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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叙事文化学是在西方叙事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具有中国本土化特征的广义叙述学，不仅限于小说为中心的故事叙述。“广义叙述学是要建立一种涵括各种体裁、各门学科的广义理论的叙事学。”[1]因此，广义上的文化叙事，其叙事体裁与题材丰富多样。作为具有区域性、族群性特征的客家文化，其传统的叙事文类，主要有地方史志、文人笔记、族谱、碑刻、契约等历史叙事，有传说故事、戏剧、说唱、山歌、谣谚等各种活态的民间口头叙事，也有当代以学术研究为动机的民俗志文本叙事，文本内容极其丰富，与丰硕的客家研究成果，共同建构起了今日之“客家”。以客家话为媒介的写作，在对客家文化叙事时，较之规范的书面语写作，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这种以方言为书写媒介的另类叙事，对树立客家文化主体性大有裨益。
一、客语写作是客家文化的另类叙事
客语写作是近年来台湾客家文学的一个“热词”。所谓客语写作，就是使用特定的语言—客家话（客家方言）—进行的写作，运用原生态的客家话语生动活泼地叙述客家的人和事，阐述客家事理，抒发客家情感，最大限度地还原叙事现场，使人身临其境，真正感受客家日常生活。与之相比，传统的书面语写作显然无法达到这种效果。传统写作是用合乎规范的书面语对客家日常生活样貌进行转写叙事。这种转写叙事的不足之处就是，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生活的描述难以还原真实，通过转写叙述出来的生活与真实的日常生活始终隔了一层。
相对大多建立在传统写作基础之上的客家文化传统叙事而言，客语写作已然成为客家文化的另类叙事。客语写作的另类叙事是客家文化传统叙事的有益补充。
记录客家文化的各类传统文本，本质上就是客家历史文化的一种实录，累积起来成为我们今天传承和利用的文化资源，运用于客家研究和文化创意产业上，更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但丰富多彩的客家文化资源要进行活化，运用各种方式进行文化叙事，让文化持有者主动参与叙事，也可以让文化持有者成为被叙事的对象，从而发挥客家文化的主体性作用。肖怀德指出：“从文化资源到文化叙事，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回答的是我有什么问题，后者回答的是我是谁的问题。只有从文化资源走向文化叙事，才能真正树立当地文化的主体性，真正塑造一个有灵魂、有体温的文化母体，也才能真正吸引到别人来感受、品鉴、回味。”[2]我们进行客家文化研究，很大一部分学者都在试图回答“我（客家）是谁”的问题，但时至今日，研究者们仍然难以说清，只能说，“我（客家）”已经被言说得愈加丰满。倘若树立起客家文化的主体性，将有益于解决这个难题。
具有原生态叙事优势的客语写作不仅契合了“让客家人自己说话”，还能够“塑造一个有灵魂、有体温的文化母体”，真正树立客家文化主体性。其实，客家人塑造主体文化意识是极其强烈的，他们为了标榜客家族群身份，“原汁原味”地叙述自己，独创了一个“亻厓”（读ngai35）字，被广泛刻写于海内外各类客家博物馆的突出位置，成为客家人族群身份叙事的独特符号。这种文化叙事方式已被成功运用到客语歌曲的创作上。如由河源客家音乐人邹锦龙创作演唱的客语歌曲《亻厓系客家人》在新媒体上热传，火遍大江南北。风靡台湾的客语歌曲《客家本色》歌词写道：“唐山过台湾，冇半点钱，煞猛打拼耕山耕田，咬姜食醋几十年，毋识埋怨。世世代代就敢样勤俭传家，两三百年无改变。”通过客语歌曲叙事塑造了台湾客家人不畏艰辛、敢于打拼的“硬颈”形象。
二、《元初一》是客家另类叙事的传世经典
以客语写作进行叙事并不是今人的独创，而是自古有之，源远流长。就文学而言，从《诗经》中的“风”诗，到汉魏时期的乐府民歌，再到中唐以后竹枝词的发展，来自民间的歌谣不断滋养着文人士大夫垄断的正统文学。从杜甫的“三吏”“三别”，到刘禹锡的《竹枝词》，再到白居易的《竹枝》《杨柳枝》《何满子》，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歌风味。文人士大夫走出书斋，深入民间，大量吸收生动质朴的民間语言，以口语入诗，变俗语为奇语。如刘禹锡《竹枝词二首》其一中之“道是无晴却有晴”，以“晴”谐“情”音，巧用一语双关的语义，表现情窦初开的女子对男子羞以启齿的爱恋之情，充分展现了民间语言叙事的魅力。
晚清著名诗人、外交家黄遵宪在其《杂感·大块凿混沌》诗歌中，对一些研经用典、食古不化的俗儒进行批判，指出俗儒“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的作诗恶习和弊病，主张“我手写我口”，认为用“流俗语”写作，五千年后也成为古文佳作。因此，黄遵宪对用“流俗语”口头创作的客家山歌情有独钟，推崇备至，还创作和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客家山歌。
同样用“流俗语”创作的客家识字启蒙诗《元初一》，不仅是一部少儿识字杰作，也是客家民间日常生活叙事的经典之作。《元初一》原名《一年使用杂字文》，为康熙年间闽西武平袁畲乡人林梁峰所著。[3]该文开篇首句就是“元初一，早开门”，因此，被俗称为《元初一》。它简单易记，妇孺皆知，在当地十分流行，也流传于闽西客家各县和粤东、赣南部分地区。
据林建明统计，“上杭马林兰藏本版”的《一年使用杂字文》，为木刻本，共25页，342行，每行两句，多为七字句，开头四行和后半部共有66个三字句，共717句，4755字，约有3000个词语，其中客家方言特色的词语350个左右。[4]从全篇词语特色和句子语法特点来看，通篇是用闽西客家话来写作的。《元初一》曾经是闽西客家儿童的“破蒙”识字读本，也有人把它当字典用，在识字教育和普及客家文化知识和乡土习俗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其内容相当广泛，按时间顺序从正月初一说到大年三十，几乎说遍了客家岁时节日、婚丧喜庆、生产生活、士农工商、人伦世事、民风民俗等等，无所不包，是一幅完整的客家社会生活风俗画卷。下面摘引部分如下：
元初一，早开门。 放爆竹，喜气新。
点蜡烛，装香灯。 像前拜，烧纸钱。
灯光火，早夜连。 蜡烛台，两边排。 香炉内，檀香堆。 桌围带，挂起来。
台前供养尽新鲜， 汤皮糤饭用油煎。
豆腐糍粑禾米饭， 碗头盘碟尽齐全。
门冬瓜线红柑子， 龙眼荔枝糕饼软。
茶匙茶盏茶壶子， 橘饼点茶再食烟。
传盒一座摆开看， 拜了新年就出门。
神坛社庙都去拜， 祖公堂上贺新年。
无事之时好着棋， 围棋象棋有输赢。
戒别纸牌切莫打， 送了钱财惹是非。
大细子人好嬉游， 双手无闲拍棉球。
或用脚来踢球子， 输了他人不知羞。
初三初四拜新年， 婿郎男女到家门。
或请新亲来相见， 丈人老表及外甥。
猪肉食完并腊鸭， 蒸醋鱼冻共三牲。
浸酒开坛用大碗， 欢欢喜喜赛哗拳。
大富人家更排场， 鲍鱼鼋翼馥馥香。
海参燕窝鸡丝肉， 鱿鱼虾米做清汤。
黄螺蛏子拿来炒， 蜇皮海带会辣姜。
肉圆包子来凑样， 也有酥骨上砂糖。
极好蜅鱼煮豆腐， 炆烂猪蹄锡盘张。
闽笋豆芽萝卜线， 好贴肝肺猪肚肠。
调羹扰来筷箸夹， 大家食得饱非常。
许多花生瓜子壳， 厅下地面要扫光。
客人头上戴委帽， 身穿袍套阔和长。
绵绸茧绸羊皮袄， 汗巾烟袋在身旁。
新衫新裤新帽子， 镶鞋缎袜配相当。
衣食两般难记了， 略提几件讲别样。
文中“红柑子”、“茶壶子”、“大细子”（小男孩）、“球子”等一些名词词尾附带一个“子”字，这是客家语中十分常见的特殊构词方式。“婿郎”（女婿）、“鱼冻”（冷冻后的鱼汤汁）、“哗拳”（猜拳）、“萝卜线”（萝卜丝）、“新衫新裤”是客家语特色词汇。“台前供养尽新鲜”、“肉圆包子来凑样”、“炆烂猪蹄锡盘张”（张即装）、“调羹扰来筷箸夹”（扰即舀）、“厅下地面要扫光”等句子的语法句式完全是日常的口语表达。全文保留了很多随着社会发展被淘汰使用的词汇，如匏勺（用老匏瓜去瓜囊制成的大勺）、簟箩（笊篱，捞米饭的竹器）、碓（用来舂米或米粉的工具）、烝尝（为祭祖或其他宗族公益活动而置备的地产），这些词语都承载了丰富的客家历史文化信息。
《元初一》是由客家人自己书写的客家民俗田野文本。它用客语对客家日常生活世界进行自由书写叙事，真实地呈现了客家文化的底色。这种草根叙事平民化、生活化，读者乐于接受，在民间广泛流行。这种另类的客语写作叙事，并不罕见。雍正年间永定县进士王见川写了《勉学诗》，乾隆年间永定县翰林廖鸿章写了《勉学歌》，民间还流传《勉学诗》《五更读书歌》等客语写作的劝勉文本。这些文本在激励客家子弟发奋读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当代大陆的客语写作基本已经销声匿迹，只见于少量非正式出版物的客家民间歌谣俗语文本中。而台湾的客语写作正呈现“燎原之势”。
三 、台湾《文学客家》是当代客语写作的试验田
台湾的客语写作同样有历史渊源。黄子尧先生认为，客语书写在台湾出现，最早的可能是清末的传统诗社如龙潭、中坜、苗栗等诗社。然后是日据时代客家山歌唱片上的文字书写。最早在刊物上出现，应是1950年代的外省客家同乡会刊物，那只是少量出现，如客家歌词、客家师傅话（谚语）等，较多量出现应是1962年创立的《苗友周刊》（后相继更名为《中原周刊》《中原客家杂志》），文章中常有客家诗词、客家歌词、客家师傅话等的介绍。[5]
当代台湾客语写作是在台湾客家运动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台湾，客家人是仅次于福佬人的第二大族群，但相对于人口数量众多的福佬人来说，台湾客家人是弱势群体。在台湾客家运动发生之前，台湾客家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各项权力被台湾执政当局漠视，一些客家精英也未能发出时代强音。整个客家族群处于隐性存在，不断被边缘化。
随着宗族社会结构的消解，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与深入，在与强势的福佬文化交流与碰撞下，台湾客语面临消亡，台湾客家文化面临传承危机。就在台湾客家人处在族群发展抉择的十字路口之时，1987年底开始，台湾客家人掀起了一场震动台湾社会的“客家运动”。这场运动从媒体开始，创办《客家风云》杂志，并发行《客家风云》，宣传族群正面临存亡时刻的危机观念，倡导立即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用以抢救族群语言文化，并在1988年12月28日发起“还我母语运动”大游行。声势浩大的客家运动开展之后，台湾客家人由幕后走向前台，1990年成立台湾客家公共事务协会，开始有组织地参与公共事务，争取客家权益，延续客家文化、语言。1991年9月，台湾当局为了回应“还我母语”大游行的诉求，开辟台视、中视、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的客语新闻時间。1994年9月，在台北市设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客语专业电台—宝岛新声客家电台，开始全天候播放客家节目。不只是用客语介绍新知、评论时事，而且大量播放老山歌、山歌仔、平板、采茶戏、八音、北管大曲等传统客家戏曲歌谣，也用客语说书、说唱、讲传仔，台湾客语叙事如火如荼地展开。
台湾客语写作是台湾客家发声的一种重要形式，既属于客家文学的范畴，也是客家文化叙事的舞台。黄子尧指出，客语文学应包括从客语所表述出来的文化体系以及以客语所代表的一种族群情节之凝聚力，主要表现在：写客家人，讲客家话或描述客家风土的关联之上。[6]创作者用客家生活经验思考，用客语文字来描述，朗读作品也必须用客家话来念，表现客家方言的丰富意涵和生动性，流露出客家话的音韵趣味，写作体裁涵盖小说、散文、诗词、戏剧、童谣、山歌、谚语等文学样式。从文化视角来看，客语文学的意义不在文学本身，而在于客家文化通过客家文学的书写形式进行叙事。就如小说《船之魅》一样，“在小说中成功营造出了某种‘文化记忆场’，也即是说，在这部小说中，最重要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故事与历史、文化之间紧密相连的关系”[7]。 “还我母语运动”之后，台湾客家本土意识空前高涨，迎来了台湾客语写作的昌盛期。现代客家知识分子与作家，开始展开客语文字化、文学化的努力，为客家文学的扎根打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写作环境。当客家作家回归客家情怀，应用客语做创作工具，善用民间文学素材，纯正的客家文学面貌便多姿多彩起来。
以台湾客语现代诗创作为例，20世纪80年代末期，许多诗人开始积极投入客家诗创作，客语书写因而得以落实于文字化，开启台湾客语诗写作的新局面。台湾客语诗人邱一帆认为，客语书写具有四个方面特质：一是展现客籍作家的母语认同;二是提升客语使用的层面与功能;三是建构多元主体的台湾语言文学风貌;四是具有无可取代的特性与价值。这也是客语写作的社会功用与文学价值。
台湾现代客籍诗人作家中，杜潘芳格以其“客家女诗人”的身份，率先进行“客家诗”的试验，紧接着以北部客家人为核心的客语诗文创作，包括桃园的冯辉岳、刘惠真，新竹的范文芳，苗栗的黄子尧、邱一帆，以及南部客家诗人利玉芳、曾贵海、陈宁贵、钟永丰，东台湾的叶日松等人的作品，陆续各以四县客家话、海陆客家话的朗诵发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有黄恒秋的《担竿人生》现代诗集、冯辉岳的《第一打鼓》童诗集、范文芳《头前溪个故事》散文集等，作品数量与质量持续上升。
为激发更多人参与客语写作，扶植更多客语作家，在黄子尧先生等人的积极发起下，台湾客家笔会于2010年11月成立，以联络客家作家、鼓励客语创作为宗旨，发行纯客语期刊《文学客家》，大力助推“大家来用客话写文学”。《文学客家》首期刊发创刊词《大家来用客话写文学》，不仅指明了客语写作可以延续客家语言文化，也指出了客家文学具有沟通客家文化的功能，换句话说，用客家话写作的客家文学具有客家文化的叙事功能。以黄子尧的客语诗代表作《担竿人生》为例[8]：
一枝担竿
不长不短个竹担竿
毋知挑起几多代人个饭碗
秤过几多代人煞猛个斤两
烧暖个日仔
辄辄用汗水来洗身
细赖人挑担半行半走
细妹人挑担摇摇摆摆
一庄过一庄，分人越看越靓
坏天时
上崎下崎全係濛纱雨
着蓑衣，戴笠嫲
紧想镬头无米煮
紧想寒天轸等来
一担又一担，挑到世界暗摸摸
一枝担竿
赚过归屋家个欢欢喜喜
也识打断变鬼个懒尸人脚骨
一代传一代，就惊死老络无食
这是一首客语书写的叙事诗，用形象生动的客家话描述客家人为了生存而过着一代又一代负重艰辛的担竿日子。诗歌以“担竿”为意象，再现了客家人不管天晴还是落雨，不管男人还是女人，挑担行走天下的生活常态，表现了客家人“煞猛”拼搏、不畏艰辛、吃苦耐劳的“硬颈”精神。其语言读来亲切可感，韵味十足，耐人咀嚼;其叙事具有浓郁的传统客家人的生活气息，充满着客家文化的张力。
台湾《文学客家》发刊后，通过公开征稿及举办客语写作培训、客语文学学术交流活动，吸引了众多作者参与客语创作。每期的参与作者多，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以2019年6月出版的第37期《文学客家》为例，发表作者有38人，刊登作品达44篇。在该期发刊之时，2019年6月15日台湾客家笔会还举办了“客韵情深”为主题的客家诗歌节。用客语写作的《文学客家》已经发行了37期，发表了数以千计的客语作品，成为当代客语写作的试验田。在这块试验田里，丰富而多彩的客语作品，浇灌生成了客家文化叙事的百花园。
结 语
客语写作突显“文化记忆场”的另类叙事对客家学术研究具有启迪性和互补性。客语写作之叙事在发现客家文化价值和促进客家文化传承方面是殊途同归的。台湾客语写作之叙事既是历史的存在，也存在于当下，可以说是历史的延续。因此，我们应该对客语写作持有客观的合理的评价。台湾客语写作已经从较为单一的诗歌韵文形式发展为小说、戏剧、民间故事、散文、现代诗歌等多种体裁，形式不拘一格，客语表达自由烂漫，内容丰富多彩，对客家文化的传承做出了贡献。虽然偏于一隅的台湾客语写作还没有形成多方共识的大合奏，但其执着于守正创新的文化精神值得点赞。由于方言的一些固有局限，客语写作会遇到用词规范等方面的困难，以及读者识读的困扰，不过，在台湾一群客语作家的集体努力探索下，台湾客语写作一定能够走向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宁稼雨：《叙事·叙事文学·叙事文化—中国叙事文化学与叙事学的关联与特质》，《天中学刊》2014年第3期。
肖怀德：《从文化资源走向文化叙事》，《中国文化报》2018年12月29日。
林梁峰，原名林寶树，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由举人选授海城知县，因路途遥远，没有赴任。其生卒年不详。参见丘复：《武平县志》（民国版），福建省武平县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出版，1986年，第585页。
林建明：《闽西客家话词汇宝库—林梁峰著〈一年使用杂字文〉》，《客家纵横》（增刊）1994年12月号。
黄子尧：《2015当代客家文学》，台湾客家笔会出版，2015年，第55页。
黄子尧：《2015当代客家文学》，第55页。
周卫彬：《当文化进入叙事》，《文艺报》2018年12月26日。
王幼华、莫渝：《重修苗栗县志·文学志》（卷二十八），苗县府，2004年，第464页。
王幼华、莫渝：《重修苗栗县志·文学志》（卷二十八），第467页。
[作者单位：龙岩学院。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闽台客家说唱文本资料整理与研究”（18BMZ049）阶段性成果]
一、客语写作是客家文化的另类叙事
客语写作是近年来台湾客家文学的一个“热词”。所谓客语写作，就是使用特定的语言—客家话（客家方言）—进行的写作，运用原生态的客家话语生动活泼地叙述客家的人和事，阐述客家事理，抒发客家情感，最大限度地还原叙事现场，使人身临其境，真正感受客家日常生活。与之相比，传统的书面语写作显然无法达到这种效果。传统写作是用合乎规范的书面语对客家日常生活样貌进行转写叙事。这种转写叙事的不足之处就是，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生活的描述难以还原真实，通过转写叙述出来的生活与真实的日常生活始终隔了一层。
相对大多建立在传统写作基础之上的客家文化传统叙事而言，客语写作已然成为客家文化的另类叙事。客语写作的另类叙事是客家文化传统叙事的有益补充。
记录客家文化的各类传统文本，本质上就是客家历史文化的一种实录，累积起来成为我们今天传承和利用的文化资源，运用于客家研究和文化创意产业上，更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但丰富多彩的客家文化资源要进行活化，运用各种方式进行文化叙事，让文化持有者主动参与叙事，也可以让文化持有者成为被叙事的对象，从而发挥客家文化的主体性作用。肖怀德指出：“从文化资源到文化叙事，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回答的是我有什么问题，后者回答的是我是谁的问题。只有从文化资源走向文化叙事，才能真正树立当地文化的主体性，真正塑造一个有灵魂、有体温的文化母体，也才能真正吸引到别人来感受、品鉴、回味。”[2]我们进行客家文化研究，很大一部分学者都在试图回答“我（客家）是谁”的问题，但时至今日，研究者们仍然难以说清，只能说，“我（客家）”已经被言说得愈加丰满。倘若树立起客家文化的主体性，将有益于解决这个难题。
具有原生态叙事优势的客语写作不仅契合了“让客家人自己说话”，还能够“塑造一个有灵魂、有体温的文化母体”，真正树立客家文化主体性。其实，客家人塑造主体文化意识是极其强烈的，他们为了标榜客家族群身份，“原汁原味”地叙述自己，独创了一个“亻厓”（读ngai35）字，被广泛刻写于海内外各类客家博物馆的突出位置，成为客家人族群身份叙事的独特符号。这种文化叙事方式已被成功运用到客语歌曲的创作上。如由河源客家音乐人邹锦龙创作演唱的客语歌曲《亻厓系客家人》在新媒体上热传，火遍大江南北。风靡台湾的客语歌曲《客家本色》歌词写道：“唐山过台湾，冇半点钱，煞猛打拼耕山耕田，咬姜食醋几十年，毋识埋怨。世世代代就敢样勤俭传家，两三百年无改变。”通过客语歌曲叙事塑造了台湾客家人不畏艰辛、敢于打拼的“硬颈”形象。
二、《元初一》是客家另类叙事的传世经典
以客语写作进行叙事并不是今人的独创，而是自古有之，源远流长。就文学而言，从《诗经》中的“风”诗，到汉魏时期的乐府民歌，再到中唐以后竹枝词的发展，来自民间的歌谣不断滋养着文人士大夫垄断的正统文学。从杜甫的“三吏”“三别”，到刘禹锡的《竹枝词》，再到白居易的《竹枝》《杨柳枝》《何满子》，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歌风味。文人士大夫走出书斋，深入民间，大量吸收生动质朴的民間语言，以口语入诗，变俗语为奇语。如刘禹锡《竹枝词二首》其一中之“道是无晴却有晴”，以“晴”谐“情”音，巧用一语双关的语义，表现情窦初开的女子对男子羞以启齿的爱恋之情，充分展现了民间语言叙事的魅力。
晚清著名诗人、外交家黄遵宪在其《杂感·大块凿混沌》诗歌中，对一些研经用典、食古不化的俗儒进行批判，指出俗儒“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的作诗恶习和弊病，主张“我手写我口”，认为用“流俗语”写作，五千年后也成为古文佳作。因此，黄遵宪对用“流俗语”口头创作的客家山歌情有独钟，推崇备至，还创作和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客家山歌。
同样用“流俗语”创作的客家识字启蒙诗《元初一》，不仅是一部少儿识字杰作，也是客家民间日常生活叙事的经典之作。《元初一》原名《一年使用杂字文》，为康熙年间闽西武平袁畲乡人林梁峰所著。[3]该文开篇首句就是“元初一，早开门”，因此，被俗称为《元初一》。它简单易记，妇孺皆知，在当地十分流行，也流传于闽西客家各县和粤东、赣南部分地区。
据林建明统计，“上杭马林兰藏本版”的《一年使用杂字文》，为木刻本，共25页，342行，每行两句，多为七字句，开头四行和后半部共有66个三字句，共717句，4755字，约有3000个词语，其中客家方言特色的词语350个左右。[4]从全篇词语特色和句子语法特点来看，通篇是用闽西客家话来写作的。《元初一》曾经是闽西客家儿童的“破蒙”识字读本，也有人把它当字典用，在识字教育和普及客家文化知识和乡土习俗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其内容相当广泛，按时间顺序从正月初一说到大年三十，几乎说遍了客家岁时节日、婚丧喜庆、生产生活、士农工商、人伦世事、民风民俗等等，无所不包，是一幅完整的客家社会生活风俗画卷。下面摘引部分如下：
元初一，早开门。 放爆竹，喜气新。
点蜡烛，装香灯。 像前拜，烧纸钱。
灯光火，早夜连。 蜡烛台，两边排。 香炉内，檀香堆。 桌围带，挂起来。
台前供养尽新鲜， 汤皮糤饭用油煎。
豆腐糍粑禾米饭， 碗头盘碟尽齐全。
门冬瓜线红柑子， 龙眼荔枝糕饼软。
茶匙茶盏茶壶子， 橘饼点茶再食烟。
传盒一座摆开看， 拜了新年就出门。
神坛社庙都去拜， 祖公堂上贺新年。
无事之时好着棋， 围棋象棋有输赢。
戒别纸牌切莫打， 送了钱财惹是非。
大细子人好嬉游， 双手无闲拍棉球。
或用脚来踢球子， 输了他人不知羞。
初三初四拜新年， 婿郎男女到家门。
或请新亲来相见， 丈人老表及外甥。
猪肉食完并腊鸭， 蒸醋鱼冻共三牲。
浸酒开坛用大碗， 欢欢喜喜赛哗拳。
大富人家更排场， 鲍鱼鼋翼馥馥香。
海参燕窝鸡丝肉， 鱿鱼虾米做清汤。
黄螺蛏子拿来炒， 蜇皮海带会辣姜。
肉圆包子来凑样， 也有酥骨上砂糖。
极好蜅鱼煮豆腐， 炆烂猪蹄锡盘张。
闽笋豆芽萝卜线， 好贴肝肺猪肚肠。
调羹扰来筷箸夹， 大家食得饱非常。
许多花生瓜子壳， 厅下地面要扫光。
客人头上戴委帽， 身穿袍套阔和长。
绵绸茧绸羊皮袄， 汗巾烟袋在身旁。
新衫新裤新帽子， 镶鞋缎袜配相当。
衣食两般难记了， 略提几件讲别样。
文中“红柑子”、“茶壶子”、“大细子”（小男孩）、“球子”等一些名词词尾附带一个“子”字，这是客家语中十分常见的特殊构词方式。“婿郎”（女婿）、“鱼冻”（冷冻后的鱼汤汁）、“哗拳”（猜拳）、“萝卜线”（萝卜丝）、“新衫新裤”是客家语特色词汇。“台前供养尽新鲜”、“肉圆包子来凑样”、“炆烂猪蹄锡盘张”（张即装）、“调羹扰来筷箸夹”（扰即舀）、“厅下地面要扫光”等句子的语法句式完全是日常的口语表达。全文保留了很多随着社会发展被淘汰使用的词汇，如匏勺（用老匏瓜去瓜囊制成的大勺）、簟箩（笊篱，捞米饭的竹器）、碓（用来舂米或米粉的工具）、烝尝（为祭祖或其他宗族公益活动而置备的地产），这些词语都承载了丰富的客家历史文化信息。
《元初一》是由客家人自己书写的客家民俗田野文本。它用客语对客家日常生活世界进行自由书写叙事，真实地呈现了客家文化的底色。这种草根叙事平民化、生活化，读者乐于接受，在民间广泛流行。这种另类的客语写作叙事，并不罕见。雍正年间永定县进士王见川写了《勉学诗》，乾隆年间永定县翰林廖鸿章写了《勉学歌》，民间还流传《勉学诗》《五更读书歌》等客语写作的劝勉文本。这些文本在激励客家子弟发奋读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当代大陆的客语写作基本已经销声匿迹，只见于少量非正式出版物的客家民间歌谣俗语文本中。而台湾的客语写作正呈现“燎原之势”。
三 、台湾《文学客家》是当代客语写作的试验田
台湾的客语写作同样有历史渊源。黄子尧先生认为，客语书写在台湾出现，最早的可能是清末的传统诗社如龙潭、中坜、苗栗等诗社。然后是日据时代客家山歌唱片上的文字书写。最早在刊物上出现，应是1950年代的外省客家同乡会刊物，那只是少量出现，如客家歌词、客家师傅话（谚语）等，较多量出现应是1962年创立的《苗友周刊》（后相继更名为《中原周刊》《中原客家杂志》），文章中常有客家诗词、客家歌词、客家师傅话等的介绍。[5]
当代台湾客语写作是在台湾客家运动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台湾，客家人是仅次于福佬人的第二大族群，但相对于人口数量众多的福佬人来说，台湾客家人是弱势群体。在台湾客家运动发生之前，台湾客家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各项权力被台湾执政当局漠视，一些客家精英也未能发出时代强音。整个客家族群处于隐性存在，不断被边缘化。
随着宗族社会结构的消解，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与深入，在与强势的福佬文化交流与碰撞下，台湾客语面临消亡，台湾客家文化面临传承危机。就在台湾客家人处在族群发展抉择的十字路口之时，1987年底开始，台湾客家人掀起了一场震动台湾社会的“客家运动”。这场运动从媒体开始，创办《客家风云》杂志，并发行《客家风云》，宣传族群正面临存亡时刻的危机观念，倡导立即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用以抢救族群语言文化，并在1988年12月28日发起“还我母语运动”大游行。声势浩大的客家运动开展之后，台湾客家人由幕后走向前台，1990年成立台湾客家公共事务协会，开始有组织地参与公共事务，争取客家权益，延续客家文化、语言。1991年9月，台湾当局为了回应“还我母语”大游行的诉求，开辟台视、中视、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的客语新闻時间。1994年9月，在台北市设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客语专业电台—宝岛新声客家电台，开始全天候播放客家节目。不只是用客语介绍新知、评论时事，而且大量播放老山歌、山歌仔、平板、采茶戏、八音、北管大曲等传统客家戏曲歌谣，也用客语说书、说唱、讲传仔，台湾客语叙事如火如荼地展开。
台湾客语写作是台湾客家发声的一种重要形式，既属于客家文学的范畴，也是客家文化叙事的舞台。黄子尧指出，客语文学应包括从客语所表述出来的文化体系以及以客语所代表的一种族群情节之凝聚力，主要表现在：写客家人，讲客家话或描述客家风土的关联之上。[6]创作者用客家生活经验思考，用客语文字来描述，朗读作品也必须用客家话来念，表现客家方言的丰富意涵和生动性，流露出客家话的音韵趣味，写作体裁涵盖小说、散文、诗词、戏剧、童谣、山歌、谚语等文学样式。从文化视角来看，客语文学的意义不在文学本身，而在于客家文化通过客家文学的书写形式进行叙事。就如小说《船之魅》一样，“在小说中成功营造出了某种‘文化记忆场’，也即是说，在这部小说中，最重要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故事与历史、文化之间紧密相连的关系”[7]。 “还我母语运动”之后，台湾客家本土意识空前高涨，迎来了台湾客语写作的昌盛期。现代客家知识分子与作家，开始展开客语文字化、文学化的努力，为客家文学的扎根打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写作环境。当客家作家回归客家情怀，应用客语做创作工具，善用民间文学素材，纯正的客家文学面貌便多姿多彩起来。
以台湾客语现代诗创作为例，20世纪80年代末期，许多诗人开始积极投入客家诗创作，客语书写因而得以落实于文字化，开启台湾客语诗写作的新局面。台湾客语诗人邱一帆认为，客语书写具有四个方面特质：一是展现客籍作家的母语认同;二是提升客语使用的层面与功能;三是建构多元主体的台湾语言文学风貌;四是具有无可取代的特性与价值。这也是客语写作的社会功用与文学价值。
台湾现代客籍诗人作家中，杜潘芳格以其“客家女诗人”的身份，率先进行“客家诗”的试验，紧接着以北部客家人为核心的客语诗文创作，包括桃园的冯辉岳、刘惠真，新竹的范文芳，苗栗的黄子尧、邱一帆，以及南部客家诗人利玉芳、曾贵海、陈宁贵、钟永丰，东台湾的叶日松等人的作品，陆续各以四县客家话、海陆客家话的朗诵发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有黄恒秋的《担竿人生》现代诗集、冯辉岳的《第一打鼓》童诗集、范文芳《头前溪个故事》散文集等，作品数量与质量持续上升。
为激发更多人参与客语写作，扶植更多客语作家，在黄子尧先生等人的积极发起下，台湾客家笔会于2010年11月成立，以联络客家作家、鼓励客语创作为宗旨，发行纯客语期刊《文学客家》，大力助推“大家来用客话写文学”。《文学客家》首期刊发创刊词《大家来用客话写文学》，不仅指明了客语写作可以延续客家语言文化，也指出了客家文学具有沟通客家文化的功能，换句话说，用客家话写作的客家文学具有客家文化的叙事功能。以黄子尧的客语诗代表作《担竿人生》为例[8]：
一枝担竿
不长不短个竹担竿
毋知挑起几多代人个饭碗
秤过几多代人煞猛个斤两
烧暖个日仔
辄辄用汗水来洗身
细赖人挑担半行半走
细妹人挑担摇摇摆摆
一庄过一庄，分人越看越靓
坏天时
上崎下崎全係濛纱雨
着蓑衣，戴笠嫲
紧想镬头无米煮
紧想寒天轸等来
一担又一担，挑到世界暗摸摸
一枝担竿
赚过归屋家个欢欢喜喜
也识打断变鬼个懒尸人脚骨
一代传一代，就惊死老络无食
这是一首客语书写的叙事诗，用形象生动的客家话描述客家人为了生存而过着一代又一代负重艰辛的担竿日子。诗歌以“担竿”为意象，再现了客家人不管天晴还是落雨，不管男人还是女人，挑担行走天下的生活常态，表现了客家人“煞猛”拼搏、不畏艰辛、吃苦耐劳的“硬颈”精神。其语言读来亲切可感，韵味十足，耐人咀嚼;其叙事具有浓郁的传统客家人的生活气息，充满着客家文化的张力。
台湾《文学客家》发刊后，通过公开征稿及举办客语写作培训、客语文学学术交流活动，吸引了众多作者参与客语创作。每期的参与作者多，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以2019年6月出版的第37期《文学客家》为例，发表作者有38人，刊登作品达44篇。在该期发刊之时，2019年6月15日台湾客家笔会还举办了“客韵情深”为主题的客家诗歌节。用客语写作的《文学客家》已经发行了37期，发表了数以千计的客语作品，成为当代客语写作的试验田。在这块试验田里，丰富而多彩的客语作品，浇灌生成了客家文化叙事的百花园。
结 语
客语写作突显“文化记忆场”的另类叙事对客家学术研究具有启迪性和互补性。客语写作之叙事在发现客家文化价值和促进客家文化传承方面是殊途同归的。台湾客语写作之叙事既是历史的存在，也存在于当下，可以说是历史的延续。因此，我们应该对客语写作持有客观的合理的评价。台湾客语写作已经从较为单一的诗歌韵文形式发展为小说、戏剧、民间故事、散文、现代诗歌等多种体裁，形式不拘一格，客语表达自由烂漫，内容丰富多彩，对客家文化的传承做出了贡献。虽然偏于一隅的台湾客语写作还没有形成多方共识的大合奏，但其执着于守正创新的文化精神值得点赞。由于方言的一些固有局限，客语写作会遇到用词规范等方面的困难，以及读者识读的困扰，不过，在台湾一群客语作家的集体努力探索下，台湾客语写作一定能够走向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宁稼雨：《叙事·叙事文学·叙事文化—中国叙事文化学与叙事学的关联与特质》，《天中学刊》2014年第3期。
肖怀德：《从文化资源走向文化叙事》，《中国文化报》2018年12月29日。
林梁峰，原名林寶树，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由举人选授海城知县，因路途遥远，没有赴任。其生卒年不详。参见丘复：《武平县志》（民国版），福建省武平县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出版，1986年，第585页。
林建明：《闽西客家话词汇宝库—林梁峰著〈一年使用杂字文〉》，《客家纵横》（增刊）1994年12月号。
黄子尧：《2015当代客家文学》，台湾客家笔会出版，2015年，第55页。
黄子尧：《2015当代客家文学》，第55页。
周卫彬：《当文化进入叙事》，《文艺报》2018年12月26日。
王幼华、莫渝：《重修苗栗县志·文学志》（卷二十八），苗县府，2004年，第464页。
王幼华、莫渝：《重修苗栗县志·文学志》（卷二十八），第467页。
[作者单位：龙岩学院。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闽台客家说唱文本资料整理与研究”（18BMZ04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