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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古代蒙学教材一方面反映了古代基础教育的基本风貌，另一方面体现了古代的社会文化特征。只有对古代蒙学教材进行客观、理性地分析，才能真正做到观今鉴古。已有相关研究主要从蒙学教材的朝代研究、类型研究、个案研究三方面展开了探讨。在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多倾向于内容介绍、缺乏整体研究以及忽略时代背景研究等。
关键词：蒙学;蒙学教材;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所谓“蒙学”，是指我国古代对八至十五岁儿童所进行的启蒙教育活动，包括教育目的、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等多方面[1]。作为其核心内容的蒙学教材（又被称为“蒙养书”、“小儿书”等），是指我国古代用于蒙学教学活动时的课本。通过研究古代蒙学教材，我们能一窥我国古代基础教育的概况，以便观今鉴古。
一、研究概况
对于传统语文教材的研究价值，张志公先生在其著作《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中作过一番论述：探寻古代语文教育，研究教材往往比研究史传中的制度、章程更可靠一些。因为语文教材对社会的发展变化尤为敏感，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教育政策等等[2]。笔者对该领域的已有研究整理阅读后发现，目前学界对古代蒙学教材进行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
一是，在有关中国古代教育史的相关著作中。如1995年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张隆华、曾仲珊著的《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在论述我国古代各个时期的语文教育情况时，涉及到了蒙学教材、教法[3]。除此之外，还有陈学恂的《中国教育史研究》、王炳照的《简明中国教育史》等等，都对蒙学教材的发展进行了概述。由于这些著作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教育史或是古代语文教育史，其涉及的内容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材教法等，所以对古代蒙学教材只是做了简单梳理和罗列介绍。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和发展形成大致了解，但还要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二是，在一些专门研究蒙学教材的著作中。关于“蒙学读物研究的历史”，徐梓在《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中作了详细介绍[4]。民国时期，学者们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蒙学读物的考据上。1940年常镜海发表《中国私塾蒙童所用课本之研究》一书，该书考订精审，是1949年以前该领域的代表作之一;1941年，上海震旦大学出版了胡怀琛的《蒙书考》，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蒙学读物的专著，其中开列了100多种蒙书;新中国成立初期，张志公先生从语文教学角度出发，立足蒙学教材，对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经验和问题进行了总结，于1962年出版《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一书。此书出版后经多次重印、修订增补，1992年再版《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该著作是迄今为止有关传统蒙学读物最权威的研究成果[5];进入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出现了一段时期的“蒙学热”现象，首先表现为大量蒙学读物的出版，其中虽不乏有粗制滥造之物，但也有高质量上乘之作。如由岳麓书社出版了周谷城先生作总序、喻岳衡先生主编的《传统蒙学丛书》，该套丛书是当时众多蒙学读物中出版最早、持续最久、卷帙最多、影响最大、用功最深、质量最高的一种[6]。以上研究或是对蒙学教材进行整理介绍，或是选编译注，或是考订校正，都为蒙学教材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十分权威的材料。
三是，在一些学术论文中。笔者以“蒙学教材”为主题词，通过中国知网对该领域近二十年内（2000年—2020年）的研究文獻进行了检索后发现：在近二十年内对古代蒙学教材的研究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从2000年～2005年，该领域的研究一直处于稳定发展状态，总发文量小于10篇，这一阶段可以看成是古代蒙学教材研究的萌芽时期;（2）从2005年起，相关研究开始激增，进入蓬勃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变化，笔者推测可能是因为这一时期我国图书馆学界对传统阅读研究的推动，以及这一领域的科研成果给予了学术界一定的理论启发，使更多研究人员把科研方向转向了古代阅读。
二、研究成果
（一）纵向研究
所谓对蒙学教材进行纵向研究，就是从我国古代教育的历史长河中提取历代蒙学教材所体现的历时特点与时代特征，梳理古代蒙学教材的发展脉络，即研究蒙学教材史。如瞿菊农认为传统蒙学教材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周秦——唐末、北宋——清中叶、清中叶——新学校和新教科书的出现[7]。在第一个阶段中多是以识字为主要目的的综合性蒙学教材，如“三、百、千”等，第二个阶段中自北宋以来出现了分门专写的倾向，关于伦理道德、历史知识、韵对诗歌都渐有专书。第三个阶段已到了近代，这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但是该文并没有详细的说明各个阶段上蒙学教材的特点与发展。较之第一种观点，徐梓将隋唐五代时期单独列为了一个阶段，即周秦汉魏六朝、隋唐五代以及宋元明清三个阶段[8]。它将隋唐五代阶段看作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因为这一阶段的启蒙教材在内容上突破了前一阶段的单一格局，不再主要以识字教学为主，同时也注意到了宣传伦理说教和传授知识，在形式上除了韵语之外，还出现了偶句。所以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已不同于周秦汉魏六朝阶段。此后相关研究大都以此为据。
（二）横向研究
所谓对蒙学教材进行横向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某一朝代的蒙学教材进行断代研究、对不同类型的蒙学教材进行研究以及对某一本或某几本蒙学教材进行个案研究。
1.对某一朝代的蒙学教材进行研究
通过整理可以发现，关于蒙学教材的断代史研究多半集中于宋元、明清两个时期。宋代之后的蒙学教材虽也有一定发展，但基本上都是在宋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更甚至出现了倒退现象。宋代的蒙学教材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来讲都是传统蒙学教材发展的一个分水岭，许多学者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宋代蒙学教材成为了研究的重点。我们可以从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库中找到24篇研究宋代蒙学的论文，参考被引量和下载量，其中有两篇论文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分别是郅美丽的《宋代蒙学教育研究》[9]、李晖的《简论宋代蒙学教育》[10]。两篇论文以“宋代蒙学教育”为研究对象，对宋代蒙学的各方面都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关于明代的蒙学教材研究，熊承涤曾于1991年在《课程·教材·教法》上发表《明代的蒙学教材》一文，文中对明代新编的几种蒙学教材进行了介绍，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小儿语》等[11]。 2.对不同类型的蒙学教材进行研究
在我国悠远灿烂的传统蒙学教育中，形成了数量庞大的蒙学教材。1941年，我国第一部研究蒙学读物的专著——《蒙书考》中就开列了100多种蒙书，1962年张志公先生的《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后所附的蒙学书目和书影中收有580种，而徐梓的《中国传统蒙学书目》中所列蒙书竟然达到了1300余种。再加上历朝历代对于蒙学教材的改编、重订，可以说蒙学教材的数量庞大到难以确计。所以，对这些蒙学教材进行分类，成为研究的重要前提。目前，已有研究中主要有三种分类方法：
一是按照蒙学教材的内容进行分类。以徐梓的分类为例，他将传统蒙学读物分为九大类：综合类、识字类、伦理道德类、历史知识类、性理和经学知识类、韵对类、诗歌类、故事和图画类及其他。这一分类方法将大多数蒙学教材涵盖在内。
二是按照教育功能进行分类。其包括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识字教育、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这也是中国蒙学的一贯传统[12]。在这三类研究中，主要集中于思想教育，其次是识字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我国古代蒙学教育的核心，决定着蒙学教材的一大重要教育功能就是宣揚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在这些思想中精华与糟粕相互交织，错综复杂。李欣星提出蒙学教材作为封建时期对幼童进行启蒙教化的重要载体，其中必定蕴含着丰富的德育元素，故从分析蒙学教材中的德育内容和方法入手，挖掘这些德育元素，赋予其现实意义，以促进现代学校的德育发展[13]。吴彦霞在其论文中主要对古代蒙学教材中的伦理思想进行了研究，首先分析了中国古代蒙学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然后指出了古代蒙学中蕴含的伦理思想对古代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及时代局限性，最后落脚在中国古代蒙学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14]。
三是按照教学内容进行分类。这一类研究以张志公先生为代表，他曾指出，整个古代语文教育由三个阶段构成：集中识字、写字阶段，初步读写训练阶段以及进一步读写训练阶段。识字教学是古代传统语文教育的一个重点，在这方面前人下了很大的功夫，编撰了大量的识字教材，积累了丰富的识字教学经验，自然也就首当其冲成为了蒙学教材的研究重点。有关质的方面的研究，最为权威的当属张志公先生，他在其《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中，对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历史发展过程、编排特点以及经验问题等进行了阐述和分析[15];有关量的方面的研究，有李海燕的《关于“三百千”的用字问题》等，采用计算机数据库技术对“三、百、千”中的实际用字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三百千”用字代表了我们汉语的核心用字[16]。
3.对某一本或某几本蒙学教材进行个案研究
笔者以“知网”为平台，对近二十年内（2000—2020）的相关研究进行统计整理后发现，关于我国古代蒙学教材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于几本典型的、家喻户晓的蒙学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弟子规》等，而对于其他几种蒙学教材的研究则少之又少，如吕祖谦的《东莱左氏博议》、清唐彪的《读书作文谱》等。但实际上，我国古代蒙学教材在古代就已经考虑到了几种教材之间的配合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关于蒙学教材研究的广度和完整性。
三、对已有研究的反思
综观学界对传统蒙学教材的研究现状，已有研究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研究不足。
首先，无论是纵向上的蒙学教材史研究，还是横向上的朝代研究、类型研究以及个案研究，研究成果大都停留在对蒙学教材的介绍上。其实从1996年徐梓的《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发表以来，无论是在蒙学教材的考据方面还是在发展阶段方面的研究，并无太大进展，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蒙学教材进行深层次研究。
其次，对传统蒙学教材作为一个整体缺乏研究。已有研究大都集中在对单一蒙学读物的内容介绍上，即使介绍多种乃至数十种，也不过是单一介绍的拼盘，其间没有有机的联系。表现为一些论文虽然从整体上来探讨了古代蒙学教材的现代教育价值，但却没有将这些蒙学教材联系起来，各教材之间还是彼此独立的。这就很难看到我国古代蒙学教材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演变特点，容易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
最后，在蒙学教材的现代教育价值探索方面缺乏时代文化背景分析。“观今宜鉴古”，但是无论是对古代语文教材的批评还是肯定，都需要考虑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多数研究未对这一因素进行探讨。语文教材对社会的发展变化最为敏感，是一个时代社会风貌的反映。所以在进行蒙学教材研究时，就不可避免的要对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特征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1]徐梓.传统蒙学与传统文化[J].寻根，2007（02）：12-15.
[2]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M].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1962：3-89.
[3]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M].四川教育出版社：重庆，2000：146.
[4][6][8]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M].湖北教育出版社：湖北，1996：4.
[5]罗容海. 现代教育视野下的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2007.
[7]瞿菊农.中国古代蒙养学教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61（04）：45-56.
[9]郅美丽. 宋代蒙学教育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4.
[10]李晖. 简论宋代蒙学教育[D].华中师范大学，2005.
[11]熊承涤.明代的蒙学教材[J].课程.教材.教法，1991（11）：33-35+8.
[12]傅琳凯.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1.
[13]李欣星，冯建民.浅析古代蒙学教材中的德育元素[J].文教资料，2017（18）：144-145.
[14]吴彦霞. 试论中国古代蒙学的伦理思想及当代价值[D].上海师范大学，2008.
[15]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M].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1962：3-89.
[16]李海燕.关于“三百千”的用字问题[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3（01）：105-110.
[17]任新宇. 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8.
[18]申鹏. 古典蒙学教材的现代意义浅议[D].天津师范大学，2016.
作者简介：文旭，女，1995.10，汉族，山东省淄博市，研究生在读，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研究方向：初等教育课程与教学
关键词：蒙学;蒙学教材;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所谓“蒙学”，是指我国古代对八至十五岁儿童所进行的启蒙教育活动，包括教育目的、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等多方面[1]。作为其核心内容的蒙学教材（又被称为“蒙养书”、“小儿书”等），是指我国古代用于蒙学教学活动时的课本。通过研究古代蒙学教材，我们能一窥我国古代基础教育的概况，以便观今鉴古。
一、研究概况
对于传统语文教材的研究价值，张志公先生在其著作《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中作过一番论述：探寻古代语文教育，研究教材往往比研究史传中的制度、章程更可靠一些。因为语文教材对社会的发展变化尤为敏感，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教育政策等等[2]。笔者对该领域的已有研究整理阅读后发现，目前学界对古代蒙学教材进行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
一是，在有关中国古代教育史的相关著作中。如1995年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张隆华、曾仲珊著的《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在论述我国古代各个时期的语文教育情况时，涉及到了蒙学教材、教法[3]。除此之外，还有陈学恂的《中国教育史研究》、王炳照的《简明中国教育史》等等，都对蒙学教材的发展进行了概述。由于这些著作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教育史或是古代语文教育史，其涉及的内容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材教法等，所以对古代蒙学教材只是做了简单梳理和罗列介绍。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和发展形成大致了解，但还要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二是，在一些专门研究蒙学教材的著作中。关于“蒙学读物研究的历史”，徐梓在《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中作了详细介绍[4]。民国时期，学者们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蒙学读物的考据上。1940年常镜海发表《中国私塾蒙童所用课本之研究》一书，该书考订精审，是1949年以前该领域的代表作之一;1941年，上海震旦大学出版了胡怀琛的《蒙书考》，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蒙学读物的专著，其中开列了100多种蒙书;新中国成立初期，张志公先生从语文教学角度出发，立足蒙学教材，对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经验和问题进行了总结，于1962年出版《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一书。此书出版后经多次重印、修订增补，1992年再版《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该著作是迄今为止有关传统蒙学读物最权威的研究成果[5];进入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出现了一段时期的“蒙学热”现象，首先表现为大量蒙学读物的出版，其中虽不乏有粗制滥造之物，但也有高质量上乘之作。如由岳麓书社出版了周谷城先生作总序、喻岳衡先生主编的《传统蒙学丛书》，该套丛书是当时众多蒙学读物中出版最早、持续最久、卷帙最多、影响最大、用功最深、质量最高的一种[6]。以上研究或是对蒙学教材进行整理介绍，或是选编译注，或是考订校正，都为蒙学教材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十分权威的材料。
三是，在一些学术论文中。笔者以“蒙学教材”为主题词，通过中国知网对该领域近二十年内（2000年—2020年）的研究文獻进行了检索后发现：在近二十年内对古代蒙学教材的研究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从2000年～2005年，该领域的研究一直处于稳定发展状态，总发文量小于10篇，这一阶段可以看成是古代蒙学教材研究的萌芽时期;（2）从2005年起，相关研究开始激增，进入蓬勃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变化，笔者推测可能是因为这一时期我国图书馆学界对传统阅读研究的推动，以及这一领域的科研成果给予了学术界一定的理论启发，使更多研究人员把科研方向转向了古代阅读。
二、研究成果
（一）纵向研究
所谓对蒙学教材进行纵向研究，就是从我国古代教育的历史长河中提取历代蒙学教材所体现的历时特点与时代特征，梳理古代蒙学教材的发展脉络，即研究蒙学教材史。如瞿菊农认为传统蒙学教材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周秦——唐末、北宋——清中叶、清中叶——新学校和新教科书的出现[7]。在第一个阶段中多是以识字为主要目的的综合性蒙学教材，如“三、百、千”等，第二个阶段中自北宋以来出现了分门专写的倾向，关于伦理道德、历史知识、韵对诗歌都渐有专书。第三个阶段已到了近代，这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但是该文并没有详细的说明各个阶段上蒙学教材的特点与发展。较之第一种观点，徐梓将隋唐五代时期单独列为了一个阶段，即周秦汉魏六朝、隋唐五代以及宋元明清三个阶段[8]。它将隋唐五代阶段看作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因为这一阶段的启蒙教材在内容上突破了前一阶段的单一格局，不再主要以识字教学为主，同时也注意到了宣传伦理说教和传授知识，在形式上除了韵语之外，还出现了偶句。所以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已不同于周秦汉魏六朝阶段。此后相关研究大都以此为据。
（二）横向研究
所谓对蒙学教材进行横向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某一朝代的蒙学教材进行断代研究、对不同类型的蒙学教材进行研究以及对某一本或某几本蒙学教材进行个案研究。
1.对某一朝代的蒙学教材进行研究
通过整理可以发现，关于蒙学教材的断代史研究多半集中于宋元、明清两个时期。宋代之后的蒙学教材虽也有一定发展，但基本上都是在宋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更甚至出现了倒退现象。宋代的蒙学教材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来讲都是传统蒙学教材发展的一个分水岭，许多学者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宋代蒙学教材成为了研究的重点。我们可以从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库中找到24篇研究宋代蒙学的论文，参考被引量和下载量，其中有两篇论文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分别是郅美丽的《宋代蒙学教育研究》[9]、李晖的《简论宋代蒙学教育》[10]。两篇论文以“宋代蒙学教育”为研究对象，对宋代蒙学的各方面都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关于明代的蒙学教材研究，熊承涤曾于1991年在《课程·教材·教法》上发表《明代的蒙学教材》一文，文中对明代新编的几种蒙学教材进行了介绍，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小儿语》等[11]。 2.对不同类型的蒙学教材进行研究
在我国悠远灿烂的传统蒙学教育中，形成了数量庞大的蒙学教材。1941年，我国第一部研究蒙学读物的专著——《蒙书考》中就开列了100多种蒙书，1962年张志公先生的《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后所附的蒙学书目和书影中收有580种，而徐梓的《中国传统蒙学书目》中所列蒙书竟然达到了1300余种。再加上历朝历代对于蒙学教材的改编、重订，可以说蒙学教材的数量庞大到难以确计。所以，对这些蒙学教材进行分类，成为研究的重要前提。目前，已有研究中主要有三种分类方法：
一是按照蒙学教材的内容进行分类。以徐梓的分类为例，他将传统蒙学读物分为九大类：综合类、识字类、伦理道德类、历史知识类、性理和经学知识类、韵对类、诗歌类、故事和图画类及其他。这一分类方法将大多数蒙学教材涵盖在内。
二是按照教育功能进行分类。其包括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识字教育、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这也是中国蒙学的一贯传统[12]。在这三类研究中，主要集中于思想教育，其次是识字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我国古代蒙学教育的核心，决定着蒙学教材的一大重要教育功能就是宣揚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在这些思想中精华与糟粕相互交织，错综复杂。李欣星提出蒙学教材作为封建时期对幼童进行启蒙教化的重要载体，其中必定蕴含着丰富的德育元素，故从分析蒙学教材中的德育内容和方法入手，挖掘这些德育元素，赋予其现实意义，以促进现代学校的德育发展[13]。吴彦霞在其论文中主要对古代蒙学教材中的伦理思想进行了研究，首先分析了中国古代蒙学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然后指出了古代蒙学中蕴含的伦理思想对古代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及时代局限性，最后落脚在中国古代蒙学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14]。
三是按照教学内容进行分类。这一类研究以张志公先生为代表，他曾指出，整个古代语文教育由三个阶段构成：集中识字、写字阶段，初步读写训练阶段以及进一步读写训练阶段。识字教学是古代传统语文教育的一个重点，在这方面前人下了很大的功夫，编撰了大量的识字教材，积累了丰富的识字教学经验，自然也就首当其冲成为了蒙学教材的研究重点。有关质的方面的研究，最为权威的当属张志公先生，他在其《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中，对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历史发展过程、编排特点以及经验问题等进行了阐述和分析[15];有关量的方面的研究，有李海燕的《关于“三百千”的用字问题》等，采用计算机数据库技术对“三、百、千”中的实际用字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三百千”用字代表了我们汉语的核心用字[16]。
3.对某一本或某几本蒙学教材进行个案研究
笔者以“知网”为平台，对近二十年内（2000—2020）的相关研究进行统计整理后发现，关于我国古代蒙学教材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于几本典型的、家喻户晓的蒙学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弟子规》等，而对于其他几种蒙学教材的研究则少之又少，如吕祖谦的《东莱左氏博议》、清唐彪的《读书作文谱》等。但实际上，我国古代蒙学教材在古代就已经考虑到了几种教材之间的配合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关于蒙学教材研究的广度和完整性。
三、对已有研究的反思
综观学界对传统蒙学教材的研究现状，已有研究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研究不足。
首先，无论是纵向上的蒙学教材史研究，还是横向上的朝代研究、类型研究以及个案研究，研究成果大都停留在对蒙学教材的介绍上。其实从1996年徐梓的《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发表以来，无论是在蒙学教材的考据方面还是在发展阶段方面的研究，并无太大进展，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蒙学教材进行深层次研究。
其次，对传统蒙学教材作为一个整体缺乏研究。已有研究大都集中在对单一蒙学读物的内容介绍上，即使介绍多种乃至数十种，也不过是单一介绍的拼盘，其间没有有机的联系。表现为一些论文虽然从整体上来探讨了古代蒙学教材的现代教育价值，但却没有将这些蒙学教材联系起来，各教材之间还是彼此独立的。这就很难看到我国古代蒙学教材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演变特点，容易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
最后，在蒙学教材的现代教育价值探索方面缺乏时代文化背景分析。“观今宜鉴古”，但是无论是对古代语文教材的批评还是肯定，都需要考虑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多数研究未对这一因素进行探讨。语文教材对社会的发展变化最为敏感，是一个时代社会风貌的反映。所以在进行蒙学教材研究时，就不可避免的要对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特征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1]徐梓.传统蒙学与传统文化[J].寻根，2007（02）：12-15.
[2]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M].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1962：3-89.
[3]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M].四川教育出版社：重庆，2000：146.
[4][6][8]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M].湖北教育出版社：湖北，1996：4.
[5]罗容海. 现代教育视野下的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2007.
[7]瞿菊农.中国古代蒙养学教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61（04）：45-56.
[9]郅美丽. 宋代蒙学教育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4.
[10]李晖. 简论宋代蒙学教育[D].华中师范大学，2005.
[11]熊承涤.明代的蒙学教材[J].课程.教材.教法，1991（11）：33-35+8.
[12]傅琳凯.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1.
[13]李欣星，冯建民.浅析古代蒙学教材中的德育元素[J].文教资料，2017（18）：144-145.
[14]吴彦霞. 试论中国古代蒙学的伦理思想及当代价值[D].上海师范大学，2008.
[15]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M].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1962：3-89.
[16]李海燕.关于“三百千”的用字问题[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3（01）：105-110.
[17]任新宇. 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8.
[18]申鹏. 古典蒙学教材的现代意义浅议[D].天津师范大学，2016.
作者简介：文旭，女，1995.10，汉族，山东省淄博市，研究生在读，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研究方向：初等教育课程与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