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临终遗诏，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惟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畏”与“惧”，因他自知“朕既不敏”，以己之“不敏”而肩负帝王之任，生怕“羞先帝之遗德”，愧对天下苍生。此即为汉文帝之“惧”。
　　汉文帝之“惧”，使他善于自省，严于自律。刚登帝位，有人进献千里马，汉文帝说，我出行之时，前有鸾旗，后有属车，日行不过三五十里，这千里马用不着啊。还因此下诏，说“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听说祭祀祈祷，祠官祝釐，皆归福于帝，不为百姓，他感到甚是惭愧，说“以朕之不德，而专飨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明确告诫祠官以后在祭祀之时，不要再为他个人祈祷。汉文帝曾想修一露台，合计成本需百金，便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立马放弃这个念头。他当皇帝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身穿黑色的粗丝衣服，帷帐不绣花纹，“以示敦朴，为天下先”。而民“有不便”，或修正律法，或减免赋税，“辄驰以利民”。
　　汉文帝之“惧”，使他敢于纳谏，接受他律。汉文帝下诏，要求群臣“悉思”他的“过失”以及他的“知见之所不及”，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正、弥补他的过失。为了广开言路，还专门下诏，废除了“诽谤罪”与“妖言罪”。
　　犯颜直谏者难，从谏如流同样不易。
　　颍阴侯灌婴的骑从贾山，曾上书文帝，论述犯颜直谏之难，说君主的威严，远远超过雷霆，君主的权力，远远不止万钧，即使君主“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当臣子的尚且“犹恐惧而不敢自尽”，何况君主“纵欲恣暴、恶闻其过”？然而，君主“不得闻其过，社稷危矣”。明知犯颜直谏之难的贾山直抒己见，指陈即位之后“节用爱民，平狱缓刑”而使“天下莫不说喜”的汉文帝之过失，批评他刚有良好的开局，就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他为此感到痛心；还说如此这般，使有关臣子“修之于家”的品行“坏之于天子之廷”，他为此感到惋惜。贾山在汉文帝的政声如日中天之时，向他提出了如此尖锐的批评，确乎触犯了“天颜”，但“上嘉纳其言”，跨越了这一道很容易“挂不住脸”的坎。
　　郎署长冯唐是在汉文帝与他拉家常时“冒犯”汉文帝的。他们很随意地说到廉颇、李牧，汉文帝说：我要能得廉颇、李牧为将，岂会有匈奴之忧！冯唐乘机进言，说“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此言很伤汉文帝的自尊。“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让曰：‘公奈何众辱我，独无间处乎！’”史书中的这几句话，惟妙惟肖地写出了汉文帝在这个短暂时段中的心路历程。但他还是压下心头之火而“复问”自称“不知忌讳”的冯唐何出此言？冯唐于是批评“陛下赏太轻，罚太重”，直言率众“终日力战，斩首捕虏”的云中守魏尚被削职之冤，以魏尚之遭遇而推论“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汉文帝接受批评，当即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并提拔冯唐为车骑都尉。
　　从以上两例可知，所谓“从谏如流”者，“从谏”之时往往都有一番内心挣扎，这是战胜自我的过程，能支撑其“从谏如流”的，则是汉文帝之“惧”。
　　一个“惧”字，其实也有两面性，因“惧”而缩手缩脚，只能使人无所作为。汉文帝之“惧”却全然不是如此。他因“惧”而时时鞭策自己励精图治，始终都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他为自己修建“霸陵”，只准利用山陵形势，不另立高大的坟堆，只准使用陶制器物，不准用金、银、铜、锡装饰。直到临终之时，還因有所“惧”而在遗诏中明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认为自己活着没有为百姓做多少好事，死了再让他们重服久丧，只是加重自己的“不德”，并对丧事怎样简办做了相当具体的规定。作为封建帝王，汉文帝无疑也有其种种局限，但他能自始至终保持这样一种执政者的自觉，也实属不易。
　　在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历史上，汉唐盛世相当耀眼，就像唐代最值得称道的是贞观之治一样，汉代最值得称道的便是文景之治，汉文帝则是文景之治的开启者。《资治通鉴》评说汉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从某种意义上说，汉文帝之“惧”正是成就文景之治的一个重要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