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巴郡（今四川阆中以东）有一位名字叫“清”（史书未记其姓氏）的女企业家，夫家数代因经营朱砂（可提炼出水银的硫化汞矿石）而成巨富。丈夫死后清未再嫁，史称其“巴寡妇清”。她独撑局面并壮大了企业规模，创造了亿万财富。
　　历朝帝王都重农轻商，可秦始皇是个例外，他没有打压清的企业，更没有对她横征暴敛，而是对她的“朱砂帝国”提供了很好的保护；也很敬重其为人，称其为“贞妇”。清深明大义，捐出巨额金钱助修秦长城，还为修建始皇陵提供大量水银（司马迁：始皇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她死后，始皇怀念她，专门修筑了一座“怀清台”。
　　秦始皇的功过一直有争议，然而他对政商关系的处理，却得到众口一词的称道。明末诗人金俊明曾以诗咏其事：“丹穴传赀世莫争，用财卫国能守贞。龙祖势力倾天下，犹筑高台怀妇清。”
　　此后数千年，再也不见这种政商蜜月。史学大师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一直到民国，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主张“节制资本”。商人在“节制资本”的生态环境中为求生存谋发展，所采取的策略是乖乖地依附政治，诚如历史学者王亚南所说，“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晚清时，随着“洋务运动”兴起，政商勾结更紧密了，有商人被授予“红顶商人”的头衔，“商”在以雄厚资金支持“政”中牟取暴利。到民国晚期，国民政府赤裸裸地搜刮民族工商业，国民经济彻底崩溃，是最终丢掉政权的原因之一。
　　新中国建立后，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商业资本被转变为公有制经济，自此也就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政商关系。但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实践也证明，排斥商品经济的计划经济是不健全的，于国于民不利。
　　改革开放后，民营工商业艰难萌生。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颁布，生存于社会边缘的私营商业活动获得合法地位，并快速成长。但商业资本在强势政治面前，它的“附庸”色彩仍难以褪去。这也正中某些手握国家公权力的官员的下怀，他们开始向商人寻租，商人为生存而投其所好也无所不用其极，腐败于是“野蛮生长”。诸多骇人听闻的案例此不赘述，只说一个也叫“清”的女企业家与“政”的不清不白。她叫上官永清，是山西国信集团原董事长，也曾是晋商银行掌门人。山西官场十多年前就在议论上官永清与原晋中市委书记、原山西省委常委兼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的“合作”，称她为“三申夫人”。上官永清作为大型金融单位的领导角色，使其成为多名官员连通商界并取得或运作资金的重要通道而关系“亲”密。但“蜜月”不“永”，申维辰2014年4月落马，上官永清在2016年5月被“双开”，立案审查。此“清”非彼“清”（寡妇清），此“清”虽长袖善舞，但因与“政”的不清，终落此下场。两“清”的“历史”故事，称得上是一则“警世通言”。
　　习近平总书记用“亲”“清”二字定调了新型政商关系。“亲”，是指领导干部要与民营企业交往，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同时，民营企业家要主动与党和政府亲近，讲真话、说实情和建诤言。“清”，是指不搞权钱交易，杜绝官商勾结，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习近平早在2007年任上海市委书记时就曾告诫，官商交往要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
　　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企业法人单位中85%是民营企业，他们贡献了三分之二的GDP，是多种所有制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用“亲、清”二字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对于经济社会建设和正风反腐，具有决定性意义。
　　政商关系不清，官员和商人都有责任，官員责任可能更大些。如果不良商人向你抛媚眼，你目不斜视无动于衷；勾你的肩搭你的背，你礼貌地躲开正色地推开；向你投怀送抱，你当柳下惠；对你身边人下手，你严加管束——如此，看哪个“商”还敢上杆子往“政”的身上贴。而创造“商”无需贴“政”的亲清环境，亦乃“商”之所日思夜梦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