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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寓言小说越来越成为纯粹的儿童读物的今天，云南诗人李森的《动物世说》却深刻地指向幽深的人性世界，其表现出来的对复杂人性的关注和批判，不仅是对寓言传统的承继，更是赋予了当代寓言以现代性品格，为未来寓言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关键词：《动物世说》 寓言 人性 现代性品格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对于李森而言，“云南诗人”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标签，更不是一个身份的过去式，而是其创作当代寓言体小说的最初根基。从2002年的《动物世说》到2004年的《鸟天下》，表面上看，李森已走出云南，跨越诗界，拓展出了一种既古老又现代的全新的寓言文本。但实际上，正是由于其生活于边远地区的诗人身份，才使得李森在寓言创作中表现出冷静的观照，深刻的人性批判以及诗性品质，也由此使李森的寓言小说获得了有别于传统的现代性品格。
一 边缘视野下的人性地图
李森来自云南腾冲——一个位于中缅边境的西南边陲小城，他在中学毕业之前几乎没有接触过现代文学。这样的经历对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或许并不是遗憾，正如迟子建在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后谈到，边远的地方有文学上的天然优势。此话内涵丰富，原因多样，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边远会使一个创作者保持精神的洁度和审视周围的独特视角，并帮助他（她）建立起与世界之间的特殊的心灵秩序。
李森的《动物世说》与眼下作为“儿童读物”的寓言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不是宣教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寓言格式，表征的是权威者对世界毋庸置疑的判断，而李森地处“去中心化”的云南一隅，他看得更多的是世界本身的多样性、不可言说性以及人性的幽微复杂，当他以边缘者的身份来对人性世界进行探知时，这种探知就显得尤为彻底和深广。
海德格尔(M.Heidegger)认为，人的基本存在状态就是“被抛入的设计”。这注定了人“是没有本质的存在”的基本特性，人就在被扔进世界的同时，不停地自我选择、自我创造，基于其存在的可能，不断地设计自己的未来。
李森的智慧就表现在，他从不放弃自己的边缘身份，以使他对人类的一切设计，都保持适度的距离和本能的警惕。他冷静地看到，不是所有的设计与领会都能把人领向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敞开着的存在之澄明的世界中去。相反，有些设计和领会恰恰将我们引向世界的暗夜与寒冷，让人类踏上不归之路。可以说，李森是用一支纤细敏感的笔，在《动物世说》中手绘了一张弥漫着浓厚悲剧色彩的人性地图。
1、人性之伪
对于从小生长在民风淳厚的边疆之地的诗人来说，恐怕是感触最为深刻的一点。在《喜欢鹦鹉的日不落国国王》中，李森写了一个“猫假狮威”的故事：一只野猫为了巩固它的统治，把自己化装成一头狮子，大小动物因为恐惧与自保，不但不敢揭穿事实，还唱赞歌吹捧国王，只有固执的乌鸦不赶时髦，不停的唱反调，众鸟都看不起乌鸦，认为乌鸦是最愚蠢的鸟。这真是动物世界里“皇帝的新装”的翻版，只可惜故事中已经没有了揭穿谜底的孩子。
那李森是不是只想当个说真话的孩子呢？显然不仅如此，因为比看到人性之伪更令人悲哀的是，整个王国里的臣民几乎都变成了“聪明的大臣”，不虚伪的人反而成了异类。雅斯贝尔斯曾指出：在现代社会中，人被客体化，这决定了人“不再是他自己，他不再具有真正的个体性，他就像一排别针中的一支，只是一个具有普通用途的东西”。
而李森在《动物世说》中所揭示的，正是人性之伪的根源，即人的体制化和异化。李森在这幅动物的“浮世绘”里，无情地批判着人的体制化和虚伪性，他试图带领我们追根溯源，超越目力所及的范围抵达人性的真实。这样的寓言写作，早已超越了寓言本身，“它并不是要为精神痛苦提供一种出路。相反，它本身就是在人的全部思想中，使人的痛苦发生反响的信号之一。”
2、爱的异化
在这张纷杂的人性地图上，李森涉及到了“爱”的话题。在其关于“爱”的寓言里，李森同样没有为我们呈现爱的温情的一面，相反，他告诉我们，原本应当是最温情的男女之爱，也充满了虚伪、欺骗；爱的世界灰暗、肮脏，弥漫着窒息、腐烂的空气。
《当上了作家的狼》是其中的经典。一只终于当上了作家的狼，藏起自己的尾巴，“弄来了一张人皮，披在自己的身上”，与一个情投意合的女青年搞起恋爱来，但没想到，这位女青年实际上也是一只披着人皮的狼。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爱的田野里播种的不是阳光与幸福的种籽，而是欺骗与残酷。
李森笔下的爱情被道貌岸然所异化，被欲望所异化，这里只有悲情的爱、庸俗的爱、面具的爱，这些情爱在游戏中进行着，情与爱的结局则指向虚无。李森对人性的批判不仅彻底而且决绝，他没有给读者留下一丝幻想的空间，这与其说是李森的残酷，不如说是他的别有用心，因为李森关心和批判的，就是人性中的黑暗与潮湿。他相信，正是这些人性中的黑暗与潮湿，让人类世界进入了冬夜的寒冷，而李森是要在对它们的批判中实现自己的人文关怀。
3、虚幻的“乌托邦”
和惯常进行人性批驳的作品不同，李森不仅没有对哀哀欲绝的人性图景开出拯救的药方，反而对于作为普世价值追求的“乌托邦”，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虽然《动物世说》中“乌托邦”的所指有别于柏拉图、莫尔、圣奥古斯丁等人的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乌托邦”（Utopia）理论，但是它在书中的不断出现使其自身富有了相当的意义。
《敬重牛的宋朝老妇人》讲一个洛阳城里“崇拜牛”的老妇人，到处宣传说“屠宰牛和吃牛肉是不道德的”这一理论未果之后，决定用意识形态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她因此而虚吹自己看见了“一群长着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毛发的牛”，并借此制造了自己的乌托邦理论，不吃牛的人转世后会过上无比幸福的生活，洛阳人信以为真，纷纷改变了爱吃牛肉的嗜好，老妇人也因此当上了办事处主任。然而后来，这位老妇人却被人发现在酒旗招展的馆子里吃牛肉。
真正的“乌托邦”是思想家们道义、智力和想象力的结晶。但是，当野心家要借乌托邦的幻觉来实现自己的野心的时候，他们所倡导的“乌托邦”就成了实现私利的手段，而不再是一个神圣理想的终极目标，因为，乌托邦的梦想不是以大众的欲望而是以蔑视欲望为基础的。
诗人西川说：“乌托邦作为一种形而上的价值追求，实际上否定了社会生活，它与大众无干，它与人类求生存求发展的愿望相矛盾，一旦它与大众结合，便会导致一场灾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乌托邦是反人民的。”
李森对乌托邦思想的批判可以用西川的这段话来概括，当这块乌托邦的遮羞布被扯掉，廉价的蛊惑被彻底击碎，人们是否能从梦想的热望与狂想中退出，而回到当下虽冷酷却真实的现实中来呢？李森站在云南这片葱郁的土地上，隔着世事烟火，借《动物世说》引领人们对此重新审视和批判。
二 跨文化语境下的现代性品格
故此，李森赋予寓言小说多阅读层面，其中既包含了诗学的层面，人生感悟的层面，也包括了社会批判的层面，哲思的层面，这使《动物世说》又呈现出了不同于传统寓言的现代性品格。
1、人性的反思
现代性意识萌发的重要表征之一，是对人的关注。在后工业时代，当上帝都从神圣的祭坛上走下来之时，人对自我解剖的力度和深度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不同于以“理的诉求”为根本目的传统寓言，李森的《动物世说》是以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为前提，它洞察人类共同的生存焦虑，既展示人性的丑恶和荒诞，也展示被体制化和异化的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所以李森寓言的目的不在于教谕、训诫，而是对人性进行深刻反思和多极批判。
《动物世说》里没有简单的二元对立，只有复杂交织的人的精神群像，虽然表面看是由动物来演绎，但实际上，我们确实可以将其看作是当下人性的写真。当我们看到在各种意识形态支持下的争斗、包藏在甜言蜜语里的祸心、在权利和地位扩张中的心灵扭曲、在华丽舞台上演出的最卑鄙的龌龊都纷纷在动物世界里粉墨登场、纠缠与搬演时，《动物世说》无疑就像是一面人性变形扭曲的哈哈镜，每个人都能在对号入座中看到自己。那些似曾相识的情节、场景和对话，给人一种心灵在场的阅读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森的人性批判超越了传统的道德反思而切入到了人的灵魂深层，也使文本具有了普遍意义和当下特征。
2、无处不在的隐喻
著名社会文化学家詹姆逊曾说，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学均带有某种共同品质，即都有隐喻的特征。“讲述关于一个任何个人经验的故事时，最终包含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的经验的艰难叙述。”这恰如李森所言：“我的作品与我们的生存境况彼此联系在一起。”因此，李森在《动物世说》一书里所写的动物世界里的种种，其实是人类种种。这种与人相关的隐喻性，既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也是李森所赋予寓言的现代性品格。
隐喻(metaphor)一词最早源于希腊语“metaphere-in”，隐喻的本质，是通过一类经验来理解和经历另一类经验。应当说，中国文化就是一种隐喻文化，尤其是在寓言创作中，隐喻更是由一种经验抵达另一种经验的基本手段。但传统寓言由于承载着教谕功能，所以其隐喻只是一种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本体和喻体清晰朗然，特别是在寓言小说越来越成为纯粹的儿童读物的今天，一些寓言甚至缺失隐喻，而代之以更为快餐化的明喻或直白说教。
但李森是把《动物世说》作为集体经验和国家历史记忆的载体，表现他来自个人的全新的视域、经验、感受，由此揭示复杂的人性内涵，因此他的作品处处充盈着隐喻和象征，并且这些隐喻绝不是一种漂亮的装饰，而是连接作品与文化符号的必由之路，并直接通达幽微复杂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现象：一只会写寓言的老虎留下串串脚印，深信前生是一个作家，他终生寻找能够读懂脚印的人；一只蜘蛛与一本书中的蜘蛛偶遇，从此他便辛勤织网劳累一生，只为再次看见那本书中的“自我”；一只金钱豹错把一朵阳光当成同类，发现真相后，从此开始忧伤地怀疑自我的存在。这些故事构成了连续性和整体性的隐喻，沉浸出人间的悲欢和苦乐，镂刻着人类的困顿与焦虑。
《动物世说》中的隐喻无处不在，它敏感、尖锐、多义，为现代寓言的可多元解读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三 结语
李森对人性的展示和批判是多向度的，李森批判的目的不是要否定人的生存，而是更好地指向生存。他认为，“从五四运动以来，寓言这种文体却在两个方面走向了没落：一方面以郭沫若、冯雪峰为代表的作家，把寓言变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使寓言的生命力受到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一些现在流行的儿童文学作家，把寓言变成灌输式教育孩子的把戏，变成对日常生活小常识、小哲理的一种图解式的、粗糙的文体。而这两种走向会使寓言丧失生命力。”
因此李森试图在创作中使寓言按照文学的准则起死回生，李森力图粘在跨文化的语境下，承继中国古代和西方自伊索、拉·封丹、克雷洛夫等以来的寓言传统，借助设譬立喻的艺术手法来表达寓意，“立象以尽意”，形象、精粹、凝重，使寓言成为“理智的诗”，闪烁智慧的光芒。同时，李森力避寓言沦为政治服务和简单说教的工具，他不仅“拒绝训诫”、“拒绝教谕”，而且认为好的寓言不应该只有一个单向性的主题，而是放射性的、多层面的。
对于“人性的指归”这样的命题，任何严肃深入的探讨都不过分，李森的睿智和诗性表现在，他采取了另一种心态和方式去面对最难读解的人性地图，用动物群像勾勒人的精神图像，不仅让人类遍布伤痕的经验世界得以深刻呈现，而且在复活寓言这一古老文体的同时，还给予了寓言丰富而自在的当下品格：充满人文关怀的人性展示、深刻多义的隐喻和富有美感的诗学显现。当寓言的生存进入到一个仄逼的空间之时，李森的寓言体小说确乎为未来的寓言发展指出了值得期待的可能途径。
参考文献：
[1] 李森：《鸟天下》，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
[2] 洪谦：《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
作者简介：骆鹏，女，1968—，重庆人，文学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和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单位：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
关键词：《动物世说》 寓言 人性 现代性品格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对于李森而言，“云南诗人”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标签，更不是一个身份的过去式，而是其创作当代寓言体小说的最初根基。从2002年的《动物世说》到2004年的《鸟天下》，表面上看，李森已走出云南，跨越诗界，拓展出了一种既古老又现代的全新的寓言文本。但实际上，正是由于其生活于边远地区的诗人身份，才使得李森在寓言创作中表现出冷静的观照，深刻的人性批判以及诗性品质，也由此使李森的寓言小说获得了有别于传统的现代性品格。
一 边缘视野下的人性地图
李森来自云南腾冲——一个位于中缅边境的西南边陲小城，他在中学毕业之前几乎没有接触过现代文学。这样的经历对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或许并不是遗憾，正如迟子建在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后谈到，边远的地方有文学上的天然优势。此话内涵丰富，原因多样，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边远会使一个创作者保持精神的洁度和审视周围的独特视角，并帮助他（她）建立起与世界之间的特殊的心灵秩序。
李森的《动物世说》与眼下作为“儿童读物”的寓言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不是宣教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寓言格式，表征的是权威者对世界毋庸置疑的判断，而李森地处“去中心化”的云南一隅，他看得更多的是世界本身的多样性、不可言说性以及人性的幽微复杂，当他以边缘者的身份来对人性世界进行探知时，这种探知就显得尤为彻底和深广。
海德格尔(M.Heidegger)认为，人的基本存在状态就是“被抛入的设计”。这注定了人“是没有本质的存在”的基本特性，人就在被扔进世界的同时，不停地自我选择、自我创造，基于其存在的可能，不断地设计自己的未来。
李森的智慧就表现在，他从不放弃自己的边缘身份，以使他对人类的一切设计，都保持适度的距离和本能的警惕。他冷静地看到，不是所有的设计与领会都能把人领向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敞开着的存在之澄明的世界中去。相反，有些设计和领会恰恰将我们引向世界的暗夜与寒冷，让人类踏上不归之路。可以说，李森是用一支纤细敏感的笔，在《动物世说》中手绘了一张弥漫着浓厚悲剧色彩的人性地图。
1、人性之伪
对于从小生长在民风淳厚的边疆之地的诗人来说，恐怕是感触最为深刻的一点。在《喜欢鹦鹉的日不落国国王》中，李森写了一个“猫假狮威”的故事：一只野猫为了巩固它的统治，把自己化装成一头狮子，大小动物因为恐惧与自保，不但不敢揭穿事实，还唱赞歌吹捧国王，只有固执的乌鸦不赶时髦，不停的唱反调，众鸟都看不起乌鸦，认为乌鸦是最愚蠢的鸟。这真是动物世界里“皇帝的新装”的翻版，只可惜故事中已经没有了揭穿谜底的孩子。
那李森是不是只想当个说真话的孩子呢？显然不仅如此，因为比看到人性之伪更令人悲哀的是，整个王国里的臣民几乎都变成了“聪明的大臣”，不虚伪的人反而成了异类。雅斯贝尔斯曾指出：在现代社会中，人被客体化，这决定了人“不再是他自己，他不再具有真正的个体性，他就像一排别针中的一支，只是一个具有普通用途的东西”。
而李森在《动物世说》中所揭示的，正是人性之伪的根源，即人的体制化和异化。李森在这幅动物的“浮世绘”里，无情地批判着人的体制化和虚伪性，他试图带领我们追根溯源，超越目力所及的范围抵达人性的真实。这样的寓言写作，早已超越了寓言本身，“它并不是要为精神痛苦提供一种出路。相反，它本身就是在人的全部思想中，使人的痛苦发生反响的信号之一。”
2、爱的异化
在这张纷杂的人性地图上，李森涉及到了“爱”的话题。在其关于“爱”的寓言里，李森同样没有为我们呈现爱的温情的一面，相反，他告诉我们，原本应当是最温情的男女之爱，也充满了虚伪、欺骗；爱的世界灰暗、肮脏，弥漫着窒息、腐烂的空气。
《当上了作家的狼》是其中的经典。一只终于当上了作家的狼，藏起自己的尾巴，“弄来了一张人皮，披在自己的身上”，与一个情投意合的女青年搞起恋爱来，但没想到，这位女青年实际上也是一只披着人皮的狼。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爱的田野里播种的不是阳光与幸福的种籽，而是欺骗与残酷。
李森笔下的爱情被道貌岸然所异化，被欲望所异化，这里只有悲情的爱、庸俗的爱、面具的爱，这些情爱在游戏中进行着，情与爱的结局则指向虚无。李森对人性的批判不仅彻底而且决绝，他没有给读者留下一丝幻想的空间，这与其说是李森的残酷，不如说是他的别有用心，因为李森关心和批判的，就是人性中的黑暗与潮湿。他相信，正是这些人性中的黑暗与潮湿，让人类世界进入了冬夜的寒冷，而李森是要在对它们的批判中实现自己的人文关怀。
3、虚幻的“乌托邦”
和惯常进行人性批驳的作品不同，李森不仅没有对哀哀欲绝的人性图景开出拯救的药方，反而对于作为普世价值追求的“乌托邦”，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虽然《动物世说》中“乌托邦”的所指有别于柏拉图、莫尔、圣奥古斯丁等人的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乌托邦”（Utopia）理论，但是它在书中的不断出现使其自身富有了相当的意义。
《敬重牛的宋朝老妇人》讲一个洛阳城里“崇拜牛”的老妇人，到处宣传说“屠宰牛和吃牛肉是不道德的”这一理论未果之后，决定用意识形态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她因此而虚吹自己看见了“一群长着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毛发的牛”，并借此制造了自己的乌托邦理论，不吃牛的人转世后会过上无比幸福的生活，洛阳人信以为真，纷纷改变了爱吃牛肉的嗜好，老妇人也因此当上了办事处主任。然而后来，这位老妇人却被人发现在酒旗招展的馆子里吃牛肉。
真正的“乌托邦”是思想家们道义、智力和想象力的结晶。但是，当野心家要借乌托邦的幻觉来实现自己的野心的时候，他们所倡导的“乌托邦”就成了实现私利的手段，而不再是一个神圣理想的终极目标，因为，乌托邦的梦想不是以大众的欲望而是以蔑视欲望为基础的。
诗人西川说：“乌托邦作为一种形而上的价值追求，实际上否定了社会生活，它与大众无干，它与人类求生存求发展的愿望相矛盾，一旦它与大众结合，便会导致一场灾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乌托邦是反人民的。”
李森对乌托邦思想的批判可以用西川的这段话来概括，当这块乌托邦的遮羞布被扯掉，廉价的蛊惑被彻底击碎，人们是否能从梦想的热望与狂想中退出，而回到当下虽冷酷却真实的现实中来呢？李森站在云南这片葱郁的土地上，隔着世事烟火，借《动物世说》引领人们对此重新审视和批判。
二 跨文化语境下的现代性品格
故此，李森赋予寓言小说多阅读层面，其中既包含了诗学的层面，人生感悟的层面，也包括了社会批判的层面，哲思的层面，这使《动物世说》又呈现出了不同于传统寓言的现代性品格。
1、人性的反思
现代性意识萌发的重要表征之一，是对人的关注。在后工业时代，当上帝都从神圣的祭坛上走下来之时，人对自我解剖的力度和深度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不同于以“理的诉求”为根本目的传统寓言，李森的《动物世说》是以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为前提，它洞察人类共同的生存焦虑，既展示人性的丑恶和荒诞，也展示被体制化和异化的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所以李森寓言的目的不在于教谕、训诫，而是对人性进行深刻反思和多极批判。
《动物世说》里没有简单的二元对立，只有复杂交织的人的精神群像，虽然表面看是由动物来演绎，但实际上，我们确实可以将其看作是当下人性的写真。当我们看到在各种意识形态支持下的争斗、包藏在甜言蜜语里的祸心、在权利和地位扩张中的心灵扭曲、在华丽舞台上演出的最卑鄙的龌龊都纷纷在动物世界里粉墨登场、纠缠与搬演时，《动物世说》无疑就像是一面人性变形扭曲的哈哈镜，每个人都能在对号入座中看到自己。那些似曾相识的情节、场景和对话，给人一种心灵在场的阅读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森的人性批判超越了传统的道德反思而切入到了人的灵魂深层，也使文本具有了普遍意义和当下特征。
2、无处不在的隐喻
著名社会文化学家詹姆逊曾说，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学均带有某种共同品质，即都有隐喻的特征。“讲述关于一个任何个人经验的故事时，最终包含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的经验的艰难叙述。”这恰如李森所言：“我的作品与我们的生存境况彼此联系在一起。”因此，李森在《动物世说》一书里所写的动物世界里的种种，其实是人类种种。这种与人相关的隐喻性，既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也是李森所赋予寓言的现代性品格。
隐喻(metaphor)一词最早源于希腊语“metaphere-in”，隐喻的本质，是通过一类经验来理解和经历另一类经验。应当说，中国文化就是一种隐喻文化，尤其是在寓言创作中，隐喻更是由一种经验抵达另一种经验的基本手段。但传统寓言由于承载着教谕功能，所以其隐喻只是一种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本体和喻体清晰朗然，特别是在寓言小说越来越成为纯粹的儿童读物的今天，一些寓言甚至缺失隐喻，而代之以更为快餐化的明喻或直白说教。
但李森是把《动物世说》作为集体经验和国家历史记忆的载体，表现他来自个人的全新的视域、经验、感受，由此揭示复杂的人性内涵，因此他的作品处处充盈着隐喻和象征，并且这些隐喻绝不是一种漂亮的装饰，而是连接作品与文化符号的必由之路，并直接通达幽微复杂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现象：一只会写寓言的老虎留下串串脚印，深信前生是一个作家，他终生寻找能够读懂脚印的人；一只蜘蛛与一本书中的蜘蛛偶遇，从此他便辛勤织网劳累一生，只为再次看见那本书中的“自我”；一只金钱豹错把一朵阳光当成同类，发现真相后，从此开始忧伤地怀疑自我的存在。这些故事构成了连续性和整体性的隐喻，沉浸出人间的悲欢和苦乐，镂刻着人类的困顿与焦虑。
《动物世说》中的隐喻无处不在，它敏感、尖锐、多义，为现代寓言的可多元解读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三 结语
李森对人性的展示和批判是多向度的，李森批判的目的不是要否定人的生存，而是更好地指向生存。他认为，“从五四运动以来，寓言这种文体却在两个方面走向了没落：一方面以郭沫若、冯雪峰为代表的作家，把寓言变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使寓言的生命力受到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一些现在流行的儿童文学作家，把寓言变成灌输式教育孩子的把戏，变成对日常生活小常识、小哲理的一种图解式的、粗糙的文体。而这两种走向会使寓言丧失生命力。”
因此李森试图在创作中使寓言按照文学的准则起死回生，李森力图粘在跨文化的语境下，承继中国古代和西方自伊索、拉·封丹、克雷洛夫等以来的寓言传统，借助设譬立喻的艺术手法来表达寓意，“立象以尽意”，形象、精粹、凝重，使寓言成为“理智的诗”，闪烁智慧的光芒。同时，李森力避寓言沦为政治服务和简单说教的工具，他不仅“拒绝训诫”、“拒绝教谕”，而且认为好的寓言不应该只有一个单向性的主题，而是放射性的、多层面的。
对于“人性的指归”这样的命题，任何严肃深入的探讨都不过分，李森的睿智和诗性表现在，他采取了另一种心态和方式去面对最难读解的人性地图，用动物群像勾勒人的精神图像，不仅让人类遍布伤痕的经验世界得以深刻呈现，而且在复活寓言这一古老文体的同时，还给予了寓言丰富而自在的当下品格：充满人文关怀的人性展示、深刻多义的隐喻和富有美感的诗学显现。当寓言的生存进入到一个仄逼的空间之时，李森的寓言体小说确乎为未来的寓言发展指出了值得期待的可能途径。
参考文献：
[1] 李森：《鸟天下》，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
[2] 洪谦：《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
作者简介：骆鹏，女，1968—，重庆人，文学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和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单位：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