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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邓恩，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的领军人物，其诗歌创作思维和写作实践不仅对同辈诗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对17至20世纪的英美诗歌、西语和俄罗斯诗学以及20世纪当代文论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力。
【关键词】邓恩;玄学派诗歌;影响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0）33-0029-02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约翰·邓恩的诗歌艺术与影响研究”（项目编号：HB19WW006）的最终成果。
一、引 言
约翰·邓恩（John Donne， 1572—1631），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的核心人物，以标新立异的诗歌创作理念和写作实践为当时的英国诗坛带来了新气象。其诗歌意象融多种学科领域知识为一体，因此时常彰显混搭风格;其诗歌运思凸显哲理思辨，富于悖论与张力;语言平实且具有口语体色彩，并伴有鲜明的戏剧性特质。
邓恩的爱情诗融世俗与神圣为一体，其诗歌面对人生的有限性提出了独特的时间观。邓恩的玄学诗不仅暗含超前的生态关怀意识，还具有宗教意境化的现代伦理意义。邓恩的诗歌创作对后世英美诗歌甚至世界诗歌的流变，以及20世纪当代文论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邓恩的诗歌创作对17世纪诗人的影响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邓恩的诗歌创作也离不开其身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文艺复兴后期的英国社会一片歌舞升平，因此诞生了意象华丽、风格甜美的诗歌创作模式。然而，邓恩所处的17世纪英国政权动荡，科学迅速发展，地理大发现激荡人心。这种充满变革的时代环境促使新旧传统交锋，并导致认知矛盾和怀疑精神丛生。因此，莺歌燕舞的诗歌书写模式已无法满足这样的社会需求，亟待召唤新型创作理念和写作实践。
智慧敏锐的诗人总能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并将这种变革巧妙体现于诗歌创作中。邓恩，便是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面对变革的时代和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他自觉偏离当时英国诗歌的主流创作模式，从诗歌创作理念的宏观层面到诗歌意象、措辞、内容以及风格的微观写作层面，邓恩都勇敢进行探索。因此，他的玄学诗不再满足于风花雪月的浪漫，而是增添了鲜明的说理分析成分，其诗歌意象不再局限于温柔甜美的要求，而是别具一格、出其不意;而语言风格也欠缺了一些抒情婉转，直白平实的口语体令人耳目一新。
简言之，邓恩的玄学诗颠覆了彼特拉克诗歌创作传统，其诗學创作主动呼应了时代的变革要求，因此很快赢得了读者的心并获得了志同道合诗人的赞许。
赫伯特、马维尔、沃恩和克拉肖便深受邓恩诗歌创作的影响，并形成了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团体，贡献出流传后世的优秀诗篇。
三、邓恩对新古典主义诗歌和浪漫派诗学的影响
以邓恩为首的玄学派诗人洞察时代要求，颠覆英诗创作主流，以独树一帜的创作理念和写作实践在17世纪的英国诗坛引领一时新风尚。
时光荏苒，当时间定格在18世纪时，人们便会发现，以蒲柏为核心的新古典主义诗学成为文坛新贵。新古典主义崇尚理性、和谐，强调秩序，致敬传统和经典的文学诉求显然与邓恩为首的玄学派具有不同的关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古典主义诗学与邓恩的玄学诗泾渭分明，也不表示玄学派诗歌在18世纪诗坛惨遭抛弃的厄运。相反，玄学派诗歌别出心裁创造诗歌意象的非凡能力和深奥的思想不仅令蒲柏十分倾心，而且还令后者对邓恩诗歌进行了改写。这说明，以邓恩为代表的玄学派诗歌在18世纪依然具有影响力。
伴随时代的变迁，文学风尚与审美诉求也随之改变。不满足于新古典主义条条框框的束缚，19世纪的诗人们希望解放天性，放飞想象的翅膀，自由驰骋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浪漫主义诗人追求直抒胸臆，重视想象力，希求到自然中汲取灵感与力量。浪漫主义诗歌风格清新文雅，意象鲜活自然，具有亲和力。这与邓恩玄学诗充满推理、辩论的学究气质和复杂晦涩的意象相去甚远。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邓恩诗歌在浪漫主义当道的19世纪是被边缘化的存在。
但是，仔细探究便会发现，浪漫主义诗学其实部分地继承了邓恩的玄学派诗歌遗产。就诗歌语言风格而言，浪漫派诗人倾向于日常生活的普通用语，这与邓恩诗歌平实质朴的语言特征相似。就诗歌意象而言，貌似二者差别较大，但实际上二者在意象选用方面都非常具有想象力，体现出他们对宇宙万物之间关系的深刻洞察力。另外，就诗歌场景而言，二者同样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擅长描绘日常经验并挖掘其中的深刻道理，这展现出邓恩玄学诗融世俗世界与神圣体验的创作理念。
除了浪漫派诗学，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诗人也受惠于邓恩的玄学诗智慧。反感于繁复、浮华的维多利亚诗歌创作模式，哈代诗歌口语体风格的措辞以及提升日常生活场景的意义，与邓恩玄学诗的口语体气质和融世俗生活与超验感悟为一体的创作思想如出一辙。可以说，邓氏理性与感性统一的诗学观与美学观在哈代的创作中找到了共鸣。
同时，邓恩诗歌对生命有限性的探究及其分离性哲学死亡观孕育出诗歌的戏剧性特质。其诗歌口语化但却充满张力的语言节奏，以及融戏剧于诗歌的实验性创作思维与艺术，表现对英国大诗人丁尼生和勃朗宁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勃朗宁的名篇《最后的公爵夫人》向读者呈现了一出惊险的谋杀剧目。融戏剧元素于诗歌创作中，使诗歌具有戏剧张力和表现力。可以说，诗是剧，剧也是诗。
四、邓恩诗歌的复兴与对20世纪世界诗歌的影响
邓恩的玄学派诗歌在20世纪得以复兴并重新跻身英国主流诗歌队伍，得益于现代派大诗人艾略特的努力。艾略特高度赞赏邓恩玄学诗智性与情感融为一体的创作特征，并借鉴了这种创作理念在自己的诗歌书写中。其名篇之一《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一些诗歌意象具有鲜明的玄学派奇喻色彩。 20世纪爱尔兰大诗人叶芝的诗歌创作伴随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可以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其中，第三个时期是叶芝的玄学派诗歌转向时期。在这个创作转折阶段，叶芝汲取了邓恩诗歌集智性与感性为一体的创作理念，为成就其诗思合一、高度神秘主义的循环历史观输送了重要养料。
在邓恩的诗歌中，自然世界不是人类世界的附属品，而是能夠带给人类心灵力量的重要存在。邓恩诗歌蕴含的生态关怀意识在以爱默生、梭罗作品为核心的美国超验主义诗歌中得到了回响。
继承了美国诗学传统的经典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与英国玄学派诗歌也颇有渊源。自年少时，她就阅读邓恩、赫伯特等玄学派诗人的作品，并深受玄学派诗歌创作的影响。与邓恩一样，毕肖普十分关注自然世界。在她的作品中，自然世界不为人类世界的存在而存在，也非人类意志的镜像。毕肖普的诗歌告诉读者，人与自然彼此相依，和谐共生。毕肖普的诗歌体现了生态主义主张，而这与邓恩诗歌蕴含的朴素生态观如出一辙。此外，受到邓恩创作思维的影响，毕肖普的诗歌创作也彰显解构哲学的智慧。邓恩诗歌还擅长将常见事物与具体存在与玄秘抽象的宗教场域相联系来探索各种宗教主题。其暴力“谦卑”宗教冥想所彰显的“谦卑”美学与伦理品质指引了毕肖普以宗教为主题的诗歌创作。
作为17世纪当红诗歌流派，以邓恩为首的英国玄学派诗歌对后世英国诗歌发展具有的影响已有学者进行过关注。然而，将邓恩玄学诗影响研究局限于英国本土并不恰当。
诗歌研究应该具有整体思维和全局视角。“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英国玄学派诗歌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天外来客，她的产生、发展其实与欧洲诗歌的整体发展进程有着深刻的关联，她的诗歌思想与艺术特色也展现出与欧洲诗歌与文化鲜明的亲缘性。”[1] 而英国文学作为欧洲文学的重要组成，因此其文学风向的变化和发展也会对欧洲文学整体的演变产生一定影响。所以，在将欧洲文学的流转视作整体的前提下，应该拓宽邓恩玄学诗歌影响研究的视野，探寻邓恩诗学与欧洲诗学的内在关系。经过对西语大诗人帕斯诗歌的调研后，笔者认为，帕斯的诗歌充满玄学思辨，其作品对矛盾对立统一的追求也沿袭了邓恩玄学派诗歌矛盾和谐的审美特征。
无独有偶，俄裔美国诗人布罗茨基在翻译邓恩诗歌时，对其玄学诗情智合一的创作理念以及奇喻、悖论等艺术手法十分认同，并借鉴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
五、邓恩诗歌对20世纪当代文论的启示
艾略特的现代诗学影响力巨大，其诗歌理论和创作都深受邓恩玄学诗的影响。而艾略特的诗学理论又深刻影响了20世纪英美新批评派的理论演化和发展。
作为20世纪上半叶重量级的文学理论，英美新批评阐释的张力、悖论、含混等理论主张深刻呼应了邓恩的玄学诗创作理念。可以说，邓恩的诗歌创作深深影响了英美新批评派理论的发展。
20世纪的西方文论求新求变，为读者带来阅读文本的新颖视角和操作工具。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颠覆了西方两千多年蕴含压迫机制的二元对立哲学传统，释放出从前被忽视或被边缘化的元素并激活其本来的能量，展现意义的丰富性与价值的多元性。而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等学说积极伸张自己的理论诉求和价值关怀，为女性争取自身身心解放、权利发展，为改善生态环境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谋求全人类福祉积极贡献智慧和经验。这种理论勇气和实践与邓恩玄学派诗歌的创作理念具有内在契合性。可以说，邓恩超越时代的诗学理念以曲折的方式对后世的文论发展具有启示作用。
六、结 语
邓恩，善于发现事物之间复杂深刻的联系，以颠覆常规的思维审视世界，以陌生化的方式向读者呈现认知事物、评估事物的新颖视角，为读者提供另类且丰富的审美体验与感悟。邓恩，以其独特深邃的玄学诗魅力影响了17至20世纪英美诗歌甚至世界诗歌的创作思想和书写实践，并对20世纪文论的演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正栓，刘露溪.诗歌研究中的整体思维和全局意识——以吴迪新作《英国玄学派诗歌研究》为例[J].外国文学研究，2014，（2）：170.
作者简介：
刘露溪，女，汉族，河北邯郸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关键词】邓恩;玄学派诗歌;影响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0）33-0029-02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约翰·邓恩的诗歌艺术与影响研究”（项目编号：HB19WW006）的最终成果。
一、引 言
约翰·邓恩（John Donne， 1572—1631），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的核心人物，以标新立异的诗歌创作理念和写作实践为当时的英国诗坛带来了新气象。其诗歌意象融多种学科领域知识为一体，因此时常彰显混搭风格;其诗歌运思凸显哲理思辨，富于悖论与张力;语言平实且具有口语体色彩，并伴有鲜明的戏剧性特质。
邓恩的爱情诗融世俗与神圣为一体，其诗歌面对人生的有限性提出了独特的时间观。邓恩的玄学诗不仅暗含超前的生态关怀意识，还具有宗教意境化的现代伦理意义。邓恩的诗歌创作对后世英美诗歌甚至世界诗歌的流变，以及20世纪当代文论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邓恩的诗歌创作对17世纪诗人的影响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邓恩的诗歌创作也离不开其身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文艺复兴后期的英国社会一片歌舞升平，因此诞生了意象华丽、风格甜美的诗歌创作模式。然而，邓恩所处的17世纪英国政权动荡，科学迅速发展，地理大发现激荡人心。这种充满变革的时代环境促使新旧传统交锋，并导致认知矛盾和怀疑精神丛生。因此，莺歌燕舞的诗歌书写模式已无法满足这样的社会需求，亟待召唤新型创作理念和写作实践。
智慧敏锐的诗人总能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并将这种变革巧妙体现于诗歌创作中。邓恩，便是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面对变革的时代和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他自觉偏离当时英国诗歌的主流创作模式，从诗歌创作理念的宏观层面到诗歌意象、措辞、内容以及风格的微观写作层面，邓恩都勇敢进行探索。因此，他的玄学诗不再满足于风花雪月的浪漫，而是增添了鲜明的说理分析成分，其诗歌意象不再局限于温柔甜美的要求，而是别具一格、出其不意;而语言风格也欠缺了一些抒情婉转，直白平实的口语体令人耳目一新。
简言之，邓恩的玄学诗颠覆了彼特拉克诗歌创作传统，其诗學创作主动呼应了时代的变革要求，因此很快赢得了读者的心并获得了志同道合诗人的赞许。
赫伯特、马维尔、沃恩和克拉肖便深受邓恩诗歌创作的影响，并形成了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团体，贡献出流传后世的优秀诗篇。
三、邓恩对新古典主义诗歌和浪漫派诗学的影响
以邓恩为首的玄学派诗人洞察时代要求，颠覆英诗创作主流，以独树一帜的创作理念和写作实践在17世纪的英国诗坛引领一时新风尚。
时光荏苒，当时间定格在18世纪时，人们便会发现，以蒲柏为核心的新古典主义诗学成为文坛新贵。新古典主义崇尚理性、和谐，强调秩序，致敬传统和经典的文学诉求显然与邓恩为首的玄学派具有不同的关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古典主义诗学与邓恩的玄学诗泾渭分明，也不表示玄学派诗歌在18世纪诗坛惨遭抛弃的厄运。相反，玄学派诗歌别出心裁创造诗歌意象的非凡能力和深奥的思想不仅令蒲柏十分倾心，而且还令后者对邓恩诗歌进行了改写。这说明，以邓恩为代表的玄学派诗歌在18世纪依然具有影响力。
伴随时代的变迁，文学风尚与审美诉求也随之改变。不满足于新古典主义条条框框的束缚，19世纪的诗人们希望解放天性，放飞想象的翅膀，自由驰骋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浪漫主义诗人追求直抒胸臆，重视想象力，希求到自然中汲取灵感与力量。浪漫主义诗歌风格清新文雅，意象鲜活自然，具有亲和力。这与邓恩玄学诗充满推理、辩论的学究气质和复杂晦涩的意象相去甚远。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邓恩诗歌在浪漫主义当道的19世纪是被边缘化的存在。
但是，仔细探究便会发现，浪漫主义诗学其实部分地继承了邓恩的玄学派诗歌遗产。就诗歌语言风格而言，浪漫派诗人倾向于日常生活的普通用语，这与邓恩诗歌平实质朴的语言特征相似。就诗歌意象而言，貌似二者差别较大，但实际上二者在意象选用方面都非常具有想象力，体现出他们对宇宙万物之间关系的深刻洞察力。另外，就诗歌场景而言，二者同样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擅长描绘日常经验并挖掘其中的深刻道理，这展现出邓恩玄学诗融世俗世界与神圣体验的创作理念。
除了浪漫派诗学，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诗人也受惠于邓恩的玄学诗智慧。反感于繁复、浮华的维多利亚诗歌创作模式，哈代诗歌口语体风格的措辞以及提升日常生活场景的意义，与邓恩玄学诗的口语体气质和融世俗生活与超验感悟为一体的创作思想如出一辙。可以说，邓氏理性与感性统一的诗学观与美学观在哈代的创作中找到了共鸣。
同时，邓恩诗歌对生命有限性的探究及其分离性哲学死亡观孕育出诗歌的戏剧性特质。其诗歌口语化但却充满张力的语言节奏，以及融戏剧于诗歌的实验性创作思维与艺术，表现对英国大诗人丁尼生和勃朗宁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勃朗宁的名篇《最后的公爵夫人》向读者呈现了一出惊险的谋杀剧目。融戏剧元素于诗歌创作中，使诗歌具有戏剧张力和表现力。可以说，诗是剧，剧也是诗。
四、邓恩诗歌的复兴与对20世纪世界诗歌的影响
邓恩的玄学派诗歌在20世纪得以复兴并重新跻身英国主流诗歌队伍，得益于现代派大诗人艾略特的努力。艾略特高度赞赏邓恩玄学诗智性与情感融为一体的创作特征，并借鉴了这种创作理念在自己的诗歌书写中。其名篇之一《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一些诗歌意象具有鲜明的玄学派奇喻色彩。 20世纪爱尔兰大诗人叶芝的诗歌创作伴随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可以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其中，第三个时期是叶芝的玄学派诗歌转向时期。在这个创作转折阶段，叶芝汲取了邓恩诗歌集智性与感性为一体的创作理念，为成就其诗思合一、高度神秘主义的循环历史观输送了重要养料。
在邓恩的诗歌中，自然世界不是人类世界的附属品，而是能夠带给人类心灵力量的重要存在。邓恩诗歌蕴含的生态关怀意识在以爱默生、梭罗作品为核心的美国超验主义诗歌中得到了回响。
继承了美国诗学传统的经典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与英国玄学派诗歌也颇有渊源。自年少时，她就阅读邓恩、赫伯特等玄学派诗人的作品，并深受玄学派诗歌创作的影响。与邓恩一样，毕肖普十分关注自然世界。在她的作品中，自然世界不为人类世界的存在而存在，也非人类意志的镜像。毕肖普的诗歌告诉读者，人与自然彼此相依，和谐共生。毕肖普的诗歌体现了生态主义主张，而这与邓恩诗歌蕴含的朴素生态观如出一辙。此外，受到邓恩创作思维的影响，毕肖普的诗歌创作也彰显解构哲学的智慧。邓恩诗歌还擅长将常见事物与具体存在与玄秘抽象的宗教场域相联系来探索各种宗教主题。其暴力“谦卑”宗教冥想所彰显的“谦卑”美学与伦理品质指引了毕肖普以宗教为主题的诗歌创作。
作为17世纪当红诗歌流派，以邓恩为首的英国玄学派诗歌对后世英国诗歌发展具有的影响已有学者进行过关注。然而，将邓恩玄学诗影响研究局限于英国本土并不恰当。
诗歌研究应该具有整体思维和全局视角。“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英国玄学派诗歌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天外来客，她的产生、发展其实与欧洲诗歌的整体发展进程有着深刻的关联，她的诗歌思想与艺术特色也展现出与欧洲诗歌与文化鲜明的亲缘性。”[1] 而英国文学作为欧洲文学的重要组成，因此其文学风向的变化和发展也会对欧洲文学整体的演变产生一定影响。所以，在将欧洲文学的流转视作整体的前提下，应该拓宽邓恩玄学诗歌影响研究的视野，探寻邓恩诗学与欧洲诗学的内在关系。经过对西语大诗人帕斯诗歌的调研后，笔者认为，帕斯的诗歌充满玄学思辨，其作品对矛盾对立统一的追求也沿袭了邓恩玄学派诗歌矛盾和谐的审美特征。
无独有偶，俄裔美国诗人布罗茨基在翻译邓恩诗歌时，对其玄学诗情智合一的创作理念以及奇喻、悖论等艺术手法十分认同，并借鉴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
五、邓恩诗歌对20世纪当代文论的启示
艾略特的现代诗学影响力巨大，其诗歌理论和创作都深受邓恩玄学诗的影响。而艾略特的诗学理论又深刻影响了20世纪英美新批评派的理论演化和发展。
作为20世纪上半叶重量级的文学理论，英美新批评阐释的张力、悖论、含混等理论主张深刻呼应了邓恩的玄学诗创作理念。可以说，邓恩的诗歌创作深深影响了英美新批评派理论的发展。
20世纪的西方文论求新求变，为读者带来阅读文本的新颖视角和操作工具。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颠覆了西方两千多年蕴含压迫机制的二元对立哲学传统，释放出从前被忽视或被边缘化的元素并激活其本来的能量，展现意义的丰富性与价值的多元性。而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等学说积极伸张自己的理论诉求和价值关怀，为女性争取自身身心解放、权利发展，为改善生态环境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谋求全人类福祉积极贡献智慧和经验。这种理论勇气和实践与邓恩玄学派诗歌的创作理念具有内在契合性。可以说，邓恩超越时代的诗学理念以曲折的方式对后世的文论发展具有启示作用。
六、结 语
邓恩，善于发现事物之间复杂深刻的联系，以颠覆常规的思维审视世界，以陌生化的方式向读者呈现认知事物、评估事物的新颖视角，为读者提供另类且丰富的审美体验与感悟。邓恩，以其独特深邃的玄学诗魅力影响了17至20世纪英美诗歌甚至世界诗歌的创作思想和书写实践，并对20世纪文论的演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正栓，刘露溪.诗歌研究中的整体思维和全局意识——以吴迪新作《英国玄学派诗歌研究》为例[J].外国文学研究，2014，（2）：170.
作者简介：
刘露溪，女，汉族，河北邯郸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