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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善堂，是民间互助自救的慈善组织，兴于明清。从育婴恤孤，施药施米，到收尸送葬，善堂伴随着生命的始终。潮州善堂糅合了佛道信仰和祖先崇拜，也是联系着海内外潮州华侨和宗祠的纽带。百年动荡，潮州善堂虽几经波折，然香火未断。
善堂早课
卯时（早六点），潮州城从沉睡中苏醒，在牛杂粿条的腾腾雾气中，广济桥东兴街边的大排档开始了一天的生意。三轮车夫开始吆喝，摩的开始呼啸。街巷深处，静谧的一隅，广济善堂的香火也袅袅升起。
善堂的铁门已开了一条缝，堂里有几位老人正在点香、叩拜。正对厅堂的案前，摆着“天地父母”的香炉。修葺一新的大理石墙壁上，贴着四张几近褪色的大红纸，纸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分别书写着“农历七月初七日捐资济贫芳名、施米济贫芳名、捐资施茶芳名、捐资放生芳名”，每一个芳名的右侧，都写着此人捐款的数额，从20元到3500元不等。
善堂为三厅一天井的三进式格局，堂址有一百多年的历史，2005年翻修。屋脊上依然保留着潮州特色的石雕和彩绘的梅花、喜鹊和历史人物图。前厅的匾额书有“广施济众”四字，下面供奉着观音大夫像，左侧供着广济和尚的像，右侧是西方三圣佛。正殿是玉帝殿，玉帝左右分别是南辰星君和北斗星君，穿过一天井，后堂供着的是吕纯阳祖师。堂后有楼梯通向二楼，二楼的先贤阁摆放着先贤周学平的像和牌位。
堂长陈继树沏了一壶凤凰单枞，与几位善信聊着天。水是从堂后一口几百年的古井打上来的。据说，光绪甲午（1894年）五月，潮州发生龙卷风和大地震，城里各处的井水均已变黑不能饮用，唯有这口井依然清澈如镜。是时韩江水暴涨，江边漂来水尸，善士吴维初便发动善信收尸掩埋，翌日便成立广济善堂。在潮州，每个善堂都有逻辑类似的传说，佛道混合，济贫布施是潮州善堂的特点之一，广济善堂便是其中一个缩影。
差不多聚集了十余位老人后，善堂便开始每日例行的早课：玉帝殿里，老人们排成两行，一个一个按顺序上香，跪拜。之后，吕纯阳祖师、观音大夫、天地父母也要依顺序上香叩拜，每一个动作，都似乎是默契，整个大殿安静得可以听见针掉的声音，徐徐萦绕的香烟，给整个殿堂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仪式结束后，老人们聚集在后堂吃早饭，早饭是粥、红薯、四道腌制的小菜。早饭后，几位老人便端坐在前厅的长凳上唱诵佛经，方桌上摆放着木鱼，佛经全部为手抄体，封面用铅笔细细地打着格，用正楷写着广济善堂《千佛经谱》。第一篇便是《苏武牧羊》，2/4节拍，“南无皈依拘留孙佛……”老人们虔诚地唱了起来。
除了每日早晨例行的上香叩拜，广济善堂每年有四个节日，分四次给贫困户发放济贫粮油和款项，以及丧事资助款，施济款项在20万以上。堂长说，捐款数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愿有多大。
善堂有一些常年捐助的善众，黄木潮就是其中之一。
世纪轮回
见到黄木潮时，他刚于昨日过完79岁寿辰。老人十分爽朗，喜练太极，说话铿锵有力。在1943年的潮州大饥荒中，他的父母、妹妹先后离世，弟弟被卖他乡，年仅11岁的黄木潮成了孤儿。他被送往善堂办的慈儿院抚养，幸存于难。
1986年，黄木潮在韩公祠下教人打太极，认识了一位广济善堂的朋友，朋友见他乐于施善，便劝他去广济善堂，黄木潮对善堂的人说，自己不是老板也不是华侨，捐资不多，善堂的人告诉他：这样才是最伟大的。
于是老人家每年都会攒下退休金捐给善堂，这一捐就是20余年。黄木潮不太愿意多谈捐助善堂的“小事”。他更乐意提及他在邮政局工作30余年里，帮助别人寻找失散家人递送“死信”的故事。
黄木潮于1956年调任邮电局做投递班班长。那时候潮州五百多条街巷，条条他都知道，因而被誉为“潮州通”。在邮电局发信，每天都会遇到20封左右因地址不详无法送达的“死信”。黄木潮每天都会仔细核对这些地址，有些地址写的就是一个池塘，一棵树什么的，他就根据这些线索寻找。
曾有一封送到青望山的信，信封上写着“我们家有两个池塘一棵树、有一条铁路可以去府城，我被卖到府城，后来被卖到客家”。黄木潮利用周日休息时间骑单车去青望山问，问了十多家，终于有一家情况相符。像这样帮人找到亲人能够见面和通信的，在黄木潮的投递生涯中有几百件。
黄木潮如此执着寻找这些死信的背后，是他对于失散半个世纪的亲人的追忆，“如果我弟弟能通过这个方式和我相认，多好。”
饥荒噬生
黄木潮对于11岁那年发生的那场大饥荒记忆犹新，“饥荒年家家户户都没有吃的，只知道路上的人越来越少。当时听说，小孩子长肉瘤，本来想拿回去给人看，就被路人抢去吃了。”
1943年，黄木潮一家六口迫于饥饿，父母将小他4岁的弟弟卖给了人贩，只换来了几斤米。“当时叫放生，放他们去活，不要在这里饿死。”黄木潮依稀记得，弟弟被卖到上杭时，还会念《三字经》。
像黄木潮弟弟这样被“放生”的，据《潮州志》记载到达江西的有7万多人，以揭阳、普宁、丰顺、潮阳为多，此外，大批潮民还逃荒到福建的平和、永安、上杭等地，总数近10万人。
1943年5月9日《揭阳民国日报》刊登了当时调查到的材料：江西寻邬一县几乎无家不买有潮籍之小孩少女。泰和附近，亦常有居民购买难童，且有照重量计值，每斤仅七八元而已。因路途远阻，很多人经不起饥饿疲惫折磨，倒毙于乡野草径。
饥荒持续的第二年，潮州市仅剩下一两千人，黄木潮家里6口人就只剩下他一个了。他还记得父亲饿死时就躺在大院门口，集安善堂的人便过来收尸、送葬。那时，集安善堂的门口堆了很多棺材，都是些有钱人资助备用的。
据载，由于严重缺粮，潮州开元寺大门前，每天躺有二三十个待毙之人，每死一人，善堂就抬走一个。因死人日增，棺木袋席俱尽，后死者皆裸葬。
饥荒中，米价暴涨。1942年，白米每斗(约10公斤)83元，翌年2月涨至260元，5月竟涨至900元。因无钱买米，许多人只能寻找一些替代品以充饥。原来用来喂猪的薯皮、米糠、豆叶，以及香蕉头、青金树叶、苦菜心等，均为人们觅食的对象。后来这些替代品稀少了，一些人便靠喝水维持生命。枫溪就有一个饿得发疯的人，在其死去的女儿身上挖肉煮熟充饥。
失去亲人之后，黄木潮每天就一家一家找亲戚，看他们有没有吃剩的食物。后来黄木潮的姑姑将他送去了慈儿院。
悲儿慈院
中华民国时期，潮州两个最大的善堂——集安善堂和推福德善堂合办了一个慈儿院，专门收留孤儿。慈儿院由这两家善堂共同拨款和管理，经费大部分是由泰国、马来西亚的华侨捐助的。但由于潮州那时孤儿太多，慈儿院容纳有限，只有有关系和门路的孤儿才能进去。
慈儿院每日有3餐供应，每人每顿一钵粥，“差不多相当于现在2碗，但还是吃不饱，肚子都是呱呱叫的”，黄木潮对于慈儿院的记忆仍然是饥饿，“慈儿院孩子大大小小几十个，从几岁到十几岁的都有，每天到时间就吃饭、睡觉、读书。”
慈儿院旧址在西马路的黄家祠堂。那时有10多间房，一间房子上下铺三层，能住10多个孩子。慈儿院有六个人管理，一个管事的、两个教师、两个厨师，还有一个财务。孩子们不分年龄大小一起读书，读的教材是孙中山、汪精卫写的国民革命经验。黄木潮在慈儿院待了一年多，之后便去邮政局靠卖报纸谋生。
慈儿院一直持续到1949年被解散，只要有人认领孤儿就会被带走，也有一些自己出去谋生的。此外，推福德善堂还在北门建有育婴堂，专门收留出生不久的婴儿。在青龙古庙附近，还设有易堂（音），专门收留乞丐和麻风病人。
慈儿院存在的这段时间，也正是潮州善堂堂务最为兴旺的阶段，其中以集安善堂和推福德善堂为最，整个潮州城共有38个善堂。
曾为黄木潮父亲送葬的集安善堂是潮州最早的善堂，传说可以追溯到宋代的大峰祖师。前身是光绪十四年潮州富商成立的施棺赠药、救济贫民的集安社。平日早晨，善堂都会施粥，夏季施有凉茶。每到过年，善堂都会给穷人发米发油，农历十二月持续一个月。穷人们在善堂门口排成长队，排队的人一天都可领到一升米二两油，还有几块钱。每个领到东西的人的指甲上都会用铜青膏药染上色，表示不可以重复领，但可以第二天继续领。翌日，善堂会用另外一种颜色染受济者的指甲以作区别。
每逢年前，华侨们都会汇款给潮州的集安善堂。再由集安善堂分发到其他善堂，那时连揭阳的善堂都能分到善款。遇到天灾人祸，几家善堂会联合救灾，互通有无。如今这些善堂之间已无经济往来，逢年过节还是会互寄贺卡。
集安善堂和广济善堂当时都以收水尸闻名。黄木潮记得，十多岁的时候，韩江每次发大水，都会有很多尸体漂来，善堂的人便会来收尸。浮尸很难处理，尸体因水泡常常会断手断脚，而且会发出恶臭。现任集安善堂福利会的会长方育华有着收水尸的亲身体验：收尸之前要按照当地习俗祭水神，点上香烛、供上点心盒、大橘、烧一把纸钱，然后戴上手套，即便这样一碰尸体他的皮肉仍然会沾到手套上。然后将水尸拖到水边，两个人用草席一卷便可上岸，再整理遗容入棺，或者火葬。
1949年前，二六八台风时韩江两岸通行一度被阻断，集安善堂雇了六条船来免费运输民众。施钱施米、施棺赠药、修路驳船……类似的善举数不胜数，因而善堂常常受到地方政府的表彰，埋葬尸体的义冢也多由政府批地埋葬。
慈善重生
1950年代后，潮州各大善堂都开始解体，特别是1960年代之后的十年，“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中，许多善堂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黄木潮记得，1960年后，如果善堂有华侨接济，就会被抓，因而善堂逐渐也失去了外援，不少善堂开始倒闭，但由于堂内宽敞，每天还会聚集十来个闲人聊天。“破四旧”的时候，毛主席不许信佛，连开元寺都被推倒了，四大金刚的塑身被推倒，头被割下来游街。
“文革”期间，集安善堂改为殡仪馆，在殡仪馆迁往新址南春路后，该堂址被改造成宿舍，广济善堂被韩山塑料厂占用，堂内面目全非，堂务一度中断。
许多善堂因此永远消失，推福德善堂就是其中一个，原址在开元寺对面的金聚巷，传说以前的孕妇都要去拜推福德善堂以求顺产，现在已经夷为平地。
此时，海外的善堂却得以保存。旅居海外的潮州人自清末就有在离乡时，捧着某善堂的香火，一起渡洋的习惯。按当地人的说法，有潮州人的地方，就有善堂。旅外潮州人到侨居地之后继续奉祀香火，建立善堂救困扶危，并作为思乡、敬奉的场所。保存的海外善堂至今尚有200多座，分布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地，著名的有泰国曼谷华侨报德善堂、新加坡中华善堂蓝十救济总会、马来西亚明修善社等，这使得后来对潮州善堂“文化反哺”成为可能，“文革”后，潮州许多善堂的恢复都是依靠海外华侨捐资实现的。
改革开放之后，在海外华侨的支持下，潮州一些善堂又开始修复并恢复堂务。据统计，整个潮汕四市近年来恢复、重建和新建的善堂有近千家。
集安善堂的重建，就是千百个复生善堂的代表。
集安善堂于2004年恢复堂务重新运作。2010年，善堂拿到了民政局颁发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集安善堂全称改为集安善堂福利会。
在此之前方玉华是潮州盤安善堂的理事。方玉华说，1949年后盤安善堂暗地里还有人在做，主要是七月半和过年布施。方玉华一直可惜，潮州最老的善堂却无人问津，于是向民政局申请，一开始民政局以他已经在盤安善堂做理事予以拒绝，“我说我要做，这是潮州最老的善堂。我拿资料给他们看，他们才知道。以前集安善堂收尸的山地有那么多，无主的尸体都是他们收的。”
成立善堂并非易事，虽然过了民政局这一关，供奉佛像却也遇到了麻烦。当时佛教协会禁止善堂供奉佛像，为此，方玉华还和他们吵了一架，“他们说佛像太大，地方太小，我还要把这佛像造得顶天高。我跟他们说，你去查历史，善堂的佛像历来都有的。”
集安善堂的新址显得较为局促，堂顶确切说是一个雨棚搭起来的，缝隙中可以看到天空，为防止落雨，又用铁皮镶了一圈天花板。堂内的墙壁上，挂满了大大小小各种表彰锦旗，除了表彰助学外，就是表彰收尸。其中有一面是派出所送来的。
集安善堂是现存为数不多仍在收尸的善堂。“一具尸体要亏七千多元，收来要送葬还要买坟地。由善众去捞尸体，无主的就就近土葬，有主的就去火葬场火化。土葬是为了方便以后有人来认领，有寿衣棺材和墓碑。都有拍照和留档。”方玉华说，善堂没有固定的捐款，都是善众们平时捐赠积累。有时候没钱，也会去收尸，收上来再去募捐。收尸是善众们自愿去收的，没有工资和补贴，目前善堂只有一个看守善堂的人有工资。
在方玉华的收尸经历中，最恐怖的要数2009年，派出所打电话来说兴宁巷有一个死了10多天的酒鬼尸体。“尸体太臭了，邻居都连夜搬走了。开门放风放了一个晚上，尸体后背已经被蛆吃完了。为了给尸体穿衣服，就要做准备。尸体当时是在床上，首先将棉被放在地上，然后将尸体放在上面。尸体僵硬无法放直，只好用脚踩着。然后将衣服给他穿上……然后卷起来用塑料薄膜袋套住，送去火葬场。”
收尸最多的时候，一天可能有两具。很多都是派出所打来电话让帮忙收的，不然善堂也没有权力碰这些死尸。
方玉华说，本来善堂也想成立一个孤儿院，常常有遗弃的孩子丢在善堂门口，他们就只能送去政府。政府不同意他们收留孤儿，说政府设有福利院。潮阳的善堂就可以收孤儿，就因为政府同意。
目前除了济贫助学，集安善堂目前便以收尸为主业。今年5月，善堂成立了殡仪事务互助分会。
“派出所又打电话来了，说明天还有具尸体要收。”方玉华淡定地说，这种淡定的神情，似乎预示着，他又要将一位逝者有尊严地送向另一段旅程。
潮州善堂，就这样站立在生死之间，默默百年。
致谢黄彦嘉、实习生许春锋对本文的贡献
善堂早课
卯时（早六点），潮州城从沉睡中苏醒，在牛杂粿条的腾腾雾气中，广济桥东兴街边的大排档开始了一天的生意。三轮车夫开始吆喝，摩的开始呼啸。街巷深处，静谧的一隅，广济善堂的香火也袅袅升起。
善堂的铁门已开了一条缝，堂里有几位老人正在点香、叩拜。正对厅堂的案前，摆着“天地父母”的香炉。修葺一新的大理石墙壁上，贴着四张几近褪色的大红纸，纸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分别书写着“农历七月初七日捐资济贫芳名、施米济贫芳名、捐资施茶芳名、捐资放生芳名”，每一个芳名的右侧，都写着此人捐款的数额，从20元到3500元不等。
善堂为三厅一天井的三进式格局，堂址有一百多年的历史，2005年翻修。屋脊上依然保留着潮州特色的石雕和彩绘的梅花、喜鹊和历史人物图。前厅的匾额书有“广施济众”四字，下面供奉着观音大夫像，左侧供着广济和尚的像，右侧是西方三圣佛。正殿是玉帝殿，玉帝左右分别是南辰星君和北斗星君，穿过一天井，后堂供着的是吕纯阳祖师。堂后有楼梯通向二楼，二楼的先贤阁摆放着先贤周学平的像和牌位。
堂长陈继树沏了一壶凤凰单枞，与几位善信聊着天。水是从堂后一口几百年的古井打上来的。据说，光绪甲午（1894年）五月，潮州发生龙卷风和大地震，城里各处的井水均已变黑不能饮用，唯有这口井依然清澈如镜。是时韩江水暴涨，江边漂来水尸，善士吴维初便发动善信收尸掩埋，翌日便成立广济善堂。在潮州，每个善堂都有逻辑类似的传说，佛道混合，济贫布施是潮州善堂的特点之一，广济善堂便是其中一个缩影。
差不多聚集了十余位老人后，善堂便开始每日例行的早课：玉帝殿里，老人们排成两行，一个一个按顺序上香，跪拜。之后，吕纯阳祖师、观音大夫、天地父母也要依顺序上香叩拜，每一个动作，都似乎是默契，整个大殿安静得可以听见针掉的声音，徐徐萦绕的香烟，给整个殿堂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仪式结束后，老人们聚集在后堂吃早饭，早饭是粥、红薯、四道腌制的小菜。早饭后，几位老人便端坐在前厅的长凳上唱诵佛经，方桌上摆放着木鱼，佛经全部为手抄体，封面用铅笔细细地打着格，用正楷写着广济善堂《千佛经谱》。第一篇便是《苏武牧羊》，2/4节拍，“南无皈依拘留孙佛……”老人们虔诚地唱了起来。
除了每日早晨例行的上香叩拜，广济善堂每年有四个节日，分四次给贫困户发放济贫粮油和款项，以及丧事资助款，施济款项在20万以上。堂长说，捐款数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愿有多大。
善堂有一些常年捐助的善众，黄木潮就是其中之一。
世纪轮回
见到黄木潮时，他刚于昨日过完79岁寿辰。老人十分爽朗，喜练太极，说话铿锵有力。在1943年的潮州大饥荒中，他的父母、妹妹先后离世，弟弟被卖他乡，年仅11岁的黄木潮成了孤儿。他被送往善堂办的慈儿院抚养，幸存于难。
1986年，黄木潮在韩公祠下教人打太极，认识了一位广济善堂的朋友，朋友见他乐于施善，便劝他去广济善堂，黄木潮对善堂的人说，自己不是老板也不是华侨，捐资不多，善堂的人告诉他：这样才是最伟大的。
于是老人家每年都会攒下退休金捐给善堂，这一捐就是20余年。黄木潮不太愿意多谈捐助善堂的“小事”。他更乐意提及他在邮政局工作30余年里，帮助别人寻找失散家人递送“死信”的故事。
黄木潮于1956年调任邮电局做投递班班长。那时候潮州五百多条街巷，条条他都知道，因而被誉为“潮州通”。在邮电局发信，每天都会遇到20封左右因地址不详无法送达的“死信”。黄木潮每天都会仔细核对这些地址，有些地址写的就是一个池塘，一棵树什么的，他就根据这些线索寻找。
曾有一封送到青望山的信，信封上写着“我们家有两个池塘一棵树、有一条铁路可以去府城，我被卖到府城，后来被卖到客家”。黄木潮利用周日休息时间骑单车去青望山问，问了十多家，终于有一家情况相符。像这样帮人找到亲人能够见面和通信的，在黄木潮的投递生涯中有几百件。
黄木潮如此执着寻找这些死信的背后，是他对于失散半个世纪的亲人的追忆，“如果我弟弟能通过这个方式和我相认，多好。”
饥荒噬生
黄木潮对于11岁那年发生的那场大饥荒记忆犹新，“饥荒年家家户户都没有吃的，只知道路上的人越来越少。当时听说，小孩子长肉瘤，本来想拿回去给人看，就被路人抢去吃了。”
1943年，黄木潮一家六口迫于饥饿，父母将小他4岁的弟弟卖给了人贩，只换来了几斤米。“当时叫放生，放他们去活，不要在这里饿死。”黄木潮依稀记得，弟弟被卖到上杭时，还会念《三字经》。
像黄木潮弟弟这样被“放生”的，据《潮州志》记载到达江西的有7万多人，以揭阳、普宁、丰顺、潮阳为多，此外，大批潮民还逃荒到福建的平和、永安、上杭等地，总数近10万人。
1943年5月9日《揭阳民国日报》刊登了当时调查到的材料：江西寻邬一县几乎无家不买有潮籍之小孩少女。泰和附近，亦常有居民购买难童，且有照重量计值，每斤仅七八元而已。因路途远阻，很多人经不起饥饿疲惫折磨，倒毙于乡野草径。
饥荒持续的第二年，潮州市仅剩下一两千人，黄木潮家里6口人就只剩下他一个了。他还记得父亲饿死时就躺在大院门口，集安善堂的人便过来收尸、送葬。那时，集安善堂的门口堆了很多棺材，都是些有钱人资助备用的。
据载，由于严重缺粮，潮州开元寺大门前，每天躺有二三十个待毙之人，每死一人，善堂就抬走一个。因死人日增，棺木袋席俱尽，后死者皆裸葬。
饥荒中，米价暴涨。1942年，白米每斗(约10公斤)83元，翌年2月涨至260元，5月竟涨至900元。因无钱买米，许多人只能寻找一些替代品以充饥。原来用来喂猪的薯皮、米糠、豆叶，以及香蕉头、青金树叶、苦菜心等，均为人们觅食的对象。后来这些替代品稀少了，一些人便靠喝水维持生命。枫溪就有一个饿得发疯的人，在其死去的女儿身上挖肉煮熟充饥。
失去亲人之后，黄木潮每天就一家一家找亲戚，看他们有没有吃剩的食物。后来黄木潮的姑姑将他送去了慈儿院。
悲儿慈院
中华民国时期，潮州两个最大的善堂——集安善堂和推福德善堂合办了一个慈儿院，专门收留孤儿。慈儿院由这两家善堂共同拨款和管理，经费大部分是由泰国、马来西亚的华侨捐助的。但由于潮州那时孤儿太多，慈儿院容纳有限，只有有关系和门路的孤儿才能进去。
慈儿院每日有3餐供应，每人每顿一钵粥，“差不多相当于现在2碗，但还是吃不饱，肚子都是呱呱叫的”，黄木潮对于慈儿院的记忆仍然是饥饿，“慈儿院孩子大大小小几十个，从几岁到十几岁的都有，每天到时间就吃饭、睡觉、读书。”
慈儿院旧址在西马路的黄家祠堂。那时有10多间房，一间房子上下铺三层，能住10多个孩子。慈儿院有六个人管理，一个管事的、两个教师、两个厨师，还有一个财务。孩子们不分年龄大小一起读书，读的教材是孙中山、汪精卫写的国民革命经验。黄木潮在慈儿院待了一年多，之后便去邮政局靠卖报纸谋生。
慈儿院一直持续到1949年被解散，只要有人认领孤儿就会被带走，也有一些自己出去谋生的。此外，推福德善堂还在北门建有育婴堂，专门收留出生不久的婴儿。在青龙古庙附近，还设有易堂（音），专门收留乞丐和麻风病人。
慈儿院存在的这段时间，也正是潮州善堂堂务最为兴旺的阶段，其中以集安善堂和推福德善堂为最，整个潮州城共有38个善堂。
曾为黄木潮父亲送葬的集安善堂是潮州最早的善堂，传说可以追溯到宋代的大峰祖师。前身是光绪十四年潮州富商成立的施棺赠药、救济贫民的集安社。平日早晨，善堂都会施粥，夏季施有凉茶。每到过年，善堂都会给穷人发米发油，农历十二月持续一个月。穷人们在善堂门口排成长队，排队的人一天都可领到一升米二两油，还有几块钱。每个领到东西的人的指甲上都会用铜青膏药染上色，表示不可以重复领，但可以第二天继续领。翌日，善堂会用另外一种颜色染受济者的指甲以作区别。
每逢年前，华侨们都会汇款给潮州的集安善堂。再由集安善堂分发到其他善堂，那时连揭阳的善堂都能分到善款。遇到天灾人祸，几家善堂会联合救灾，互通有无。如今这些善堂之间已无经济往来，逢年过节还是会互寄贺卡。
集安善堂和广济善堂当时都以收水尸闻名。黄木潮记得，十多岁的时候，韩江每次发大水，都会有很多尸体漂来，善堂的人便会来收尸。浮尸很难处理，尸体因水泡常常会断手断脚，而且会发出恶臭。现任集安善堂福利会的会长方育华有着收水尸的亲身体验：收尸之前要按照当地习俗祭水神，点上香烛、供上点心盒、大橘、烧一把纸钱，然后戴上手套，即便这样一碰尸体他的皮肉仍然会沾到手套上。然后将水尸拖到水边，两个人用草席一卷便可上岸，再整理遗容入棺，或者火葬。
1949年前，二六八台风时韩江两岸通行一度被阻断，集安善堂雇了六条船来免费运输民众。施钱施米、施棺赠药、修路驳船……类似的善举数不胜数，因而善堂常常受到地方政府的表彰，埋葬尸体的义冢也多由政府批地埋葬。
慈善重生
1950年代后，潮州各大善堂都开始解体，特别是1960年代之后的十年，“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中，许多善堂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黄木潮记得，1960年后，如果善堂有华侨接济，就会被抓，因而善堂逐渐也失去了外援，不少善堂开始倒闭，但由于堂内宽敞，每天还会聚集十来个闲人聊天。“破四旧”的时候，毛主席不许信佛，连开元寺都被推倒了，四大金刚的塑身被推倒，头被割下来游街。
“文革”期间，集安善堂改为殡仪馆，在殡仪馆迁往新址南春路后，该堂址被改造成宿舍，广济善堂被韩山塑料厂占用，堂内面目全非，堂务一度中断。
许多善堂因此永远消失，推福德善堂就是其中一个，原址在开元寺对面的金聚巷，传说以前的孕妇都要去拜推福德善堂以求顺产，现在已经夷为平地。
此时，海外的善堂却得以保存。旅居海外的潮州人自清末就有在离乡时，捧着某善堂的香火，一起渡洋的习惯。按当地人的说法，有潮州人的地方，就有善堂。旅外潮州人到侨居地之后继续奉祀香火，建立善堂救困扶危，并作为思乡、敬奉的场所。保存的海外善堂至今尚有200多座，分布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地，著名的有泰国曼谷华侨报德善堂、新加坡中华善堂蓝十救济总会、马来西亚明修善社等，这使得后来对潮州善堂“文化反哺”成为可能，“文革”后，潮州许多善堂的恢复都是依靠海外华侨捐资实现的。
改革开放之后，在海外华侨的支持下，潮州一些善堂又开始修复并恢复堂务。据统计，整个潮汕四市近年来恢复、重建和新建的善堂有近千家。
集安善堂的重建，就是千百个复生善堂的代表。
集安善堂于2004年恢复堂务重新运作。2010年，善堂拿到了民政局颁发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集安善堂全称改为集安善堂福利会。
在此之前方玉华是潮州盤安善堂的理事。方玉华说，1949年后盤安善堂暗地里还有人在做，主要是七月半和过年布施。方玉华一直可惜，潮州最老的善堂却无人问津，于是向民政局申请，一开始民政局以他已经在盤安善堂做理事予以拒绝，“我说我要做，这是潮州最老的善堂。我拿资料给他们看，他们才知道。以前集安善堂收尸的山地有那么多，无主的尸体都是他们收的。”
成立善堂并非易事，虽然过了民政局这一关，供奉佛像却也遇到了麻烦。当时佛教协会禁止善堂供奉佛像，为此，方玉华还和他们吵了一架，“他们说佛像太大，地方太小，我还要把这佛像造得顶天高。我跟他们说，你去查历史，善堂的佛像历来都有的。”
集安善堂的新址显得较为局促，堂顶确切说是一个雨棚搭起来的，缝隙中可以看到天空，为防止落雨，又用铁皮镶了一圈天花板。堂内的墙壁上，挂满了大大小小各种表彰锦旗，除了表彰助学外，就是表彰收尸。其中有一面是派出所送来的。
集安善堂是现存为数不多仍在收尸的善堂。“一具尸体要亏七千多元，收来要送葬还要买坟地。由善众去捞尸体，无主的就就近土葬，有主的就去火葬场火化。土葬是为了方便以后有人来认领，有寿衣棺材和墓碑。都有拍照和留档。”方玉华说，善堂没有固定的捐款，都是善众们平时捐赠积累。有时候没钱，也会去收尸，收上来再去募捐。收尸是善众们自愿去收的，没有工资和补贴，目前善堂只有一个看守善堂的人有工资。
在方玉华的收尸经历中，最恐怖的要数2009年，派出所打电话来说兴宁巷有一个死了10多天的酒鬼尸体。“尸体太臭了，邻居都连夜搬走了。开门放风放了一个晚上，尸体后背已经被蛆吃完了。为了给尸体穿衣服，就要做准备。尸体当时是在床上，首先将棉被放在地上，然后将尸体放在上面。尸体僵硬无法放直，只好用脚踩着。然后将衣服给他穿上……然后卷起来用塑料薄膜袋套住，送去火葬场。”
收尸最多的时候，一天可能有两具。很多都是派出所打来电话让帮忙收的，不然善堂也没有权力碰这些死尸。
方玉华说，本来善堂也想成立一个孤儿院，常常有遗弃的孩子丢在善堂门口，他们就只能送去政府。政府不同意他们收留孤儿，说政府设有福利院。潮阳的善堂就可以收孤儿，就因为政府同意。
目前除了济贫助学，集安善堂目前便以收尸为主业。今年5月，善堂成立了殡仪事务互助分会。
“派出所又打电话来了，说明天还有具尸体要收。”方玉华淡定地说，这种淡定的神情，似乎预示着，他又要将一位逝者有尊严地送向另一段旅程。
潮州善堂，就这样站立在生死之间，默默百年。
致谢黄彦嘉、实习生许春锋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