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张炜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独药师》主要书写了两种救世方式：一种是源远流长的养生秘术，另一种是大刀阔斧的社会革命。这两种救世方式分别对应着两类“独药师”：“养生家”与“革命者”。两者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身体状况方面分别显现出“仁善万物”与“以暴制暴”、“平和守中”与“刚倔激进”、“健康长寿”与“羸弱短命”的迥然不同的风貌，昭示了“养生”与“革命”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经由“认同养生”的价值取向，《独药师》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意义与价值，对我们当下现代文明的发展与建设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救世方式；养生家；革命者；传统文化；现代文明
今年5月，张炜经《人民文学》杂志出版了他的第二十部长篇小说——《独药师》。这是一部百年旧档小说，把笔触伸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旧中国，集中地阐述了两种救世方式：一种是源远流长的养生秘术，另一种是大刀阔斧的社会革命。这两种救世方式的选择是意味深长的。辛亥革命运动①至今，中国已走过一个多世纪，这一个多世纪里，面对紊乱的世道，无数仁人志士提出了拯救的方法。就政治领域而言，救世有制度的改良，如1898年的戊戌变法，也有暴力革命，比如辛亥革命、国民大革命等。文化领域则侧重文化救国，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在文学范畴里，救世的具体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大约一百年前，鲁迅的短篇小说《药》②探讨病态的社会需要什么“药”才有“疗救”希望的问题，发人深省。救世在鲁迅是国民性改造，而后诸多的作家都以文学的形式参与了救世的探究。“救世”，在巴金是脱离旧家族而参与社会革命，在沈从文是重返田园牧歌，在张承志是信仰宗教等等。而当下张炜的新作《独药师》引入“养生”的陌生化救世方式，与已有的革命救世纷繁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幅新奇独特而又张力十足的美妙画卷。张炜笔下的“养生”源自我国古老的长生不老的传说及方士文化，以仁善为根基，配合“气息”、“目色”、“膳食”、“遥思”养生四诀及丹丸，意在使生命康健长存，超越时间、超越时代。革命则以暴力为主要手段，发动武装起义以夺取政权，全盘式地变革旧社会以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养生” 与“革命”，一旧，一新，拉开了一场生死之战。而“养生”与“革命”的张力叙述，为我们留下了广阔的的沉思空间。
小说也书写了针锋相对的两类人：一类是季昨非、邱棋芝代表的“养生家”，另一类是徐竟、王保鹤代表的“革命者”，他们分别与“养生”、“革命”的救世方式形成一种对应和象征的关系，皆自认为是救世的“独药师”。何为“独药师”？ 张炜认为，“独药师”是不同于中医大夫的特殊人物，也就是中国古代研究养生术的特别人士，这样看来，独药师似乎只指向小说中的养生家们。而笔者以为，独药师不仅有这样实体的意义，还有更抽象、更虚化的隐含义。“独”的内涵多样化，《诗经·小雅·何草不黄》有“独为匪民？”之句，“独”的含义是“难道”、“岂”；《孟子·梁惠王下》则说：“老而无子曰独”，“独”指年老而没有儿子的人；而屈原的《九章·涉江》中有“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这里的“独”是“独自”、“单独”之意。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此处的 “独”取意“唯独”。“独药师”中的“独”靠近“单独”、“唯独”之意。而“药师”可作“药工”、“医师”的古称，佛教典籍《大宝积经》卷一○八中有言：“譬如大药师，善能医治一切诸病。自无有病，见诸病人而於其前自服苦药，诸病人见是药师服苦药已，然后效服，各得除病。”可见“药师”有治病救人的技术与本领。因而，“独药师”可以指，只采用单一的方法救人于病痛的、普济众生的医者。小说中的“养生家”认为“长生”是拯救人生的唯一途径，专注于“养生”，“革命者”则坚信挽救世道也只有一味药，那便是“革命”，继而策划着一场场风云激荡的社会革命。于是，两种类型的独药师——“养生家”与“革命者”，在他们各自的事业中呈现出大相径庭的风貌。
一、“仁善万物”与“以暴制暴”
张炜出生于齐鲁大地，是一个深受儒家道德伦理思想影响的作家，正如郜元宝所说：“张炜首先是一个道德家，然后才是小说家③。”山东万松浦书院2013年春季讲坛关于李白和杜甫的讲稿中，张炜把中华文明史上孔、孟的思想文化遗产比喻为“精神的太阳”。而其最新小说《独药师》追寻儒家思想，又一次高扬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在“养生家”的身上寄托“仁善”的理想人格。“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也是中国儒家学派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儒家经典《论语》中有关于仁的论述共有 109 处，涵义甚广，而最能表达孔子对仁的看法的则出自《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儒家的亚圣孟子是最早、最典型的性善论代表，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之生而固有四种善良之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及是非之心。小说中，养生家季昨非与邱棋芝身上都具有仁善的思想。
季昨非是养生世家季府的第六代传人，是一个痴迷于复兴家族养生术的人。虽然季昨非也参与了革命，但是他参与革命是为了兄长徐竟。无论是出资革命，还是去麒麟医院求人救革命伤员，皆是为了兄长。小说的最后，兄长被清政府关入牢中，季昨非先是向清庭官员康永德求情，而得知兄长必将被斩时，又配制“七步断肠散”和蒙汗药，希望减轻兄长的痛苦，这些都体现出季昨非爱护兄长之心。季昨非的仁善不是只体现在孝悌的“悌”方面，更表现为仁爱众生的恻隐之心。当半岛面临饥寒时，他调度府里所有的人力，“除了分发食物，还让药局直接熬制大量汤药救治”④。当巡察家族产业，听闻矿工被当作暴民驱逐时，除了给矿工分发物品和银两，还单身直入残暴的官府，从源头上改变矿工的悲惨境况。而面对兄长策划的流血革命，他极力反对，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杀伐”，甚至多次劝说革命的兄长和老师：除了革命，“肯定还有其它办法的，世上一路本来就不止一条。”⑤在劝止无效，一次次的革命带来惨不忍睹的社会死伤时，他又动用全府的力量去救死扶伤。季昨非的“仁善”，以“孝梯”为起点，上升到“泛爱众”、“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宏大境界，符合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由己及人的仁爱思路。 小说中还有一个养生家也有“仁善”的一面，那就是养生世家的对手邱棋芝。邱棋芝认为“养生就是最大的仁慈”，而“养生与革命水火不容”，“无论采取怎样巧妙的说辞，倡暴力就是扬罪恶”。⑥邱棋芝一向只专注于养生，广收弟子来修练养生术，几乎不问世事。但是当他的弟子小景参与革命被抓，被往死里折磨时，他“再也坐不住”了，立即拼命挽救，舍生而取义，显现出了爱重弟子的仁爱的一面。《中华养生智慧》里说道：养生“强调道德修养的现实意义，把社会关系的和谐作为自我调节的起点和归宿。”⑦诚然，养生家们的养生修行是与道德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小说不仅借养生家季昨非之口说出“‘仁善’是长生的基础，是养生术的根柢”之养生伦理，还以养生家们的“仁善”举动展现了“养生”所包含的普世性的道德理想。
与注重道德的绝对性、普遍性的养生家所不同的是，革命者遵守“相对道德”的逻辑。“道德相对主义”是一种立场，约翰·拉德（John Ladd）在《伦理相对主义》一书中给“文化相对主义”下定义时这样说道：“在它看来，行为在道德上的正当性和不正当性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不存在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人的绝对的、普遍的道德标准。因此，它认为一个人以某种方式行动是否正当，是完全依据或相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来说的。”⑧可见，相对道德主张的是社会、文化、历史或个人境遇的相对主义，而这种观念正是革命者的思想核心。
小说中，革命者一共进行了十六次革命起义，前十三次是略写，起义均以失败告终，而后三次是详写，描述了革命的整个状况。后三次起义都集中在胶东半岛，第一次是“光复登州”，第二次是光复半岛中东部失败，第三次则光复了整个半岛。而且三次战争都发生于春天桐花开放的季节。桐花一般在三、四月份盛开，开放时“花势”壮观，香气浓郁。桐花还是中国文学中的传统意象，可被称为清明“节日”之花，清明时节的政治仪式、宴乐游春、祭祀思念等社会习俗构成了桐花意象的文化内涵。小说中，“桐花”的浓郁香气与战争的血腥之气相互抵消，形成了战争与鲜花相合的独特景象，而且“桐花”有祭祀死者的意味。因而，桐花意象的运用，生动而鲜明地昭示出了战事情况的惨烈。而面对惨烈的战争结局，小说从养生家的角度提出了质疑与批评，季昨非说：“这太可怕了，这是多大的罪孽啊……”“你们这些策划者、首领们，有几个死在这次动中？”⑨“非暴力不得，暴力不得，暴力的出路又在哪里？”⑩养生家以仁爱之心见出了革命战争残暴性、破坏性的一面。而革命者却持不一样的态度。革命者徐竟表示：“死一些人是肯定的”，但“我们革命党人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养生”。“那些土匪和清兵杀了多少无辜！对付他们也只有刀枪！血是流了，可是害怕流血会流得更多、流个没完！你来回答，后一种杀伐是不是‘仁善’？”“我们就是要在绝路中杀出一条血路”，“不然，那就拖着被凌迟后的一副骨架去乞求和平吧”。可见，革命者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和恶，也不存在客观的是非标准。他们革命是为了抵制土匪和清兵的暴行，是为了救世，为了世界的和平，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暴力是必要的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也正因为这种思想，小说的最后，徐竟的生命换来了胶东半岛的光复时，革命要员顾先生只说：“徐竟的血没有白流”，王保鹤则表示，这不是最后一场半岛战事。由此可知，革命者对养生家的绝对性道德理想进行了反驳，持有的是一种相对主义的道德观，主张以暴制暴，认为暴力与文明并行不悖。
在思想观念上，养生家与革命者大有不同，养生家遵循中国儒家传统，提倡“仁善”的绝对性、终极性的道德，而革命则是“以暴制暴”的相对道德的逻辑，显现出“养生”与“革命”最本质的冲突与矛盾。
二、“平和守中”与“刚倔激进”
中国的儒家思想注重“中庸”之道，北宋的程颐在《中庸解义》里说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在《中庸章句》则注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庸者，平常也。”可见，“中庸”以“过犹不及”为核心，讲究平和中正，不作改变。这是一种传统的儒家思想，它已经点滴渗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事作风中，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的性情总喜欢调和、折中。”的确，中国人在做人处事上，取法“中庸”，体现为追求适中、守度，以不偏不倚为宜，讲求平和退守。
小说中，养生家邱棋芝认为“气息”、“目色”、“膳食”、“遥思”四者是养生的基石。“气息”指舍弃意念，引导体内气息的周流。“目色”指的是看待世界的眼光，不能太用力，而要平淡、谦卑、含蓄。“膳食”是“吃饭”，饭食以“柔和”为主，吃饭时要慢，而且保持沉默。而“遥思”需从静坐读书开始，指的是“选那些长远的，并且让自己的心思跟上，忘我”。另外，季府还使用“丹丸”，“丹丸”相当于一种慢性补药，经由季府祖先五代传承下来，被当作救世的秘药。这些都是养生家的日常生活内容和养生之法，讲究“淡”、“慢”、“静”， 注重气息的无形“吐纳”，要求眼色谦卑，行必平缓，言必轻声，饮必柔和，体现出养生家修炼行为的节制与平和，契合追求适中、守度的“中庸”思想。
而在对待“养生”救世的态度上，养生家们都认同养生，坚守养生固有的修炼义理。面对兄长改革祖传秘方的提议，季昨非给予了否定。在他看来：“需要恪守的不仅是家族秘传，还有全部的根柢与义理。”如果“从根柢上摧毁这个秘方，也就等于自我毁败和完结。”季昨非不轻易变动家族的秘术，并把家族有关养生的思想与原理也继承下去，表现出了对养生根底的坚守。邱琪芝也是一个固守传统的养生家。他平时只关心于养生，只做与养生相关的事情。而且他做得比较好，活了110多岁，身体康健。而在临死前，他还牵挂于“长生”，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中火铳，轻易就能活二百岁、二百岁，然后仙化、仙化”。养生家的养生行为与对养生的态度，都与儒家的“中庸”之道不谋而合。《中华养生智慧》中说：中庸“也是养生的重要原则”，养生家具有和谐观念，“在生命活动与修炼方法上采用适中、平和的方式”。的确，《独药师》中的养生家即是如此，都采用中庸的方法来修炼养生术，甚至以中庸为行为规范，从而形成了“平和守中”的姿态。 中国的“中庸”讲求平衡，是从“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延伸出来的。与东方的“天人合一”不同的是，西方文化强调天人对立，注重竞争。晚清的中国深受西方的影响，辛亥革命期间，政治体制变革的观念最早由西方引入，再加之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一切的革命行动便都变得十万火急起来。小说《独药师》中，革命者都带有“刚倔激进”的特点，走入了极端，这一点首先可以从革命者的“眼睛”里看出来。小说曾多次写到革命者的眼睛，而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数革命要员顾先生的眼睛：“这双眼睛如果不仔细近瞧谁都难以察觉失明，它盯视过来，仍然令人恐惧，如同所有革命党人的眼睛。”“眼窝里盛满了焦躁和忧伤，还有永不服输的倔强。”这样的眼睛，不是养生家所强调的含蓄和缓、轻淡而谦卑的“目色”，而是布满焦急、倔强，锐利逼人，让人害怕。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鲁迅在《祝福》里对祥林嫂眼睛的刻画，暗示了人物的命运，令人叹为观止。而张炜也以眼睛画出了革命者“刚倔激进”的形象，以眼睛里的“刚倔激进”暗示了革命者行为方式或行动力的“刚倔激进”。诚然，小说中，革命者的革命运动总是突然爆发的，革命者的行为方式也总是刚烈、急切的。徐竟把任何事情都等同于革命，家族的养生秘术需要革新，弟弟的爱情追求是一种战斗，革命特使受伤而无处医治时，他的眼睛如火烧，声音在怒吼，表现出了在养生家看来“过于用力”、心急火燎的极端的一面。
革命者“刚倔激进”的行为方式，还尤其集中地体现在胶东半岛的三次革命上。就作战方式来说，革命党人的作战方式单一，每一次都采取声东击西的计谋，泊一两艘战舰在近海，等待许久以吸引敌人的兵力，再从别的地方正式进攻。这种作战之术，一方面显示了革命者的智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革命力量的单薄，没有十分充足的实力去进攻清政府。而从光复的步骤看，第一次光复的是登州，但它似一座孤岛，处于清军的夹击之中，因而一旦第二次光复失败，便遭到了屠城。第二次光复计划表面上天衣无缝，实则脆弱不堪，只因为革命党的内应副总兵泄露了革命的消息而一败涂地，不仅没有光复中东部地区，还失去了第一次革命得来的登州。而且，在前两次革命中，第一次“在登州光复的前后几天，一共牺牲了一千多人，这当中包括了海防营和起义队伍”；第二次“两千多人战死，其中多为义军”。可见，第一、二次进攻时，革命军死伤颇多，被削弱了战斗力。在这样的情况之后，第三次才是总进攻，以周全的准备夺取了胶东半岛。这样，就革命党人光复计划的整体状况来看，似乎第一次、第二次的计划是不必要的，完全可以直接准备妥当，一击制敌。然而革命党人在势单力薄、计划不够缜密的情况下，连连发动起义，造成了第一次、第二次革命中的失利及大量死伤，足见革命者革命行动之“强硬”、“冒进”色彩。总而言之，革命者与养生家的行为方式刚好相反，革命者的行事作风是“刚倔激进”的，革命者的“刚倔激进”对应的是革命路径本身的过分激进，而养生者的“平和守中”代表的是“养生”救世路径的平和舒缓，显示出养生与革命在救世进程上的差别。
三、“健康长寿”与“羸弱短命”
养生家与革命者的差异，还体现在身体状况上。中国养生传统以健康、长寿为主要目的，张炜的《独药师》吸收了这种养身的思想，对养生家的形象作了正面的描述。但凡涉及养生家，他们的外表都有年轻、健康的特点，而且寿命长。养生家族季府中曾有三人活过百岁，这是寿命长的体现；当季昨非以养生四诀修炼后容光焕发，而长期的修持，让他有五年多没有感冒的记录，可见养生之法对季昨非产生了快速又持续的效果。而小说对邱棋芝的描述更为奇特。邱棋芝总是穿不多的衣服，不畏风也不畏寒。从长相看，他也“绝非一位百岁老人，看上去顶多六十多岁，不，或者只有五十岁；面庞无皱，几丝白发，颜色滋润”。而在受枪伤后死去之时，“他的脸色还是像孩童那么细嫩”。邱棋芝年纪过百，不仅从不生病，而且异常年轻，似孩童一般，这种写法有夸张之嫌，但表现了养生家“健康长寿”的生命景观。张炜说：“人特别需要爱护身体，越是在历史的转折期，受到的磨损越大，养生也就变得越来越急迫。”小说中，养生家们采取各种养生之道，注重身体的养护，切实地做到了健康与长寿。
相较于养生家，革命者的身体与生命则表现出“羸弱短命”的状况。小说开头的楔子里，季践从北方革命统领的面色与气息上，判断出其身体已经十分羸弱，不久，这位革命者果然病逝。而正文部分，革命人士徐竟与王保鹤的外貌皆呈现出病态的特征。季昨非每次见到他的老师王保鹤，都注意到他的“加速苍老”，而对兄长徐竟的身体，则有更深入的了解。与徐竟一起洗澡时，季昨非看见他有着“活像干瘪螳螂似的裸体”，“他的皮肤即便浸在水中也让人感到是干燥的，好像上面有一层能够拒绝水珠附着的蜡质，哪个部位一离水很快就干了。他头发均匀而稀薄，身体的任何一处都没有浓旺的毛发，下体那儿就像伏了一只死蚕，黝黑紧缩，一动不动。”此处，“干瘪螳螂”指身体“瘦弱”，没有丝毫的气血；“死蚕”则被赋予更多的意味。死是沉寂的，死蚕是灰色调的，代表着革命者徐竟身体的静止与蜕化，没有半点生机与活力，甚至于说身体已经死亡。而且，“干瘪螳螂”、“死蚕”都是动物性描述，带有病态或者死亡的特征，一般而言是令人生厌。“干瘪螳螂”、“死蚕”不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革命者的身体状况，还带有强烈的主观厌弃色彩，足见革命者身体上的病态特点。季昨非还经常给徐竟、王保鹤赠送家传的养生丹丸，但是一切丹丸对革命党人都是无效的，他们依然或老或病，再好的灵丹妙药也改善不了他们身体的衰弱。
革命者的身体状况问题，一方面表明革命的辛苦，另一方面也表明革命社会使个体生命力走向萎缩。谢有顺在《文学身体学》中说：“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运动，它首先要求民众放弃的必然就是身体。——低的一面要你抛弃一切个人事物，投奔到运动的洪流中；高的一面，要你为运动事业，不惜牺牲自己。到最后，政治运动实际上是成了对多数人的身体的专政。”王保鹤在革命中快速老去，徐竟置身革命时，不仅身体病弱，还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可见革命需要革命者们以身体的健康甚至是整个生命为代价，这就体现出革命对人身体的占有与控制，正如葛红兵、宋耕所说，“革命”以身体为工具。 小说里，张炜对养生家与革命者的身体状况所作的描述，不止停留在实体性层面，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内涵，象征着它们各自事业的生命力与后劲。在现实的格局中，“养生”的传统方式没有现实的可行性，是被中国现代化进程所抛弃的下角料，淹没在革命的洪流中，根本发挥不了救治整个民族国家的巨大作用。但是在价值取向上，张炜却作了颠倒性的表达，在实存的、现实的“革命”世界之外，建构了应该的、理想的养生天地：只有养生，才有健康长寿，“养生”才能带来社会的“长生”。小说中，“养生”以道德伦理责任为基础，是一种平和的、循序渐进的方式，它不会造成社会的杂乱无序，反而能对杂乱无序的世道起到一定的救助作用。如前面分析的季昨非对饥民、对旷工、对伤员的帮助。另一方面，在晚清的混乱局势中，革命又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催生着新社会的诞生。然而，“革命”好似疾风骤雨，以暴力为主要手段，革命进度迅速、激进，这样，革命的弊端自然也如影随行。如前所述，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不可避免地给当时的社会民生，甚至革命者，带来了不计其数的肉体甚至生命的苦难，从救赎走向了救赎的反面。小说的最后写道：继半岛光复之后，“出现了数不清的队伍与番号，更有较前更为猖獗的土匪，大小战事连绵不绝”，甚至有日本人打来，战事再次趋于激烈。这里是一层隐喻，代表暴力、激进革命带来的依然是暴力与激进，陷入了没有出路的死循环。因而，可以这样说，健康长寿隐喻的是有顽强生命力的养生方式，而“羸弱短命”隐喻着革命方式的畸形前景，从而体现出养生与革命在发展后劲上的差异与对立。
两种救世方式衍生出两类独药师，而这两类独药师又反过来代表着两种救世方式。张炜的小说《独药师》中，两类“独药师”处于“看”与“被看”的关系中，养生家的“仁善”、“平和守中”、“健康长寿”与革命者“暴力”、“刚倔激进”、“羸弱短命”的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昭示出“养生”与“革命”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在文本构造中，张炜的关注点不在于两种救世方式的有效与否，而是经由“认同养生”的价值取向，既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意义与价值，又重返历史问题。
自现代化之路在中国不可抗拒地延伸时，现代化的困境也时时环绕着我们。然而，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根基，回溯传统既是当下的时代诉求，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张炜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作家，秉持“没有传统就等于没有土壤，没有一切”的创作思想，在 30多年的创作历程中一以贯之地演奏着传统文化的复调。其最新长篇力作《独药师》，一如既往地迷恋于中国博大精深的儒道文化，引入了与之相关的“养生”的陌生化题材。“养生题材”在中国传统的文学中颇为稀有，陈忠实、贾平凹、苏童、格非等当代重视传统文化的作家几无涉及，而张炜早在30年前已然对养生有所关注，他的代表作《古船》里的四爷爷便是一个专注于养生的角色。如果说《古船》对养生还带有某种程度的不屑和批判，《独药师》则一变为肯定，而且表现得更加深入、更加深刻。因而可以这样说，与许多自觉传承文化传统的其他作家相比，张炜《独药师》的一大突破就在于，把“养生”全面地纳入小说，挖掘出了中华“养生”传统重大而新奇的价值。从上文的分析可知，相对于现代暴力革命带来的破坏，如“血腥残忍”的杀伐、冒进的革命行动引发的牺牲及革命者自身的“肉体消耗”等方面，养生传统体系具有建设性的意义，“仁善万物”、“平和守中”与“养身长寿”这些具有永恒意义的精神文明元素，有益于世道人心，能起到稳定社会、调节身心、延年益寿的作用。当下的养生风潮正盛，张炜就为这股潮流找到了一种文化传统的渊源与对接，有鼓励养生文化血脉传承的作用，正如张炜所说：养生“当中会隐藏很多骗子，但是无论如何，它是中国文化精髓的一部分。”再者，养生意蕴的挖掘，还有批判当下时代风貌的作用，针对于我们的道德滑坡、快餐节奏、富贵病，戳到了时代的痛处。
陶东风在《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一文中曾表示，我们“应该建构一种既可以避免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同时又能够成功地回应现代化挑战、因而能够获得广泛认同的文化价值系统，这是中国文化价值建构与文化认同的核心。”文化价值体统的建立，正是张炜小说《独药师》的努力方向。小说在“养生”与“革命”的二元对立语境中，回应了现代化的严峻挑战，又一次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意义与价值，于我们当下的文化发展与建设大有裨益。
而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是小说《独药师》的一个重要参照，张炜用它来反思历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革命书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题材。在20世纪中叶，革命历史小说曾经鼎盛一时，“红色经典”是主要的代表作品，用以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性、合理性。而到了八、九十年代，新历史主义小说产生、发展起来，拆解“主流历史”，瓦解宏大的历史叙事。张炜的《独药师》对辛亥革命历史的书写，也有解构革命的意味，延续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解构型革命叙事的思路。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养生”是基本的语境，凝聚着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的精华，照鉴出了革命“残忍”、“激进”、“羸弱”的负面形象。晚清的辛亥革命在我国的历史上意义重大，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完全解体。而张炜却对它的另一形象进行了反思。
陈思和曾指出，中国当代生活不是从天而降，而是从历史发展而来，甚至是从历史的阴影里走过来。《独药师》虽然写的是历史，却也直指当下，带有现实关照与守望，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张炜试图还原历史的真相，为我们当下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环境下敲响了警钟。总之，《独药师》通过养生与革命的二元对立叙述，回望传统，解构革命，对当下现代文明的发展与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注释】
①这里指广义上的辛亥革命，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开始，迄1911辛亥年成功推翻清朝统治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
②鲁迅.药[J].新青年，1919（5）.
③郜元宝.拯救大地[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93.
④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31. ⑤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106.
⑥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74.
⑦张其成，曲黎敏.中华养生智慧[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9.
⑧王海明.论伦理相对主义与伦理绝对主义[J].思想战线，2004（2）：26.
⑨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36.
⑩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110.
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110.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3.
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16.
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34.
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104.
张其成，曲黎敏.中华养生智慧[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9.
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65.
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32.
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39.
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7.
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104.
张炜大实大虚刻画“独药师”[N].齐鲁晚报.http：//news.sina.com.cn/o/2016-06-18/doc-ifxtfmrp2297881.shtml，2016-06-18.
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 33-34.
谢有顺.文学身体学[M].汪民安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196.
葛红兵，宋耕.身体政治[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50.
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 113-114.
张炜大实大虚刻画“独药师”[N].齐鲁晚报.http：//news.sina.com.cn/o/2016-06-18/doc-ifxtfmrp2297881.shtml，2016-06-18.
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M].上海：三联书店，1999：26.
陈思和，周立民.关于恶魔性因素的对话[J].黄河，2003（4）：167.
作者简介：吴黎荣（1990.8—），女，汉族，湖北咸宁人。现为湖北大学2014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发表有《余秀华诗歌热现象讨论》《论格非小说意象的流变》等文学评论。
关键词：救世方式；养生家；革命者；传统文化；现代文明
今年5月，张炜经《人民文学》杂志出版了他的第二十部长篇小说——《独药师》。这是一部百年旧档小说，把笔触伸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旧中国，集中地阐述了两种救世方式：一种是源远流长的养生秘术，另一种是大刀阔斧的社会革命。这两种救世方式的选择是意味深长的。辛亥革命运动①至今，中国已走过一个多世纪，这一个多世纪里，面对紊乱的世道，无数仁人志士提出了拯救的方法。就政治领域而言，救世有制度的改良，如1898年的戊戌变法，也有暴力革命，比如辛亥革命、国民大革命等。文化领域则侧重文化救国，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在文学范畴里，救世的具体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大约一百年前，鲁迅的短篇小说《药》②探讨病态的社会需要什么“药”才有“疗救”希望的问题，发人深省。救世在鲁迅是国民性改造，而后诸多的作家都以文学的形式参与了救世的探究。“救世”，在巴金是脱离旧家族而参与社会革命，在沈从文是重返田园牧歌，在张承志是信仰宗教等等。而当下张炜的新作《独药师》引入“养生”的陌生化救世方式，与已有的革命救世纷繁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幅新奇独特而又张力十足的美妙画卷。张炜笔下的“养生”源自我国古老的长生不老的传说及方士文化，以仁善为根基，配合“气息”、“目色”、“膳食”、“遥思”养生四诀及丹丸，意在使生命康健长存，超越时间、超越时代。革命则以暴力为主要手段，发动武装起义以夺取政权，全盘式地变革旧社会以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养生” 与“革命”，一旧，一新，拉开了一场生死之战。而“养生”与“革命”的张力叙述，为我们留下了广阔的的沉思空间。
小说也书写了针锋相对的两类人：一类是季昨非、邱棋芝代表的“养生家”，另一类是徐竟、王保鹤代表的“革命者”，他们分别与“养生”、“革命”的救世方式形成一种对应和象征的关系，皆自认为是救世的“独药师”。何为“独药师”？ 张炜认为，“独药师”是不同于中医大夫的特殊人物，也就是中国古代研究养生术的特别人士，这样看来，独药师似乎只指向小说中的养生家们。而笔者以为，独药师不仅有这样实体的意义，还有更抽象、更虚化的隐含义。“独”的内涵多样化，《诗经·小雅·何草不黄》有“独为匪民？”之句，“独”的含义是“难道”、“岂”；《孟子·梁惠王下》则说：“老而无子曰独”，“独”指年老而没有儿子的人；而屈原的《九章·涉江》中有“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这里的“独”是“独自”、“单独”之意。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此处的 “独”取意“唯独”。“独药师”中的“独”靠近“单独”、“唯独”之意。而“药师”可作“药工”、“医师”的古称，佛教典籍《大宝积经》卷一○八中有言：“譬如大药师，善能医治一切诸病。自无有病，见诸病人而於其前自服苦药，诸病人见是药师服苦药已，然后效服，各得除病。”可见“药师”有治病救人的技术与本领。因而，“独药师”可以指，只采用单一的方法救人于病痛的、普济众生的医者。小说中的“养生家”认为“长生”是拯救人生的唯一途径，专注于“养生”，“革命者”则坚信挽救世道也只有一味药，那便是“革命”，继而策划着一场场风云激荡的社会革命。于是，两种类型的独药师——“养生家”与“革命者”，在他们各自的事业中呈现出大相径庭的风貌。
一、“仁善万物”与“以暴制暴”
张炜出生于齐鲁大地，是一个深受儒家道德伦理思想影响的作家，正如郜元宝所说：“张炜首先是一个道德家，然后才是小说家③。”山东万松浦书院2013年春季讲坛关于李白和杜甫的讲稿中，张炜把中华文明史上孔、孟的思想文化遗产比喻为“精神的太阳”。而其最新小说《独药师》追寻儒家思想，又一次高扬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在“养生家”的身上寄托“仁善”的理想人格。“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也是中国儒家学派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儒家经典《论语》中有关于仁的论述共有 109 处，涵义甚广，而最能表达孔子对仁的看法的则出自《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儒家的亚圣孟子是最早、最典型的性善论代表，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之生而固有四种善良之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及是非之心。小说中，养生家季昨非与邱棋芝身上都具有仁善的思想。
季昨非是养生世家季府的第六代传人，是一个痴迷于复兴家族养生术的人。虽然季昨非也参与了革命，但是他参与革命是为了兄长徐竟。无论是出资革命，还是去麒麟医院求人救革命伤员，皆是为了兄长。小说的最后，兄长被清政府关入牢中，季昨非先是向清庭官员康永德求情，而得知兄长必将被斩时，又配制“七步断肠散”和蒙汗药，希望减轻兄长的痛苦，这些都体现出季昨非爱护兄长之心。季昨非的仁善不是只体现在孝悌的“悌”方面，更表现为仁爱众生的恻隐之心。当半岛面临饥寒时，他调度府里所有的人力，“除了分发食物，还让药局直接熬制大量汤药救治”④。当巡察家族产业，听闻矿工被当作暴民驱逐时，除了给矿工分发物品和银两，还单身直入残暴的官府，从源头上改变矿工的悲惨境况。而面对兄长策划的流血革命，他极力反对，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杀伐”，甚至多次劝说革命的兄长和老师：除了革命，“肯定还有其它办法的，世上一路本来就不止一条。”⑤在劝止无效，一次次的革命带来惨不忍睹的社会死伤时，他又动用全府的力量去救死扶伤。季昨非的“仁善”，以“孝梯”为起点，上升到“泛爱众”、“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宏大境界，符合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由己及人的仁爱思路。 小说中还有一个养生家也有“仁善”的一面，那就是养生世家的对手邱棋芝。邱棋芝认为“养生就是最大的仁慈”，而“养生与革命水火不容”，“无论采取怎样巧妙的说辞，倡暴力就是扬罪恶”。⑥邱棋芝一向只专注于养生，广收弟子来修练养生术，几乎不问世事。但是当他的弟子小景参与革命被抓，被往死里折磨时，他“再也坐不住”了，立即拼命挽救，舍生而取义，显现出了爱重弟子的仁爱的一面。《中华养生智慧》里说道：养生“强调道德修养的现实意义，把社会关系的和谐作为自我调节的起点和归宿。”⑦诚然，养生家们的养生修行是与道德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小说不仅借养生家季昨非之口说出“‘仁善’是长生的基础，是养生术的根柢”之养生伦理，还以养生家们的“仁善”举动展现了“养生”所包含的普世性的道德理想。
与注重道德的绝对性、普遍性的养生家所不同的是，革命者遵守“相对道德”的逻辑。“道德相对主义”是一种立场，约翰·拉德（John Ladd）在《伦理相对主义》一书中给“文化相对主义”下定义时这样说道：“在它看来，行为在道德上的正当性和不正当性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不存在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人的绝对的、普遍的道德标准。因此，它认为一个人以某种方式行动是否正当，是完全依据或相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来说的。”⑧可见，相对道德主张的是社会、文化、历史或个人境遇的相对主义，而这种观念正是革命者的思想核心。
小说中，革命者一共进行了十六次革命起义，前十三次是略写，起义均以失败告终，而后三次是详写，描述了革命的整个状况。后三次起义都集中在胶东半岛，第一次是“光复登州”，第二次是光复半岛中东部失败，第三次则光复了整个半岛。而且三次战争都发生于春天桐花开放的季节。桐花一般在三、四月份盛开，开放时“花势”壮观，香气浓郁。桐花还是中国文学中的传统意象，可被称为清明“节日”之花，清明时节的政治仪式、宴乐游春、祭祀思念等社会习俗构成了桐花意象的文化内涵。小说中，“桐花”的浓郁香气与战争的血腥之气相互抵消，形成了战争与鲜花相合的独特景象，而且“桐花”有祭祀死者的意味。因而，桐花意象的运用，生动而鲜明地昭示出了战事情况的惨烈。而面对惨烈的战争结局，小说从养生家的角度提出了质疑与批评，季昨非说：“这太可怕了，这是多大的罪孽啊……”“你们这些策划者、首领们，有几个死在这次动中？”⑨“非暴力不得，暴力不得，暴力的出路又在哪里？”⑩养生家以仁爱之心见出了革命战争残暴性、破坏性的一面。而革命者却持不一样的态度。革命者徐竟表示：“死一些人是肯定的”，但“我们革命党人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养生”。“那些土匪和清兵杀了多少无辜！对付他们也只有刀枪！血是流了，可是害怕流血会流得更多、流个没完！你来回答，后一种杀伐是不是‘仁善’？”“我们就是要在绝路中杀出一条血路”，“不然，那就拖着被凌迟后的一副骨架去乞求和平吧”。可见，革命者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和恶，也不存在客观的是非标准。他们革命是为了抵制土匪和清兵的暴行，是为了救世，为了世界的和平，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暴力是必要的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也正因为这种思想，小说的最后，徐竟的生命换来了胶东半岛的光复时，革命要员顾先生只说：“徐竟的血没有白流”，王保鹤则表示，这不是最后一场半岛战事。由此可知，革命者对养生家的绝对性道德理想进行了反驳，持有的是一种相对主义的道德观，主张以暴制暴，认为暴力与文明并行不悖。
在思想观念上，养生家与革命者大有不同，养生家遵循中国儒家传统，提倡“仁善”的绝对性、终极性的道德，而革命则是“以暴制暴”的相对道德的逻辑，显现出“养生”与“革命”最本质的冲突与矛盾。
二、“平和守中”与“刚倔激进”
中国的儒家思想注重“中庸”之道，北宋的程颐在《中庸解义》里说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在《中庸章句》则注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庸者，平常也。”可见，“中庸”以“过犹不及”为核心，讲究平和中正，不作改变。这是一种传统的儒家思想，它已经点滴渗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事作风中，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的性情总喜欢调和、折中。”的确，中国人在做人处事上，取法“中庸”，体现为追求适中、守度，以不偏不倚为宜，讲求平和退守。
小说中，养生家邱棋芝认为“气息”、“目色”、“膳食”、“遥思”四者是养生的基石。“气息”指舍弃意念，引导体内气息的周流。“目色”指的是看待世界的眼光，不能太用力，而要平淡、谦卑、含蓄。“膳食”是“吃饭”，饭食以“柔和”为主，吃饭时要慢，而且保持沉默。而“遥思”需从静坐读书开始，指的是“选那些长远的，并且让自己的心思跟上，忘我”。另外，季府还使用“丹丸”，“丹丸”相当于一种慢性补药，经由季府祖先五代传承下来，被当作救世的秘药。这些都是养生家的日常生活内容和养生之法，讲究“淡”、“慢”、“静”， 注重气息的无形“吐纳”，要求眼色谦卑，行必平缓，言必轻声，饮必柔和，体现出养生家修炼行为的节制与平和，契合追求适中、守度的“中庸”思想。
而在对待“养生”救世的态度上，养生家们都认同养生，坚守养生固有的修炼义理。面对兄长改革祖传秘方的提议，季昨非给予了否定。在他看来：“需要恪守的不仅是家族秘传，还有全部的根柢与义理。”如果“从根柢上摧毁这个秘方，也就等于自我毁败和完结。”季昨非不轻易变动家族的秘术，并把家族有关养生的思想与原理也继承下去，表现出了对养生根底的坚守。邱琪芝也是一个固守传统的养生家。他平时只关心于养生，只做与养生相关的事情。而且他做得比较好，活了110多岁，身体康健。而在临死前，他还牵挂于“长生”，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中火铳，轻易就能活二百岁、二百岁，然后仙化、仙化”。养生家的养生行为与对养生的态度，都与儒家的“中庸”之道不谋而合。《中华养生智慧》中说：中庸“也是养生的重要原则”，养生家具有和谐观念，“在生命活动与修炼方法上采用适中、平和的方式”。的确，《独药师》中的养生家即是如此，都采用中庸的方法来修炼养生术，甚至以中庸为行为规范，从而形成了“平和守中”的姿态。 中国的“中庸”讲求平衡，是从“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延伸出来的。与东方的“天人合一”不同的是，西方文化强调天人对立，注重竞争。晚清的中国深受西方的影响，辛亥革命期间，政治体制变革的观念最早由西方引入，再加之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一切的革命行动便都变得十万火急起来。小说《独药师》中，革命者都带有“刚倔激进”的特点，走入了极端，这一点首先可以从革命者的“眼睛”里看出来。小说曾多次写到革命者的眼睛，而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数革命要员顾先生的眼睛：“这双眼睛如果不仔细近瞧谁都难以察觉失明，它盯视过来，仍然令人恐惧，如同所有革命党人的眼睛。”“眼窝里盛满了焦躁和忧伤，还有永不服输的倔强。”这样的眼睛，不是养生家所强调的含蓄和缓、轻淡而谦卑的“目色”，而是布满焦急、倔强，锐利逼人，让人害怕。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鲁迅在《祝福》里对祥林嫂眼睛的刻画，暗示了人物的命运，令人叹为观止。而张炜也以眼睛画出了革命者“刚倔激进”的形象，以眼睛里的“刚倔激进”暗示了革命者行为方式或行动力的“刚倔激进”。诚然，小说中，革命者的革命运动总是突然爆发的，革命者的行为方式也总是刚烈、急切的。徐竟把任何事情都等同于革命，家族的养生秘术需要革新，弟弟的爱情追求是一种战斗，革命特使受伤而无处医治时，他的眼睛如火烧，声音在怒吼，表现出了在养生家看来“过于用力”、心急火燎的极端的一面。
革命者“刚倔激进”的行为方式，还尤其集中地体现在胶东半岛的三次革命上。就作战方式来说，革命党人的作战方式单一，每一次都采取声东击西的计谋，泊一两艘战舰在近海，等待许久以吸引敌人的兵力，再从别的地方正式进攻。这种作战之术，一方面显示了革命者的智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革命力量的单薄，没有十分充足的实力去进攻清政府。而从光复的步骤看，第一次光复的是登州，但它似一座孤岛，处于清军的夹击之中，因而一旦第二次光复失败，便遭到了屠城。第二次光复计划表面上天衣无缝，实则脆弱不堪，只因为革命党的内应副总兵泄露了革命的消息而一败涂地，不仅没有光复中东部地区，还失去了第一次革命得来的登州。而且，在前两次革命中，第一次“在登州光复的前后几天，一共牺牲了一千多人，这当中包括了海防营和起义队伍”；第二次“两千多人战死，其中多为义军”。可见，第一、二次进攻时，革命军死伤颇多，被削弱了战斗力。在这样的情况之后，第三次才是总进攻，以周全的准备夺取了胶东半岛。这样，就革命党人光复计划的整体状况来看，似乎第一次、第二次的计划是不必要的，完全可以直接准备妥当，一击制敌。然而革命党人在势单力薄、计划不够缜密的情况下，连连发动起义，造成了第一次、第二次革命中的失利及大量死伤，足见革命者革命行动之“强硬”、“冒进”色彩。总而言之，革命者与养生家的行为方式刚好相反，革命者的行事作风是“刚倔激进”的，革命者的“刚倔激进”对应的是革命路径本身的过分激进，而养生者的“平和守中”代表的是“养生”救世路径的平和舒缓，显示出养生与革命在救世进程上的差别。
三、“健康长寿”与“羸弱短命”
养生家与革命者的差异，还体现在身体状况上。中国养生传统以健康、长寿为主要目的，张炜的《独药师》吸收了这种养身的思想，对养生家的形象作了正面的描述。但凡涉及养生家，他们的外表都有年轻、健康的特点，而且寿命长。养生家族季府中曾有三人活过百岁，这是寿命长的体现；当季昨非以养生四诀修炼后容光焕发，而长期的修持，让他有五年多没有感冒的记录，可见养生之法对季昨非产生了快速又持续的效果。而小说对邱棋芝的描述更为奇特。邱棋芝总是穿不多的衣服，不畏风也不畏寒。从长相看，他也“绝非一位百岁老人，看上去顶多六十多岁，不，或者只有五十岁；面庞无皱，几丝白发，颜色滋润”。而在受枪伤后死去之时，“他的脸色还是像孩童那么细嫩”。邱棋芝年纪过百，不仅从不生病，而且异常年轻，似孩童一般，这种写法有夸张之嫌，但表现了养生家“健康长寿”的生命景观。张炜说：“人特别需要爱护身体，越是在历史的转折期，受到的磨损越大，养生也就变得越来越急迫。”小说中，养生家们采取各种养生之道，注重身体的养护，切实地做到了健康与长寿。
相较于养生家，革命者的身体与生命则表现出“羸弱短命”的状况。小说开头的楔子里，季践从北方革命统领的面色与气息上，判断出其身体已经十分羸弱，不久，这位革命者果然病逝。而正文部分，革命人士徐竟与王保鹤的外貌皆呈现出病态的特征。季昨非每次见到他的老师王保鹤，都注意到他的“加速苍老”，而对兄长徐竟的身体，则有更深入的了解。与徐竟一起洗澡时，季昨非看见他有着“活像干瘪螳螂似的裸体”，“他的皮肤即便浸在水中也让人感到是干燥的，好像上面有一层能够拒绝水珠附着的蜡质，哪个部位一离水很快就干了。他头发均匀而稀薄，身体的任何一处都没有浓旺的毛发，下体那儿就像伏了一只死蚕，黝黑紧缩，一动不动。”此处，“干瘪螳螂”指身体“瘦弱”，没有丝毫的气血；“死蚕”则被赋予更多的意味。死是沉寂的，死蚕是灰色调的，代表着革命者徐竟身体的静止与蜕化，没有半点生机与活力，甚至于说身体已经死亡。而且，“干瘪螳螂”、“死蚕”都是动物性描述，带有病态或者死亡的特征，一般而言是令人生厌。“干瘪螳螂”、“死蚕”不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革命者的身体状况，还带有强烈的主观厌弃色彩，足见革命者身体上的病态特点。季昨非还经常给徐竟、王保鹤赠送家传的养生丹丸，但是一切丹丸对革命党人都是无效的，他们依然或老或病，再好的灵丹妙药也改善不了他们身体的衰弱。
革命者的身体状况问题，一方面表明革命的辛苦，另一方面也表明革命社会使个体生命力走向萎缩。谢有顺在《文学身体学》中说：“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运动，它首先要求民众放弃的必然就是身体。——低的一面要你抛弃一切个人事物，投奔到运动的洪流中；高的一面，要你为运动事业，不惜牺牲自己。到最后，政治运动实际上是成了对多数人的身体的专政。”王保鹤在革命中快速老去，徐竟置身革命时，不仅身体病弱，还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可见革命需要革命者们以身体的健康甚至是整个生命为代价，这就体现出革命对人身体的占有与控制，正如葛红兵、宋耕所说，“革命”以身体为工具。 小说里，张炜对养生家与革命者的身体状况所作的描述，不止停留在实体性层面，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内涵，象征着它们各自事业的生命力与后劲。在现实的格局中，“养生”的传统方式没有现实的可行性，是被中国现代化进程所抛弃的下角料，淹没在革命的洪流中，根本发挥不了救治整个民族国家的巨大作用。但是在价值取向上，张炜却作了颠倒性的表达，在实存的、现实的“革命”世界之外，建构了应该的、理想的养生天地：只有养生，才有健康长寿，“养生”才能带来社会的“长生”。小说中，“养生”以道德伦理责任为基础，是一种平和的、循序渐进的方式，它不会造成社会的杂乱无序，反而能对杂乱无序的世道起到一定的救助作用。如前面分析的季昨非对饥民、对旷工、对伤员的帮助。另一方面，在晚清的混乱局势中，革命又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催生着新社会的诞生。然而，“革命”好似疾风骤雨，以暴力为主要手段，革命进度迅速、激进，这样，革命的弊端自然也如影随行。如前所述，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不可避免地给当时的社会民生，甚至革命者，带来了不计其数的肉体甚至生命的苦难，从救赎走向了救赎的反面。小说的最后写道：继半岛光复之后，“出现了数不清的队伍与番号，更有较前更为猖獗的土匪，大小战事连绵不绝”，甚至有日本人打来，战事再次趋于激烈。这里是一层隐喻，代表暴力、激进革命带来的依然是暴力与激进，陷入了没有出路的死循环。因而，可以这样说，健康长寿隐喻的是有顽强生命力的养生方式，而“羸弱短命”隐喻着革命方式的畸形前景，从而体现出养生与革命在发展后劲上的差异与对立。
两种救世方式衍生出两类独药师，而这两类独药师又反过来代表着两种救世方式。张炜的小说《独药师》中，两类“独药师”处于“看”与“被看”的关系中，养生家的“仁善”、“平和守中”、“健康长寿”与革命者“暴力”、“刚倔激进”、“羸弱短命”的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昭示出“养生”与“革命”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在文本构造中，张炜的关注点不在于两种救世方式的有效与否，而是经由“认同养生”的价值取向，既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意义与价值，又重返历史问题。
自现代化之路在中国不可抗拒地延伸时，现代化的困境也时时环绕着我们。然而，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根基，回溯传统既是当下的时代诉求，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张炜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作家，秉持“没有传统就等于没有土壤，没有一切”的创作思想，在 30多年的创作历程中一以贯之地演奏着传统文化的复调。其最新长篇力作《独药师》，一如既往地迷恋于中国博大精深的儒道文化，引入了与之相关的“养生”的陌生化题材。“养生题材”在中国传统的文学中颇为稀有，陈忠实、贾平凹、苏童、格非等当代重视传统文化的作家几无涉及，而张炜早在30年前已然对养生有所关注，他的代表作《古船》里的四爷爷便是一个专注于养生的角色。如果说《古船》对养生还带有某种程度的不屑和批判，《独药师》则一变为肯定，而且表现得更加深入、更加深刻。因而可以这样说，与许多自觉传承文化传统的其他作家相比，张炜《独药师》的一大突破就在于，把“养生”全面地纳入小说，挖掘出了中华“养生”传统重大而新奇的价值。从上文的分析可知，相对于现代暴力革命带来的破坏，如“血腥残忍”的杀伐、冒进的革命行动引发的牺牲及革命者自身的“肉体消耗”等方面，养生传统体系具有建设性的意义，“仁善万物”、“平和守中”与“养身长寿”这些具有永恒意义的精神文明元素，有益于世道人心，能起到稳定社会、调节身心、延年益寿的作用。当下的养生风潮正盛，张炜就为这股潮流找到了一种文化传统的渊源与对接，有鼓励养生文化血脉传承的作用，正如张炜所说：养生“当中会隐藏很多骗子，但是无论如何，它是中国文化精髓的一部分。”再者，养生意蕴的挖掘，还有批判当下时代风貌的作用，针对于我们的道德滑坡、快餐节奏、富贵病，戳到了时代的痛处。
陶东风在《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一文中曾表示，我们“应该建构一种既可以避免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同时又能够成功地回应现代化挑战、因而能够获得广泛认同的文化价值系统，这是中国文化价值建构与文化认同的核心。”文化价值体统的建立，正是张炜小说《独药师》的努力方向。小说在“养生”与“革命”的二元对立语境中，回应了现代化的严峻挑战，又一次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意义与价值，于我们当下的文化发展与建设大有裨益。
而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是小说《独药师》的一个重要参照，张炜用它来反思历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革命书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题材。在20世纪中叶，革命历史小说曾经鼎盛一时，“红色经典”是主要的代表作品，用以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性、合理性。而到了八、九十年代，新历史主义小说产生、发展起来，拆解“主流历史”，瓦解宏大的历史叙事。张炜的《独药师》对辛亥革命历史的书写，也有解构革命的意味，延续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解构型革命叙事的思路。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养生”是基本的语境，凝聚着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的精华，照鉴出了革命“残忍”、“激进”、“羸弱”的负面形象。晚清的辛亥革命在我国的历史上意义重大，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完全解体。而张炜却对它的另一形象进行了反思。
陈思和曾指出，中国当代生活不是从天而降，而是从历史发展而来，甚至是从历史的阴影里走过来。《独药师》虽然写的是历史，却也直指当下，带有现实关照与守望，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张炜试图还原历史的真相，为我们当下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环境下敲响了警钟。总之，《独药师》通过养生与革命的二元对立叙述，回望传统，解构革命，对当下现代文明的发展与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注释】
①这里指广义上的辛亥革命，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开始，迄1911辛亥年成功推翻清朝统治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
②鲁迅.药[J].新青年，1919（5）.
③郜元宝.拯救大地[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93.
④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31. ⑤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106.
⑥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74.
⑦张其成，曲黎敏.中华养生智慧[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9.
⑧王海明.论伦理相对主义与伦理绝对主义[J].思想战线，2004（2）：26.
⑨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36.
⑩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110.
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110.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3.
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16.
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34.
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104.
张其成，曲黎敏.中华养生智慧[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9.
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65.
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32.
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39.
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7.
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104.
张炜大实大虚刻画“独药师”[N].齐鲁晚报.http：//news.sina.com.cn/o/2016-06-18/doc-ifxtfmrp2297881.shtml，2016-06-18.
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 33-34.
谢有顺.文学身体学[M].汪民安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196.
葛红兵，宋耕.身体政治[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50.
张炜.独药师[J].人民文学，2016（5）： 113-114.
张炜大实大虚刻画“独药师”[N].齐鲁晚报.http：//news.sina.com.cn/o/2016-06-18/doc-ifxtfmrp2297881.shtml，2016-06-18.
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M].上海：三联书店，1999：26.
陈思和，周立民.关于恶魔性因素的对话[J].黄河，2003（4）：167.
作者简介：吴黎荣（1990.8—），女，汉族，湖北咸宁人。现为湖北大学2014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发表有《余秀华诗歌热现象讨论》《论格非小说意象的流变》等文学评论。