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人口迁移和城市化过程也是城乡融合和协调发展的过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已经成为学术领域的关注热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1980～2010年学术界有关社会融合与社会化、社会排斥、社会网络和社会政策的相关研究成果。
关键词：流动人口；边缘化；社会融合；社会网络；社会政策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8-0-02
一、研究背景
中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和人口城市化过程。这也是打破人口和劳动力的城乡分割，从而实现城乡融合和协调发展的过程。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被吸纳进城市社会。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统计，1982年至2009年，我国的流动人口数量由657万人升至 2.11亿人。[1]这一规模庞大、成份复杂、来源广泛、社会背景差异悬殊的流动人口群体无疑会对现有的人口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市公共服务体制形成强有力的冲击，对就业、住房、基本福利、医疗服务、养老保障、义务教育、城市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社会管理等形成全方位的挑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求全面系统地总结1980～2010年学术界有关社会融合问题的研究成果，发现这一领域的特点和不足，为深化这方面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国内社会融合相关研究及评论
（一）流动人口的社会化与社会融合
社会化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2]。从郑杭生对社会化的定义中可以得出社会化需要文化价值的趋同性和社会角色的扮演，继而有社会生活的融合适应。对于流动人口这一转型期的特殊群体来说，他们进入城市的主观融入，客观上接纳的过程即是社会化的过程，或者说的“再社会化过程”。以下是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田凯提出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是再社会化过程，必须具备3个方面的基本条件:首先，在城市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其次，这种职业带来的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能够形成一种与当地人接近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其具备与当地人发生社会交往,并参与当地社会生活的条件;最后,由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与当地社会的接触,使他可能接受并形成新的、与当地人相同的价值观。因此，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包括 3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或文化层面[3]。朱力认为这3个不同方面是依次递进的,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社会层面是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反映的是融入城市生活的广度;心理层面的适应是属于精神上的，反映的是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心理和文化的适应，才说明流动人口完全地融入于城市社会[4]。童星、马西恒认为新移民与城市社会的融合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将依次经历“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同质认同”三个阶段。其中，“敦睦他者”是新移民与城市社会融合的过渡期，也是关键期。这一相互融合的过程即是打破城乡二元分割格局，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过程[5]。
（二）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
“社会排斥”的概念提出先于“社会融合”，最初应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现在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城市农民工生存与发展。从“社会排斥”到“社会融合”的演进，表明学者们研究侧重点的转移和研究视觉的更替，在某种意义可以说社会排斥是社会融合的反义词。
我国学者对“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合”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影响流动人口融合进当地社会或主流文化的方面去研究、阐述的，遵循着“因果分析模型”。
任远和邬民乐认为，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构成对流动人口的限制与排斥，对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有着根本性的影响[6]。李春玲在研究农村流动劳动力转移时提出，来自乡村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遭遇了多种形式的社会排斥和社会隔绝，使他们很难在城市中定居下来，融入城市生活，从而完成移民过程。她还看到，控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国家政策和各地城市的阻挠措施，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安排，形成一道无形的社会隔绝壁垒，把农村移民排斥在城市正常生活领域之外。其后续影响是在城市内部形成了一种“二元结构”。
（三）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
流动者的社会网络研究已经达到较深程度，既有定性的理论阐述，也有定量的实证探讨。社会网视角是一种网络地位观。社会网是指主体间社会关系或社会互动构成的一个相对稳定的体系，个人、群体或组织通过行动者的行动从社会和他人那里获取支持，弥补自身资源和行动力的不足。
在我国城乡分割的传统二元体制下，想要打破分割走向融合，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网络的本地化程度可以成为衡量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由于中国日常社会生活中“关系”的重要,加之近年来格兰诺维特与边燕杰等“强弱关系”研究和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的介绍，国内学术界对农民流动过程、地位获得的涉猎也很多。很多研究注意到在就业信息、求职、生活依赖等过程中，流动者对血缘、地缘等原有社会关系的依赖。其中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大学、中山大学的社会网络研究涉及很多有关流动人口的课题，取得了不少成果。
王毅杰从对南京市410名流动农民的社会支持网的调查中分析出作为地位结构的流动农民个体特征、作为网络结构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关系构成和网络结构对他们社会认同的影响，指出流动农民是在社会网络之中给自己予以定位和进行行动选择的。他们的社会认同与个人有密切联系的网络成员的数量、网络中的关系强度、来自生活在城市社会的网络成员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小组采用2005年深圳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从行为融合和情感融合两个角度全面分析了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探索性地分析以社会支持网络为代表的行为融合现状对现实和未来的情感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行为融合方面，农民工社会支持网规模小，强、弱关系比例差距不大;在现实的情感融合方面，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现实状况总体良好，农民工生活满意度较高，市民对农民工基本持认同态度，绝大多数市民不会歧视农民工;在情感融合意愿方面，行为融合和情感融合的现实对农民工交友意愿和未来打算均有显著影响。
关于社会支持网问题导向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内主要交流、互动成员为以强关系为纽带联系的乡土关系和亲属关系，政府、社区、社会作为社会支持的提供者，实际上提供给流动人口的制度性支持非常少，结果自然导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性不高。
（四）流动人口的社会政策与社会融合
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由于人口形势和执政理念的不断变化，我国流动人口管理政策经历了从“开放”到“管制”再到“融合”的演变过程。相关流动人口的实证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数据统计和现象描述。由于社会科学的实用性，学者们有关社会融合的研究是具有价值取向的，他们提供的相关政策可以作为辅佐政府部门制定合理有效政策的依据。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刘宏斌、黄凌娟对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提出了几点有意义的思考建议。他们认为，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完善的基本途径有：完善户籍管理法律制度，为流动人口管理提供法制化途径；赋予流动人口在居住地的应有的政治权利，从而实现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提高流动人口管理效率。
学术界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主要障碍已经形成基本共识，即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主要障碍不在于流动农民工本人，而在于外部环境的制约，首推城乡分离的户籍管理制度和村籍制度，以及当地社会排斥制度。
关于户籍制度改革，邬民乐认为宜采取渐进模式，分为三个维度：户籍改革实施区域的渐进铺开；户籍改革目标人群的渐进扩大；与户籍相关的各种福利制度的渐进剔除。户籍制度涉及国家层面的制度体制改革，在个人与国家互动的过程中，个人争权与国家运行需要良性发展、互相支持的。崔传义认为户籍改革的制度取向，不是取消户籍登记管理，而是逐步剔除附着在户籍上的不合理的制度，逐步剥离与户籍相联系的福利，让户口只具有标志居住地的意义，从而实现城市内人口的平等权利。
在具体的政策建议上，笔者认为杨续松，肖群鹰，白萌等提出的社会政策很有代表性、可操作性。他们提出，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对策有六个方面：消除相关的制度隔离；促进基础设施开放；鼓励混合居住模式；扶持面向服务农民工的非政府服务组织（NGO）；提供心理支持环境；提高农民工素质。笔者尤为认同发展非政府服务组织这一政策建议。
三、讨论与启发
通观上述研究，关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在社会融合的状况、融入困难的原因探究、以及提出建设性政策方面都有显著的成绩。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生活状况依旧是有问题的。而且，流动人口的迁移大军所引发的新热点和新问题也应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进行研究分析。
学界目前对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还有些没有关注的“空白”。笔者认为其中的主要问题有：第一，没有区分个体层次和群体层次。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应该是多层次的，既可以从流动人口个体的微观层面来研究，也可以从城市层面研究流动人口的政策融合状况和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合状况，还可以从全国范围或者跨国家、跨地域进行研究。目前不少研究没有区分社会融合研究的层次，而误将流动人口的个人融合度理解为流动人口的群体融合度或者城市融合度。第二，主观融合和客观融合混淆使用。很多学者在研究中没有区分流动人口的主观融合度和客观融合度，甚至不少学者将流动人口的主观融合片面理解为流动人口的整体社会融合度，因此造成研究结论上的偏差。主观融合度是从流动人口主体感受出发，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测量出流动人口自身感受到的社会融合。客观融合度是综合流动人口流入地的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居民对流动人口的评价，在社会政策和情感认同上的总和态度。第三,社会融合的指标不统一，缺乏指数化，因此没有横向和纵向的可比性。目前学者在研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中大多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社会融合进行操作化，导致指标混乱，不仅同一指标被归入不同维度，而且研究结果也缺乏可比性。由于测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指标众多，而且在每一个指标上的农民工社会融合状况不尽相同，因此很难给出一个综合性的结论。总之，现有的研究不管是总体评价还是分类评价，其结论都是定性的、模糊的。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构建一个标准化的指标体系，以该指标体系作为相关研究中问卷设计、数据收集与分析的参考，以实证数据论证指标体系的完整性。
参考文献：
[1]侯亚非,张展新.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个人、家庭、社区透视和制度变迁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2010.
[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81.
[3]田凯.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的调查放系与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1995,(5):90-95.
[4]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82-88.
[5]童星,马西恒.“敦睦他者”与“化整为零”——城市新移民的社区融合[J].社会科学研究,2008,(1):77-83.
[6]李春玲.城乡移民与社会流动[J].江苏社会科学,2007,(2):88-94.
关键词：流动人口；边缘化；社会融合；社会网络；社会政策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8-0-02
一、研究背景
中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和人口城市化过程。这也是打破人口和劳动力的城乡分割，从而实现城乡融合和协调发展的过程。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被吸纳进城市社会。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统计，1982年至2009年，我国的流动人口数量由657万人升至 2.11亿人。[1]这一规模庞大、成份复杂、来源广泛、社会背景差异悬殊的流动人口群体无疑会对现有的人口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市公共服务体制形成强有力的冲击，对就业、住房、基本福利、医疗服务、养老保障、义务教育、城市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社会管理等形成全方位的挑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求全面系统地总结1980～2010年学术界有关社会融合问题的研究成果，发现这一领域的特点和不足，为深化这方面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国内社会融合相关研究及评论
（一）流动人口的社会化与社会融合
社会化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2]。从郑杭生对社会化的定义中可以得出社会化需要文化价值的趋同性和社会角色的扮演，继而有社会生活的融合适应。对于流动人口这一转型期的特殊群体来说，他们进入城市的主观融入，客观上接纳的过程即是社会化的过程，或者说的“再社会化过程”。以下是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田凯提出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是再社会化过程，必须具备3个方面的基本条件:首先，在城市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其次，这种职业带来的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能够形成一种与当地人接近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其具备与当地人发生社会交往,并参与当地社会生活的条件;最后,由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与当地社会的接触,使他可能接受并形成新的、与当地人相同的价值观。因此，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包括 3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或文化层面[3]。朱力认为这3个不同方面是依次递进的,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社会层面是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反映的是融入城市生活的广度;心理层面的适应是属于精神上的，反映的是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心理和文化的适应，才说明流动人口完全地融入于城市社会[4]。童星、马西恒认为新移民与城市社会的融合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将依次经历“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同质认同”三个阶段。其中，“敦睦他者”是新移民与城市社会融合的过渡期，也是关键期。这一相互融合的过程即是打破城乡二元分割格局，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过程[5]。
（二）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
“社会排斥”的概念提出先于“社会融合”，最初应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现在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城市农民工生存与发展。从“社会排斥”到“社会融合”的演进，表明学者们研究侧重点的转移和研究视觉的更替，在某种意义可以说社会排斥是社会融合的反义词。
我国学者对“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合”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影响流动人口融合进当地社会或主流文化的方面去研究、阐述的，遵循着“因果分析模型”。
任远和邬民乐认为，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构成对流动人口的限制与排斥，对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有着根本性的影响[6]。李春玲在研究农村流动劳动力转移时提出，来自乡村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遭遇了多种形式的社会排斥和社会隔绝，使他们很难在城市中定居下来，融入城市生活，从而完成移民过程。她还看到，控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国家政策和各地城市的阻挠措施，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安排，形成一道无形的社会隔绝壁垒，把农村移民排斥在城市正常生活领域之外。其后续影响是在城市内部形成了一种“二元结构”。
（三）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
流动者的社会网络研究已经达到较深程度，既有定性的理论阐述，也有定量的实证探讨。社会网视角是一种网络地位观。社会网是指主体间社会关系或社会互动构成的一个相对稳定的体系，个人、群体或组织通过行动者的行动从社会和他人那里获取支持，弥补自身资源和行动力的不足。
在我国城乡分割的传统二元体制下，想要打破分割走向融合，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网络的本地化程度可以成为衡量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由于中国日常社会生活中“关系”的重要,加之近年来格兰诺维特与边燕杰等“强弱关系”研究和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的介绍，国内学术界对农民流动过程、地位获得的涉猎也很多。很多研究注意到在就业信息、求职、生活依赖等过程中，流动者对血缘、地缘等原有社会关系的依赖。其中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大学、中山大学的社会网络研究涉及很多有关流动人口的课题，取得了不少成果。
王毅杰从对南京市410名流动农民的社会支持网的调查中分析出作为地位结构的流动农民个体特征、作为网络结构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关系构成和网络结构对他们社会认同的影响，指出流动农民是在社会网络之中给自己予以定位和进行行动选择的。他们的社会认同与个人有密切联系的网络成员的数量、网络中的关系强度、来自生活在城市社会的网络成员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小组采用2005年深圳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从行为融合和情感融合两个角度全面分析了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探索性地分析以社会支持网络为代表的行为融合现状对现实和未来的情感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行为融合方面，农民工社会支持网规模小，强、弱关系比例差距不大;在现实的情感融合方面，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现实状况总体良好，农民工生活满意度较高，市民对农民工基本持认同态度，绝大多数市民不会歧视农民工;在情感融合意愿方面，行为融合和情感融合的现实对农民工交友意愿和未来打算均有显著影响。
关于社会支持网问题导向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内主要交流、互动成员为以强关系为纽带联系的乡土关系和亲属关系，政府、社区、社会作为社会支持的提供者，实际上提供给流动人口的制度性支持非常少，结果自然导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性不高。
（四）流动人口的社会政策与社会融合
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由于人口形势和执政理念的不断变化，我国流动人口管理政策经历了从“开放”到“管制”再到“融合”的演变过程。相关流动人口的实证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数据统计和现象描述。由于社会科学的实用性，学者们有关社会融合的研究是具有价值取向的，他们提供的相关政策可以作为辅佐政府部门制定合理有效政策的依据。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刘宏斌、黄凌娟对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提出了几点有意义的思考建议。他们认为，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完善的基本途径有：完善户籍管理法律制度，为流动人口管理提供法制化途径；赋予流动人口在居住地的应有的政治权利，从而实现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提高流动人口管理效率。
学术界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主要障碍已经形成基本共识，即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主要障碍不在于流动农民工本人，而在于外部环境的制约，首推城乡分离的户籍管理制度和村籍制度，以及当地社会排斥制度。
关于户籍制度改革，邬民乐认为宜采取渐进模式，分为三个维度：户籍改革实施区域的渐进铺开；户籍改革目标人群的渐进扩大；与户籍相关的各种福利制度的渐进剔除。户籍制度涉及国家层面的制度体制改革，在个人与国家互动的过程中，个人争权与国家运行需要良性发展、互相支持的。崔传义认为户籍改革的制度取向，不是取消户籍登记管理，而是逐步剔除附着在户籍上的不合理的制度，逐步剥离与户籍相联系的福利，让户口只具有标志居住地的意义，从而实现城市内人口的平等权利。
在具体的政策建议上，笔者认为杨续松，肖群鹰，白萌等提出的社会政策很有代表性、可操作性。他们提出，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对策有六个方面：消除相关的制度隔离；促进基础设施开放；鼓励混合居住模式；扶持面向服务农民工的非政府服务组织（NGO）；提供心理支持环境；提高农民工素质。笔者尤为认同发展非政府服务组织这一政策建议。
三、讨论与启发
通观上述研究，关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在社会融合的状况、融入困难的原因探究、以及提出建设性政策方面都有显著的成绩。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生活状况依旧是有问题的。而且，流动人口的迁移大军所引发的新热点和新问题也应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进行研究分析。
学界目前对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还有些没有关注的“空白”。笔者认为其中的主要问题有：第一，没有区分个体层次和群体层次。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应该是多层次的，既可以从流动人口个体的微观层面来研究，也可以从城市层面研究流动人口的政策融合状况和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合状况，还可以从全国范围或者跨国家、跨地域进行研究。目前不少研究没有区分社会融合研究的层次，而误将流动人口的个人融合度理解为流动人口的群体融合度或者城市融合度。第二，主观融合和客观融合混淆使用。很多学者在研究中没有区分流动人口的主观融合度和客观融合度，甚至不少学者将流动人口的主观融合片面理解为流动人口的整体社会融合度，因此造成研究结论上的偏差。主观融合度是从流动人口主体感受出发，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测量出流动人口自身感受到的社会融合。客观融合度是综合流动人口流入地的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居民对流动人口的评价，在社会政策和情感认同上的总和态度。第三,社会融合的指标不统一，缺乏指数化，因此没有横向和纵向的可比性。目前学者在研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中大多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社会融合进行操作化，导致指标混乱，不仅同一指标被归入不同维度，而且研究结果也缺乏可比性。由于测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指标众多，而且在每一个指标上的农民工社会融合状况不尽相同，因此很难给出一个综合性的结论。总之，现有的研究不管是总体评价还是分类评价，其结论都是定性的、模糊的。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构建一个标准化的指标体系，以该指标体系作为相关研究中问卷设计、数据收集与分析的参考，以实证数据论证指标体系的完整性。
参考文献：
[1]侯亚非,张展新.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个人、家庭、社区透视和制度变迁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2010.
[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81.
[3]田凯.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的调查放系与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1995,(5):90-95.
[4]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82-88.
[5]童星,马西恒.“敦睦他者”与“化整为零”——城市新移民的社区融合[J].社会科学研究,2008,(1):77-83.
[6]李春玲.城乡移民与社会流动[J].江苏社会科学,2007,(2):8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