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罗希洛夫的“含沙射影”
　　1954年9月底，赫鲁晓夫率领苏联代表团来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行前讨论苏共中央的一个文件稿，其主要内容是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以及把旅顺军港交还中国。苏共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都对这个文件表示同意，并签了字，唯独伏罗希洛夫表示反对，认为苏联无力承担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也不该把旅顺港还给中国，因为那是“俄日战争期间沙俄丧失的领地”。但由于赫鲁晓夫的坚持，伏罗希洛夫最后还是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勉强在文件上签了字”。事情就此完结，赫鲁晓夫启程去北京。1955年5月驻旅顺口的苏军撤回国内，军港全部交还中国。不过这件事最令人感慨的还不是伏罗希洛夫的“反对”，而是他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的那段表白：“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党和中央委员会，今天并没有因为我有不同意见而逮捕我，把我送进监狱，而是让我自由表述意见。”（《苏联专家在中国》第190—192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5月版）
　　伏罗希洛夫敢于发表这样的感慨，全在于至高无上的斯大林已经在一年半以前（1953年3月）去世了。斯大林在世的时候，所有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都被以各种罪名清洗掉了。伏罗希洛夫能够在残酷的肃反中幸存下来，甚至在斯大林时代还居于了高位（中央主席团执行局成员），靠的就是永远与斯大林保持一致，绝不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他现在这样公开感慨，在座的人都明白是对斯大林时代的一种否定和讽刺，也是对当今“政治规矩”的赞扬。他这种对斯大林的公开否定虽然含蓄，也相当“模糊”，但在时间上，却比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那个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要早了将近两年。中国人常说“风起于青萍之末”，赫鲁晓夫敢于在此后做那个长篇大报告，大概最先也是从类似伏罗希洛夫这样的“含沙射影”中得到了一些启发吧——虽然伏罗希洛夫后来对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也不完全同意。
　　玄奘西行與鉴真东渡
　　中国唐朝时有两个和尚很有名，两位相距大约一百年，做的事情差不多，都是为了“弘扬佛法”，史书上有明确记载，文艺作品中也都有描写和渲染。当然也有不同。前一个是玄奘和尚，从长安出发，走陆路往西方到印度，是去取经求法，是为了“学习先进经验”。后一个是鉴真和尚，乘船东渡日本，目的是为了传经送宝，“传播先进经验”。这两位高僧一个西行一个东渡，一个当学生一个做老师，都冒着生命危险，克服了无数困难，其行为都算是中外文化史、交往史上的大事。但玄奘到达印度是“一次成功”，只花了大约三年时间。而鉴真的东渡前后共进行了六次，历时11年，眼睛都弄瞎了，在第六次才最后成功抵达日本。就经历的风险和波折来说，鉴真不仅一点也不亚于玄奘，反而还更“丰富多彩”一些。但后来玄奘的名字家喻户晓老幼皆知，一说起“唐僧”好像就是他一人，知名度不晓得大过鉴真多少倍，其原因恐怕不能不是那本神话小说《西游记》的影响。如果也有一位文学大师以鉴真为主人公早早写一部精彩的《东渡记》出来，玄奘在全国民众当中的名气是不是还有如今这么大，那是要打一个大问号的。
　　【童 玲/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