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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784年中美两国人员开始有贸易上的往来之后，来华的美国人数量日益增多，美国传教士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群体。1830年2月，作为首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美国公理会教士裨治文开启了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布道传教的漫漫历程，随后又陆续有美国传教士来到这个神秘的古国。在他们的日记、游记、信件中留有许多对中国的人和事的介绍和评价，这对中美两国彼此间的形象建构起了重要作用。众所周知的是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做出了很多努力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而在他们的记录中有意识地反映了中国女性当时的形象。本文以19世纪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林乐知、明恩溥留下的史料为例来考察中美交往初期美国传教士的中国女性观的建构。
19世纪中叶以前，西方对中国女性形象的最初建构充满乌托邦式的幻想：她们是《中国热》[1]里“吟唱垂柳和桃花”的浪漫伴侣，是《茶杯的幻想》[2]中有着“几乎看不到的小脚”的东方神秘美人。在早期来华的美国商人亨特眼中，她们是鞋子上有漂亮刺绣的“金百合花”[3]。在那时的西方人眼中，她们神秘而富含吸引力。然而在20世纪初期出现的美国文艺作品里，她们却成为赛珍珠笔下因为缠足而遭受苦难的悲剧人物，成为多罗西·科笔下男性注视下的身体暴力的受害者，成为影片《老三藩市》中邪恶的性奴隶。可见，这一时期的中国女性形象已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而造成这一变化的原由，还当追溯至19世纪中叶。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美国公理会传教士，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1830年2月25日，他从波士顿来到广州。当时中国还不能公开传教，他主要是向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R.Morrison）学习汉语，同时进行其他一些准备工作。在上海期间，他和妻子还创办了上海第一所女校——裨文女塾（1850年，后改名裨文女中）。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担任英文《中国丛报》的编辑，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情况。在《中国丛报》中他这样写到：“中国妇女缠足……这是邪恶的做法，不仅人民的思想被歪曲了，而且她们的身体也弄得畸形了。”[4]“思想歪曲”、“身体畸形”是他对中国女性的看法。在裨治文来到中国之时，缠足之美在中国已成为一种深厚的社会风习，女人的小脚成为对中国女性审美的重要评价标准。缠足之后的女人行路娉婷袅娜，步步生莲，美不胜收，如“天仙之化人，如嫦娥之下界”。小脚是女人引以为傲的资本。裨治文对中国女性缠足的否定，直接否定了中国旧时的审美观点，从而成为中国女性小脚由“美”到“丑”的一个转折点。
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美国基督教监利会牧师，著名的来华传教士。1868年他创办《教会新报》，1872年改名为《万国公报》。他创办的报纸除了宗教内容外，主要偏重于向中国传播西方的文化和科学，并且提出了一些对中国有用的建议，因此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欣赏。在《教会新报》中，他从“中外国异俗”中比较了中西两国的女性生活：“中国以男为重，养育教训男先乎女，西国子女并重养育教训，女与男同；中国请酒男女分席不交，视女如仆；西国请酒男女同席共相笑语，视女如男；中国生女必先裹足使女终身艰于行步痛苦不离，西国生女使彼无此痛苦，逸乐无穷……”[5]在林乐知看来，中国女性“如仆”而且终身“痛苦不离”；西方女性则“女与男同”，“逸乐无穷”，孰优孰劣也是显而易见了。在与拥有“平等自由快乐”的西方女性的对比中，中国女性显得更加的卑微和苦楚。“三从四德”不再是被称颂的美德，而是他们被压抑被奴役的悲惨生活状态的一种真实写照。与之相比较的是英国教士雒魏林在《从1840—1841年度舟山医院医疗报告》中的记录：“尽管有些身患各种疾病以及腿部溃疡的女性来医院求医，因裹脚扭曲脚骨而引发腿部溃疡或其他疾病的似乎只有一两例。我们丝毫不敢肯定这种行为对健康的危害如何。但是……这种从孩童起即已经受的残酷虐待似乎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会带来那么多痛苦。总地看来，裹脚的折磨以及其难以为人觉察的后果对健康和安逸带来的危害也许并不比西方的时尚给妇女带来的痛苦为甚。”[6]这位英国教士的记录与林乐知的见解发生了明显的分歧，反驳了后者关于中国女性“痛苦不离”、西方女性“逸乐无穷“的看法。在此我们不去评价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和他们的评价哪个更有说服力，但至少可以看出林乐知的评价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其特意强调西方女子比中国女子的优越之处，对中国女性的地位予以全盘否定，对西方女性的地位则以全盘肯定。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中国人又是如何看待这种差异的。曾国藩的次子曾纪泽在光绪四年（1878）出使法国前，要法国使者法兰亭代为向法国政府说明关于对和他同去的女性的接待上的要求。这种要求，在其《初使泰西记》中也谈到了：“泰西之例，男女同席宴会。凡贵重女宾，坐近主人，贵重男宾，坐近主妇，此大礼通例。而中国先圣之教，则男女授受不亲，姑姐妹女子既嫁而返，兄弟不与同席而坐，不与同器而食，至亲骨肉其严如此，则外客更可知矣。中国妇女若为男宾同宴，将终身以为大耻。”[7]在曾纪泽看来，男女授受不亲、妇女不与男客同桌进餐，是中国的传统礼教；若是违背了这样的礼数，则是中国妇女的耻辱。因此他要求到法国以后对同去的女性按照中国的礼节接待。这与林乐知理解的中国女性“如仆”是不一样的。由此可见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林乐如的中国女性形象观以西方女性为标准，从而建构了卑微、悲惨的中国女性形象。
明恩溥（1845-1942），美国公理会教士，1872年底来到中国。他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也谈到对中国女性的看法：“中国人生了男孩便欢天喜地，生了女孩便垂头丧气。”“中国人缺乏同情心，在对待迎新那天的新娘也是。没在乎新娘的感受，她得像一匹刚买来的马一样，接受评头论足”；“丈夫把妻子打成重伤甚至杀了也好，只要能举证她对公婆‘不孝’便可以逍遥法外”；“女孩子一到了青春期就成为‘危如私盐’的商品”，在中国话语中“妇人善妒，最毒妇人心”，“一百三十五个女部首，十四个是褒义，三十五个是贬义，八十六个中性，包含了整个语言中最为可耻的含义”[8]。在他的书中，中国女性被奴役被压迫毫无人权地位可言的形象再一次被强化。
这几位19世纪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多年，他们对中国女性的描述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正如巴柔所说：“‘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地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而对‘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这个‘我’要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自我。”[9]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和他们作为传教士的身份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正如《阐释学论文集》一书中保·利科所论证的那样，社会想象实践的多样性可在两极间来理解：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乌托邦是质疑现实的，而意识形态却要维护和保存现实。乌托邦从离心的保持在自身文化以外的角度来建立世界观，而意识形态是以群体文化为中心来建立世界观。至19世纪，中西方的历史文化语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直接影响到两国的形象建构。鸦片战争前后，随着帝国主义的扩张，西方对中国的乌托邦幻想已消失殆尽，西方视野之下的中国已变成停滞落后的象征。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西方中心论”的形象建构成为主导，“他者化”的中国女性形象无可避免地与被边缘化的中国文化联系到一起，成为中国人愚昧无知的最好体现。许多美国传教士带着拯救中国人的灵魂，给他们带来文明和福音的“远大理想”而来。一个传教士这样说到：“虽然东方从远古把文明带到了这个文明的世界，但由于文字和知识的浪潮从西方席卷到东方，我们成为我们老师的老师。我去中国，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代表了文明……”[10]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之下，他们已无心去欣赏东方女性的“婀娜”，而是要让中国女性成为中国人愚昧、落后、冷漠无情的最好证明，成为对中国“他者化”进而“言说自我”的有利武器。
他们的评价传达出言说者的目的。传教士在第二次宗教热潮中，带着美好的梦想来到中国，却屡屡受挫。他们最初将其归于中国政府的限制。19世纪中后期，美国国内发生了严重的知识危机，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由主义意识严重威胁到宗教在美国的权威地位。而海外传教士的成就对复兴美国宗教的影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进展却不尽如人意。他们虽然跨过了中国政府的限制，但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仍给他们的传教带来巨大阻碍。于是，改变中国女性地位成为他们传教工作的一个突破口。他们在中国创建女子学校，让中国女性受教育，同时成立“天足会”，提倡女子放足。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传教士们的描述一方面被看作是向中国女性传递西方文明，另一方面也成为对教士工作的肯定。这也跟他们要拯救中国女性，让她们像西方女性一样“逸乐无穷”的教义吻合。
由此可见，19世纪的美国传教士的中国女性观是被定格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影响。传教士们将中国的人与事边缘化，带有种族歧视性。这种排他性地描述中国女性的话语形式，体现了明显的政治需求和文化利用。这样的中国女性形象在建立之后又不断地被重复和强化，成为后来美国人在中国女性形象建构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它对20世纪初期西方人眼中被动、卑微、无知的中国女性形象的建构有着重大的影响。
注释：
[1]克洛迪约·博谱兰：《中国热》第99页。转引自米丽耶·德特利：《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
[2]Mimi Chan Through the Western Eyes Images of Chinese Women in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Hong Kong:Joint Publishing Co.Ltd,1989.
[3]亨特著，沈正邦译：《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
[4]《中国丛报》，V01.3，1837年，第468页。
[5]《教会新报》（三），（台北）台湾文书局印，1968年。
[6]转见约·罗伯茨编著，蒋重跃等译：《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114页。
[7]转见罗久蓉、品妙芬主编《近代中国的妇女与文化（1600-195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5月版，第803-804页。
[8]明恩溥著，秦悦译：《中国人的素质》，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6，171，175，210页。
[9]转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10]Claude M.Fuess,The Life of Caleb Cushing (New York,1923)I, P414-415.
作者：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成都）研究生
19世纪中叶以前，西方对中国女性形象的最初建构充满乌托邦式的幻想：她们是《中国热》[1]里“吟唱垂柳和桃花”的浪漫伴侣，是《茶杯的幻想》[2]中有着“几乎看不到的小脚”的东方神秘美人。在早期来华的美国商人亨特眼中，她们是鞋子上有漂亮刺绣的“金百合花”[3]。在那时的西方人眼中，她们神秘而富含吸引力。然而在20世纪初期出现的美国文艺作品里，她们却成为赛珍珠笔下因为缠足而遭受苦难的悲剧人物，成为多罗西·科笔下男性注视下的身体暴力的受害者，成为影片《老三藩市》中邪恶的性奴隶。可见，这一时期的中国女性形象已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而造成这一变化的原由，还当追溯至19世纪中叶。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美国公理会传教士，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1830年2月25日，他从波士顿来到广州。当时中国还不能公开传教，他主要是向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R.Morrison）学习汉语，同时进行其他一些准备工作。在上海期间，他和妻子还创办了上海第一所女校——裨文女塾（1850年，后改名裨文女中）。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担任英文《中国丛报》的编辑，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情况。在《中国丛报》中他这样写到：“中国妇女缠足……这是邪恶的做法，不仅人民的思想被歪曲了，而且她们的身体也弄得畸形了。”[4]“思想歪曲”、“身体畸形”是他对中国女性的看法。在裨治文来到中国之时，缠足之美在中国已成为一种深厚的社会风习，女人的小脚成为对中国女性审美的重要评价标准。缠足之后的女人行路娉婷袅娜，步步生莲，美不胜收，如“天仙之化人，如嫦娥之下界”。小脚是女人引以为傲的资本。裨治文对中国女性缠足的否定，直接否定了中国旧时的审美观点，从而成为中国女性小脚由“美”到“丑”的一个转折点。
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美国基督教监利会牧师，著名的来华传教士。1868年他创办《教会新报》，1872年改名为《万国公报》。他创办的报纸除了宗教内容外，主要偏重于向中国传播西方的文化和科学，并且提出了一些对中国有用的建议，因此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欣赏。在《教会新报》中，他从“中外国异俗”中比较了中西两国的女性生活：“中国以男为重，养育教训男先乎女，西国子女并重养育教训，女与男同；中国请酒男女分席不交，视女如仆；西国请酒男女同席共相笑语，视女如男；中国生女必先裹足使女终身艰于行步痛苦不离，西国生女使彼无此痛苦，逸乐无穷……”[5]在林乐知看来，中国女性“如仆”而且终身“痛苦不离”；西方女性则“女与男同”，“逸乐无穷”，孰优孰劣也是显而易见了。在与拥有“平等自由快乐”的西方女性的对比中，中国女性显得更加的卑微和苦楚。“三从四德”不再是被称颂的美德，而是他们被压抑被奴役的悲惨生活状态的一种真实写照。与之相比较的是英国教士雒魏林在《从1840—1841年度舟山医院医疗报告》中的记录：“尽管有些身患各种疾病以及腿部溃疡的女性来医院求医，因裹脚扭曲脚骨而引发腿部溃疡或其他疾病的似乎只有一两例。我们丝毫不敢肯定这种行为对健康的危害如何。但是……这种从孩童起即已经受的残酷虐待似乎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会带来那么多痛苦。总地看来，裹脚的折磨以及其难以为人觉察的后果对健康和安逸带来的危害也许并不比西方的时尚给妇女带来的痛苦为甚。”[6]这位英国教士的记录与林乐知的见解发生了明显的分歧，反驳了后者关于中国女性“痛苦不离”、西方女性“逸乐无穷“的看法。在此我们不去评价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和他们的评价哪个更有说服力，但至少可以看出林乐知的评价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其特意强调西方女子比中国女子的优越之处，对中国女性的地位予以全盘否定，对西方女性的地位则以全盘肯定。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中国人又是如何看待这种差异的。曾国藩的次子曾纪泽在光绪四年（1878）出使法国前，要法国使者法兰亭代为向法国政府说明关于对和他同去的女性的接待上的要求。这种要求，在其《初使泰西记》中也谈到了：“泰西之例，男女同席宴会。凡贵重女宾，坐近主人，贵重男宾，坐近主妇，此大礼通例。而中国先圣之教，则男女授受不亲，姑姐妹女子既嫁而返，兄弟不与同席而坐，不与同器而食，至亲骨肉其严如此，则外客更可知矣。中国妇女若为男宾同宴，将终身以为大耻。”[7]在曾纪泽看来，男女授受不亲、妇女不与男客同桌进餐，是中国的传统礼教；若是违背了这样的礼数，则是中国妇女的耻辱。因此他要求到法国以后对同去的女性按照中国的礼节接待。这与林乐知理解的中国女性“如仆”是不一样的。由此可见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林乐如的中国女性形象观以西方女性为标准，从而建构了卑微、悲惨的中国女性形象。
明恩溥（1845-1942），美国公理会教士，1872年底来到中国。他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也谈到对中国女性的看法：“中国人生了男孩便欢天喜地，生了女孩便垂头丧气。”“中国人缺乏同情心，在对待迎新那天的新娘也是。没在乎新娘的感受，她得像一匹刚买来的马一样，接受评头论足”；“丈夫把妻子打成重伤甚至杀了也好，只要能举证她对公婆‘不孝’便可以逍遥法外”；“女孩子一到了青春期就成为‘危如私盐’的商品”，在中国话语中“妇人善妒，最毒妇人心”，“一百三十五个女部首，十四个是褒义，三十五个是贬义，八十六个中性，包含了整个语言中最为可耻的含义”[8]。在他的书中，中国女性被奴役被压迫毫无人权地位可言的形象再一次被强化。
这几位19世纪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多年，他们对中国女性的描述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正如巴柔所说：“‘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地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而对‘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这个‘我’要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自我。”[9]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和他们作为传教士的身份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正如《阐释学论文集》一书中保·利科所论证的那样，社会想象实践的多样性可在两极间来理解：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乌托邦是质疑现实的，而意识形态却要维护和保存现实。乌托邦从离心的保持在自身文化以外的角度来建立世界观，而意识形态是以群体文化为中心来建立世界观。至19世纪，中西方的历史文化语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直接影响到两国的形象建构。鸦片战争前后，随着帝国主义的扩张，西方对中国的乌托邦幻想已消失殆尽，西方视野之下的中国已变成停滞落后的象征。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西方中心论”的形象建构成为主导，“他者化”的中国女性形象无可避免地与被边缘化的中国文化联系到一起，成为中国人愚昧无知的最好体现。许多美国传教士带着拯救中国人的灵魂，给他们带来文明和福音的“远大理想”而来。一个传教士这样说到：“虽然东方从远古把文明带到了这个文明的世界，但由于文字和知识的浪潮从西方席卷到东方，我们成为我们老师的老师。我去中国，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代表了文明……”[10]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之下，他们已无心去欣赏东方女性的“婀娜”，而是要让中国女性成为中国人愚昧、落后、冷漠无情的最好证明，成为对中国“他者化”进而“言说自我”的有利武器。
他们的评价传达出言说者的目的。传教士在第二次宗教热潮中，带着美好的梦想来到中国，却屡屡受挫。他们最初将其归于中国政府的限制。19世纪中后期，美国国内发生了严重的知识危机，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由主义意识严重威胁到宗教在美国的权威地位。而海外传教士的成就对复兴美国宗教的影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进展却不尽如人意。他们虽然跨过了中国政府的限制，但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仍给他们的传教带来巨大阻碍。于是，改变中国女性地位成为他们传教工作的一个突破口。他们在中国创建女子学校，让中国女性受教育，同时成立“天足会”，提倡女子放足。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传教士们的描述一方面被看作是向中国女性传递西方文明，另一方面也成为对教士工作的肯定。这也跟他们要拯救中国女性，让她们像西方女性一样“逸乐无穷”的教义吻合。
由此可见，19世纪的美国传教士的中国女性观是被定格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影响。传教士们将中国的人与事边缘化，带有种族歧视性。这种排他性地描述中国女性的话语形式，体现了明显的政治需求和文化利用。这样的中国女性形象在建立之后又不断地被重复和强化，成为后来美国人在中国女性形象建构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它对20世纪初期西方人眼中被动、卑微、无知的中国女性形象的建构有着重大的影响。
注释：
[1]克洛迪约·博谱兰：《中国热》第99页。转引自米丽耶·德特利：《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
[2]Mimi Chan Through the Western Eyes Images of Chinese Women in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Hong Kong:Joint Publishing Co.Ltd,1989.
[3]亨特著，沈正邦译：《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
[4]《中国丛报》，V01.3，1837年，第468页。
[5]《教会新报》（三），（台北）台湾文书局印，1968年。
[6]转见约·罗伯茨编著，蒋重跃等译：《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114页。
[7]转见罗久蓉、品妙芬主编《近代中国的妇女与文化（1600-195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5月版，第803-804页。
[8]明恩溥著，秦悦译：《中国人的素质》，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6，171，175，210页。
[9]转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10]Claude M.Fuess,The Life of Caleb Cushing (New York,1923)I, P414-415.
作者：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成都）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