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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模范儿童
解放以后,北师大二附小举行了第一届模范儿童的选举,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参加竞选演说时的几个场景。
各年级都推选了候选人,我当时是高年级的代表。候选人都要轮流到台上去发表竞选演说。那时候都没有讲稿,也没有人督促检查,演讲人一律是自己打好腹稿,再到台上去自由发挥。
印象最深的是一年级的候选人,是一个小姑娘,黑黝黝的脸庞,梳着油光光的小辫儿。她一上台就说:“我学习好,身体好,大家都管我叫铁蛋儿。”台下立刻响起一片笑声和掌声。接着,她讲了几件自己想干的事情,立刻赢得大家的喜爱。
接下来是中年级的候选人演说……高年级轮到我了。我清楚地记得,迈上高高的水泥台,往下一看,好家伙,全操场一片人,一双双骨碌碌的眼睛全望着我。心里多少有点慌乱,只记得我先说了收集废铜烂铁捐献的事情,当我说到“我的各门功课都很好”的时候,下面第一排的一个中年级男同学,当即发出“嗬”的一声,我当时感到这“嗬”声后面的潜台词就是“吹牛”。我听到这个声音时,心中立刻后悔为什么这么骄傲,把自己说得这么“满”。其实自己并不是门门功课都好,更没有达到“很好”的程度。
过了些日子,宣布模范儿童名单时,“铁蛋”和我都在其中,每人还发了一枚证章。
成立学生会
在其他学校纷纷建立少年儿童队(后来改名叫中国少年先锋队)的时候,二附小可能是因为解放前是“贵族”学校,所以没有参加第一批建队。
不过,我们学校却有了一个让别校学生十分羡慕的事情——建立学生会。我被推选为第一届学生会干部。有一天,在自然教室里,在校长的主持下开会,进行分工。看得出来,校长既想把事情办好,又尊重我们这些认识水平有限的孩子。
校长宣布学生会干部分工的建议,共有学习部、体育部、宣传部、图书馆部……记得是先宣布我为学习部部长,然后宣布五年级的雷公炎为图书馆部部长……校长接着征求我们的意见。这时,还没有全局观念的我,只是感到自己非常喜欢到图书馆,不想整天管学习,就举手表示:“我想当图书馆部部长,不当学习部部长。”校长可能没有思想准备,显得有些尴尬,短暂沉默之后,只好转问雷公炎:“你愿不愿意改当学习部部长?”雷公炎可能来不及考虑,没有反对,就算同意了。
散会以后,走在路上,班主任李老师忍不住对我说:“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不同意校长的安排,多不好啊。”我反驳说:“是校长说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说嘛。”李老师说:“那是人家领导谦虚,发扬民主。”我听不懂李老师的意思,只好默不作声,心想,让人家提意见,可是真提了意见又说不妥。
小组合作
我上六年级的时候,受到新思潮的启发,极力主张在课堂上多进行辩论,并且建议老师将课桌重新摆放,变成八个人一组。同学中何震是积极支持这个建议的,因为我们俩平时就最爱辩论。后来连我都没有想到,带来这么大变动的建议,居然能得到办事情极其慎重的李老师同意。同学们当然非常高兴,立刻行动起来,转眼间桌椅排列成八个人一組,面对面坐着。其实,我们当时最热心的并不是组内的讨论、合作,而是两个组之间的辩论,有点类似现在电视上的PK。
第一次辩论,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是我连续几天挖空心思,想好了一个问题,提出来让别的组来回答,当时多少有点想难为别人、显摆自己的动机。
上课了,老师询问哪个组先提出讨论的问题,我立刻将手高高举起,得意地说出我的问题:“氢气是容易燃烧的,氧气可以助燃,可是它们化合成水以后,反而不能燃烧,还能够灭火,这是为什么?”问题刚刚提出,正如我预料的那样,何震立马举着手跳了起来,“我来回答!”他说,“氢和氧化合以后就变成了另外的物质,不再是原来的氢和氧,当然不能燃烧了。”
这个发言虽然不算精彩,可是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因为我也只是前几天刚刚在课外书中看到这个知识,不可能再往深里说。其他同学也是“大眼瞪小眼”,一言不发。眼看着我所盼望的辩论也无法进行下去,第一次小组合作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它可能是我们课堂上第一次出现的“小组合作”,竟然是由小学生自己发起的!
转眼间,我们要毕业了。在毕业前夕,我们互赠留言。几乎每一个同学都给我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下留言。我记得上面写的多是一些刚刚听到的新鲜名词,如:“为新中国建设贡献一切!”“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到底!”也有的由于对这些名词没有真正理解,闹出一些笑话。比如张春霖给我的留言:“挣扎吧!挣扎吧!挣扎就是你的一切!”听起来很时髦,想起来也很可怕。我给同学杨天佑的留言是“准备吧!准备吧!准备向大社会出兵”,署名是“你的‘战友’冉乃彦”。
我们是解放后的第一届毕业生,既接受了二附小深厚的文化熏陶,又经历了火热的时代洗礼。在我们身上既有传承,又有创新。
解放以后,北师大二附小举行了第一届模范儿童的选举,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参加竞选演说时的几个场景。
各年级都推选了候选人,我当时是高年级的代表。候选人都要轮流到台上去发表竞选演说。那时候都没有讲稿,也没有人督促检查,演讲人一律是自己打好腹稿,再到台上去自由发挥。
印象最深的是一年级的候选人,是一个小姑娘,黑黝黝的脸庞,梳着油光光的小辫儿。她一上台就说:“我学习好,身体好,大家都管我叫铁蛋儿。”台下立刻响起一片笑声和掌声。接着,她讲了几件自己想干的事情,立刻赢得大家的喜爱。
接下来是中年级的候选人演说……高年级轮到我了。我清楚地记得,迈上高高的水泥台,往下一看,好家伙,全操场一片人,一双双骨碌碌的眼睛全望着我。心里多少有点慌乱,只记得我先说了收集废铜烂铁捐献的事情,当我说到“我的各门功课都很好”的时候,下面第一排的一个中年级男同学,当即发出“嗬”的一声,我当时感到这“嗬”声后面的潜台词就是“吹牛”。我听到这个声音时,心中立刻后悔为什么这么骄傲,把自己说得这么“满”。其实自己并不是门门功课都好,更没有达到“很好”的程度。
过了些日子,宣布模范儿童名单时,“铁蛋”和我都在其中,每人还发了一枚证章。
成立学生会
在其他学校纷纷建立少年儿童队(后来改名叫中国少年先锋队)的时候,二附小可能是因为解放前是“贵族”学校,所以没有参加第一批建队。
不过,我们学校却有了一个让别校学生十分羡慕的事情——建立学生会。我被推选为第一届学生会干部。有一天,在自然教室里,在校长的主持下开会,进行分工。看得出来,校长既想把事情办好,又尊重我们这些认识水平有限的孩子。
校长宣布学生会干部分工的建议,共有学习部、体育部、宣传部、图书馆部……记得是先宣布我为学习部部长,然后宣布五年级的雷公炎为图书馆部部长……校长接着征求我们的意见。这时,还没有全局观念的我,只是感到自己非常喜欢到图书馆,不想整天管学习,就举手表示:“我想当图书馆部部长,不当学习部部长。”校长可能没有思想准备,显得有些尴尬,短暂沉默之后,只好转问雷公炎:“你愿不愿意改当学习部部长?”雷公炎可能来不及考虑,没有反对,就算同意了。
散会以后,走在路上,班主任李老师忍不住对我说:“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不同意校长的安排,多不好啊。”我反驳说:“是校长说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说嘛。”李老师说:“那是人家领导谦虚,发扬民主。”我听不懂李老师的意思,只好默不作声,心想,让人家提意见,可是真提了意见又说不妥。
小组合作
我上六年级的时候,受到新思潮的启发,极力主张在课堂上多进行辩论,并且建议老师将课桌重新摆放,变成八个人一组。同学中何震是积极支持这个建议的,因为我们俩平时就最爱辩论。后来连我都没有想到,带来这么大变动的建议,居然能得到办事情极其慎重的李老师同意。同学们当然非常高兴,立刻行动起来,转眼间桌椅排列成八个人一組,面对面坐着。其实,我们当时最热心的并不是组内的讨论、合作,而是两个组之间的辩论,有点类似现在电视上的PK。
第一次辩论,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是我连续几天挖空心思,想好了一个问题,提出来让别的组来回答,当时多少有点想难为别人、显摆自己的动机。
上课了,老师询问哪个组先提出讨论的问题,我立刻将手高高举起,得意地说出我的问题:“氢气是容易燃烧的,氧气可以助燃,可是它们化合成水以后,反而不能燃烧,还能够灭火,这是为什么?”问题刚刚提出,正如我预料的那样,何震立马举着手跳了起来,“我来回答!”他说,“氢和氧化合以后就变成了另外的物质,不再是原来的氢和氧,当然不能燃烧了。”
这个发言虽然不算精彩,可是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因为我也只是前几天刚刚在课外书中看到这个知识,不可能再往深里说。其他同学也是“大眼瞪小眼”,一言不发。眼看着我所盼望的辩论也无法进行下去,第一次小组合作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它可能是我们课堂上第一次出现的“小组合作”,竟然是由小学生自己发起的!
转眼间,我们要毕业了。在毕业前夕,我们互赠留言。几乎每一个同学都给我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下留言。我记得上面写的多是一些刚刚听到的新鲜名词,如:“为新中国建设贡献一切!”“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到底!”也有的由于对这些名词没有真正理解,闹出一些笑话。比如张春霖给我的留言:“挣扎吧!挣扎吧!挣扎就是你的一切!”听起来很时髦,想起来也很可怕。我给同学杨天佑的留言是“准备吧!准备吧!准备向大社会出兵”,署名是“你的‘战友’冉乃彦”。
我们是解放后的第一届毕业生,既接受了二附小深厚的文化熏陶,又经历了火热的时代洗礼。在我们身上既有传承,又有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