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程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教材作为新课程理念的载体，是最重要的课程资源，它直接体现着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历来备受关注。现行语文教材的编排体系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广大一线语文教师能否切实有效地进行课堂教学，做到从“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上去发展学生的能力体系和人格体系，从而提高学生整体的语文素养。
　　教材对于教师教和学生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很多高中语文教师是依据教材一课一课地教下来的。教师教的是教材，学生学的是教材，教材就是依托，教材就是载体。至于说到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做到叶圣陶老先生说的“教材无非是例子”的教师则是少之又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教材是非常重要的，它既要贯彻课程目标，又是师生教与学的统领者，一部好的教材无疑是广大师生共同的需求。
　　高中语文教材经历由人教版教材独霸到多种教材并举的格局。在当今求变求新的潮流中，教材也不断发生变化，但似乎并没有给广大师生带来教与学更多的便利。况且教材频繁变化也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许多资料废弃不用，教师也面临着重新适应的过程。
　　以现行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为例，五册教材百余篇选文，编排成二十个主题单元，按文体分类构成各个单元。每册教材的内容分为四部分：阅读鉴赏、表达交流、梳理探究、名著导读。但是在知识结构上既未构成层进关系，又未能很好地落实《考试大纲》的要求。而编写者对于教材考虑的不周全性也使得教材在编排上一再变动，如将《兰亭集序》、《赤壁赋》等古代山水游记类散文从必修一调至必修二，使得课本的内容框架和结构体系都有较大的改变，不利于教材稳定性与规范性的形成。
　　那么，什么样的教材才是好教材呢？教材如何才能适应文学性与工具性的统一，才能将培养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和文学审美情趣有效结合呢？
　　一
　　合理有序的语文教材，必须兼顾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早在1996年于漪就提出：“语文教学中工具性、人文性皆重要，不可机械割裂。抽掉人文精神，只是在语言文字形式上兜圈子，语言文字就因失去灵魂、失去生命而暗淡无光，步入排列组合文字游戏的死胡同；脱离语言文字的运用，架空讲人文性，就背离了语文课，步入另一个误区。二者应有机结合，使之相得益彰。”但是在新课改的环境下，重人文性轻工具性的理念在教材中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当然，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信息化时代，中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数量已不同于以往，语文教学内容的扩大和课时减少之间的矛盾，使学生对费时并且不能立即生效的语文基础知识的学习失去兴趣，对有关知识进行积累的积极性也大大减弱。但知识的学习，贵在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把握知识系统的内在规律，将事半功倍。如果没有理性的、理念的、概念的东西作为学习能力的支柱，没有扎实的连贯的基础知识，所谓思辨的、研究的、迁移的学习能力又从哪里来？
　　语文基础知识包括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标点符号、文言文基础知识、文学知识、读写知识、古文化常识、工具书使用等，这些非常重要。学习这些目的是为阅读、写作、听说等训练提供方法和手段，为语文的阅读和思维等能力的训练和提高奠定思维和理论的基础。学好基础知识，有助于充分发挥出语文这一基础工具学科对其他学科的促进作用，从自然科学类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到社会科学类的政治、历史、地理，哪一门不需要阅读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呢？
　　因此，语文教学非常需要重视切合实际的、具有使用价值的、适应社会发展的、满足学生需要的语文基础知识的学习，并且，这些大多也都是高考考查的内容，充分说明了它们存在的合理和必要。而初高中语文教材在编排上竭力淡化语文知识，且过多地注重情感渗透的做法很显然是不能满足这一要求的。
　　目前，初高中的教材脱节，基础知识中考大多不考，而高考却作为很重要的测试内容，致使学生在小学高年级与初中时训练阅读分析能力，而到高三却在为他们以前的薄弱的语文基础恶补而收效甚微，苦不堪言。例如，判定标点符号的使用是否正确、改错别字、词语的选择、辨别句子是否规范通顺等这些最基础的知识在新教材中都被忽视了，很多学生的语文能力的提高便遭遇了瓶颈。
　　因此，语文学习固然要重视其文学性、情感教育的潜移默化，但语文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也不能等闲视之，语文教材编排上的“欲说还休”有待修改调整。
　　二
　　合理有序的语文教材，既要适应语文教学由简单到复杂的汉语知识发展要求，又要适应由感性到理性的思想形成发展要求。语文考试以考查能力为主，这也是语文的终极目标——社会运用的要求：在语文学习中阅读、写作、口语交际能力总是最重要的。但就新教材而言，无论是阅读还是作文在编排上层次性并不明显。
　　目前的新教材，似乎对于感悟与鉴赏的表述更多了，可是，这些调整又诞生了新的问题：感悟与鉴赏的抓手在哪里？师生都觉得语文学习不再具体可感，而成为更玄的东西。如何来应对考试，也成了一大问题。
　　阅读在《考试大纲》中有许多考点，诸如“理解句子含义，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分析文章结构，把握文章思路”等。这些考点都应当在阅读教学中通过选文扎实地得到训练，而非现在整个混在一起笼统地学习，要到高三总复习时学生的阅读能力才能得到系统训练和提高。就是这样，学生还是害怕做阅读理解，原因在哪，症结在哪，恐怕值得深思。
　　首先在难度的设置上，没有很好地贯彻由易入难的基本原则。刚入校的初一新生，对于美的感知能力还没有形成，而《济南的冬天》放在七年级第一学期教学，显然不符合学生的心理年龄特征。此外，在这类写景状物类散文的教学要求上，要引导学生欣赏“美”的事物，学习“美”的散文语言。这对于文体意识还不十分明确的初一学生来说，收效甚微。
　　此外，如在人物类记叙文的选文设置上，教材应该先训练学生概括人物形象特征、展现人物内在品质的能力，在此基础上突出选择典型事件表现人物性格和多角度选材表现人物个性的经典范文。而《孔乙己》、《藤野先生》等经典作品由于其时代的鲜明性和思想的深刻性，并不有利于提高初中学生分析把握人物形象的能力。
　　高中的语文教材则过多地强调对学生审美情趣的培养，没有在编排中循序渐进地体现考纲对阅读能力的显性要求，也使得广大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无从入手。纵观课本后的研讨与练习可以发现，教材并未鲜明地体现阅读能力培养上的渐进性，只成为了简单阅读的复制，阅读能力的提高也成为空谈。
　　作文也是如此，从记事写人开始的记叙到议论，作文也应当有一个训练的系统，而且作文和阅读应该结合起来，让学生在阅读中学会作文。阅读是拆房子，作文是盖房子，拆的时候就要想着如何去盖。
　　比如高中新教材的第二册《游褒禅山记》一文的主旨在于阐述“有志”、“尽吾志”的观点，文章的选材、详略无一不经过精心裁定，紧扣这两个观点记游部分就写景来看似乎平淡无奇，实际上是深思熟虑、刻意安排的。第一段介绍褒禅山概况从略；第二段记游华山洞经过从详。前者又详记仆碑文字，其余从略；后者又记前洞和后洞概况从略，记游后洞经过颇详。记前洞和后洞概况，又前洞略，后洞详；记游后洞，又写经过略，补叙经过、写心情之“悔”详。议论部分对应记叙部分，也有侧重。议游华山洞的心得甚详，借仆碑抒发感慨从略。议游华山洞的心得，议“志”较详，议“力”“物”从略。因其叙事说理，叙议结合的写作特点可以作为学生学习写作议论文的范文，但是在表达交流的环节，教材却未有意识地将本册内容和所要训练的作文方向结合起来，融会贯通。此外，新教材将文本排序进行了调整，《故都的秋》调至必修二，但是在必修一的“亲近自然”模块，仍然举了此例，没有相对应的文本赏析，学生要研习写景的手法有一定难度。
　　因此，在编排上层次性的体现必须避免无序教学的出现，让学生在课堂学习的过程中逐步构建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三
　　合理有序的语文教材，必须准确地划定文本的探究范畴，使得教学目标在可操作性上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美国教育家布卢姆指出，教材在编制课程时，都要把一个学科与一个行为目标分解成一系列任务与活动，把一个复杂的最终成果分解为必须分别按某种顺序达到的各个组成部分。如果分解得当的话，在向终极目标前进时，一面记住所要达到的最终模型，一面集中力量走好每一步，便能导致学生的认知和情感方面的变化，达到教育的预期效果。新教材没有很好地体现这一点。
　　尽管新课标对于教材的选文有具体的要求：“教材应有开放性和弹性，在合理安排课程计划和课程内容的基础上，给地方、学校和教师留有开发和选择的空间，也要给学生留出选择和拓展的余地，以满足不同学生学习和发展的需要。”但是这种弹性机制造成了教学内容的不确定性，使得语文教师更多的是从各自的个性经验而不是从课程内容出发确立规范合理的课程目标。
　　比如面对《荷塘月色》这样一篇课文，在老教材的处理上，教师既可以分析感情的深厚，又可以分析景致的优美，还可以只探讨作者为什么“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各得其道，各教其是。新教材如何呢？按理，教学改革的核心应体现在教学内容的重构与调整上，新教材之所以是“新”的，应该主要体现教学内容的“新”，因为课程的本质是教学内容。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新教材恰恰在这一至关重要的环节上与老教材没有多大区别，也就是说，仍然没有明确教学内容，面对一篇课文，仍然是教师爱教什么就教什么。这一问题的有意回避和含混不清，将直接导致使用新教材与使用老教材在本质上没有多大差别。如果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选文的价值将如何体现？
　　总之，语文教材作为语文教学的根本和源头，是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固其根本，浚其泉源，才能很好地完成学校教育的整体目标，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新教材的改革必须遵循教育教学的一般规律，这是语文教材、教法改革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忘记了这一点，就会背离语文教学改革的方向。新教材的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