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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上货物运输，自其产生以来就属于高风险行业。在国际贸易中，货物的交接要经过长途运输、装卸和存储等环节，遇到各种风险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比较大。为了转嫁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风险损失，海上货物保险作为保险业的开山鼻祖应运而生了。在我国，保险业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渐趋成熟，海上货物保险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一切险，作为海上货物保险中的一个险种，在海上货物运输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实践的不断更新和理论的发展，在一切险的适用和解释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的争议与纠纷。因此，本文就PICC一切险条款做相关分析，并将其于ICC(A)条款作同类比较，找出PICC一切险条款现存的一些不足，以期其在今后的理论和实践中有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 PICC一切险条款；ICC(A)条款；承保范围；举证责任；责任期间
1981年,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参照英国伦敦协会货物保险条款( 1963年) 的基础上, 修订了人保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 ,该条款第1条“责任范围”将主险分为平安险、水渍险和一切险三种。一切险源于英文“ All Risk (A. R.) ”，是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中承保范围最大的一种基本险别，其保险费率在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中也是最大的。在我国海上货物运输保险的一切险中，一切险的承保范围是：①水渍险承保的全部责任一切险均给予承保；②一切险负责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一般外来风险所致的全部或部分损失。在国际保险市场上，与此相类似的条款很多，最典型的是英国伦敦保险协会所制定的《协会货物条款》即（InstituteCargoClause，缩写为ICC）中的A险，简称ICC(A)条款。ICC(A)和PICC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一样由英国伦敦协会货物1963年保险条款演化而来，它是采用“一切风险减除外责任”的办法，即除了“除外责任”项下所列风险保险人不予负责外，其它风险均予负责。
PICC一切险条款在我国海洋运输货物保险中被广泛运用，然而，PICC一切险条款自其生效以来就因为其文意表述的过于简单笼统而在实践的运用中备受质疑。以承保范围为例，“一切险”到底是仅承保平安险、水渍险以及11种普通附加险所造成的损失，还是承保法定或者意定除外责任以外的任何具有意外的性质风险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就层出不穷却一直得不到妥善的解决。但相较于PICC一切险条款目前所面临的窘境，英国伦敦保险协会所制定的ICC(A)条款在实施过程中情况显然要明朗许多。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我就PICC一切险条款和ICC(A)条款之间的承保范围的异同为主线，联系实际展开分析研究。
承保范围是保险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被保险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可以说是整个保险业的灵魂。然而，就如上文所述，PICC一切险条款在我国海洋运输货物保险中被广泛运用，但承保范围究竟是仅承保平安险、水渍险以及11种普通附加险所造成的损失，还是承保法定或者意定除外责任以外的任何具有意外的性质风险的争议却一直没有停止。直到1997年5月21日, 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海洋货物运输保险“一切险”的条款的请示〉的复函》 中, 将一切险中的外来原因解释为“仅指盗窃、提货不着、淡水雨淋险、短量、混杂险、沾污、渗漏、碰损、破损、串味、受潮受热、钩损、包装破裂和锈损”，这种争议达到了顶峰。因为，这种解释无疑将一切险条款定性偏向于与平安险和水渍险一样的“列明式”风险条款。ICC(A)条款则不同，ICC(A)条款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式”风险条款，它直接言明承担包括保单列明的除外责任以外的一切具有意外的性质的风险。“列明式”风险条款和“开放式”风险条款最大的区别其实是承保风险的程度，是有限性还是无限性。在法理上讲，就是一个“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还是 “法无明文禁止即允许”的问题。
我认为，PICC一切险条款的这种“列明式”的解释是代表了保险人的利益，因为它将承保的范围局限在平安险、水渍险以及11种普通附加险所承担的范围之内，除此之外的任何原因所造成的损害均不理会，这实际上是保证了保险人的利益，使它所承担的风险只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不会无限的扩大；ICC(A)条款的“开放式”风险条款则是更倾向于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它采取的是一切险减去除外责任的形式，这种形式是将“一切”的风险留给了保险人，而将只将有限的“除外责任”留给被保险人，这对被保险人来说无疑是有利的。
由于两个类似的条款（或者说是一个条款的两种不同解释），恰好代表了两方对立的当事人的利益，因此支持者都颇众。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ICC(A)条款的这种“开放式”模式更为合理。原因有如下：
（1）风险均担。海洋波涛汹涌，深不可测，对于从事海上货物运输的被保险人而言，本身就承担着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不仅是经济上的风险，更重要的还有生命的风险。投保，只是为了转嫁这些保险的一部分，但远不能抵消所有的风险。
相较于被保险人，保险人承担的风险就要小很多，甚至，还以此盈利。对于平等的双方当事人来说，承担如此不平等的风险本身就是不尽合理的。显然就更不能要求被保险人在承担了客观的不利之后还要去承担条款上文意解释的不利，这对被保险人来说是显失公平的。
（2）“格式合同”的客观要求。保险合同是典型的格式合同，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就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在保险合同中，保险人是是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根据以上法律条文的规定，它理应承担条款文意解释上的不利，并且，如果它“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则会导致格式条款的无效 。
（3）举证责任的需要。举证责任其实是关于一切险条款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由于它和承保范围关系密切，并且是随着承保范围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本报告中只把它作为承保范围的一个分支来介绍。ICC(A)条款的承保风险十分明确地采取的是“开放式”风险的方式，因此在实践中，A条款项下的被保险人在承担举证责任方面要比采取列明风险的方式规定承保风险的被保险人轻松得多。因为在PICC一切险条款中，如果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对“一切险”外来原因的解释，则其承保范围为列明风险，这意味着，被保险人若欲进行保险索赔，必须举证其损失是人行复函中所限定的“外来原因”的一种或若干种原因所致。只要其未能证明损失的确切原因，则保险人便可以拒赔。而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这是对被保险人强加了过重的保险责任，因为列举的风险毕竟有限，如果因为法律条款的有限性而让被保险人承担这种“有限”的缺陷带来的无限风险，这种解释是难以让人满意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虽然PICC一切险条款和ICC(A)条款在很多方面也较为一致，如两者对保险责任期间的认定都是“从离开保险单规定的发货人的仓库或贮存处所，经过运输，直到收货人的仓库或贮存处所为止。倘若被保险货物在卸载港卸货，则从海轮卸载后满60天为止。倘若从海轮卸载后要转运到保险单规定的目的，则从转运开始，保险责任终止。”但相比之下ICC(A)条款在合理性，公平性上都更胜一筹。我国的PICC一切险条款应当参照其做相应的调整或作出更加完善的解释。这样才能在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利益中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点，促进我国海上保险制度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良宜．《英国海上保险条款详论》．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6
[2] 张贤伟、吕越瑾、李昕．《论PICC货物“一切险”条款的承保范围》．中国海商法年刊．1998
[3] 於世成、杨召南等:《海商法》 法律出版社，1997
[4] 李丹:《人保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中的“一切险条款”》.上海海事大学学报，2005
[5] 黄海：《对海运货物一切险承保范围之界定》，法律适用月刊，2006
[6] 陈慧：《论一切险的承保范围》，上海海事大学硕士论文
[7] 应世昌．《海上保险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8] 何丽新．《关于海上保险中被保险人举证责任的思考》
收稿日期：2008-4-24
【关键词】 PICC一切险条款；ICC(A)条款；承保范围；举证责任；责任期间
1981年,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参照英国伦敦协会货物保险条款( 1963年) 的基础上, 修订了人保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 ,该条款第1条“责任范围”将主险分为平安险、水渍险和一切险三种。一切险源于英文“ All Risk (A. R.) ”，是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中承保范围最大的一种基本险别，其保险费率在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中也是最大的。在我国海上货物运输保险的一切险中，一切险的承保范围是：①水渍险承保的全部责任一切险均给予承保；②一切险负责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一般外来风险所致的全部或部分损失。在国际保险市场上，与此相类似的条款很多，最典型的是英国伦敦保险协会所制定的《协会货物条款》即（InstituteCargoClause，缩写为ICC）中的A险，简称ICC(A)条款。ICC(A)和PICC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一样由英国伦敦协会货物1963年保险条款演化而来，它是采用“一切风险减除外责任”的办法，即除了“除外责任”项下所列风险保险人不予负责外，其它风险均予负责。
PICC一切险条款在我国海洋运输货物保险中被广泛运用，然而，PICC一切险条款自其生效以来就因为其文意表述的过于简单笼统而在实践的运用中备受质疑。以承保范围为例，“一切险”到底是仅承保平安险、水渍险以及11种普通附加险所造成的损失，还是承保法定或者意定除外责任以外的任何具有意外的性质风险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就层出不穷却一直得不到妥善的解决。但相较于PICC一切险条款目前所面临的窘境，英国伦敦保险协会所制定的ICC(A)条款在实施过程中情况显然要明朗许多。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我就PICC一切险条款和ICC(A)条款之间的承保范围的异同为主线，联系实际展开分析研究。
承保范围是保险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被保险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可以说是整个保险业的灵魂。然而，就如上文所述，PICC一切险条款在我国海洋运输货物保险中被广泛运用，但承保范围究竟是仅承保平安险、水渍险以及11种普通附加险所造成的损失，还是承保法定或者意定除外责任以外的任何具有意外的性质风险的争议却一直没有停止。直到1997年5月21日, 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海洋货物运输保险“一切险”的条款的请示〉的复函》 中, 将一切险中的外来原因解释为“仅指盗窃、提货不着、淡水雨淋险、短量、混杂险、沾污、渗漏、碰损、破损、串味、受潮受热、钩损、包装破裂和锈损”，这种争议达到了顶峰。因为，这种解释无疑将一切险条款定性偏向于与平安险和水渍险一样的“列明式”风险条款。ICC(A)条款则不同，ICC(A)条款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式”风险条款，它直接言明承担包括保单列明的除外责任以外的一切具有意外的性质的风险。“列明式”风险条款和“开放式”风险条款最大的区别其实是承保风险的程度，是有限性还是无限性。在法理上讲，就是一个“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还是 “法无明文禁止即允许”的问题。
我认为，PICC一切险条款的这种“列明式”的解释是代表了保险人的利益，因为它将承保的范围局限在平安险、水渍险以及11种普通附加险所承担的范围之内，除此之外的任何原因所造成的损害均不理会，这实际上是保证了保险人的利益，使它所承担的风险只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不会无限的扩大；ICC(A)条款的“开放式”风险条款则是更倾向于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它采取的是一切险减去除外责任的形式，这种形式是将“一切”的风险留给了保险人，而将只将有限的“除外责任”留给被保险人，这对被保险人来说无疑是有利的。
由于两个类似的条款（或者说是一个条款的两种不同解释），恰好代表了两方对立的当事人的利益，因此支持者都颇众。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ICC(A)条款的这种“开放式”模式更为合理。原因有如下：
（1）风险均担。海洋波涛汹涌，深不可测，对于从事海上货物运输的被保险人而言，本身就承担着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不仅是经济上的风险，更重要的还有生命的风险。投保，只是为了转嫁这些保险的一部分，但远不能抵消所有的风险。
相较于被保险人，保险人承担的风险就要小很多，甚至，还以此盈利。对于平等的双方当事人来说，承担如此不平等的风险本身就是不尽合理的。显然就更不能要求被保险人在承担了客观的不利之后还要去承担条款上文意解释的不利，这对被保险人来说是显失公平的。
（2）“格式合同”的客观要求。保险合同是典型的格式合同，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就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在保险合同中，保险人是是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根据以上法律条文的规定，它理应承担条款文意解释上的不利，并且，如果它“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则会导致格式条款的无效 。
（3）举证责任的需要。举证责任其实是关于一切险条款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由于它和承保范围关系密切，并且是随着承保范围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本报告中只把它作为承保范围的一个分支来介绍。ICC(A)条款的承保风险十分明确地采取的是“开放式”风险的方式，因此在实践中，A条款项下的被保险人在承担举证责任方面要比采取列明风险的方式规定承保风险的被保险人轻松得多。因为在PICC一切险条款中，如果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对“一切险”外来原因的解释，则其承保范围为列明风险，这意味着，被保险人若欲进行保险索赔，必须举证其损失是人行复函中所限定的“外来原因”的一种或若干种原因所致。只要其未能证明损失的确切原因，则保险人便可以拒赔。而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这是对被保险人强加了过重的保险责任，因为列举的风险毕竟有限，如果因为法律条款的有限性而让被保险人承担这种“有限”的缺陷带来的无限风险，这种解释是难以让人满意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虽然PICC一切险条款和ICC(A)条款在很多方面也较为一致，如两者对保险责任期间的认定都是“从离开保险单规定的发货人的仓库或贮存处所，经过运输，直到收货人的仓库或贮存处所为止。倘若被保险货物在卸载港卸货，则从海轮卸载后满60天为止。倘若从海轮卸载后要转运到保险单规定的目的，则从转运开始，保险责任终止。”但相比之下ICC(A)条款在合理性，公平性上都更胜一筹。我国的PICC一切险条款应当参照其做相应的调整或作出更加完善的解释。这样才能在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利益中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点，促进我国海上保险制度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良宜．《英国海上保险条款详论》．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6
[2] 张贤伟、吕越瑾、李昕．《论PICC货物“一切险”条款的承保范围》．中国海商法年刊．1998
[3] 於世成、杨召南等:《海商法》 法律出版社，1997
[4] 李丹:《人保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中的“一切险条款”》.上海海事大学学报，2005
[5] 黄海：《对海运货物一切险承保范围之界定》，法律适用月刊，2006
[6] 陈慧：《论一切险的承保范围》，上海海事大学硕士论文
[7] 应世昌．《海上保险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8] 何丽新．《关于海上保险中被保险人举证责任的思考》
收稿日期：2008-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