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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社区教育随改革开放重新起步，在总结原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结合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社区教育的经验，从国内不同地域的实际出发，通过试点逐步发展。在终身教育层面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社区教育成为公民完成参与社会建设、履行社会责任的有机载体。然而，覆盖广度的增加，并未有效革除社区教育缺乏系统统筹的弊病，随着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的开展，当儿童与社区邂逅，依旧难掩种种尴尬。
系统性合作“失调”
随着“双减”政策出台后第一个新学期的开始，课后服务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次号称“规格最高、力度最大”的课后服务，致力于解决长期存在的“课后三点半”难题，也是为促进“双减”落地打出的“组合拳”。
事实上，课后服务措施由来已久。2017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中小学校课后服务的主渠道作用。几年摸索下来积累了可贵的经验，也暴露出过度依赖学校提供服务的诸多弊端：课后服务对象没有全覆盖，经费保障问题突出，多元需求难满足，部分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没有获得报酬。此外，各地工作进展不够平衡、有的地方课后服务时间偏短等，也被时常提及。面对现状，引入社会社区力量、给学校教育“解压”的呼声不绝于耳。
不少人眼中，社区似近还远，社区教育所留下的印象清晰又模糊。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李家成告诉记者，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国内对社区教育的认知也产生了学科差异和历史差异。20世纪80年代，在社区开辟学校“第二课堂”，成了当时社区教育的主流。进入新世纪以来，社区教育的研究更倾向视之为一类专门的教育形态，特别是社区学校和社区学院的纷纷建立，使得社区教育愈发专门化，研究也愈发聚焦到狭义的社区学校教育。
对于走向细分的变化，李家成给出了辩证思考的视角。一方面，突出了从事社区教育的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有利于其纵深发展。另一方面，专门机构不应该等于唯一机构。“社区教育关注到成人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却也慢慢将中小学教育排除在外，缺少了合作与协同。”
以寒暑假服务为例，“节假日本是校社合作的上佳契机，但假期服务的定位往往是学校承担主要责任，忽略了社区是最该依赖的力量”。李家成说，“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学习空间都需要发生转换，否则只是学校教育的延续，也会对学校和教师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为了寻求破解之道，上海曾以团市委牵头、市教委合作，借助社区力量开办爱心暑托班，受到了家长的欢迎，亦位于全国社区教育前列，迄今已开展10年左右，但一席难求，广泛的社会需求并未得到满足。除了基本的托底作用，托管工作如何转向提高也亟待破局。
缺乏全面系统的统筹和设计，成了当前制约社区教育功效的核心因素。社区与学校教育鲜少有意识地高效益合作，尚未打造出融合的教育共同体。
对此，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学校常务副校长刘丽静深有体会。由于经常跨部门开展活动，类似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延时服务，社区学校就将“小博士科普读书社”“智慧父母课堂”的项目设点在内，开放给家长和孩子。不过刘丽静感到，这样的合作更多基于部门之间长久配合相熟，社区学校恰好通过对方知晓了区域家校的需求，而缺少顶层架构的指导，一旦错过信息，就难以形成合力。
从学校层面看，尽管“开门办学”喊得响亮，但真正贯彻到底的学校还十分有限。据李家成观察，多数学校更注重校内和家庭教育，没有强烈意识到开放和合作办学的价值。一个简单的体现是，参加社区假期服务的孩子究竟有何收获，学校教师并不了解，白白浪费了假期生活的资源。保守思维下，学校引入外部资源的资金支持不足，更削减了合作的意愿。视角转换至社区，忽视了区域内儿童和学校的真实需求，导致与学校建立互动机制难以为继。实践中不乏借助社区课堂提供放学后寓教于乐场所的案例，也有地区以社区和团队等为主体，带学生走入社区图书馆、博物馆拓展校外教育的天地。但接送时间、不同社区发展不均衡等局限性，给社区与学校的深度交融造成掣肘。
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孩子的生活里，在校时间不超过30%。“孩子需要的玩伴不只是课堂中的同学，关在學校教室里的教育远远不够。”李家成语意深长。社区教育不仅能充实和提升学校教育的质量，对促进育人方式转型和改进学习方式同样具有重大意义，而脱离多元关系的连接，必然为成长埋下隐患。
喜忧参半的创新形态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城乡二元结构逐步解体。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流动人口浪潮，对社区服务和教育体系建设提出了新挑战。尽可能地减少人口融合中的阵痛感，社区教育有责任关照这些群体需求。
北京市新街口北大街附近的小院里，坐落着幼儿教育界著名的“四环游戏小组”（以下简称“四环”）。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张燕带着学生到四环农贸市场调研，发现67名学龄前儿童散布在市场玩耍，安全隐患重重。在张燕的引领下，四环正式诞生，致力于探寻流动儿童学前教育的另一种可能。起初，大学生志愿者是四环运转的重要力量，但张燕清楚，仅凭外界力量难以支撑长久发展，激发内生造血能力，才是未来可期的关键。成立伊始，四环就邀请农民工家长一起来制作玩具、辅助老师带班。积极参与逐步演变为制度，即弱势群体家长由教育的“边缘人”转为平等的“对话者”，依靠自身力量实行社区互助，解决育儿问题。
大宝4岁时，李远香来到四环做志愿者，后来成了游戏小组的法人代表。她清楚地记得刚来时，当时的校长告诉自己，“我是糊里糊涂当了父母，直到加入四环的家长读书会，被家委会推选为校长，深度参与学校的管理，才觉得真的长大了”。许多四环孩子的父母不到20岁就有了娃，大都市里做农贸商贩，夜半三更就要起床上菜，无暇顾及孩子的成长。邂逅四环后，他们意识到家庭教育的责任，增长了育儿的本领和信心。
资金成本是社区NGO组织必然面临的考验。2010年，四环搬出了农贸市场的管理办公室，有了房租压力。校长提出，作为受益于四环教育的家长一员，希望成立“家长房租自助基金”，发挥更多养育能量。家长们表示赞成，决定每个孩子每月200元的房屋互助金。 尽管如此，困难和质疑并没有离开过四环。地处二环胡同，租金每年水涨船高，可考虑困境家庭的实际状况，房屋互助金到2019年逐渐升为800元后，就迟迟没有再上调，勉强可以凑够房租。“以往有不了解情况的朋友好心提示，为何不去申请社区或者街道的免费用房，其实这个计划几乎不可行，”李远香解释，“这类空置资源今年给你使用，但明年社区换了领导，可能对房子有新的规划，难以顾及我们对用房连续性的考虑。”
如今，社区创新教育对于城市依然是新事物，使得诸如四环这样的组织处于两难境况：“主管部门延续传统思路，认为和教育有关就该由教委负责，实际上四环提供的是纯粹的社区服务。”李远香认为，对“社区”和“教育”理解的窄化，导致了“谁都有权利来管理，谁也不知道具体的管理规则”，疫情防控标准、机构定性，都成了他们当下遭遇的挑战。
“建筑、环卫、家政，城市人的生活已经一天都离不开农民工，可后者时常是城市的过客。”秉持平民教育的精神，张燕尝试唤起他们在奔忙中对城市的归属感和对生活的深情。孩子和家长从学会体谅与照应开始融入：从文明教养入手，尽可能减少教育活动给社区居民带来的打扰。近年来北京市调整人口管理政策，四环的服务群体有了改变，特殊儿童、户籍人口被纳入，结构实现了城乡融合，建造出一座“没有围墙的幼儿园”——昔日彼此隔阂的群体结缘，相互尊重、理解和成就。儿童教育和家长参与社区共建同步，由此抛出了新课题：当基层社区教育发展出一种模式后，如何建设一个民主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自上而下地予以制度保障、匹配跳出窠臼的教育实践，以及自下而上地实现高质量互动、保护民间的积极性，究竟如何平衡？
质與量的缺口
要让社区教育在儿童和家庭中蓬勃发展，必须找到合适的载体亲近他们，而社区教育教师队伍的数量和质量令人忧虑。以梅陇镇社区学校为例，面向34万区域人口服务，专职教师只有4位，专职社工也仅有3位。刘丽静坦言，庞杂的工作占据了专职工作者大部分时间，超负荷运转使他们没有精力再投入钻研社区全人群学习需求中。而兼职教师年龄偏大，精力也非常有限，更遑论一些凭借热情的志愿者。
从全国范围看，社区师资队伍存在极大的不平衡性，上海、北京等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更重视社区教育，师资建设有明显进展，而广大农村地区的社区教师缺口较大。在发达城市内部，大量人口隐藏着的巨大需求没有释放，现有的师资数量和专业水平亟须快速发展。
如何填补缺口？也是2010年，四环有了第一位妈妈老师，来配合承担教务、招生、家长工作等，如今的三名妈妈老师各有分工，撑起了四环教师的半边天。张燕欣慰于这种发展，达成了最初设定的目标：摒弃居高临下地提供理想化教育，而是以参与者为中心，保持平等互动的关系，“教育没有绝对的权威，家长有自己的育儿实践，同样有可能掌握真理”。在合作的过程中，四环的专家和志愿者充分发掘家长身上宝贵的乡土资源，努力帮他们找回文化自信。
“用广义的概念审视，社区中所有的机构甚至居民，当他有教育意识并且投入教育活动的时候，都可以理解为在做社区教育的人。”李家成表示。针对教育能力的提升，他建议从专业社区教育工作者入手，将教育活动的设计和开展能力作为重点。以往，一些学校也将开掘托管服务资源的目光集中在社区公益机构，试图发动退休老教师或者社会力量，但对方质量参差不齐，教育方式能否与学校接轨有待考量，如果没有管理班级的经验，看管三四十人的班级也存在难度。“中小学生、城市弱势群体、各类职业的社区居民，其学习特点都需要社区教育工作者加以研究，现有的研究成果还满足不了服务广泛群体的需求。”
置于教育治理的版图中，社区教育的价值在于先试先行。李家成指出，它应该是教育改革的火车头，为中小学改革提供路径的示范，而目前来看，潜能远没有被发掘。这就要求社区教师夯实研究能力，不断提炼核心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社区教育并非“关起门来的教育”，需体现其丰富性、灵动性。能否有意识地与区内中小学、大学以及家庭合作，被他视为评判社区学校和教师领导力效能高下的标准之一，也是协同育人机制下的急迫呼唤。“儿童是社区治理的主人，而非被动的接受者。把社区建设中的资源和过程分享给儿童，本身就是教育，能为成长营造出安全感和幸福感。”缺失了儿童参与，许多社区活动就会变成简单的宣讲，作用终究有限。
“地方、家庭、学校、社区的创造意识和能力，能否被更多发现和激发，对社区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李家成清楚一个学习机制的范本对基层研究和工作人员的价值。鼓励不同群体探索，培育和推广实践成果，形成新思路、新策略，将会打开社区教育的新局面。在他的支持下，梅陇镇社区学校完善了“幸福故事·礼仪学堂”活动，推广本地好人好事。“原先我们会把梳理好的素材发给任课老师，请他们现场宣讲，”刘丽静介绍，“后来调整为借助公众号和音频传播，同时在学校中招募教师和学生来讲述，动员广泛力量参与。”
与李家成持相似意见的还有张燕。在四环提供的社区育儿互助平台上，来自天南海北的家长获取终身教育的滋养，某种程度上同样回馈了社区。“他们需要学习做自己的主人，来履行公民职责，了解当下的中国社会。”张燕强调，社区既是兴办者，也是受益者，而社区教育获得更多的包容和支持，才能让治理创新的路越走越宽。
系统性合作“失调”
随着“双减”政策出台后第一个新学期的开始，课后服务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次号称“规格最高、力度最大”的课后服务，致力于解决长期存在的“课后三点半”难题，也是为促进“双减”落地打出的“组合拳”。
事实上，课后服务措施由来已久。2017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中小学校课后服务的主渠道作用。几年摸索下来积累了可贵的经验，也暴露出过度依赖学校提供服务的诸多弊端：课后服务对象没有全覆盖，经费保障问题突出，多元需求难满足，部分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没有获得报酬。此外，各地工作进展不够平衡、有的地方课后服务时间偏短等，也被时常提及。面对现状，引入社会社区力量、给学校教育“解压”的呼声不绝于耳。
不少人眼中，社区似近还远，社区教育所留下的印象清晰又模糊。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李家成告诉记者，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国内对社区教育的认知也产生了学科差异和历史差异。20世纪80年代，在社区开辟学校“第二课堂”，成了当时社区教育的主流。进入新世纪以来，社区教育的研究更倾向视之为一类专门的教育形态，特别是社区学校和社区学院的纷纷建立，使得社区教育愈发专门化，研究也愈发聚焦到狭义的社区学校教育。
对于走向细分的变化，李家成给出了辩证思考的视角。一方面，突出了从事社区教育的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有利于其纵深发展。另一方面，专门机构不应该等于唯一机构。“社区教育关注到成人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却也慢慢将中小学教育排除在外，缺少了合作与协同。”
以寒暑假服务为例，“节假日本是校社合作的上佳契机，但假期服务的定位往往是学校承担主要责任，忽略了社区是最该依赖的力量”。李家成说，“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学习空间都需要发生转换，否则只是学校教育的延续，也会对学校和教师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为了寻求破解之道，上海曾以团市委牵头、市教委合作，借助社区力量开办爱心暑托班，受到了家长的欢迎，亦位于全国社区教育前列，迄今已开展10年左右，但一席难求，广泛的社会需求并未得到满足。除了基本的托底作用，托管工作如何转向提高也亟待破局。
缺乏全面系统的统筹和设计，成了当前制约社区教育功效的核心因素。社区与学校教育鲜少有意识地高效益合作，尚未打造出融合的教育共同体。
对此，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学校常务副校长刘丽静深有体会。由于经常跨部门开展活动，类似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延时服务，社区学校就将“小博士科普读书社”“智慧父母课堂”的项目设点在内，开放给家长和孩子。不过刘丽静感到，这样的合作更多基于部门之间长久配合相熟，社区学校恰好通过对方知晓了区域家校的需求，而缺少顶层架构的指导，一旦错过信息，就难以形成合力。
从学校层面看，尽管“开门办学”喊得响亮，但真正贯彻到底的学校还十分有限。据李家成观察，多数学校更注重校内和家庭教育，没有强烈意识到开放和合作办学的价值。一个简单的体现是，参加社区假期服务的孩子究竟有何收获，学校教师并不了解，白白浪费了假期生活的资源。保守思维下，学校引入外部资源的资金支持不足，更削减了合作的意愿。视角转换至社区，忽视了区域内儿童和学校的真实需求，导致与学校建立互动机制难以为继。实践中不乏借助社区课堂提供放学后寓教于乐场所的案例，也有地区以社区和团队等为主体，带学生走入社区图书馆、博物馆拓展校外教育的天地。但接送时间、不同社区发展不均衡等局限性，给社区与学校的深度交融造成掣肘。
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孩子的生活里，在校时间不超过30%。“孩子需要的玩伴不只是课堂中的同学，关在學校教室里的教育远远不够。”李家成语意深长。社区教育不仅能充实和提升学校教育的质量，对促进育人方式转型和改进学习方式同样具有重大意义，而脱离多元关系的连接，必然为成长埋下隐患。
喜忧参半的创新形态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城乡二元结构逐步解体。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流动人口浪潮，对社区服务和教育体系建设提出了新挑战。尽可能地减少人口融合中的阵痛感，社区教育有责任关照这些群体需求。
北京市新街口北大街附近的小院里，坐落着幼儿教育界著名的“四环游戏小组”（以下简称“四环”）。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张燕带着学生到四环农贸市场调研，发现67名学龄前儿童散布在市场玩耍，安全隐患重重。在张燕的引领下，四环正式诞生，致力于探寻流动儿童学前教育的另一种可能。起初，大学生志愿者是四环运转的重要力量，但张燕清楚，仅凭外界力量难以支撑长久发展，激发内生造血能力，才是未来可期的关键。成立伊始，四环就邀请农民工家长一起来制作玩具、辅助老师带班。积极参与逐步演变为制度，即弱势群体家长由教育的“边缘人”转为平等的“对话者”，依靠自身力量实行社区互助，解决育儿问题。
大宝4岁时，李远香来到四环做志愿者，后来成了游戏小组的法人代表。她清楚地记得刚来时，当时的校长告诉自己，“我是糊里糊涂当了父母，直到加入四环的家长读书会，被家委会推选为校长，深度参与学校的管理，才觉得真的长大了”。许多四环孩子的父母不到20岁就有了娃，大都市里做农贸商贩，夜半三更就要起床上菜，无暇顾及孩子的成长。邂逅四环后，他们意识到家庭教育的责任，增长了育儿的本领和信心。
资金成本是社区NGO组织必然面临的考验。2010年，四环搬出了农贸市场的管理办公室，有了房租压力。校长提出，作为受益于四环教育的家长一员，希望成立“家长房租自助基金”，发挥更多养育能量。家长们表示赞成，决定每个孩子每月200元的房屋互助金。 尽管如此，困难和质疑并没有离开过四环。地处二环胡同，租金每年水涨船高，可考虑困境家庭的实际状况，房屋互助金到2019年逐渐升为800元后，就迟迟没有再上调，勉强可以凑够房租。“以往有不了解情况的朋友好心提示，为何不去申请社区或者街道的免费用房，其实这个计划几乎不可行，”李远香解释，“这类空置资源今年给你使用，但明年社区换了领导，可能对房子有新的规划，难以顾及我们对用房连续性的考虑。”
如今，社区创新教育对于城市依然是新事物，使得诸如四环这样的组织处于两难境况：“主管部门延续传统思路，认为和教育有关就该由教委负责，实际上四环提供的是纯粹的社区服务。”李远香认为，对“社区”和“教育”理解的窄化，导致了“谁都有权利来管理，谁也不知道具体的管理规则”，疫情防控标准、机构定性，都成了他们当下遭遇的挑战。
“建筑、环卫、家政，城市人的生活已经一天都离不开农民工，可后者时常是城市的过客。”秉持平民教育的精神，张燕尝试唤起他们在奔忙中对城市的归属感和对生活的深情。孩子和家长从学会体谅与照应开始融入：从文明教养入手，尽可能减少教育活动给社区居民带来的打扰。近年来北京市调整人口管理政策，四环的服务群体有了改变，特殊儿童、户籍人口被纳入，结构实现了城乡融合，建造出一座“没有围墙的幼儿园”——昔日彼此隔阂的群体结缘，相互尊重、理解和成就。儿童教育和家长参与社区共建同步，由此抛出了新课题：当基层社区教育发展出一种模式后，如何建设一个民主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自上而下地予以制度保障、匹配跳出窠臼的教育实践，以及自下而上地实现高质量互动、保护民间的积极性，究竟如何平衡？
质與量的缺口
要让社区教育在儿童和家庭中蓬勃发展，必须找到合适的载体亲近他们，而社区教育教师队伍的数量和质量令人忧虑。以梅陇镇社区学校为例，面向34万区域人口服务，专职教师只有4位，专职社工也仅有3位。刘丽静坦言，庞杂的工作占据了专职工作者大部分时间，超负荷运转使他们没有精力再投入钻研社区全人群学习需求中。而兼职教师年龄偏大，精力也非常有限，更遑论一些凭借热情的志愿者。
从全国范围看，社区师资队伍存在极大的不平衡性，上海、北京等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更重视社区教育，师资建设有明显进展，而广大农村地区的社区教师缺口较大。在发达城市内部，大量人口隐藏着的巨大需求没有释放，现有的师资数量和专业水平亟须快速发展。
如何填补缺口？也是2010年，四环有了第一位妈妈老师，来配合承担教务、招生、家长工作等，如今的三名妈妈老师各有分工，撑起了四环教师的半边天。张燕欣慰于这种发展，达成了最初设定的目标：摒弃居高临下地提供理想化教育，而是以参与者为中心，保持平等互动的关系，“教育没有绝对的权威，家长有自己的育儿实践，同样有可能掌握真理”。在合作的过程中，四环的专家和志愿者充分发掘家长身上宝贵的乡土资源，努力帮他们找回文化自信。
“用广义的概念审视，社区中所有的机构甚至居民，当他有教育意识并且投入教育活动的时候，都可以理解为在做社区教育的人。”李家成表示。针对教育能力的提升，他建议从专业社区教育工作者入手，将教育活动的设计和开展能力作为重点。以往，一些学校也将开掘托管服务资源的目光集中在社区公益机构，试图发动退休老教师或者社会力量，但对方质量参差不齐，教育方式能否与学校接轨有待考量，如果没有管理班级的经验，看管三四十人的班级也存在难度。“中小学生、城市弱势群体、各类职业的社区居民，其学习特点都需要社区教育工作者加以研究，现有的研究成果还满足不了服务广泛群体的需求。”
置于教育治理的版图中，社区教育的价值在于先试先行。李家成指出，它应该是教育改革的火车头，为中小学改革提供路径的示范，而目前来看，潜能远没有被发掘。这就要求社区教师夯实研究能力，不断提炼核心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社区教育并非“关起门来的教育”，需体现其丰富性、灵动性。能否有意识地与区内中小学、大学以及家庭合作，被他视为评判社区学校和教师领导力效能高下的标准之一，也是协同育人机制下的急迫呼唤。“儿童是社区治理的主人，而非被动的接受者。把社区建设中的资源和过程分享给儿童，本身就是教育，能为成长营造出安全感和幸福感。”缺失了儿童参与，许多社区活动就会变成简单的宣讲，作用终究有限。
“地方、家庭、学校、社区的创造意识和能力，能否被更多发现和激发，对社区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李家成清楚一个学习机制的范本对基层研究和工作人员的价值。鼓励不同群体探索，培育和推广实践成果，形成新思路、新策略，将会打开社区教育的新局面。在他的支持下，梅陇镇社区学校完善了“幸福故事·礼仪学堂”活动，推广本地好人好事。“原先我们会把梳理好的素材发给任课老师，请他们现场宣讲，”刘丽静介绍，“后来调整为借助公众号和音频传播，同时在学校中招募教师和学生来讲述，动员广泛力量参与。”
与李家成持相似意见的还有张燕。在四环提供的社区育儿互助平台上，来自天南海北的家长获取终身教育的滋养，某种程度上同样回馈了社区。“他们需要学习做自己的主人，来履行公民职责，了解当下的中国社会。”张燕强调，社区既是兴办者，也是受益者，而社区教育获得更多的包容和支持，才能让治理创新的路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