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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有一个“无头巨人”刑天的神话传说，大意是，炎帝的武臣是个巨人，炎黄大战中，他去找黄帝决斗，被黄帝用计谋砍掉了头颅。黄帝怕巨人摸着了头颅接上，赶紧手起剑落，将常羊山一劈为二，那头颅滚入山内，大山又合而为一，黄帝得胜回朝了。摸不着头颅的巨人拾起斧、盾，复挺身直立，从此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刑天。他不甘心，不服气，赤裸上身，把两乳当作眼睛，把肚脐当作嘴巴，挥舞着盾牌，抡圆了战斧，与看不见的敌人作殊死拼杀，在无物之阵中战斗不息。后人也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于是有了“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陶潜《读山海经》）的千古名句。刑天的“天”和我们现在常说的天空、天气的“天”，字形、字音都一样，字意却有很大区别。
一、字形
甲金文字的“天”在写法上都一样，区别仅在于甲骨文是线条化的，金文则是填实的，甲骨文中的“天”有如下几种不同的形体：癋、癎、癏、癐、癑、癒、癓、癕、癗、癘。金文中的“天”，天尊、盂鼎、齐侯壶、颂鼎、毛公鼎均有记载。小篆的“天”字有意拉长拉曲了某些线条，写作：癈。上列字形共同具备的基本特征是有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形，但与人形结合的其它线条却不尽相同。可见，“天”字的构形是很复杂的。
《说文》：“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段注》：“此以同部叠韵为训也。凡门，闻也；户，護；尾，微也；髮；拔也，皆此例。颠者，人之顶也，以为凡高之称。臣于君，子于父，妻于夫，民于食，皆曰天是也。”对于许说，于省吾先生早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甲骨文释林》（1979）中说道：“说文据已伪的小篆，而又割裂一与大为二字，其荒谬自不可待言，又《说文》既训天为颠，又训颠为顶，按颠顶双声，真耕通谐，但以声为训，也解决不了它的造字本义。”于先生首先指出了许慎据以求本义的小篆字形是靠不住的；接着否定了“天”的结构为会意之说，他认为天应是独体象形字；最后对许慎以声为训的方法提出了质疑。笔者比较赞同于先生的观点。遗憾的是于省吾先生也没能解决“天”的造字本义问题。
有关“天”字构形的起源，到目前为止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后世说文学家和近年来古文字学家对天字的说法聚讼分歧，笔者认为他们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天”字与“大”字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不同。现将他们的观点梳理一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天”字与“大”字形相近义有别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吴其昌、严一萍、姚孝遂、王襄等。
王襄：《说文解字》“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又大字“天大地大，人亦大焉，象人形”，又底字“至也，本也，从氏下着一，一，地也”，意天所从口，硊皆象天圆之形。又衍变从一者，亦为天之形，与从一之地同谊。至于癟，癹，疑是口形有阙笔，或是从古文上，有天在人之上之谊。
王襄先生认为“天”与“大”取象相同，认为天字的某些形体中的“—”是由“口”演变而来的，笔者比较赞同。但他说天所从的“口”像天圆之形，笔者认为不确。因为天的造义是头顶，“口”形应是为着刻写的方便而为之，同时也起着着其所像之处的作用。
吴其昌：“大乙”者，殷始有天下之先王成汤也。《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作“天乙”，云：“主怨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荀子·成相篇》亦云：“契，玄王……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其源盖似皆出于《世本·帝洁篇》也。《书·汤誓》辞文引卜辞作“大”。
而《世本·史记》作“天”者，罗振玉曰：“天与大形近而？……以大丁大甲诸名列之，知作‘大’者为是。”今按“天”与“大”在金文中本相近，皆状正面之形，但“天”字较注重其“颠”，《释名》：“天，颠也”，故绘首略圆耳，穷究其源，实出于一象。
“天”与“大”形相近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因此在传世文献中有讹误也是有可能的。吴其昌先生认为“天”与“大”实出一象，极是。
严一萍：卜辞之天多作“癎”，其用与大字常相混，天邑商，即大邑商，天乙即大乙。罗振玉曰：《说文解字》“从一大”，卜辞中有从二者，二即上字，大象人形，人所戴为天，天在人上也，许书从一，犹帝示诸字从二亦从一也。
严先生认为“天”与“大”卜辞常相混，这是有可能的。但其所引罗振玉先生的观点笔者不能赞同，因为罗先生阐释自己观点的前提是承认许说，而许慎的观点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
4.姚孝遂：甲骨文天字作“癎”，本象人之形体而突出其颠顶。其作“癐”者则从上从大会意，正如元字或作癉或作癈。
王国维以“癐”为指事，其说可商，甲骨文天、大二字形音义均相近，但二字之用还是有严格区分的。
固然“天邑商”或称“大邑商”，但“大邑”决不称“天邑”，“大戊”间或作“天戊”，但属于特例，不是普遍的现象。其它如“大甲”“大乙”“大丁”“大示”“大牢”等等，从无作“天”者。或以为“天与大直始为一字”，这是有可能的。但在甲骨文已明显分化，实际上当如陈柱所说：“大字本象人形，所重不在顶，故首形不显，天字则所重在顶，故首形特大也。”自目前所能得见之古文字资料观之，“天”与“大”有时虽可通用，但终究判然有别。
姚孝遂先生认为“天”字形体中有会意字，笔者不能赞同。因为我们认为“天”字形体虽然不只一个，但它们都是独体象形字。姚先生认为“天”与“大”通用是特例，两者是有严格区别的，笔者认为极是，因为“天”与“大”虽可能同出一源，但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两者一定会各有分工，承担不同的职能。
（二）“天”与“大”形相近义相同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孙海波、陈伟湛。
1.孙海波：癎，义与大同，天邑商即大邑商。癐，天戊即大戊。
2.陈伟湛：“天”之本义为“人之顶颠”，许、段、王所论极是。这在甲骨文中也可得到证明。“弗疾朕天？”朕即殷王自称，天即头顶之“颠”，此谓疾天，即疾颠乃头顶之疾也，惜此类文例不多见。更多的文例说明，其时“天”已引申为高大，因而与“大”实同义。
孙海波和陈伟湛两位先生都认为“天”与“大”是同义的，笔者不这么认为。“天”与“大”有时可通用，只是由于两者形近而误，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两者同义；陈先生认为“天”在卜辞中已引申高大，这也是笔者所不能赞同的，“天”与“大”之间是否存在引申关系，也是存有争论的。我们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引申关系，而应是同出一源而具有不同职能的两个字。
（三）甲骨文中本无“天”字，只有“大”字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是晁福林、陈复澄。
晁福林先生认为早期甲骨卜辞里的“大”字写法是甲骨文的“上”字与习见的作正面人体形的“大”字的组合，或释为天字，其实是“大”字之异，后世才变为“天”字。
陈复澄认为殷代卜辞中只有“大”字。甲骨文的“大”字有不同的形体，癘和癑是“大”字的初形。帚、癒、癏、癒、癎都是大字的变形和繁体，在西周由于“大”的字义孳乳分化而成为“大”“天”“夫”三个专字。“大”字是“大人”本义的引申义，而作为大小之大，字形是“大”的初形的省体——粥；“天”字是大的借字，作为天地之天，字形是“大”的初形——癘；以后“大”的初形的变体——癕又成了“天”的专字。“大”的初形便成了死字，“夫”字保留了“大”的本义，字形却是“大”字的繁体——癒，以后“大”字又分化为“大”“太”二字。这样，一个“大”字就分化成了四个字。
陈先生的观点显然是需要商榷的。他认为殷代卜辞中没有“天”字，这与传世文献的记载是不相符的，因为在甲骨文中已有“弗疾朕天？”这样的卜辞。至于“夫”字是否是由“大”字孳乳分化而来，目前也仍是一个存在争论的问题，由于其与本文无太大关系，所以暂不作讨论。
我们认为，要想研究“大”与“天”字的关系，应该从“人”字入手。甲骨文中有侧身而立的人，也有正面而立的人。正面而立的人顶天立地，也就有了“大人”之义，遂引申为“大小”之“大”，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那么“人”与“天”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这就需要从对甲骨文的断代中寻找答案。我们可以先提出假设：如果甲骨文中“天”、“人”和“王”可以互释，也就是说，卜辞中凡是出现“人”的地方，释“天”也可，释“王”也通，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导出：在殷人的观念中，自然神与人格神是合而为一的。事实上殷人也是最为迷信的，事无巨细，都要进行占卜，特别注重天人的沟通，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那么，殷人贞问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天 ，也就是上帝。而卜辞的“天”没有作“上天”之义的，天之观念是周人想出来的，殷王与上帝非父子关系，只是在帝左右敬天，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导出：“天”字也是由人字分化出来的，天的本义应该是上帝。
许慎《说文解字》“天，颠也”，又“颠，顶也”，只是一种声训方法，其说不确。为了证明自己的假设，笔者翻阅了郭沫若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共十三册，采用先分期再分类的方法编成，共分为五期四大类二十二个小类。第一期：武丁时期，第二期：祖庚、祖甲时期，第三期：廪辛、康丁时期，第四期：武丁、文丁时期，第五期：帝乙、帝辛时期。四大类：阶级和国家、社会生产、科学文化、其他。笔者参照《甲骨文合集·释文》认真核对了载有“天”“人”“王”的甲骨文，结果发现它们之间是不能互释的。这就推翻了自己的假设，对于“天”字构形起源问题的思考，又回到了原点。现在只能寄希望于考古工作者，希望他们在不久的将来能发掘更多的甲骨，以便为“天”字构形起源问题的解决提供材料支持。
二、字构
“天”字在六书归属问题上，也有指事、会意、象形的不同。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至高无上是其大无有二也；故从一大，于六书为会意。”
2.徐灏《说文解字系传》：“天者，谓在人上至高之处，故从一在大上，指事，大象人形。”
3.王国维《释天》“天本谓人颠顶，故象人形。卜辞盂鼎之癎癘二字所以独墳其首者，正特著其所象之处也。殷墟卜辞及齐侯壶又作癗，则别以一画记其所象之处。”
“癎癓为象形字，癐为指事字，篆文之从一大者，为会意字，文字因其作法之不同而所属之六书有异，知此可与言小学矣。”
4.于省吾《甲骨文释林》（1979）：“天本为独体象形字，由于天体高广，无以为象，故用人之巅顶以表示至上之义。”
我们比较赞同于省吾先生的观点。甲骨文的“天”字应是独体象形字，天字之所以会有不同的形体，我们认为其或是为着刻写的方便，或是由于增添了饰笔而形成。王国维先生的说法自然要比段玉裁高明许多，但也不免给人一种主观臆测之感。
三、字用
“天”字只有本用，没有借用和兼用。自古及今，“天”所概括的对象、范围不断扩大、变更，“天”的字义也不断引申、再引申。“天”的本义是头顶、头。《广雅·释言》：“天，颠也。”《说文》：“颠，顶也”。
1.由“头”引申指古代一种在额头上刺字的刑罚。《集韵·先韵》：“天，刑名，黥凿其额曰天”；《周易·睽卦》：“其人天且劓。”后来称头盖骨为天灵盖，称额上两眉间的地方为天座。
2.因头顶是人身最高部分，所以引申指天空。《尔雅·释天》：“穹苍，苍天也”；郦道元《水经注·三峡》：“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王充《论衡·谈天》：“察当今天去地甚高，古天与今天异”。现指“地面以上的高空”，如：天空；天有风云雷雨。
顶颠义与天空义是否是引申关系，也有不同的观点。于省吾和张桂光先生认为天空义是颠顶义的引申，顶颠义与天空义具有相同的字形。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释林》（1979）中说道：“天本为独体象形字，由于天体高广，无以为象，故用人之巅顶以表至上之义。” 张桂光认为：“天的本义是指人的头顶，即所谓‘天灵盖’，这向来是没有多大分歧的。天字之引申为苍穹之天，主要是因为天体圆，且居人体之至高无上处，与苍穹之天的形象和崇高都是颇相类似的。”
何金松先生则认为甲骨文中有两个“天”字。他在《汉字形义考源》（1997）中说道：“甲骨文中有两个‘天’字，一个义为‘头顶’，甲骨文作‘癎’；另一个义为‘天空’，甲骨文作‘癐’，或大字上部延伸至两横画中间作‘癏’，从二、大，会意。二是甲骨文上字，人的上面是天，《合》22453：“辛酉卜天”，一切看观物，无有大于天者。因此，甲骨刻辞中与大可通用。
周金文中，表示头顶义的“天”，继承了甲骨文从“大”或从“夫”的两种形体，简化作癓（颂鼎），表示天空的“天”作癗（齐侯壶）区别尚存。篆文规范时，选择一个与颂鼎天字相同的最简单的形体，从大二（上），这一表示天空义的形体被淘汰。《说文》训为“颠”，指头顶；训为“至高无上”，指天空。字形合而为一，显示不出两个意义来了。这种不同字形的形体兼并是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的一般规律。
我们比较赞同于省吾、张桂光两位先生的观点。因为古人对天空的“天”的认识要晚于对“顶颠”之义的“天”的认识，天之观念是周人想出来的，也就是说两者不可能在甲骨文中并存。并且，天体之“圆”与天灵盖之“圆”是颇类似的，很容易通过联想而引申。
3.由“天”的“天空”义引申指“自然界”。《荀子·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4.由“天”的“自然界”引申为“自然生成的”。《三国志·魏书·邢峦传》：“剑阁天险，古来所称”。现有双音词：天险、天然、天灾等。
5.由“天”的“自然界”义，又引申指“季节”、“气候”。杜甫《佳人》语：“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现在用作指“季节”、“气候”义的，如：春天、夏天、热天、雨天、晴天、阴天等。
6.后来又将“天”的“季节”义缩小引申，用作指“日”“一昼夜”“昼间”或“一日之内的时间”，如：今天、昨天、白天。
7.古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神，是万物的主宰。因而把“天”称作“天神”、“上帝”。《论语·颜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两句是唯心主义的天命观。《诗·大雅·大明》：“文王处载，天作之合。”
8.因“天”有“主宰万物”义，于是人们把赖以生存的东西称作“天”。《史记·郦食其传》：“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现有熟语：民以食为天。
9.由“天空”义又引申指“天体”、“天象”义。《旧唐书·良吏传下·姜师度》：“太史公傅孝忠善长于占星纬，时人为之语曰：‘傅孝忠两眼看天’。”
10.因“天空”含有至高无上之义，因而古人又引申指“君王”，也指“人伦中的尊者”。《而雅·释诂》：“天，君也。”，《礼记·丧服》：“夫者，妻之天也。”
统上可以有如下字义发展图示
四、“天”字的文化
封建帝王都喜欢称自己为“天子”或是“真命天子”，为什么呢？这就要上溯到遥远的周代。在西周时期，自然神和人格神被分化。周人把尊崇的对象从王的身上移到了茫茫苍穹，他们把灵魂寄托给了自然界浩浩苍穹之上的神灵。周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便自称为天子，也就是天神之子。周人敬天，必尊天子。天子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受天命而配天的对象，这种观念直到封建社会彻底崩溃和瓦解，才逐渐从人们的意识中消失。一个天字奴役人们思想竟然长达几千年之久，这都是“天”字惹的祸吗？非也，统治阶级使然。
“天”字本身是一个很积极的字，它凭借自己的“字”格魅力，赢得了人们的崇敬，人们的依赖。茫茫苍穹总能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思。古往今来人们总是试图向天去探询，去发问，以求得人生的真谛，揭示人生的奥秘，由此便形成了“与天地同道，与日月同辉”的文化思想。
天字，早期甲骨文下部作夫，夫与大古通用，为“大人”之义。人是顶天立地的，立在地上，站在天下，在人头顶之上便是天，天空就是天。天，也指天体，宇宙间的日月星辰。天体的运行是有轨迹的，“道可道，非常道”，天德是“至而不宰，愫而不有”的德性，主宰他人，有恃无恐的持有他人的成果，是伤天害理的行为，天道是超越人情之上的非常道。
天只有供给，没有禁令，没有偏爱，以自己永不衰竭的能源，造就万物。如《正字通》云；“厥造惟宏，其类广也；厥勋惟宏，其功极也。”这就是天的道德，天的力量，天的精神，天的气派。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要效法天的道德和精神，与天同道，顺应自然。这便是天字的文化。
人要推天道以明人事，效天德以化万民。君子遵天道，健运不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永不沉沦。人也要法刑天之精神，永远舞动巨斧，永不失昂扬之斗志。
注释：
①诸古文字学家的观点，如不作特殊标注，则皆转引自于省吾先生主编的《甲骨文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1]于省吾．甲骨文诂林[M].北京：中华书局，1996．
（苏天运，齐齐哈尔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
一、字形
甲金文字的“天”在写法上都一样，区别仅在于甲骨文是线条化的，金文则是填实的，甲骨文中的“天”有如下几种不同的形体：癋、癎、癏、癐、癑、癒、癓、癕、癗、癘。金文中的“天”，天尊、盂鼎、齐侯壶、颂鼎、毛公鼎均有记载。小篆的“天”字有意拉长拉曲了某些线条，写作：癈。上列字形共同具备的基本特征是有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形，但与人形结合的其它线条却不尽相同。可见，“天”字的构形是很复杂的。
《说文》：“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段注》：“此以同部叠韵为训也。凡门，闻也；户，護；尾，微也；髮；拔也，皆此例。颠者，人之顶也，以为凡高之称。臣于君，子于父，妻于夫，民于食，皆曰天是也。”对于许说，于省吾先生早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甲骨文释林》（1979）中说道：“说文据已伪的小篆，而又割裂一与大为二字，其荒谬自不可待言，又《说文》既训天为颠，又训颠为顶，按颠顶双声，真耕通谐，但以声为训，也解决不了它的造字本义。”于先生首先指出了许慎据以求本义的小篆字形是靠不住的；接着否定了“天”的结构为会意之说，他认为天应是独体象形字；最后对许慎以声为训的方法提出了质疑。笔者比较赞同于先生的观点。遗憾的是于省吾先生也没能解决“天”的造字本义问题。
有关“天”字构形的起源，到目前为止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后世说文学家和近年来古文字学家对天字的说法聚讼分歧，笔者认为他们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天”字与“大”字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不同。现将他们的观点梳理一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天”字与“大”字形相近义有别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吴其昌、严一萍、姚孝遂、王襄等。
王襄：《说文解字》“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又大字“天大地大，人亦大焉，象人形”，又底字“至也，本也，从氏下着一，一，地也”，意天所从口，硊皆象天圆之形。又衍变从一者，亦为天之形，与从一之地同谊。至于癟，癹，疑是口形有阙笔，或是从古文上，有天在人之上之谊。
王襄先生认为“天”与“大”取象相同，认为天字的某些形体中的“—”是由“口”演变而来的，笔者比较赞同。但他说天所从的“口”像天圆之形，笔者认为不确。因为天的造义是头顶，“口”形应是为着刻写的方便而为之，同时也起着着其所像之处的作用。
吴其昌：“大乙”者，殷始有天下之先王成汤也。《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作“天乙”，云：“主怨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荀子·成相篇》亦云：“契，玄王……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其源盖似皆出于《世本·帝洁篇》也。《书·汤誓》辞文引卜辞作“大”。
而《世本·史记》作“天”者，罗振玉曰：“天与大形近而？……以大丁大甲诸名列之，知作‘大’者为是。”今按“天”与“大”在金文中本相近，皆状正面之形，但“天”字较注重其“颠”，《释名》：“天，颠也”，故绘首略圆耳，穷究其源，实出于一象。
“天”与“大”形相近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因此在传世文献中有讹误也是有可能的。吴其昌先生认为“天”与“大”实出一象，极是。
严一萍：卜辞之天多作“癎”，其用与大字常相混，天邑商，即大邑商，天乙即大乙。罗振玉曰：《说文解字》“从一大”，卜辞中有从二者，二即上字，大象人形，人所戴为天，天在人上也，许书从一，犹帝示诸字从二亦从一也。
严先生认为“天”与“大”卜辞常相混，这是有可能的。但其所引罗振玉先生的观点笔者不能赞同，因为罗先生阐释自己观点的前提是承认许说，而许慎的观点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
4.姚孝遂：甲骨文天字作“癎”，本象人之形体而突出其颠顶。其作“癐”者则从上从大会意，正如元字或作癉或作癈。
王国维以“癐”为指事，其说可商，甲骨文天、大二字形音义均相近，但二字之用还是有严格区分的。
固然“天邑商”或称“大邑商”，但“大邑”决不称“天邑”，“大戊”间或作“天戊”，但属于特例，不是普遍的现象。其它如“大甲”“大乙”“大丁”“大示”“大牢”等等，从无作“天”者。或以为“天与大直始为一字”，这是有可能的。但在甲骨文已明显分化，实际上当如陈柱所说：“大字本象人形，所重不在顶，故首形不显，天字则所重在顶，故首形特大也。”自目前所能得见之古文字资料观之，“天”与“大”有时虽可通用，但终究判然有别。
姚孝遂先生认为“天”字形体中有会意字，笔者不能赞同。因为我们认为“天”字形体虽然不只一个，但它们都是独体象形字。姚先生认为“天”与“大”通用是特例，两者是有严格区别的，笔者认为极是，因为“天”与“大”虽可能同出一源，但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两者一定会各有分工，承担不同的职能。
（二）“天”与“大”形相近义相同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孙海波、陈伟湛。
1.孙海波：癎，义与大同，天邑商即大邑商。癐，天戊即大戊。
2.陈伟湛：“天”之本义为“人之顶颠”，许、段、王所论极是。这在甲骨文中也可得到证明。“弗疾朕天？”朕即殷王自称，天即头顶之“颠”，此谓疾天，即疾颠乃头顶之疾也，惜此类文例不多见。更多的文例说明，其时“天”已引申为高大，因而与“大”实同义。
孙海波和陈伟湛两位先生都认为“天”与“大”是同义的，笔者不这么认为。“天”与“大”有时可通用，只是由于两者形近而误，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两者同义；陈先生认为“天”在卜辞中已引申高大，这也是笔者所不能赞同的，“天”与“大”之间是否存在引申关系，也是存有争论的。我们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引申关系，而应是同出一源而具有不同职能的两个字。
（三）甲骨文中本无“天”字，只有“大”字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是晁福林、陈复澄。
晁福林先生认为早期甲骨卜辞里的“大”字写法是甲骨文的“上”字与习见的作正面人体形的“大”字的组合，或释为天字，其实是“大”字之异，后世才变为“天”字。
陈复澄认为殷代卜辞中只有“大”字。甲骨文的“大”字有不同的形体，癘和癑是“大”字的初形。帚、癒、癏、癒、癎都是大字的变形和繁体，在西周由于“大”的字义孳乳分化而成为“大”“天”“夫”三个专字。“大”字是“大人”本义的引申义，而作为大小之大，字形是“大”的初形的省体——粥；“天”字是大的借字，作为天地之天，字形是“大”的初形——癘；以后“大”的初形的变体——癕又成了“天”的专字。“大”的初形便成了死字，“夫”字保留了“大”的本义，字形却是“大”字的繁体——癒，以后“大”字又分化为“大”“太”二字。这样，一个“大”字就分化成了四个字。
陈先生的观点显然是需要商榷的。他认为殷代卜辞中没有“天”字，这与传世文献的记载是不相符的，因为在甲骨文中已有“弗疾朕天？”这样的卜辞。至于“夫”字是否是由“大”字孳乳分化而来，目前也仍是一个存在争论的问题，由于其与本文无太大关系，所以暂不作讨论。
我们认为，要想研究“大”与“天”字的关系，应该从“人”字入手。甲骨文中有侧身而立的人，也有正面而立的人。正面而立的人顶天立地，也就有了“大人”之义，遂引申为“大小”之“大”，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那么“人”与“天”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这就需要从对甲骨文的断代中寻找答案。我们可以先提出假设：如果甲骨文中“天”、“人”和“王”可以互释，也就是说，卜辞中凡是出现“人”的地方，释“天”也可，释“王”也通，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导出：在殷人的观念中，自然神与人格神是合而为一的。事实上殷人也是最为迷信的，事无巨细，都要进行占卜，特别注重天人的沟通，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那么，殷人贞问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天 ，也就是上帝。而卜辞的“天”没有作“上天”之义的，天之观念是周人想出来的，殷王与上帝非父子关系，只是在帝左右敬天，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导出：“天”字也是由人字分化出来的，天的本义应该是上帝。
许慎《说文解字》“天，颠也”，又“颠，顶也”，只是一种声训方法，其说不确。为了证明自己的假设，笔者翻阅了郭沫若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共十三册，采用先分期再分类的方法编成，共分为五期四大类二十二个小类。第一期：武丁时期，第二期：祖庚、祖甲时期，第三期：廪辛、康丁时期，第四期：武丁、文丁时期，第五期：帝乙、帝辛时期。四大类：阶级和国家、社会生产、科学文化、其他。笔者参照《甲骨文合集·释文》认真核对了载有“天”“人”“王”的甲骨文，结果发现它们之间是不能互释的。这就推翻了自己的假设，对于“天”字构形起源问题的思考，又回到了原点。现在只能寄希望于考古工作者，希望他们在不久的将来能发掘更多的甲骨，以便为“天”字构形起源问题的解决提供材料支持。
二、字构
“天”字在六书归属问题上，也有指事、会意、象形的不同。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至高无上是其大无有二也；故从一大，于六书为会意。”
2.徐灏《说文解字系传》：“天者，谓在人上至高之处，故从一在大上，指事，大象人形。”
3.王国维《释天》“天本谓人颠顶，故象人形。卜辞盂鼎之癎癘二字所以独墳其首者，正特著其所象之处也。殷墟卜辞及齐侯壶又作癗，则别以一画记其所象之处。”
“癎癓为象形字，癐为指事字，篆文之从一大者，为会意字，文字因其作法之不同而所属之六书有异，知此可与言小学矣。”
4.于省吾《甲骨文释林》（1979）：“天本为独体象形字，由于天体高广，无以为象，故用人之巅顶以表示至上之义。”
我们比较赞同于省吾先生的观点。甲骨文的“天”字应是独体象形字，天字之所以会有不同的形体，我们认为其或是为着刻写的方便，或是由于增添了饰笔而形成。王国维先生的说法自然要比段玉裁高明许多，但也不免给人一种主观臆测之感。
三、字用
“天”字只有本用，没有借用和兼用。自古及今，“天”所概括的对象、范围不断扩大、变更，“天”的字义也不断引申、再引申。“天”的本义是头顶、头。《广雅·释言》：“天，颠也。”《说文》：“颠，顶也”。
1.由“头”引申指古代一种在额头上刺字的刑罚。《集韵·先韵》：“天，刑名，黥凿其额曰天”；《周易·睽卦》：“其人天且劓。”后来称头盖骨为天灵盖，称额上两眉间的地方为天座。
2.因头顶是人身最高部分，所以引申指天空。《尔雅·释天》：“穹苍，苍天也”；郦道元《水经注·三峡》：“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王充《论衡·谈天》：“察当今天去地甚高，古天与今天异”。现指“地面以上的高空”，如：天空；天有风云雷雨。
顶颠义与天空义是否是引申关系，也有不同的观点。于省吾和张桂光先生认为天空义是颠顶义的引申，顶颠义与天空义具有相同的字形。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释林》（1979）中说道：“天本为独体象形字，由于天体高广，无以为象，故用人之巅顶以表至上之义。” 张桂光认为：“天的本义是指人的头顶，即所谓‘天灵盖’，这向来是没有多大分歧的。天字之引申为苍穹之天，主要是因为天体圆，且居人体之至高无上处，与苍穹之天的形象和崇高都是颇相类似的。”
何金松先生则认为甲骨文中有两个“天”字。他在《汉字形义考源》（1997）中说道：“甲骨文中有两个‘天’字，一个义为‘头顶’，甲骨文作‘癎’；另一个义为‘天空’，甲骨文作‘癐’，或大字上部延伸至两横画中间作‘癏’，从二、大，会意。二是甲骨文上字，人的上面是天，《合》22453：“辛酉卜天”，一切看观物，无有大于天者。因此，甲骨刻辞中与大可通用。
周金文中，表示头顶义的“天”，继承了甲骨文从“大”或从“夫”的两种形体，简化作癓（颂鼎），表示天空的“天”作癗（齐侯壶）区别尚存。篆文规范时，选择一个与颂鼎天字相同的最简单的形体，从大二（上），这一表示天空义的形体被淘汰。《说文》训为“颠”，指头顶；训为“至高无上”，指天空。字形合而为一，显示不出两个意义来了。这种不同字形的形体兼并是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的一般规律。
我们比较赞同于省吾、张桂光两位先生的观点。因为古人对天空的“天”的认识要晚于对“顶颠”之义的“天”的认识，天之观念是周人想出来的，也就是说两者不可能在甲骨文中并存。并且，天体之“圆”与天灵盖之“圆”是颇类似的，很容易通过联想而引申。
3.由“天”的“天空”义引申指“自然界”。《荀子·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4.由“天”的“自然界”引申为“自然生成的”。《三国志·魏书·邢峦传》：“剑阁天险，古来所称”。现有双音词：天险、天然、天灾等。
5.由“天”的“自然界”义，又引申指“季节”、“气候”。杜甫《佳人》语：“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现在用作指“季节”、“气候”义的，如：春天、夏天、热天、雨天、晴天、阴天等。
6.后来又将“天”的“季节”义缩小引申，用作指“日”“一昼夜”“昼间”或“一日之内的时间”，如：今天、昨天、白天。
7.古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神，是万物的主宰。因而把“天”称作“天神”、“上帝”。《论语·颜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两句是唯心主义的天命观。《诗·大雅·大明》：“文王处载，天作之合。”
8.因“天”有“主宰万物”义，于是人们把赖以生存的东西称作“天”。《史记·郦食其传》：“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现有熟语：民以食为天。
9.由“天空”义又引申指“天体”、“天象”义。《旧唐书·良吏传下·姜师度》：“太史公傅孝忠善长于占星纬，时人为之语曰：‘傅孝忠两眼看天’。”
10.因“天空”含有至高无上之义，因而古人又引申指“君王”，也指“人伦中的尊者”。《而雅·释诂》：“天，君也。”，《礼记·丧服》：“夫者，妻之天也。”
统上可以有如下字义发展图示
四、“天”字的文化
封建帝王都喜欢称自己为“天子”或是“真命天子”，为什么呢？这就要上溯到遥远的周代。在西周时期，自然神和人格神被分化。周人把尊崇的对象从王的身上移到了茫茫苍穹，他们把灵魂寄托给了自然界浩浩苍穹之上的神灵。周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便自称为天子，也就是天神之子。周人敬天，必尊天子。天子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受天命而配天的对象，这种观念直到封建社会彻底崩溃和瓦解，才逐渐从人们的意识中消失。一个天字奴役人们思想竟然长达几千年之久，这都是“天”字惹的祸吗？非也，统治阶级使然。
“天”字本身是一个很积极的字，它凭借自己的“字”格魅力，赢得了人们的崇敬，人们的依赖。茫茫苍穹总能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思。古往今来人们总是试图向天去探询，去发问，以求得人生的真谛，揭示人生的奥秘，由此便形成了“与天地同道，与日月同辉”的文化思想。
天字，早期甲骨文下部作夫，夫与大古通用，为“大人”之义。人是顶天立地的，立在地上，站在天下，在人头顶之上便是天，天空就是天。天，也指天体，宇宙间的日月星辰。天体的运行是有轨迹的，“道可道，非常道”，天德是“至而不宰，愫而不有”的德性，主宰他人，有恃无恐的持有他人的成果，是伤天害理的行为，天道是超越人情之上的非常道。
天只有供给，没有禁令，没有偏爱，以自己永不衰竭的能源，造就万物。如《正字通》云；“厥造惟宏，其类广也；厥勋惟宏，其功极也。”这就是天的道德，天的力量，天的精神，天的气派。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要效法天的道德和精神，与天同道，顺应自然。这便是天字的文化。
人要推天道以明人事，效天德以化万民。君子遵天道，健运不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永不沉沦。人也要法刑天之精神，永远舞动巨斧，永不失昂扬之斗志。
注释：
①诸古文字学家的观点，如不作特殊标注，则皆转引自于省吾先生主编的《甲骨文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1]于省吾．甲骨文诂林[M].北京：中华书局，1996．
（苏天运，齐齐哈尔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