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革命退潮后，利比亚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已经几乎全境“解放”，卡扎菲也死去了，新政府还不知何时能够成立。现在有可能发生很多事情，有些事情不是马上就能看明白的。不过，仇恨已经种下。
名人
一个典型的利比亚人的生活是这样的：上午10点起床，30分钟后吃完早点，接着驾车前往工作场所，大都是日韩越野车，速度一般都在160公里/小时左右，因为公路上没有收费站，汽油比水便宜，途中一定要停下来喝杯咖啡。下午2点30分后，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途中再喝杯红茶。一天之内还要去清真寺或者特定场合祷告5次，其间有天大的事都可置之不理。周五至周日则是休息时间，街上的商铺大都闭门。
这些只是男人的生活，女人呆在家里就行。一般来讲，每个家庭都有5-7个孩子，没关系，他们人均GDP1.3万美元，冠绝北非，教育、医疗免费，运气好的话还能住上不要钱的廉租房。可是利比亚人还是觉得很辛苦，体力活都是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人在做，稍微需要技术的工作则交给埃及民工。
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当邻国的革命风暴刮来时，甚少露面的妇女们走上街头游行，点燃革命之火；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们手持石块和自制炸弹，勇敢地冲向卡扎菲的军事基地；时髦的年轻人扔掉游戏机，扛起武器奔赴前线，慷慨捐躯。
为什么？哈桑给出了答案。
战争中的利比亚，两个人的画像最为常见。一个是卡扎菲，曾经的非洲大陆“王中王”，如今，嘲讽他的漫画遍布每条街道的墙壁。另一个就是哈桑，没有固定职业的乡下汉，但他的大幅海报矗立在各个城市的出入口，鼓励人们去战斗。
今年2月20日，扎维耶，成千上万的市民聚集在广场，要求卡扎菲下台。48岁的哈桑身在其中。他个子不高，但站立的姿势给人很高大的感觉。他身披头巾，背挎长枪，腰揣利斧，高举木牌，上面用阿拉伯语写道：“我们想要的只是自由！”在他右前方，一个小伙子做出胜利的手势。
不知是谁拍下了这一场景，此后几天，照片被印制成海报，四处张贴。就这样，哈桑成了利比亚革命的代言人。
10月1日，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哈桑，他现在成了利比亚的名人。参加完攻占扎维耶和的黎波里两场战斗后，他就“退役”在家，每天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
“要是以前，我可不敢跟你们外国记者谈话。”哈桑说，在卡扎菲时代和外国人讨论国家政策是一项罪行，最高可以处3年监禁。
翻译斯伟是的黎波里人，他的父亲原是政府工程承包商，3年前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对一项决策流露出不满，被卡扎菲剥夺公职，流亡突尼斯至今。
独裁
自从1969年成功地领导了军事政变，卡扎菲就将其定位为利比亚的“老大哥”以及“革命的指针”，像一个父亲那样照顾利比亚600万人民。
卡扎菲宣称，他想要建立一个既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竞争，同时又含有本派宗教的纯洁理念，不受其他宗教派别攻击的政府模式。
“所谓纯洁性都由卡扎菲说了算，留胡子也是一种罪。”哈桑说。
卡扎菲的秘密警察特别“关照”那些大胡子男人。如同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秘密警察专门镇压异议者，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让一个人消失。
这并非危言耸听。10天前的傍晚，班加西民众在旧高等法院门前聚会庆祝胜利，我遇到了加尔尤尼斯大学的老师法尔斯，他经常在外国媒体上发出声音，他被卡扎菲的秘密机构监控了18年。
有书面为证。今年2月，愤怒的班加西民众攻入旧高等法院旁边的内务安全部大楼，奋力抢出了很多材料，其中包括法尔斯的蓝色档案。
法尔斯说，他的档案编号是6247，一共22页，都是安全部门之间18年来的通信。档案显示，监控他的原因是他常去一所有大胡子男人出没的清真寺，并过从甚密。他只是数以万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利比亚秘密警察监视的人中的一员。
在理论上，利比亚民众国是由人民委员会和一个庞大且被直接选举产生的议会行使权力，但实际上，利比亚是由忠于卡扎菲、独裁并且超越司法体制的革命委员会所掌控。
在统治利比亚的42年里，卡扎菲留下了规模宏大的基础设施，但没有培养出由一批有技术、有知识以及积极参与政治的现代人构成的公民社会。政府也不鼓励利比亚民众参与政治并构建政治制度。与此相反，政府积极打击真正的政治参与活动。
经济学家扎尔迪尼说，“革命以前，在利比亚‘民主’意味着领导人考虑、讨论、偶尔接受其他人的观点。”
在卡扎菲看来，选举就是51%的暴政。他说：“西方人像是一条链珠上的珠子一样，他们沉默地来到投票站，往投票箱里投下选票就像往垃圾箱里扔垃圾。”他还说，“世界上除了利比亚没有真正的民主国家。”
但利比亚人却害怕提到他的名字，除非是在官方活动中高呼拥护卡扎菲的口号。大家更不敢质疑他那些堪称荒谬的建议。他曾坚持，一家人一周只能用一块香皂。还有一次，他建议取消货币，改用原始的以物易物。
军队、警察以及内务部门的高级官员通常是革命委员会成员。几十年来，他们能够任意逮捕、审讯、折磨利比亚人民，并将他们投入监狱。只要你偏离了卡扎菲的观点和看法，你就是异端，你的看法就是邪说。
来自班加西的检控官加利亚尼说，内务安全部门的工作报告被直接提交给革命委员会，这些东西从来不会被合法审查。一旦进入了这个体制内部，你的命运就不再受你掌控了。那里没有任何的公理法律，讯问你的人拥有最终的决定权。
有时，你邻居对你的怀疑，或者你竞争对手的几句诽谤就足够定你的罪了。安全部门从来不审查这些告密内容的可靠性。加利亚尼说，在利比亚，帮助革命委员会鉴别可疑的异议者是飞黄腾达的可靠方式，不论你之前职业和身份贵贱。
档案编号6248的塞班尼被监控了4年，因为他的邻居写了一份信，检举他午夜之后在楼顶款待一群不明身份的年轻人。他说：“现在，我们第一次有了自由，过去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只是行尸走肉，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
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并不鼓励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很多利比亚人仅有的一点雄心是躲开安全警察，在外面找份工作。
屠杀
哈桑的4个亲人刚从的黎波里郊外臭名昭著的阿布·萨利姆监狱解救出来。他们很幸运，都还活着。
8月22日，当反对派武装攻陷阿布·萨利姆监狱时，战士们都在叫嚷：“这就是那间出名的监狱！就是那间恐怖的监狱！”
在利比亚人心头，阿布·萨利姆监狱是一道伤疤。在这个利比亚最黑暗的角落，几十年来，成千上万的人消失无踪，有的消失几年，有的永远消失。
监狱的囚犯大部分来自于东部城镇，像班加西——反对派组织所在地，或者德尔纳——这个国家最有宗教信仰的城市。一些囚犯是具有阿富汗战场经验的宗教激进分子，一些囚犯被带走只是因为留有长长的络腮胡子。政府称这些男人为“异端分子”。许多人未经审判就被拘禁，并且不允许他们的家人探访。
2001年到2002年间，利比亚当局突然向囚犯的家属发出通知：“你们的亲人已经死在监狱里”，却没有进一步解释。2004年4月，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公开承认，阿布·萨利姆监狱曾经发生过杀戮事件。
在海外的利比亚的人权组织称，在1700名左右的囚犯中，有多达1200人被杀。不过，卡扎菲政府从未公布此事的相关细节。
阿布·萨利姆监狱大屠杀一直被裹在迷雾之中，这也成为反对派对卡扎菲政权的仇恨之源。因为缺乏大屠杀的信息，最近几年班加西的死难者女性家属开始展开例行抗议活动。结果是，为受害者家人代理的人权律师法思·特比尔遭到逮捕，这就导致了今年2月份游行示威运动的开始，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革命。
“人权观察”组织报道，引致大屠杀的一系列事件始于1996年6月28日，监狱恶劣的环境激怒了囚犯，他们抓住一个警卫做人质。卡扎菲的姐夫兼最高安全官员阿布杜拉·塞努西，前来与囚犯们谈判。
一名目击证人在采访时描述，囚犯们提出要改善医疗条件，要家人探访，还有更多的放风时间。塞努西说他会满足他们的要求。但他没有这样做，囚犯们被枪杀了。
萨法义那时在监狱厨房工作，事件结束后，他比较了事件发生之前和发生之后，他需要煮多少份饭，推算出至少有1200人被杀。
对那天如何处理那些尸体，猜测越来越多。一些人说，他们看到在事后有卡车即刻开出监狱，传说驶往本地墓地处理尸体。另一些人说，安全部队将尸体埋入地下，后来，因为有异味，就将尸体移出墙外。
今年9月25日，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宣布在阿布·萨利姆监狱附近发现一处群尸坑，坑内超过1270具遗骸被怀疑是1996年遭卡扎菲安全部队“屠杀”的遇害者。
9月30日，一场大雨后，我们来到阿布·萨利姆监狱。监狱大约6万平方米，内外三层。每个监狱区之间都隔着一个露天的院子，从监房的高窗可以俯视那里。
牢房内散落着充满沙子的水瓶，一些囚犯将这些水瓶充当哑铃，锻炼身体。还有撕成条状的毛毯，囚犯用来结成梯子，爬到装有铁条的窗户上晒太阳。墙壁上，一名囚犯用划痕记录了他每个月的囚禁生活，划痕延伸几英尺之长。另一个囚犯用更简单的方式做记录，“3/19/1990”、“2/15/2011”。
那天，很多监狱释放人员重返故地。一个男人说，他被捕时才19岁，被捕原因是他常常去清真寺做礼拜。如今回忆起来，如同身处幻境。
报纸
面对媒体，哈桑已经游刃有余，他的专访上了很多利比亚报纸的版面，其中大部分是刚刚创刊的私营报纸。
卡扎菲上台之前，利比亚曾拥有过几家独立报纸，但很快都销声匿迹。卡扎菲在“绿皮书”中说：“任何由私人拥有的报纸都是私有物品，表达的也仅仅是私人观点。任何认为报纸可以代表公众舆论的说法都毫无根据”。
许多年来，利比亚只有一家国营电视台，播放的节目多是肥皂剧，以及描写纵马宿营，在沙漠中放歌的历史剧，那是卡扎菲理想中的前现代社会的贝都因生活，他讨厌城市，经常在帐篷里接待各国元首。
几年前，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阿尔伊斯兰曾开办过另外一家电视台，播放更为流行的节目，但被他的父亲关闭了。赛义夫还成功创办并维持了两家报纸，西方一度曾对它们寄予希望，但这几份报纸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批评政府的言论。
在卡扎菲统治下，报纸必须接受安全检查，每一份报纸首页上方都必须有卡扎菲“绿皮书”的语录。但独裁者显然无法阻挡技术的洪流，更多的利比亚人买回卫星天线尝试接收国际频道。
一位利比亚诗人说，“自从欧普拉出现在我们的电视上，变革已经不可避免。正如半岛电视台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电视频道所展示的。相比之下，利比亚显得贫困而灰暗。他们难免要问为什么？”
从起义的第一天开始，热情似火的革命者沉醉在他们新发现的言论自由里无法自拔。他们撰文列举独裁者的罪行，制作卡扎菲的漫画像。
在长期被卡扎菲政权“封口”之后，新一代的传媒业者争先恐后地向外界传送出他们自己的声音。
9月19日，在从班加西飞往的黎波里的途中，我认识了阿罕穆德，一个27岁的小伙子，出生在约旦，现在是一家总部设在班加西的私营报纸的总编。报纸每期印刷5000份，耗资1000第纳尔（大约1200美元），由一名广告商赞助，每周一期。他正带领3个伙伴去的黎波里建立新的工作室。
“我们都用方言写作，这样更能引起人们共鸣，因为人们实在是受够了卡扎菲时代那枯燥无味的样板文章。”阿罕穆德说。
现在谁都可以办报纸。据初步统计，目前利比亚有200多份报纸，其中大都是年轻人所操办，这一数目还在继续增长中。
教育
同阿拉伯男性相比，哈桑没有长长的睫毛，脸庞轮廓很深，眼睛颜色也偏蓝，他的母亲是美国人，但他却只会几句简单的英语口语，他表示很抱歉。
这不是他的错，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卡扎菲禁止说“帝国主义”的语言。现在利比亚中青年两代人大都不会说英语。
哈桑说，他至今还记得中学时被迫焚烧英语课本的情景，很多同学都哭了。
9月18日，班加西一所中学的女校长曾告诉我，在利比亚，很多政府官员或者富豪，私下里都花重金聘请家庭教师为子女补习英文。她说，卡扎菲就是一个骗子，他公开诅咒西方文明，却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发达国家接受教育，享受奢侈生活。
“领袖是来自沙漠的贝都因人，满足于统治一个落后的国家，”流亡外国的利比亚诗人马塔瓦说，“但他的儿子们是城市人；他们周游列国，在外国读书，经常和海湾国家的王子们一同打猎。他们想要驾驶宝马车，统治一个得到世界认可的国家。”
“卡扎菲42年的统治使得利比亚教育畸形发展。”苏利曼·沙哈里说，他是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教育部长，也是阿拉伯世界颇有盛名的诗人。
卡扎菲政府的教育政策均是自上而下做出的，朝令夕改，又缺乏系统化。精于权术的官僚掌管学校，他们强迫学生学习卡扎菲的“宇宙观”，还有他的“绿皮书研究”。尽管阿拉伯世界有尊师重道传统，但在卡扎菲时代，教师被视为政权的宣传喉舌，遭到人们鄙视。
政治学者卡斯吉萨说：“我们原来教给年轻人的都是垃圾。大学只是卡扎菲的工具，是一个机关，被用来鼓吹他自己的谬论和巩固他的统治，而这些对利比亚社会一无是处。你就像个机器人，只能简单重复他们让你做的事情。如果你表述自己的思想，你就会被定义为反革命。”
从9月5日开始，利比亚的中小学都在推行“逐步重新运营”，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教育部声称，要为了建设民主国家、改革利比亚文化而培养学生。
利比亚大学也已恢复原名，它是利比亚最大和最重要的高校之一，创立于1957年，但1976年被卡扎菲命名为A l-Fateh大学，A l-Fateh意为“征服者”，系以纪念卡扎菲1969年革命。
利比亚大学新任校长克里克斯说：“在利比亚社会和大学中有了新的精神。”
现在利比亚大学里，写有革命委员会条例的展牌都被人涂上嘲笑卡扎菲的漫画，那些无处不在的绿色旗帜也都不见了，佩戴头巾的女学生可以牵手闲逛。
合影
哈桑家的房子很破旧，他总是在同村的亲戚家招待慕名而来的拜访者，一间20余平方米的会客室铺上了鲜红的地毯，室外的墙壁上挂有一面硕大的“自由利比亚”三色国旗。
谈话结束后，哈桑的十几个亲戚都围拢过来，他们手举横幅，整齐地站成一列，要求与我们合影。
在卡扎菲时代，这种行为会使聚集者遭到逮捕或者被殴打。哈桑说，在卡扎菲这种强人统治之下，私下聚集意味着“我们要进监狱，没有审判、没有律师、没有法官，只有无限期的监禁”。
这些利比亚人称，卡扎菲时代的聚会通常是买来的。官方会支付一笔小钱，找来一群人，当国家电视台来到精心选择的街道、村庄时，让他们在镜头前聚集一番，状甚热烈。
就是这笔小钱有时官方都不愿意掏。一名来自丹麦的女记者讲，今年7月份，卡扎菲在的黎波里安排外国记者集体采访，现场200多名男男女女手摇国旗，高喊支持卡扎菲的口号。但她后来在绿色广场边的政府大楼里，又发现这群人，他们都是公务员。
道别时，哈桑告诉我，其实当印有他头像的海报贴满大街小巷时，他害怕极了——枪打出头鸟，要是卡扎菲卷土重来，他死定了。不过，他很幸运，卡扎菲被打死了。
他现在每天的装束都与海报上一般，只是腰间的利斧在一次战斗中被炮弹给炸碎了。还有他新做了一块木牌，上面用阿拉伯语写道：“终于自由了！”
名人
一个典型的利比亚人的生活是这样的：上午10点起床，30分钟后吃完早点，接着驾车前往工作场所，大都是日韩越野车，速度一般都在160公里/小时左右，因为公路上没有收费站，汽油比水便宜，途中一定要停下来喝杯咖啡。下午2点30分后，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途中再喝杯红茶。一天之内还要去清真寺或者特定场合祷告5次，其间有天大的事都可置之不理。周五至周日则是休息时间，街上的商铺大都闭门。
这些只是男人的生活，女人呆在家里就行。一般来讲，每个家庭都有5-7个孩子，没关系，他们人均GDP1.3万美元，冠绝北非，教育、医疗免费，运气好的话还能住上不要钱的廉租房。可是利比亚人还是觉得很辛苦，体力活都是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人在做，稍微需要技术的工作则交给埃及民工。
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当邻国的革命风暴刮来时，甚少露面的妇女们走上街头游行，点燃革命之火；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们手持石块和自制炸弹，勇敢地冲向卡扎菲的军事基地；时髦的年轻人扔掉游戏机，扛起武器奔赴前线，慷慨捐躯。
为什么？哈桑给出了答案。
战争中的利比亚，两个人的画像最为常见。一个是卡扎菲，曾经的非洲大陆“王中王”，如今，嘲讽他的漫画遍布每条街道的墙壁。另一个就是哈桑，没有固定职业的乡下汉，但他的大幅海报矗立在各个城市的出入口，鼓励人们去战斗。
今年2月20日，扎维耶，成千上万的市民聚集在广场，要求卡扎菲下台。48岁的哈桑身在其中。他个子不高，但站立的姿势给人很高大的感觉。他身披头巾，背挎长枪，腰揣利斧，高举木牌，上面用阿拉伯语写道：“我们想要的只是自由！”在他右前方，一个小伙子做出胜利的手势。
不知是谁拍下了这一场景，此后几天，照片被印制成海报，四处张贴。就这样，哈桑成了利比亚革命的代言人。
10月1日，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哈桑，他现在成了利比亚的名人。参加完攻占扎维耶和的黎波里两场战斗后，他就“退役”在家，每天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
“要是以前，我可不敢跟你们外国记者谈话。”哈桑说，在卡扎菲时代和外国人讨论国家政策是一项罪行，最高可以处3年监禁。
翻译斯伟是的黎波里人，他的父亲原是政府工程承包商，3年前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对一项决策流露出不满，被卡扎菲剥夺公职，流亡突尼斯至今。
独裁
自从1969年成功地领导了军事政变，卡扎菲就将其定位为利比亚的“老大哥”以及“革命的指针”，像一个父亲那样照顾利比亚600万人民。
卡扎菲宣称，他想要建立一个既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竞争，同时又含有本派宗教的纯洁理念，不受其他宗教派别攻击的政府模式。
“所谓纯洁性都由卡扎菲说了算，留胡子也是一种罪。”哈桑说。
卡扎菲的秘密警察特别“关照”那些大胡子男人。如同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秘密警察专门镇压异议者，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让一个人消失。
这并非危言耸听。10天前的傍晚，班加西民众在旧高等法院门前聚会庆祝胜利，我遇到了加尔尤尼斯大学的老师法尔斯，他经常在外国媒体上发出声音，他被卡扎菲的秘密机构监控了18年。
有书面为证。今年2月，愤怒的班加西民众攻入旧高等法院旁边的内务安全部大楼，奋力抢出了很多材料，其中包括法尔斯的蓝色档案。
法尔斯说，他的档案编号是6247，一共22页，都是安全部门之间18年来的通信。档案显示，监控他的原因是他常去一所有大胡子男人出没的清真寺，并过从甚密。他只是数以万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利比亚秘密警察监视的人中的一员。
在理论上，利比亚民众国是由人民委员会和一个庞大且被直接选举产生的议会行使权力，但实际上，利比亚是由忠于卡扎菲、独裁并且超越司法体制的革命委员会所掌控。
在统治利比亚的42年里，卡扎菲留下了规模宏大的基础设施，但没有培养出由一批有技术、有知识以及积极参与政治的现代人构成的公民社会。政府也不鼓励利比亚民众参与政治并构建政治制度。与此相反，政府积极打击真正的政治参与活动。
经济学家扎尔迪尼说，“革命以前，在利比亚‘民主’意味着领导人考虑、讨论、偶尔接受其他人的观点。”
在卡扎菲看来，选举就是51%的暴政。他说：“西方人像是一条链珠上的珠子一样，他们沉默地来到投票站，往投票箱里投下选票就像往垃圾箱里扔垃圾。”他还说，“世界上除了利比亚没有真正的民主国家。”
但利比亚人却害怕提到他的名字，除非是在官方活动中高呼拥护卡扎菲的口号。大家更不敢质疑他那些堪称荒谬的建议。他曾坚持，一家人一周只能用一块香皂。还有一次，他建议取消货币，改用原始的以物易物。
军队、警察以及内务部门的高级官员通常是革命委员会成员。几十年来，他们能够任意逮捕、审讯、折磨利比亚人民，并将他们投入监狱。只要你偏离了卡扎菲的观点和看法，你就是异端，你的看法就是邪说。
来自班加西的检控官加利亚尼说，内务安全部门的工作报告被直接提交给革命委员会，这些东西从来不会被合法审查。一旦进入了这个体制内部，你的命运就不再受你掌控了。那里没有任何的公理法律，讯问你的人拥有最终的决定权。
有时，你邻居对你的怀疑，或者你竞争对手的几句诽谤就足够定你的罪了。安全部门从来不审查这些告密内容的可靠性。加利亚尼说，在利比亚，帮助革命委员会鉴别可疑的异议者是飞黄腾达的可靠方式，不论你之前职业和身份贵贱。
档案编号6248的塞班尼被监控了4年，因为他的邻居写了一份信，检举他午夜之后在楼顶款待一群不明身份的年轻人。他说：“现在，我们第一次有了自由，过去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只是行尸走肉，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
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并不鼓励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很多利比亚人仅有的一点雄心是躲开安全警察，在外面找份工作。
屠杀
哈桑的4个亲人刚从的黎波里郊外臭名昭著的阿布·萨利姆监狱解救出来。他们很幸运，都还活着。
8月22日，当反对派武装攻陷阿布·萨利姆监狱时，战士们都在叫嚷：“这就是那间出名的监狱！就是那间恐怖的监狱！”
在利比亚人心头，阿布·萨利姆监狱是一道伤疤。在这个利比亚最黑暗的角落，几十年来，成千上万的人消失无踪，有的消失几年，有的永远消失。
监狱的囚犯大部分来自于东部城镇，像班加西——反对派组织所在地，或者德尔纳——这个国家最有宗教信仰的城市。一些囚犯是具有阿富汗战场经验的宗教激进分子，一些囚犯被带走只是因为留有长长的络腮胡子。政府称这些男人为“异端分子”。许多人未经审判就被拘禁，并且不允许他们的家人探访。
2001年到2002年间，利比亚当局突然向囚犯的家属发出通知：“你们的亲人已经死在监狱里”，却没有进一步解释。2004年4月，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公开承认，阿布·萨利姆监狱曾经发生过杀戮事件。
在海外的利比亚的人权组织称，在1700名左右的囚犯中，有多达1200人被杀。不过，卡扎菲政府从未公布此事的相关细节。
阿布·萨利姆监狱大屠杀一直被裹在迷雾之中，这也成为反对派对卡扎菲政权的仇恨之源。因为缺乏大屠杀的信息，最近几年班加西的死难者女性家属开始展开例行抗议活动。结果是，为受害者家人代理的人权律师法思·特比尔遭到逮捕，这就导致了今年2月份游行示威运动的开始，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革命。
“人权观察”组织报道，引致大屠杀的一系列事件始于1996年6月28日，监狱恶劣的环境激怒了囚犯，他们抓住一个警卫做人质。卡扎菲的姐夫兼最高安全官员阿布杜拉·塞努西，前来与囚犯们谈判。
一名目击证人在采访时描述，囚犯们提出要改善医疗条件，要家人探访，还有更多的放风时间。塞努西说他会满足他们的要求。但他没有这样做，囚犯们被枪杀了。
萨法义那时在监狱厨房工作，事件结束后，他比较了事件发生之前和发生之后，他需要煮多少份饭，推算出至少有1200人被杀。
对那天如何处理那些尸体，猜测越来越多。一些人说，他们看到在事后有卡车即刻开出监狱，传说驶往本地墓地处理尸体。另一些人说，安全部队将尸体埋入地下，后来，因为有异味，就将尸体移出墙外。
今年9月25日，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宣布在阿布·萨利姆监狱附近发现一处群尸坑，坑内超过1270具遗骸被怀疑是1996年遭卡扎菲安全部队“屠杀”的遇害者。
9月30日，一场大雨后，我们来到阿布·萨利姆监狱。监狱大约6万平方米，内外三层。每个监狱区之间都隔着一个露天的院子，从监房的高窗可以俯视那里。
牢房内散落着充满沙子的水瓶，一些囚犯将这些水瓶充当哑铃，锻炼身体。还有撕成条状的毛毯，囚犯用来结成梯子，爬到装有铁条的窗户上晒太阳。墙壁上，一名囚犯用划痕记录了他每个月的囚禁生活，划痕延伸几英尺之长。另一个囚犯用更简单的方式做记录，“3/19/1990”、“2/15/2011”。
那天，很多监狱释放人员重返故地。一个男人说，他被捕时才19岁，被捕原因是他常常去清真寺做礼拜。如今回忆起来，如同身处幻境。
报纸
面对媒体，哈桑已经游刃有余，他的专访上了很多利比亚报纸的版面，其中大部分是刚刚创刊的私营报纸。
卡扎菲上台之前，利比亚曾拥有过几家独立报纸，但很快都销声匿迹。卡扎菲在“绿皮书”中说：“任何由私人拥有的报纸都是私有物品，表达的也仅仅是私人观点。任何认为报纸可以代表公众舆论的说法都毫无根据”。
许多年来，利比亚只有一家国营电视台，播放的节目多是肥皂剧，以及描写纵马宿营，在沙漠中放歌的历史剧，那是卡扎菲理想中的前现代社会的贝都因生活，他讨厌城市，经常在帐篷里接待各国元首。
几年前，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阿尔伊斯兰曾开办过另外一家电视台，播放更为流行的节目，但被他的父亲关闭了。赛义夫还成功创办并维持了两家报纸，西方一度曾对它们寄予希望，但这几份报纸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批评政府的言论。
在卡扎菲统治下，报纸必须接受安全检查，每一份报纸首页上方都必须有卡扎菲“绿皮书”的语录。但独裁者显然无法阻挡技术的洪流，更多的利比亚人买回卫星天线尝试接收国际频道。
一位利比亚诗人说，“自从欧普拉出现在我们的电视上，变革已经不可避免。正如半岛电视台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电视频道所展示的。相比之下，利比亚显得贫困而灰暗。他们难免要问为什么？”
从起义的第一天开始，热情似火的革命者沉醉在他们新发现的言论自由里无法自拔。他们撰文列举独裁者的罪行，制作卡扎菲的漫画像。
在长期被卡扎菲政权“封口”之后，新一代的传媒业者争先恐后地向外界传送出他们自己的声音。
9月19日，在从班加西飞往的黎波里的途中，我认识了阿罕穆德，一个27岁的小伙子，出生在约旦，现在是一家总部设在班加西的私营报纸的总编。报纸每期印刷5000份，耗资1000第纳尔（大约1200美元），由一名广告商赞助，每周一期。他正带领3个伙伴去的黎波里建立新的工作室。
“我们都用方言写作，这样更能引起人们共鸣，因为人们实在是受够了卡扎菲时代那枯燥无味的样板文章。”阿罕穆德说。
现在谁都可以办报纸。据初步统计，目前利比亚有200多份报纸，其中大都是年轻人所操办，这一数目还在继续增长中。
教育
同阿拉伯男性相比，哈桑没有长长的睫毛，脸庞轮廓很深，眼睛颜色也偏蓝，他的母亲是美国人，但他却只会几句简单的英语口语，他表示很抱歉。
这不是他的错，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卡扎菲禁止说“帝国主义”的语言。现在利比亚中青年两代人大都不会说英语。
哈桑说，他至今还记得中学时被迫焚烧英语课本的情景，很多同学都哭了。
9月18日，班加西一所中学的女校长曾告诉我，在利比亚，很多政府官员或者富豪，私下里都花重金聘请家庭教师为子女补习英文。她说，卡扎菲就是一个骗子，他公开诅咒西方文明，却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发达国家接受教育，享受奢侈生活。
“领袖是来自沙漠的贝都因人，满足于统治一个落后的国家，”流亡外国的利比亚诗人马塔瓦说，“但他的儿子们是城市人；他们周游列国，在外国读书，经常和海湾国家的王子们一同打猎。他们想要驾驶宝马车，统治一个得到世界认可的国家。”
“卡扎菲42年的统治使得利比亚教育畸形发展。”苏利曼·沙哈里说，他是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教育部长，也是阿拉伯世界颇有盛名的诗人。
卡扎菲政府的教育政策均是自上而下做出的，朝令夕改，又缺乏系统化。精于权术的官僚掌管学校，他们强迫学生学习卡扎菲的“宇宙观”，还有他的“绿皮书研究”。尽管阿拉伯世界有尊师重道传统，但在卡扎菲时代，教师被视为政权的宣传喉舌，遭到人们鄙视。
政治学者卡斯吉萨说：“我们原来教给年轻人的都是垃圾。大学只是卡扎菲的工具，是一个机关，被用来鼓吹他自己的谬论和巩固他的统治，而这些对利比亚社会一无是处。你就像个机器人，只能简单重复他们让你做的事情。如果你表述自己的思想，你就会被定义为反革命。”
从9月5日开始，利比亚的中小学都在推行“逐步重新运营”，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教育部声称，要为了建设民主国家、改革利比亚文化而培养学生。
利比亚大学也已恢复原名，它是利比亚最大和最重要的高校之一，创立于1957年，但1976年被卡扎菲命名为A l-Fateh大学，A l-Fateh意为“征服者”，系以纪念卡扎菲1969年革命。
利比亚大学新任校长克里克斯说：“在利比亚社会和大学中有了新的精神。”
现在利比亚大学里，写有革命委员会条例的展牌都被人涂上嘲笑卡扎菲的漫画，那些无处不在的绿色旗帜也都不见了，佩戴头巾的女学生可以牵手闲逛。
合影
哈桑家的房子很破旧，他总是在同村的亲戚家招待慕名而来的拜访者，一间20余平方米的会客室铺上了鲜红的地毯，室外的墙壁上挂有一面硕大的“自由利比亚”三色国旗。
谈话结束后，哈桑的十几个亲戚都围拢过来，他们手举横幅，整齐地站成一列，要求与我们合影。
在卡扎菲时代，这种行为会使聚集者遭到逮捕或者被殴打。哈桑说，在卡扎菲这种强人统治之下，私下聚集意味着“我们要进监狱，没有审判、没有律师、没有法官，只有无限期的监禁”。
这些利比亚人称，卡扎菲时代的聚会通常是买来的。官方会支付一笔小钱，找来一群人，当国家电视台来到精心选择的街道、村庄时，让他们在镜头前聚集一番，状甚热烈。
就是这笔小钱有时官方都不愿意掏。一名来自丹麦的女记者讲，今年7月份，卡扎菲在的黎波里安排外国记者集体采访，现场200多名男男女女手摇国旗，高喊支持卡扎菲的口号。但她后来在绿色广场边的政府大楼里，又发现这群人，他们都是公务员。
道别时，哈桑告诉我，其实当印有他头像的海报贴满大街小巷时，他害怕极了——枪打出头鸟，要是卡扎菲卷土重来，他死定了。不过，他很幸运，卡扎菲被打死了。
他现在每天的装束都与海报上一般，只是腰间的利斧在一次战斗中被炮弹给炸碎了。还有他新做了一块木牌，上面用阿拉伯语写道：“终于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