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武穴市北匡山一脉龙顶寨下一个小山村，祖祖辈辈以种田为生。家乡有一习俗：逢年过节办喜事儿，总要在自家门上贴上几副对子，喜庆喜庆。父亲因过去家境贫寒没能上学，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家里要写对联，他总是提些糖果点心去求大队小学老师帮忙，好在他当过生产队长，人缘还不错，几乎是有求必应。但父亲是个要强的人，他认为请人写门联顾了门面失了脸面，心里总不是滋味，个中辛酸苦楚别人难以体会！于是暗暗发誓：自个这辈子尝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头，砸锅卖铁也要让儿女们读书学文化，日后写对子用不着再去求人！
　　我是长子，自然就成了家里的“重点培养对象”，幸运地一路念完大学，成为全村史上第一个大学毕业生。说起与书法结缘，还真得要感谢几位引我入门、指点迷津的恩师。
　　初入學堂，幸运地遇到了一位书画造诣很深的美术教师吕焕超。他当时下放到我大队小学任教，见我这个小鬼挺机灵、有悟性，“根正苗红”，是个好坯子，非常喜欢。一有空，就给我“开小灶”，教我写字画画，并将一本他十分珍爱，但有点破旧的柳体字帖送我，叮嘱我从点画开始，反复临摹，练好基本功，还经常用“做人要有志气，练字要有恒心”、“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从小写好方块字，长大当好中国人”等富有哲理的话语鼓励我，他是引我步入书法艺术殿堂的启蒙老师。时光飞逝，转眼40多年过去了，虽然先生早已去了极乐世界，可他的谆谆教诲时常还在我耳边回响，鞭策我攀登不止。
　　“书法既要讲究字内功，更要注重字外功”，这是我初中班主任语文老师赵一琴先生对我写大字作业的眉批。她被尊为广济“慈母老师”，退休后一直客居北京。在当今信息时代，许多人只把打电话、发信息看作时尚，可我与赵老师的联络方式一直坚持以书信为主，从没间断，她的信字里行间浸润着她的良苦用心，不仅教我如何为人处世，也教我如何从艺作书，使我一生受益不尽。今年七月欣逢先生百岁寿诞，为表达感恩之情，我特意用鲜红宣纸撰书一副对联，精致装裱，偕爱妻专程晋京拜贺。联曰：“三尺讲台，喜庆恩师百岁寿；两行墨韵，难书学子万般情。”
　　我真正开始书法创作，是在读高中时段。当时我的学习成绩和书法在学校很冒尖，凭书法特长我担任了校学生会宣传委员，学校办专栏、出墙报自然就成了我分内的义务活儿。在那个年代，别的同学到校办农场“学农”，在“广阔天地”里挖山造田磨炼意志，我便留在学校办专刊、出墙报。抄文练字的机会多了，书艺也日渐长进。期间，恰遇时有 “广济第一笔”之称的书法家干辉容先生在校图书馆当管理员，有幸拜他为师，得到先生重点指导，让我在间架结构、谋篇布局上下功夫，由此，我的书法创作日渐走上了正轨。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大学，实现了由农业户口转为吃“商品粮”的梦想，我对书法艺术由热爱变得更加痴迷。于是，学校图书馆、寝室就成了我课余时间的主要活动阵地，读帖、临池成了我个人爱好的必修内容。学校首次举办书法比赛，我一个物理系学生竟然得了第一名，作品又入选全省首届大学生书画作品展，如同当今有人买彩票中奖一样，我意外中了个“书法大奖”。从此，我与书法真正结下了不解之缘， 它让一个农民的儿子沾了不少艺术灵光！从大学留校任教到调到政府机关工作，直到如今做市文联主席，每换一个工作岗位，书法都成了我受器重的“元素”和“符号”。
　　黄州文化积淀厚重，苏东坡在此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千古绝唱，留下了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帖》等传世名作。我走出山乡所到的第一座城市就是黄州，一见钟情，在这个文化气息浓郁的城市里学习、工作、生活了三十余载。黄州的文化滋润了我的心灵，在黄州的山水之间，我吸吮了不少书法创作营养，渐渐悟知以文化人、翰墨怡情之道。1989年，我应邀以青年书法家身份作为湖北省对外文化交流访问团成员，东渡扶桑交流书艺，因为年轻，很受关注。此行拜识了现任的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著名书法家徐本一老师，先生对我悉心指教，使我对书法艺术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这些年，我一直坚持朝夕认真读书，提高自身文学素养，踏实临摹古代优秀法帖，提高书法意识和创作技巧，我的书法创作路子越走越宽，作品也渐入佳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