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是历史，其根本价值是真实，历史的真实是理性的；《三国演义》是小说，其根本价值是审美，而审美价值是以情感为核心，是与理性对立统一的。《隆中对》写刘备主动去拜访诸葛亮，完全是出于理性的考虑，为了自己的霸业宏图。关键是诸葛亮给刘备出了什么样的主意、制定了什么样的战略，至于三顾的过程、情绪上有什么样的反应，是无关大体的。所以《三国志》上，只有这么一句话：“凡三往，乃见。”而对于小说来说，如果这样照搬，就没有艺术感染力了。
　　艺术审美价值，要超越历史的真，通过假定、虚拟、想象来实现，因而阅读《三顾茅庐》，要把注意的焦点，首先集中在历史素材中没有的、作者虚构出来的东西上，其次是《三国志》素材中被《三国演义》改变了的东西上。在《三国志》中，三顾茅庐，只有那么五个字，而《三国演义》却虚构了那么曲折的过程。这是因为，《三国演义》是古典传奇小说，首要的是情节，情节的生命之一，就是曲折延宕，就是悬念，让读者的关切悬在那里，作者要有足够的狠心，和读者的期待作对。
　　《三顾茅庐》的主角当然是诸葛亮，他不但是情节的核心，还是《三国演义》作者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化身。《三国演义》写到第三十七回，差不多三分之一过去了，才让这个人物出场。和其他人物出场相比，作者拿出了最大的热情，浓墨重彩，反复地、尽情地渲染。
　　出场之前，和《三国志》《资治通鉴》提供的素材一样，已经有了两个人物给他以极高的评价。第一个是徐庶，他说诸葛亮有“经天纬地之才，盖天下第一人也”。这个评价，与《三国志》相比，已经是拔高了、极端化了。而极端化，正是情感的特点，而不是理性的特点。这种情感，既是人物的，又是作者的。第二个是司马徽，他说诸葛亮的才能超过他自比的管仲和乐毅，可比姜太公和张良。这个司马徽，《三国演义》不但写他智商很高，而且写他身上有一种神秘的超凡的气质。他料事如神，料定徐庶因母而去曹营，其母却因之而死。事实证明果然如此。对于诸葛亮的出山，他是有保留的，甚至可以说是反对的，预言诸葛亮肯定不能成功。刘备留他不住，他：
　　出门仰天大笑曰：“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言罢，飘然而去。玄德叹曰：“真隐居贤士也!”
　　作者显然是要强调此人的预见正确，这果然为日后的历史所证明。诸葛亮命中注定的失败，有点宿命的必然性。把极端有智慧的人，写得超凡脱俗，仙风道骨，这种方法，恰恰就是作者渲染诸葛亮的方法。这种人格风采，其实就是诸葛亮出仕之前的风格。在极其高贵的人格中，隐隐约约显出一点悲剧性的味道，目的是为小说中诸葛亮的结局安排伏笔。从这里，已经可以感到，《三国演义》作者对于诸葛亮这个理想人物的创作原则，就是神化和仙化、英雄化和悲剧化的交织。后来受到《三国演义》影响的同类人物，如《水浒传》中的公孙胜，《说唐》中的徐茂公，虽然不乏神化仙化，但却因为神化仙化而避免了悲剧性。这种悲剧化的深度，要等到诸葛亮鞠躬尽瘁，身死五丈原才能显示。而在这以前，则把隐逸化的境界加以诗化、抒情化。
　　这种诗化，又并不是直接的抒情，而是通过曲折的过程，把悬念逐步强化。所以，三顾，每一顾都交织着多层次的诗化。
　　第一层次是，一顾茅庐，荷锄耕于田中的农人的歌谣，提示诸葛亮看透了世俗的荣辱不过是游戏而已(陆地似棋局)，而自身却是漠不关心的(高眠卧不足)。
　　第二层次是，应门童子出来，刘备报了一大堆头衔，童子却说“记不得许多名字”，反卒寸出刘备太俗气。与之相对照的，则是诸葛亮踪迹不定，归期亦不定，完全摆脱了世俗的功利目的，随心所欲。隐士出世的心态与入世的功利追求，恰成对照。
　　第三层次是，诸葛亮之友崔州平出场。这个人不是诸葛亮，但是其远见卓识，又有诸葛亮的风范。他给刘备泼了一盆冷水，把司马德操的宿命论发挥了一通，不过带上了历史循王不论的色彩。治乱循环是规律，如今正好碰到由治而乱的节骨眼上，想要改变这种规律，是白费劲(“徒费心力耳”)。这就又把诸葛亮未来的悲剧性加重了一笔。这是第二个反对诸葛亮出山的人，其外部风貌和诸葛亮如出一辙：
　　容貌轩昂，丰姿俊爽，头戴逍遥巾，身穿皂布袍，杖藜从山僻小路而来。他非常直率地宣言：“愚性颇乐闲散，无意功名久矣。”“言讫，长揖而去。”这和司马德操一样的“闲散”，是诸葛亮“不求闻达于诸侯”的精神的投影。
　　作者之所以要让他像诸葛亮，像到被误认为是诸葛亮，就是为了从自然环境和人事环境，来渲染诸葛亮的超脱功名利禄。这种氛围越是得到强调，刘备的目的越是难以达到，情节的悬念就越强。这种情节的悬念是很特殊的，一般的悬念，不确定，大都是因为人事有矛盾，有阻力。但是，这里却没有人事上的反作用力，只是背后议论而已，一切都待诸葛亮自己决定。但是，诸葛亮的环境却越来越明确地暗示，刘备的功名心与诸葛亮的超脱功名心是j中突的。
　　一顾茅庐的过程与其说是情节，不如说是情景的锁链，也就是环境的转移，阻碍诸葛亮出山的氛围越来越浓。
　　到了第二顾，进一步把诸葛亮诗化、雅致化。先是对联“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这本是诸葛亮教训儿子的名言。跟着又是一首赋，其中有“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好像是有希望了，出山的意向比较明确了。可是，又生出一个曲折。这个读书的人，并不是诸葛亮，而是他的弟弟。得到的信息则是诸葛亮又出去“闲游”去了。这个“闲”字挺关键，就是无目的、超越功利。
　　刘备又白跑一趟，失望归去，却冒出一个老先生，让刘备，包括读者以为是诸葛亮来了。那形象就有点仙风道骨：
　　玄德视之，见小桥之西，一人暖帽遮头，狐裘蔽体，骑着一驴，后随一青衣小童，携一葫芦酒，踏雪而来。
　　这是一幅充满古典诗意的文人画。骑驴，而非骑马，说明并不追求富贵；随一小童，显示生活安闲，琐事不用操心；携一葫芦酒，乃是逍遥的情致；踏雪而来，以不避风寒为美。作者唯恐如此之诗意被读者忽略，就又让这个人物口吟歌颂雪里梅花的诗歌。文章做足了以后，让刘备诱导读者以为“此真卧龙矣”，却发现此人又不是诸葛亮，而是他的丈人。而那首很高雅的诗，却是诸葛亮所作。
　　这里所用的全是烘托之笔。表面上诸葛亮没有出场，实际上，他的情趣、他的志向、他的人格、他的情操、他的风格，都已经渗透其间了。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时这样说：
　　此卷极写诸葛亮，而篇中却无诸葛亮……诸葛亮未得一遇，而见诸葛亮之居，则极其幽秀；见诸葛亮之童，则极其古淡；见诸葛亮之友，则极其高超；见诸葛亮之弟，则极其旷逸；见诸葛亮之丈人，则极其清韵；见诸葛亮之题咏，则极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欢，而诸葛亮之为诸葛亮，领略过半矣。毛氏的意思是，虽然曲曲折折，总是见不到诸葛亮，但是，见不到诸葛亮之处，无一不与诸葛亮的心灵境界息息相通。其居之幽秀，乃诸 葛亮之幽秀；其童仆之古淡，乃诸葛亮之古淡：其友之高超，乃诸葛亮之高超；其弟之旷逸，乃诸葛亮之旷逸；其丈人之清韵，乃诸葛亮之清韵；其题咏，乃诸葛亮之格言。所有这一切，都高度统一于诸葛亮的志趣高逸、超凡脱俗。
　　等到第三次光顾，终于见到了诸葛亮。如果用欧·亨利的手法来写，其结尾肯定是急转直下，情节曲折的密度加大，叙述时间极限趋近于零，小说戛然而止，而意义却发生倒置。但那是短篇小说，而《三国演义》是长篇小说，又是传奇，故其最后的曲折，不能成为意味深长的结局，而是柳暗花明，引申出新的曲折来。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前的总评中这样说刘备第三次光临见到诸葛亮前的反复和曲折，用九曲武夷来比喻。我们用圆圈数字分别标明这“九曲”：
　　玄德第三番访诸葛亮……使一去便见，一见便允，又径直没有趣矣。①妙在诸葛均不肯引见，待玄德自去，于此作一曲。②及令童子通报，正值先生昼眠，又一曲。③玄德不敢惊动，待其自醒，而先生只是不醒，则又一曲。④及半晌方醒，只不起身，却自吟诗，则又一曲。此未见前之曲折也。⑤及初见时，玄德称誉再三，诸葛亮谦让再三，只不肯赐教，于此作一曲。⑥及玄德又恳，方问其志若何；直待玄德促坐，细陈衷悃，然后为之画策，则又是一曲。⑦及诸葛亮既画策，而玄德不忍取二刘，诸葛亮复决言之。而后玄德始谢教。则又一曲。⑧诸葛亮虽代为画策，却不肯出山，直待玄德涕泣以请。然后许诺，则又一曲。⑨及受聘，却不即行，直待留宿一宵，然后同归新野，则又一曲。
　　《三国演义》向来被认为“七实三虚”，一般认为，得力于《三国志》有七成之多。但这里，恐怕是“一实九虚”，最生动处，完全是罗贯中的虚构。这种虚构，充满了神秘感，充满了古典隐士的清高，和文人雅士的诗境。这种意境，不仅是中国古典诗歌的，而且是《三国演义》的核心价值所在，那就是奇才决定胜负，对于奇才的无条件崇拜。诸葛亮是奇才中的奇才，因而要有尊崇之上的尊崇。
　　从一顾到三顾，多到近二十回合的曲折，很可能造成沉闷和单调。但是，读者却没有这样的感觉，就连易中天这样对《三国演义》持有批判态度的人士都认为“实在很精彩，也很有意思”。这里除了情境本身的变化以外，最精彩之处，是刘备的亲信张飞和关羽的反衬。关羽比较有修养，只是委婉地表示怀疑；而张飞，前后三次表示愤怒。这就不仅是环境的渲染，而且是人情的阻力了。阻力如果来自一般人，不能构成什么曲折，《三国演义》让刘备的亲信张飞来反对，就有一点分量了。他把诸葛亮看成一个“村夫”，说是“使人唤来便了”。这本是刘备的话，《三国演义》把刘备理想化为求贤若渴、诚恳殷勤到极端，便把这话转送给张飞。这从内涵上说，显然是反衬刘备求才的诚恳；从艺术上说，却是构成趣味的对比。前面的氛围的烘托，全是高雅的、诗化的；而张飞的这几笔，却是另一种路子，非常粗俗。这种粗俗却有另一种趣味，那就是有点好笑，也就是有点谐趣。第二顾中关羽发难，但仍然非常委婉，怀疑诸葛亮徒有虚名，故意“避而不见”，所用的语言，全是书面的文言，这符合夜观《春秋》的关羽的修养。而张飞第二次提出他的“村夫”论：
　　量此村夫，何足为大贤!今番不须哥哥去；他如不来，我只用一条麻绳，缚将来!这样的曲折，是情感的错位，是性格的分化，比第一次更加强化了。但是，作者并不以此为满足，还有第三次。等到明确了诸葛亮就在家里，但是“昼寝未醒”时，刘备只好拱立于阶下，等了半晌，居然还没有动静，张飞大怒，谓云长日：
　　这先生如何傲慢!见我哥哥侍立阶下，他竟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后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张飞的插入，使得本来单纯曲折的雅趣和诗趣，渗入了一些俗趣和谐趣。《三国演义》的价值观，是比较宏观的精英价值，主要是高级的谋略价值，但是，这样的价值太高雅，《三国演义》毕竟是一种市民文化，因而不时要请张飞出来，添加一种平民视角。在通篇都是雅致的诗化气氛中渗入一点诙谐之趣味，显得趣味丰富。因而，叶昼假托性格率真的李贽评语说：
　　诸葛亮装腔，玄德作势，一对空头，不如张翼德，果然老实也，呵呵。当然，叶昼这样的批语，对于诸葛亮是冤枉的，人家本来就反复强调不想出山，非到见到真正的知己，不轻易下决心。但是对于刘备，这样的批评，就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毕竟《三国演义》的作者，太在意刘氏的王朝正统，千方百计地美化刘备，弄得真有点作态了。鲁迅批评《三国演义》，为了抬高刘备而把他弄得有点“似伪”了。在最后，诸葛亮还是不想出山，“玄德泣曰：‘先生不出，如苍生何!’言毕，泪沾袍袖，衣襟尽湿”。一个四十多岁的军阀，眼泪会像自来水那样容易流出来吗?叶昼托名李贽评曰：
　　玄德之哭极似今日妓女。可发人笑也。这当然有些刻薄，却也不无道理。但是，如果排除了罗贯中那种正统观念，把《三国演义》当做艺术品看待，也未尝不可称赞罗贯中的笔力。把一个军阀写得有点虚伪，可能并不一定是《三国演义》的缺点。对于才智超凡的诸葛亮，《三国演义》的作者更是十二分的尊崇。鲁迅批评说，为了表现其多智，有点“近妖”了。罗贯中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毕竟最后，诸葛亮并没有实现他和刘备所预言的那样，命一上将，率领大军北伐，老百姓就一致拿着慰问品前来欢迎，恢复汉室的霸业就唾手可成。这明显是一种浪漫的空想。历史上的诸葛亮只是一个行政的干才，在军事上，“奇谋为短”。他六出祁山，九伐中原，身死军中，蜀汉最后还是灭亡了。这样的历史，罗贯中不能不面对。为了把理想人格、理想才干和历史真相统一起来，罗贯中虚构出一种理论，那就是曹魏得天时，孙吴得地利，而蜀汉得人和。得人和就是得民心。但是老天不帮忙，不得其“天”，不得其“数”，于是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代英才，无可奈何地陷入悲剧的宿命。这也就是司马徽所说的“卧龙虽得其主，而不得其时”。《三国演义》的矛盾焦点就在于此：一方面是绝对明智，能对未来作绝对准确的预测；另一方面则是绝对的无奈，失败的悲剧的阴影总是在这最明智的英雄头顶上盘旋。
　　参考资料：
　　[1]易中天《品三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2]陈曦仲等《(三国演义>会评本》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