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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村上哲见先生的《宋词研究》被誉为“日本词学史的金字塔”，在日本词学界有着重要地位。书中以唐五代、北宋、南宋三个历史时期为研究范围，每一时期结合词史论及词人论，构建起唐五代两宋时期的词史脉络。本文拟通过对《宋词研究》观点的整理，总结村上先生對唐五代两宋词的论证逻辑及关注点，同时对比其他学者的观点，试图通过研究国内外学者不同的着眼点和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思考，从而找出村上先生《宋词研究》的独特之处。
村上先生对宋词的研究，一方面包括基础性、材料性的研究，例如探求词的起源、词集笺注、词人校勘、词律词韵等，这一类研究多属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国学”范畴；另一方面，村上先生把更多笔墨放在对词学体系批评性的、理论性的研究，例如对词人和词作进行文学的、审美的、理论的评论。
一、关注诗词联系
王水照先生评《宋词研究》时也指出，村上先生始终把“诗词贯通”的观念作为其“研究工作出发点的基本想法”。由《宋词研究》的开篇起，村上先生便着意从古汉语中“诗”与“词”的字义开始研究，一面考察“词”这个语汇作为特定韵文样式的名称的固化过程，一面又论述“词”与“诗”的区别。我国很多学者认为，长短句词由诗体添字而成，如沈括、朱熹等，主要有“词生于诗”、“诗衰词然后盛”等观点，但是村上先生认为此类说法均太过牵强，他更为赞同清初汪森所提出的“诗词并存说”。叶嘉莹也认为“词与诗之关系，最多只能说是兄弟之关系，而并非父子之关系，将‘词’目为‘诗’之‘余’，以为其完全由齐言诗蜕化而来之说，则是并不可信的”。
铃木虎雄于1922年发表的《词源》一文，强调了汪森一派的观点。他指出“余以为词并不仅由诗之歌唱方法所诱出，乃是广义之‘写乐曲及声曲者’。”在他看来，长短句词的来源应该是多元的。村上先生极为赞成铃木虎雄的观点，但认为还需作相应补充：
首先，唐代的音乐系统己经相当繁荣，句型固定的近体诗己不能满足这种发达的音乐演唱需求，所以势必存在“从开始就为了配合曲调而写作的歌辞”；其次，作为收录晚唐五代词的《花间词》，其中的作品大多难以认为是近体诗的变型，并且这些作品之中存在的大量盛唐以来的曲调，早已有之；再次，近代出土的敦煌卷子《云谣集杂曲子》中存在大量的长短句词，这些很难判定年代的作品足以证明，未成为正式的韵文样式之前，长短句词是极容易被埋没的。
除此之外，村上先生在论述温飞卿、张子野、苏东坡等词人的篇章中也多次将诗与词并举，通过联系二者关系，更好地研究词人的作品。温飞卿篇中，通过分析飞卿诗，村上先生认为“构成飞卿诗的基调的彻底唯美主义以及和它纠缠在一起的敏锐地无常感，同这种绝望心情构成了表里一体的东西”。继而联系晚唐的时代背景及温词中所展现的境界，肯定了温飞卿天才的敏锐，同时也指出“他的词中所展开的境界，在中国的广义的诗史上可以说是从来不曾存在过的、空前的创造的世界”。正是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温飞卿独特的个性，才促成了“词”的端绪。北宋篇中，张子野与苏东坡将生活体验的具象性导入词中，村上先生认为这一变化正是唐五代词向宋词转变的标志，苏东坡词论中，村上先生称东坡词中“显示出对人生的透彻的静观姿态，胸中却隐藏着可以称作达观的心境”。村上先生指出，同一种文学审美氛围中，势必造成词与诗的趋同，但两者并不会泛化相容，“以诗为词”是以词“别是一家”为前提的。
二、重视承袭关系
若以现代眼光回顾唐五代两宋词的发展，其辉煌时期应公认为北宋中后期，其时词家辈出，如晏殊、秦观、李清照等人的词作均是上乘之作，实应加以研究，方可符合“宋词研究”这一书名。然而，《宋词研究》并未成为一部百科式的著作，正如村上先生在张子野词论中所提及的：“在全部的宋词之中，要把张子野的词当作第一流作品，我感到踌躇；然而当考虑到词在宋代文人之间普及和成熟的过程中，作为必然应该经过的一个重要阶段即唐五代词向宋词演变的时候，我认为张子野是应该和柳耆卿一起给予极大重视的作家。”
实际上，“词”这种韵文样式的发展伴随着朝代的更迭，历代词人一方面顺应这种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又以自身的创作反作用于趋势的走向，其中不乏一些对这种趋势起着引导作用的领步者。《宋词研究》正是以一种历史观的角度实现对唐五代两宋词人的甄选，书中的每一位代表词人都在他生活的时代中对词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扩充或引导的作用，同时又相互承袭，环环相扣，紧密连接，才形成了唐五代宋词发展的脉络。
作为抒情韵文，唐五代的小令以“纯粹抒情”的特征逐渐脱离于“诗”的范畴，由温飞卿词中所展现出纯粹的感情世界而确立的词的端绪，到周美成词中纯粹抒情所诀定的词最终应有的状态，同样是纯粹抒情，但是却不是简单地回归，其中，张子野与苏东坡以具象入词，开拓了词的题材；柳言卿以慢词导入词中，专注抒情，产生绵密细致的抒情效果，开拓了“层层铺叙，情境交融”的词境；而“美成的词一方面经过官僚文人词中的具象化，另一方面以超过它们的形式而回归到了纯粹抒情去”，相对于过去朴素性的赤裸裸地表达情感，美成词并不是单纯的回归，更像是螺旋式地上升，俯看仍是同一位置，实质上，美成词按照严格的格律和采用卓越的修辞，但却绝不直抒其情，反而采用深深包藏起来的这种表现风格。这样，洋溢着无限而莫测其幽深的感情的世界便出现了。
词发展到南宋时期，承袭一说体现在南北宋之间的即是北宋的周美成及南宋的姜白石和吴梦窗。村上先生认为姜、吴二人都祖述周美成，但两人词风不同：白石词被评“清空”，多用直叙，而梦窗词被评“浑厚”或“凝涩晦昧”，多用隐喻。村上先生认为这种差异的存在是因为二人各自继承、发展了美成词的不同方面，姜白石虽继承了美成词的典雅，却在修辞上开拓出独自的手法；而吴梦窗则将美成词的修辞特征进一步发展到彻底的地步，故村上先生把吴梦窗定位为“周邦彦的直系后继者”，而草窗词沿着梦窗词进一步发展。村上先生所要呈现的是以他的研究成果所证实的宋词发展脉络。他极力肯定了温飞卿、张子野等人在词史发展中的地位，同时也肯定了周草窗的晚年词，均为国内学者提供了一个新颖的研究视角，但并不是说《宋词研究》中的判定的宋词脉络是完美的，其中也存在不尽妥当之处。
《宋词研究》中唐五代时期的作品，“超乎一切的具象性而企图写出忧愁、悲伤等感情本身，就是说是纯粹的感情世界”，但是这种单刀直入的抒发感情的方式，仍不是村上先生最为认可的：直至北宋时期，村上先生同样地使用了“悲伤”和“忧愁”二词来概括这种情感的内在世界，然而面对“悲伤”与“忧愁”周美成词中所呈现出的“将欲吐露的意思强自按捺住，使之蕴藏心底，所欲表达的内容含蓄于内而不张扬于外”，才逐渐符合了村上先生所认可的处理情感的方式：词发展至南宋时期，村上先生认为当时的词虽然充满了深切的“忧愁”之情，但是已经是克服了“悲伤”之后的“忧愁”之情。村上先生认为正是以这两种情感为基调产生的众多的作品“构成中国抒情诗的最纯真部分”。
参考文献
[1]（日）村上哲见.宋词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叶嘉莹.唐宋词名家论稿[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3]淳于森冷.日本当代汉学家村上哲见的宋词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1998（3）.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
村上先生对宋词的研究，一方面包括基础性、材料性的研究，例如探求词的起源、词集笺注、词人校勘、词律词韵等，这一类研究多属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国学”范畴；另一方面，村上先生把更多笔墨放在对词学体系批评性的、理论性的研究，例如对词人和词作进行文学的、审美的、理论的评论。
一、关注诗词联系
王水照先生评《宋词研究》时也指出，村上先生始终把“诗词贯通”的观念作为其“研究工作出发点的基本想法”。由《宋词研究》的开篇起，村上先生便着意从古汉语中“诗”与“词”的字义开始研究，一面考察“词”这个语汇作为特定韵文样式的名称的固化过程，一面又论述“词”与“诗”的区别。我国很多学者认为，长短句词由诗体添字而成，如沈括、朱熹等，主要有“词生于诗”、“诗衰词然后盛”等观点，但是村上先生认为此类说法均太过牵强，他更为赞同清初汪森所提出的“诗词并存说”。叶嘉莹也认为“词与诗之关系，最多只能说是兄弟之关系，而并非父子之关系，将‘词’目为‘诗’之‘余’，以为其完全由齐言诗蜕化而来之说，则是并不可信的”。
铃木虎雄于1922年发表的《词源》一文，强调了汪森一派的观点。他指出“余以为词并不仅由诗之歌唱方法所诱出，乃是广义之‘写乐曲及声曲者’。”在他看来，长短句词的来源应该是多元的。村上先生极为赞成铃木虎雄的观点，但认为还需作相应补充：
首先，唐代的音乐系统己经相当繁荣，句型固定的近体诗己不能满足这种发达的音乐演唱需求，所以势必存在“从开始就为了配合曲调而写作的歌辞”；其次，作为收录晚唐五代词的《花间词》，其中的作品大多难以认为是近体诗的变型，并且这些作品之中存在的大量盛唐以来的曲调，早已有之；再次，近代出土的敦煌卷子《云谣集杂曲子》中存在大量的长短句词，这些很难判定年代的作品足以证明，未成为正式的韵文样式之前，长短句词是极容易被埋没的。
除此之外，村上先生在论述温飞卿、张子野、苏东坡等词人的篇章中也多次将诗与词并举，通过联系二者关系，更好地研究词人的作品。温飞卿篇中，通过分析飞卿诗，村上先生认为“构成飞卿诗的基调的彻底唯美主义以及和它纠缠在一起的敏锐地无常感，同这种绝望心情构成了表里一体的东西”。继而联系晚唐的时代背景及温词中所展现的境界，肯定了温飞卿天才的敏锐，同时也指出“他的词中所展开的境界，在中国的广义的诗史上可以说是从来不曾存在过的、空前的创造的世界”。正是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温飞卿独特的个性，才促成了“词”的端绪。北宋篇中，张子野与苏东坡将生活体验的具象性导入词中，村上先生认为这一变化正是唐五代词向宋词转变的标志，苏东坡词论中，村上先生称东坡词中“显示出对人生的透彻的静观姿态，胸中却隐藏着可以称作达观的心境”。村上先生指出，同一种文学审美氛围中，势必造成词与诗的趋同，但两者并不会泛化相容，“以诗为词”是以词“别是一家”为前提的。
二、重视承袭关系
若以现代眼光回顾唐五代两宋词的发展，其辉煌时期应公认为北宋中后期，其时词家辈出，如晏殊、秦观、李清照等人的词作均是上乘之作，实应加以研究，方可符合“宋词研究”这一书名。然而，《宋词研究》并未成为一部百科式的著作，正如村上先生在张子野词论中所提及的：“在全部的宋词之中，要把张子野的词当作第一流作品，我感到踌躇；然而当考虑到词在宋代文人之间普及和成熟的过程中，作为必然应该经过的一个重要阶段即唐五代词向宋词演变的时候，我认为张子野是应该和柳耆卿一起给予极大重视的作家。”
实际上，“词”这种韵文样式的发展伴随着朝代的更迭，历代词人一方面顺应这种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又以自身的创作反作用于趋势的走向，其中不乏一些对这种趋势起着引导作用的领步者。《宋词研究》正是以一种历史观的角度实现对唐五代两宋词人的甄选，书中的每一位代表词人都在他生活的时代中对词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扩充或引导的作用，同时又相互承袭，环环相扣，紧密连接，才形成了唐五代宋词发展的脉络。
作为抒情韵文，唐五代的小令以“纯粹抒情”的特征逐渐脱离于“诗”的范畴，由温飞卿词中所展现出纯粹的感情世界而确立的词的端绪，到周美成词中纯粹抒情所诀定的词最终应有的状态，同样是纯粹抒情，但是却不是简单地回归，其中，张子野与苏东坡以具象入词，开拓了词的题材；柳言卿以慢词导入词中，专注抒情，产生绵密细致的抒情效果，开拓了“层层铺叙，情境交融”的词境；而“美成的词一方面经过官僚文人词中的具象化，另一方面以超过它们的形式而回归到了纯粹抒情去”，相对于过去朴素性的赤裸裸地表达情感，美成词并不是单纯的回归，更像是螺旋式地上升，俯看仍是同一位置，实质上，美成词按照严格的格律和采用卓越的修辞，但却绝不直抒其情，反而采用深深包藏起来的这种表现风格。这样，洋溢着无限而莫测其幽深的感情的世界便出现了。
词发展到南宋时期，承袭一说体现在南北宋之间的即是北宋的周美成及南宋的姜白石和吴梦窗。村上先生认为姜、吴二人都祖述周美成，但两人词风不同：白石词被评“清空”，多用直叙，而梦窗词被评“浑厚”或“凝涩晦昧”，多用隐喻。村上先生认为这种差异的存在是因为二人各自继承、发展了美成词的不同方面，姜白石虽继承了美成词的典雅，却在修辞上开拓出独自的手法；而吴梦窗则将美成词的修辞特征进一步发展到彻底的地步，故村上先生把吴梦窗定位为“周邦彦的直系后继者”，而草窗词沿着梦窗词进一步发展。村上先生所要呈现的是以他的研究成果所证实的宋词发展脉络。他极力肯定了温飞卿、张子野等人在词史发展中的地位，同时也肯定了周草窗的晚年词，均为国内学者提供了一个新颖的研究视角，但并不是说《宋词研究》中的判定的宋词脉络是完美的，其中也存在不尽妥当之处。
《宋词研究》中唐五代时期的作品，“超乎一切的具象性而企图写出忧愁、悲伤等感情本身，就是说是纯粹的感情世界”，但是这种单刀直入的抒发感情的方式，仍不是村上先生最为认可的：直至北宋时期，村上先生同样地使用了“悲伤”和“忧愁”二词来概括这种情感的内在世界，然而面对“悲伤”与“忧愁”周美成词中所呈现出的“将欲吐露的意思强自按捺住，使之蕴藏心底，所欲表达的内容含蓄于内而不张扬于外”，才逐渐符合了村上先生所认可的处理情感的方式：词发展至南宋时期，村上先生认为当时的词虽然充满了深切的“忧愁”之情，但是已经是克服了“悲伤”之后的“忧愁”之情。村上先生认为正是以这两种情感为基调产生的众多的作品“构成中国抒情诗的最纯真部分”。
参考文献
[1]（日）村上哲见.宋词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叶嘉莹.唐宋词名家论稿[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3]淳于森冷.日本当代汉学家村上哲见的宋词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1998（3）.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