限。《戏班十年》的书名正是取自这个考量。全书前后经过十多年深入细致的考察，以一个跨地域经营的民间戏班为原点，发散到一些相关戏班以及高安市采茶剧团，对宜春市及周遭县市的乡村演剧活动进行跟踪式体验，试图勾勒出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所遭遇的命运流转。
自2007年春节起，我先后多次进入经楼戏班，与演员们一起同吃同住同行，甚至同台演出，所获得的体验远远超出我有生以来的叠加，大大拓宽丰富了我的人生经验。这些都构成了我写《戏班十年》的起点。
起初，我并不觉得戏班清苦，因为时间相对短，条件也不是最艰辛。我最后一次花了十余天的时间跟随戏班收集资料时发现，我的生活顿时从21世纪的大都市上海，瞬间退回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江西偏僻农村，巨大落差在我心里掀起了巨浪。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群人乐此不疲地执着于如此动荡苦寒的生活？
在我看来，戏班生活简直在挑战人的生存底线：睡爬满虫子的稻草铺，吃见不到半点油星的饭食，挤只能半夜出发、喘不上气的人货混装的敞篷车;冬天冷得浑身没有一点热气，夏天热得晚上没法睡觉。难怪《戏班十年》的责任编辑李建华老师看到这些场景描述后跟我说，戏班生活是“非人”的。
可就是这样的“非人”生活，根保他们过了一年又一年，我所见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写戏班老在谈论他们如何住和吃，不多说点其他问题？我所写一定是我所思。日常原本相当普通的生活配置到了戏班都是奢侈。生存条件极度恶劣，请允许我用这个词。时隔多年，我还能听见自己在戏班的深夜辗转难眠的哭泣声。
比起1979年起家时的“扁担剧团”，2007年的经楼戏班又在经历一个大变革：幻灯机开始引入，能够通过字幕了解唱词内容，这给对戏曲日益陌生的观众提供了一個良好的中介。同时，戏班正式更名为“高安采茶戏白梅艺术团”，直到今天。这是个市场化的名字，根保为此准备了两块牌子。如果只打“樟树经楼采茶剧团”，全体人员要喝西北风。
这里面有内容值得探讨。当年宜春市下属十个县市的戏曲逐渐被“合并”为高安采茶戏的天下后，焉知高安采茶戏也开始面临大环境的生存逼迫。这是流转空间狭小的地方戏共同的命运。
十年前的田野调查，我跟戏班主要在丰城、靖安、进贤和抚州等地演出。其中对跨地区经营的流动印象深刻，南昌和抚州的观众对于高安采茶戏并不陌生，两地文化互动良好，但生活方面处处举步维艰，矛盾冲突不断。戏班生活比戏更戏！
关于戏班如何运作，以及剧本特征、戏曲音乐特点，我在硕士学位论文里都有详述。考虑读者面的拓宽，我对本书采用了非虚构写作模式，即文学性与社会性相结合，不再只定位于音乐学，而是扩大到社会学、历史学、戏剧学等相关学科。在日记体的基础上把硕士论文改写成更为通俗的表述方式，将音乐本体的内容采用简略或者直接跳过的方式，增加文字的可读性，以期更贴近普通读者。多从文字方面温暖地谈人性，少说干巴巴的学术。文学即人学，音乐也应该是。
江西文化学者陈政老师在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这是一群既“苟且”，又践行着“诗与远方”的人。
舞台下的日常布满尴尬，戏台上的他们却是风流潇洒的才子佳人。一起一落之间造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便是文字记录的空间，也是我认识世界的另一个维度。
写完硕士论文后的几年，我一直关心根保戏班的生存状态，传来的消息也一直说很火很火。只有我深切知道他们这火的背后是如何降低生活要求，来获得每年近两百场的演出。 意犹未尽，2015年底，我将在戏班的日记整理出来，分批发在微信朋友圈里。经转发后，偶然间被当时还在江西高校出版社工作的邱建国老师看见，他建议我对戏班做重访。此时，距离我初次去戏班正好十年。
三
2016年春节前，我又踏上了去戏班的路。
根保和凤梅还在苦苦支撑经楼采茶剧团，跟他们同时代的很多民营剧团起起落落。民间戏班的兴衰速度快得惊人，呼啦啦能很快扯起来，却又飞快沉沦。秘诀便在于人际关系，最终还是利益之争。能否守住艺人该有的底线是戏班经营得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志。当良善被金钱腐蚀双眼时，戏班的“钱”途便在一定程度上丢失了。
戏班十年的变化显而易见，从业人员背景的分化，到物质条件的逐步改善，不变的还是动荡的生活，以及老百姓对于地方戏的狂热喜好。
关于地方戏的狂热喜好，我需要特别指出的地方是高安。
高安是我重访后去得最多的所在地。十年前我并没有跟戏班到高安演出的个案，而十年后，全市几乎过半的乡镇都留有我的足迹，有些甚至是多次。
这块土地上的老百姓对地方戏的狂热令我感动，台上台下能够就一个唱段上下呼应，这在其他还需要看字幕机了解剧情的演出地简直不可想象。
严重依赖字幕机了解剧情看故事的演出点，演出剧目是不能重复的，这也正是戏班记录演剧情况专用本诞生的由来。从时间、地点、剧目到场次，有些甚至还记录了当天发生的细节，目的是为了避免来年再来演出剧目重复。他们大概也没想到，这个已经记录了整整六年的演出记录本，将成为目前活态民间戏班中难得一见的关于自身演剧情况记录的珍贵资料。考虑到书的容量，我将六年的记录忍痛压缩到了三年。
不变的是地铺。十年后我去戏班，半数的演员还睡在地上，依然是稻草铺在简陋的水泥地面，还是老屋，或者刚竣工的新房。遇到好心良善的人家便可以睡在他们多出来的床上。如今能够请戏班的人家，多为乡村殷实的家庭，有实力在城里购买新房。
与十年前我几乎没什么机会抢到床铺相比，十年后我没睡过一次地铺，有赖于樟树市那些演员的帮助。他们给我提供自购折叠床，或者跟她们一起挤在对方提供的屋内。
单身女演员很难在戏班长期生存下去，必须抱团取暖。这话是十年前刘明跟我说的。那时我正是得力于他和凤梅的多方关照，才将调查做下去。
由于来自城市的专业演员的加入，戏班的人员来源多层次，管理变得复杂。戏班创始人白崇贤抱怨道，现在的演员比以前难管多了，哪里像我们当年，说唱就唱。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让我们感到温暖，有时又确实是个负担。何况时代也在变化，到戏班唱戏已经不再是个赚钱的营生，每个人都在操心自己的吃饭问题。
十年后重访，我还将目光聚焦到江西的乡村。乡村是民间戏班最主要的跑马场，也是戏曲的起点和容身之地。与正在变老的剧目和演员一样，我到过的乡村正在变成空心村，村里大多只留下老与小，没有年轻人。当这些老人逝去后，小的一辈长大，也跟着父辈走出村子，没了人气的村落便彻底消亡。
如果没有了乡村，我们拿什么来安放在城市漂泊累了的灵魂？
四
关于传统戏曲的保护问题，赞成派和反对派经常辩论得脸红脖子粗，各说各理。这正是余秋雨所说的大文化抉择的两难问题。古典文化的离去是那么让人不舍，现代文化又远远还没建立起来，转型的难度和代价又是如此之大。
总体来说，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常重视的。以上海为例，凡是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院团，包括上海昆剧团、京剧团、评弹团、沪剧团、淮剧团等，市里都给予事业编制养起来，而将能够通过市场化运作生存下去的歌舞团、杂技团等等变成企业推向社会。
像京剧、越剧这些大剧种自不必说，即便没有国家扶持，在短时间内也不会消亡。但是那些只能在有限空间内活着的地方剧种怎么办？有人预测，未来20年将成为剧种生死存亡的关键点，首先消失的，必定是那些影响力最小的剧种。这话是有依据的。
小剧种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回答是肯定的。哪怕流行地带只有几个县市，它依然是从土里自然生长出来的，经历过几十甚至上百年的生长周期，它对于这块土地的意义独一无二，它构成戏曲大花园里看似不起眼却最为丰富的品种。
民间戏班是戏曲市场的晴雨表。这块土地上的戏班正在变成一个远去的背影，下沉的夕阳如血一般。
民间戏班所暴露的问题正是地方戏的问题。没有了民间戏班参与的地方戏是孤独的，也不可能走太遠。如果说国营剧团是将剧种向上攀爬的主干，民间戏班则是将枝叶向四周扩散的核心。大家相辅相成才是和谐快乐的大家庭。
相比之下，民间戏班过得很苦，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袭来后开不了张的戏班更苦。但有人关心的寒苦就不叫苦了，有了关注的目光，他们行走的道路将不再寂寞。
“山可以改变季节，但高度不会失去”（余秋雨语）。民间戏班的命运就是传统文化的命运。观察和记录戏班的故事，就是唤醒那些深植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印迹。或许在不断的对比中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的文化坐标。
（作者现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